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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公正问题成为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我国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公正问题 制度困境 构建
【中图分类号】C1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冲突较为明显，社会情况也更为复杂，原本较为平衡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转型的背后实质上是对我国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不公平问题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我国的管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从而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我国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社会转型期我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追求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公正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准则，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渐被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
首先，是基本权利上的公正，我国从重视生存逐步转变为重视发展。在我国，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保证了公民在基本经济权利上的公正，这也是公民获得其他基本权利公正的物质基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促使我国在实现公民生存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公正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一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完成，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增，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这是我国人权保障进程中的重大成就。二是随着我国医疗体系建设的完善以及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健康以及寿命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据2010年统计，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十年前提高了3.43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日趋完善。三是我国公民的自由权得到了较大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改变了国家的工作重心，社会氛围更加开放和民主，人们的独立意识逐步增强。
其次，是机会上的公正，我国实现了由差等到平等的转变。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将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社会，机会平等被视作是一个国家社会最大的公正。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强调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这种平等是一种差等的机会均等，国家将人的身份通过户籍或人事档案制度严格划分为干部、工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社会个体几乎不可能自主更换身份，而且这种身份的划分关系到社会个体能否获取入学、就业、参军以及入党等机会，这是一种机会的不均等。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只有不断地竞争和努力，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人们更加需要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
最后，是结果上的公正，我国由原来的平均分配变为按劳分配。建国之初，受苏联建设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影响，在分配制度上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一不公正的制度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重新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由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体的付出与获得具有了合理的对应关系，这是相对公正的分配方式。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占有不平等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竞争机会的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此，还需要政府通过调整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方式来缩小这种差距，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公正存在的问题
政治领域的公正问题。我国政治领域的公正缺失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的不平衡与权力腐败两个方面。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而影响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一种行为。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民的自主意识增强，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但我国的这种政治参与是不平衡的，主要体现为：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政治参与度上差距较大，城市居民在教育水平、政治参与意识等方面明显高于农民，这使得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度高于农民；发达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度要高于落后地区，发达地区人们接受教育的几率高，也更愿意关心国家政治，政治参与态度积极，而落后地区的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生存需求而非政治，因而政治参与度较低。
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问题，腐败问题不仅阻碍了社会的公正，还威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腐败问题十分突出，其产生的实质是权力主体私自以公权谋私权，使公共权力并未应用于公共事务，而成为个体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导致腐败产生。
经济领域的公正问题。社会成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理化关系实质上是建立在成员间合理的经济关系和财产分配之上的，可以说经济公正才是其他一切社会公正问题的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转型，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不公正的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12年的央视经济调查显示，在人们最期待得到改善的民生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改善收入，紧接着是缩小贫富差距。由此可见，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公平的一个突出问题。
收入差距扩大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基尼系数是经济领域用于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指标，依据我国国情，基尼系数超过0.458就意味着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的范围，但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之后虽有所回落，但到2012年也仅降至0.474，依然超出合理范围。二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按照国际标准，在人均收入上，城镇居民一般是农村居民的1.7倍，但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在2011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1倍，到2012年是3.1倍，差距依然很大，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建共享的原则。三是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之间的差距有11倍，不同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增大。四是不同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大。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着区域间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所差距。 文化教育领域的公正问题。文化教育领域的公正主要体现为文化公正与教育公正。我国文化公正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社会道德的失范，教育公正问题主要是教育资源分配得不合理。在社会道德方面，我国原本的农业文明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道德规范，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加之各种价值观念纷纷涌入中国，社会上出现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这些价值取向与我国原本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产生激烈的交锋，使我国的道德规范出现分化，并处在一个重新整合的过渡阶段，在分化未结束而整合也没有完成的状态下，我国出现了大量道德失范状况，这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状态。
在教育公正上，我国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首先，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同。2006年的教育经费统计显示，我国农村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1846.7元，而城镇同类经费水平为2121.1元，教育资源的配置差距较大。其次，地区间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同。以北京市和河南省为例，北京市2010年的人均教育经费为3759.8元，河南省的人均教育经费仅为1257.3元，而北京在2010年的人口为19612368人，河南为94023567人。由此可见，我国地区间人口数量与教育经费投入之间的比例失衡较为严重。
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公正问题的制度分析
社会的不公正问题是一直存在的，而我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运行不规范等因素造成的，这使我国的社会公正真陷于一种制度困境之中。
公共性困境。社会的运行制度具有公共性，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权威，个人无法凌驾于制度之上。但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公共制度却存在公共性的困境。
首先，制度的公共性体现为政府自利性与公共性的冲突。政府是社会中一切运行制度的提供者，政府对于社会的公共性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之所以能够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做出制度安排，成为制度的提供者，主要因为其自身具有公共性，所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但与此同时，政府自身又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因为政府同样是由现实社会的个体组成，政府公职人员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并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趋向，这就使其与政府的公共性产生矛盾冲突，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进而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
其次，制度的公共性困境还体现为行政目标的矛盾问题。行政目标是政府行政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不同的行政部门有不同的行政职责，也便有不同的行政目标，这就很可能会产生互相矛盾的现象。例如，有的部门的行政目标是通过提高社会效率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有的部门则注重以公平分配来促进社会公正，如此一来，这两个行政机构便可能为了实现各自的行政目标而抢夺资源，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公正发展。
有限性困境。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具有理性的，即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在社会化生存中一种理性的体现。制度理性是保证国家行政行为更加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的一种制度机制，而且还能够将这种理念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理性的核心是个体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因此，从形式上看，制度理性是超越个人的，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规则，从制度理性的内容看，制度的设计是超越人的情感、感性思维以及意志等感性特征的。正因为制度有这种理性，每一个个体才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来自由地发挥其力量和才能。但是，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制度理性也是有限的。这主要体现在制度主体具有有限性和制度本身的有限性两个方面。在制度主体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近代以来人们曾一度认为人类定然能够主宰自然，这是理性主义膨胀的结果。认为人能够与自然相抗衡的思想实质上是认为理性无所不能、无所不及，是对理性的一种极致信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已经为这种盲目的理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主体理性有限的一个表现。制度本身的有限性是源自人自身的理性有限，人是制度的设计者与提供者，因而其自身的理性有限必然会使之所设计的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有限性。
权威性困境。制度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制度支撑着社会一切事务的有序发展，对于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各种利益、价值观都存在矛盾冲突，制度对于各种利益的协调、矛盾的化解更是不可或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制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个人无权越过制度随意行事，这也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目前我国的制度权威面临着挑战，其面临的问题之一便是手段和目的脱节。制度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达到人们所希望的公正，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我国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往往会将制度转变为一种刚性或仪式化行为，人们往往过度关注制度执行过程的严格性，却并没有真正以公平为制度的实行目的，原本作为手段的制度逐渐成为了一种目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的制度构建
我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重视伦理规则的意识，这固然是一种对于道德规范的追求，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意识也不利于我国公民制度意识的培养。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进入转型期后，制度对于稳定社会运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十分重要，因此，我国要想实现社会的公正，首先需要培养人们的制度意识、公正意识，待公民有了对社会公正理念的认同，再进行社会公正制度构建。
政治领域的公正制度措施。现代社会的政治公正主要体现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民主体系的公正化。首先，要继续完善我国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其次，要健全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一是要鼓励社会形成政治社团，鼓励群众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二是要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提高群众政治参与质量；三是要搭建政治参与平台，保证政策建议上行下达的通畅。再次，要完善我国的民主决策机制，一是要建立一个透明、开放的信息咨询机制，这是群众能够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也是决策是否公正民主的基础；二是要完善监督机制，决策的公正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受决策者自身价值观念与利益的影响，因此需要民众监督其决策过程，防止决策的公正性受到影响。
经济领域的公正制度措施。经济的公正是其他社会公正的基础，而经济公正的基础又是所有制的公正，即社会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表明了我国生产资料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保证了我国人民群众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相对公平。经济公正的核心体现是经济利益分配的公正，因此要建设社会公正，需要完善我国的经济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但目前我国也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再次分配的调整来减少这种差距，促进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我国需要更加注重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正问题，虽然再次分配能够减少分配上的不公正，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对初次分配的制度调整。此外，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从经济上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措施。
文化领域的公正制度措施。在文化领域，我国的公正问题突出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公正，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首先，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应该坚持公正原则和扶弱原则，政府在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时应该注意到我国存在的区域间、城乡间的教育状况偏差，从而制定灵活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防止一刀切。对于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要有一定的倾斜政策，缩小与其他地区的教育差距。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一定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政府需要对市场条件下形成的资源集聚效应进行调节，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正。其次，要制定教育资源的共享政策，打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隔阂，促进教育资源的有序流动，使教育发达地区带动教育不发达地区提升教育水平，从而缩小教育水平的差距，促进社会教育公正。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责编/于岩（实习）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公正问题 制度困境 构建
【中图分类号】C1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冲突较为明显，社会情况也更为复杂，原本较为平衡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转型的背后实质上是对我国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不公平问题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我国的管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从而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我国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社会转型期我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追求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公正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准则，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渐被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
首先，是基本权利上的公正，我国从重视生存逐步转变为重视发展。在我国，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保证了公民在基本经济权利上的公正，这也是公民获得其他基本权利公正的物质基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促使我国在实现公民生存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公正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一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完成，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增，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这是我国人权保障进程中的重大成就。二是随着我国医疗体系建设的完善以及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健康以及寿命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据2010年统计，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十年前提高了3.43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日趋完善。三是我国公民的自由权得到了较大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改变了国家的工作重心，社会氛围更加开放和民主，人们的独立意识逐步增强。
其次，是机会上的公正，我国实现了由差等到平等的转变。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将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社会，机会平等被视作是一个国家社会最大的公正。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强调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这种平等是一种差等的机会均等，国家将人的身份通过户籍或人事档案制度严格划分为干部、工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社会个体几乎不可能自主更换身份，而且这种身份的划分关系到社会个体能否获取入学、就业、参军以及入党等机会，这是一种机会的不均等。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只有不断地竞争和努力，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人们更加需要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
最后，是结果上的公正，我国由原来的平均分配变为按劳分配。建国之初，受苏联建设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影响，在分配制度上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一不公正的制度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重新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由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体的付出与获得具有了合理的对应关系，这是相对公正的分配方式。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占有不平等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竞争机会的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此，还需要政府通过调整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方式来缩小这种差距，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公正存在的问题
政治领域的公正问题。我国政治领域的公正缺失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的不平衡与权力腐败两个方面。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而影响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一种行为。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民的自主意识增强，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但我国的这种政治参与是不平衡的，主要体现为：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政治参与度上差距较大，城市居民在教育水平、政治参与意识等方面明显高于农民，这使得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度高于农民；发达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度要高于落后地区，发达地区人们接受教育的几率高，也更愿意关心国家政治，政治参与态度积极，而落后地区的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生存需求而非政治，因而政治参与度较低。
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问题，腐败问题不仅阻碍了社会的公正，还威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腐败问题十分突出，其产生的实质是权力主体私自以公权谋私权，使公共权力并未应用于公共事务，而成为个体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导致腐败产生。
经济领域的公正问题。社会成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理化关系实质上是建立在成员间合理的经济关系和财产分配之上的，可以说经济公正才是其他一切社会公正问题的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转型，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不公正的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12年的央视经济调查显示，在人们最期待得到改善的民生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改善收入，紧接着是缩小贫富差距。由此可见，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公平的一个突出问题。
收入差距扩大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基尼系数是经济领域用于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指标，依据我国国情，基尼系数超过0.458就意味着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的范围，但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之后虽有所回落，但到2012年也仅降至0.474，依然超出合理范围。二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按照国际标准，在人均收入上，城镇居民一般是农村居民的1.7倍，但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在2011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1倍，到2012年是3.1倍，差距依然很大，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建共享的原则。三是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之间的差距有11倍，不同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增大。四是不同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大。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着区域间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所差距。 文化教育领域的公正问题。文化教育领域的公正主要体现为文化公正与教育公正。我国文化公正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社会道德的失范，教育公正问题主要是教育资源分配得不合理。在社会道德方面，我国原本的农业文明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道德规范，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加之各种价值观念纷纷涌入中国，社会上出现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这些价值取向与我国原本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产生激烈的交锋，使我国的道德规范出现分化，并处在一个重新整合的过渡阶段，在分化未结束而整合也没有完成的状态下，我国出现了大量道德失范状况，这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状态。
在教育公正上，我国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首先，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同。2006年的教育经费统计显示，我国农村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1846.7元，而城镇同类经费水平为2121.1元，教育资源的配置差距较大。其次，地区间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同。以北京市和河南省为例，北京市2010年的人均教育经费为3759.8元，河南省的人均教育经费仅为1257.3元，而北京在2010年的人口为19612368人，河南为94023567人。由此可见，我国地区间人口数量与教育经费投入之间的比例失衡较为严重。
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公正问题的制度分析
社会的不公正问题是一直存在的，而我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运行不规范等因素造成的，这使我国的社会公正真陷于一种制度困境之中。
公共性困境。社会的运行制度具有公共性，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权威，个人无法凌驾于制度之上。但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公共制度却存在公共性的困境。
首先，制度的公共性体现为政府自利性与公共性的冲突。政府是社会中一切运行制度的提供者，政府对于社会的公共性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之所以能够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做出制度安排，成为制度的提供者，主要因为其自身具有公共性，所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但与此同时，政府自身又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因为政府同样是由现实社会的个体组成，政府公职人员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并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趋向，这就使其与政府的公共性产生矛盾冲突，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进而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
其次，制度的公共性困境还体现为行政目标的矛盾问题。行政目标是政府行政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不同的行政部门有不同的行政职责，也便有不同的行政目标，这就很可能会产生互相矛盾的现象。例如，有的部门的行政目标是通过提高社会效率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有的部门则注重以公平分配来促进社会公正，如此一来，这两个行政机构便可能为了实现各自的行政目标而抢夺资源，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公正发展。
有限性困境。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具有理性的，即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在社会化生存中一种理性的体现。制度理性是保证国家行政行为更加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的一种制度机制，而且还能够将这种理念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理性的核心是个体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因此，从形式上看，制度理性是超越个人的，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规则，从制度理性的内容看，制度的设计是超越人的情感、感性思维以及意志等感性特征的。正因为制度有这种理性，每一个个体才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来自由地发挥其力量和才能。但是，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制度理性也是有限的。这主要体现在制度主体具有有限性和制度本身的有限性两个方面。在制度主体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近代以来人们曾一度认为人类定然能够主宰自然，这是理性主义膨胀的结果。认为人能够与自然相抗衡的思想实质上是认为理性无所不能、无所不及，是对理性的一种极致信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已经为这种盲目的理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主体理性有限的一个表现。制度本身的有限性是源自人自身的理性有限，人是制度的设计者与提供者，因而其自身的理性有限必然会使之所设计的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有限性。
权威性困境。制度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制度支撑着社会一切事务的有序发展，对于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各种利益、价值观都存在矛盾冲突，制度对于各种利益的协调、矛盾的化解更是不可或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制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个人无权越过制度随意行事，这也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目前我国的制度权威面临着挑战，其面临的问题之一便是手段和目的脱节。制度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达到人们所希望的公正，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我国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往往会将制度转变为一种刚性或仪式化行为，人们往往过度关注制度执行过程的严格性，却并没有真正以公平为制度的实行目的，原本作为手段的制度逐渐成为了一种目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的制度构建
我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重视伦理规则的意识，这固然是一种对于道德规范的追求，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意识也不利于我国公民制度意识的培养。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进入转型期后，制度对于稳定社会运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十分重要，因此，我国要想实现社会的公正，首先需要培养人们的制度意识、公正意识，待公民有了对社会公正理念的认同，再进行社会公正制度构建。
政治领域的公正制度措施。现代社会的政治公正主要体现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民主体系的公正化。首先，要继续完善我国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其次，要健全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一是要鼓励社会形成政治社团，鼓励群众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二是要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提高群众政治参与质量；三是要搭建政治参与平台，保证政策建议上行下达的通畅。再次，要完善我国的民主决策机制，一是要建立一个透明、开放的信息咨询机制，这是群众能够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也是决策是否公正民主的基础；二是要完善监督机制，决策的公正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受决策者自身价值观念与利益的影响，因此需要民众监督其决策过程，防止决策的公正性受到影响。
经济领域的公正制度措施。经济的公正是其他社会公正的基础，而经济公正的基础又是所有制的公正，即社会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表明了我国生产资料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保证了我国人民群众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相对公平。经济公正的核心体现是经济利益分配的公正，因此要建设社会公正，需要完善我国的经济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但目前我国也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再次分配的调整来减少这种差距，促进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我国需要更加注重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正问题，虽然再次分配能够减少分配上的不公正，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对初次分配的制度调整。此外，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从经济上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措施。
文化领域的公正制度措施。在文化领域，我国的公正问题突出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公正，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首先，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应该坚持公正原则和扶弱原则，政府在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时应该注意到我国存在的区域间、城乡间的教育状况偏差，从而制定灵活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防止一刀切。对于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要有一定的倾斜政策，缩小与其他地区的教育差距。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一定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政府需要对市场条件下形成的资源集聚效应进行调节，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正。其次，要制定教育资源的共享政策，打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隔阂，促进教育资源的有序流动，使教育发达地区带动教育不发达地区提升教育水平，从而缩小教育水平的差距，促进社会教育公正。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责编/于岩（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