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诉讼是做生意,不是报杀父之仇。既然是做生意,就有让步和妥协,赢家通吃的情况不多。
　　
　　英国杂志《经济学家》有幅漫画,是美国将军向总统报告: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重新开始在全球巡航。最坏的情况是:俄罗斯战机侵入美国领空,投下的致命杀伤物,不是原子弹、生化武器、凝固汽油弹,而是无数的中国制造玩具。美国曾经闹过一阵中国玩具恐慌。据说中国造玩具含铅量过高,弄得美国儿童铅中毒。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把俄罗斯战机和中国玩具搅和在一起,离间美俄关系,离间中美关系,用心何其毒也?!
　　好事者还一口咬定,中国出口美国的住房建材和宠物食品也有毒。一位美国律师推心置腹地告诉中国朋友,家、孩子和宠物是普通美国人的三大爱。三大爱俱受害于中国的问题产品,如何了得!美国人如何不愤怒?如何不起诉?
　　不排除美国有人栽赃,但还不太好反驳。“三鹿”奶粉的影响极坏。按美国人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按正常人的理解,连自己的婴儿食品中都敢投毒,还会在乎别人的孩子吗?玩具有问题,那还不是很正常?
　　来中国开拓业务的美国律师倒是有些高见。他们特别反复强调,在美国诉讼也是生意,不是故意找中国的茬。美国的诉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有位律师举电影《教父》为例。《教父》里黑手党杀人之前总要向受害人声明:“不是为了个人原因,完全是生意。”美国律师还洋洋得意地说,从金额角度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你不来不行,有诉讼也得来。
　　美国产品责任的诉讼多,那我们少卖产品,多弄些公司在美上市如何?也还是躲不开诉讼。2006-2008年期间,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多达16起。被告的公司各行各业都有。
　　美国这地方还偏好陪审团,动辄就请陪审团来审,而且是原告的一项权利。陪审团成员大多是平民百姓,其中不乏村姑莽汉。这些平民百姓并不一定嫉富如仇,但更同情起诉大公司的个人。惩罚性赔偿可以是实际损失的数倍,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公司因此而破产的例子在美国历史上也有。
　　不过,一分为二地来看,陪审团和惩罚性赔偿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三鹿”这样的企业,让受害婴儿和他们的父母多得些经济补偿,又有什么不好?
　　即便其产品质量过关,即便上市公司完全履行了其披露责任,那也不是万事大吉。美国市场陷阱重重,律师神出鬼没,可以找出各种诉讼理由,让人防不胜防。工会的串联和反歧视诉讼也是两大暗礁。
　　经过美国大资产阶级的长期打压,美国工会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比起中国的工会来那还是强大多了。虽说搞罢工的现在不多了,但代表工人集体与资方谈判,还是很不好对付。按照美国的劳工法,工会可以开辟新的战场,到没有工会的厂家去发动群众。
　　歧视问题也可以把公司搞得狼狈不堪。美国的歧视种类繁多,但以性别歧视方的诉讼最多,而性别歧视中性骚扰又占了很大比例。对公司来说,性骚扰十分要命:明明是下面的工头、把头调戏女工,高层领导事先并不知情,但公司也难逃其咎,真正的祸从天降。而且美国“调戏妇女”的标准很宽,对异性同事讲黄段子也是绝对违反法规的。如果适用美国的标准,仅性骚扰诉讼一项,国内许多中资企业就会被压垮。
　　不过美国诉讼虽多,比起非洲和南美洲国家,美国投资环境还是好得多:至少没有人来对中国的公司动刀动枪。换在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工人和居民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时而还要劫持几个人质,弄得企业主心惊肉跳,心绪全乱。在美国投资有可能赔钱,但不会折人。再说了,美国的诉讼是做生意,不是报杀父之仇。既然是做生意,就有让步和妥协,赢家通吃的情况不多。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美国的诉讼大多不到正式开庭审判,双方先已握手言和了。当然,打还是要打一下的,通过审前程序过招,双方相互试探一下。示弱的话对方就会穷追猛打。和解也是需要有些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