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我对《宇宙人》中的露天电影院颇为熟悉。那是我们童年时代最爱的地方。我们会在下午就提前溜入大院，不但可以逃票，还能占据最佳观影位置。黑夜来临，人群开始聚集喧嚷，卖汽水、凉面、桃片糕、萝卜丝饼、花生瓜子的小贩来回穿梭。我们快乐得忘记了作业和考试，也忘记了平时爱玩的跳房、扔沙包、抽陀螺、拍香烟壳、办家家宴、交换毛泽东像章，一心沉迷在光影陆离之中。大幕布的两头各系在一根柱子上，粗糙而松垮，还不时呀呀中断或花麻一团或干脆横亘着黑条，让人跳脚心焦，但是没有人离开。有时候，我们故意跑到放映机的正前方，高高地站在凳子上，把手伸进光束里乱晃，手影子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不出所料招来一片嘘声骂声，我们便得意洋洋地垂手嘎嘎大笑。
　　“非现实性”，这大约是电影带来的最大的刺激和冲击吧，它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现实，仿佛魔幻，又如镜像，就像英格玛·伯格曼所说的“魔灯”“魔法师”。我想，这或许是项静选择“电影放映员”这一特殊视角来展开故事的原因。这个叙事设置巧妙地将小说分割为了“现实”和“非现实”两个层面。在现实生活中，马林在哥哥马山的言传身教下，不安于农村生活，也不满足于民办教师的职业。因此，在公社下文到生产队选择放映技术员时，他积极报名、准备考试，最终顺利地如愿以偿。在非现实层面上，随着马林的放映员生涯逐渐展开，我们得以重温那个时代的电影《年轻的朋友》《心灵深处》《战争，让女人离开》《人生》《霹雳舞》《霹雳贝贝》。电影情节和人物时不时地掺和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亲密无间，水乳交融。比如看电影的少女们将清秀儒雅的马林称为周里京，心生爱慕。马林喜欢《年轻的朋友》中的赵丽丽而不是赵真真，因为“他希望生活是风景片，不是武打片，也不是战争片”。再比如在看了《霹雳舞》之后，孩子们纷纷模仿手臂折断的舞步和月球漫步的动作，那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壮观景象，霹雳舞甚至成为了一代人多年后彼此相认的标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慢慢出现了录像和电视，电影越来越不招人待见，电影放映员也辞职去了南方。那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型转变时期，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被卷入、被裹挟，被懵里懵懂地决定了命运的方向。
　　当然，项静的叙事目的并不在此。无论是對“古老”电影温馨而伤感的回忆，还是对时代迅疾变迁的勾勒，都只是一种铺垫和过渡。她要展现的是，我们如何从具有“非凡”梦想的小孩最终成为意料之中的普通人，普通的大人、成年人。她敏锐地看到了成长在带给人们安稳、闲适、成熟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自我的“解构”和“祛魅”。此外，小说在形式上也因双重叙事策略而具有了丰富的质感。小说通过“我”讲述远房亲戚马林的故事，同时也将“我”的童年生活嵌入了其中。就像马林总是在发痴想当导演一样，“我”也做起了白日梦，想成为霹雳贝贝那样具有特异功能的“非常人”。贝贝手掌带电，能让红绿灯混乱，让时间倒流，还能惩罚不尊重老人的青年。这一切在“我”看来实在是太带劲儿了。
　　项静或许是有意识地进行了这样的设置，在马林未竟的导演梦和“我”的神童梦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和呼应：他们都梦想着力所不逮之事。马林一边放电影一边想象着自己能够导演电影，最终在时光流逝中不得不放弃了梦想。他还告诉“我”：“贝贝千方百计要变成普通人，我看还是普通人比较好。”“我”从小就听姥姥爸爸讲马林马山的故事，在影视熏陶中将神童贝贝视为平常存在，以为所有孩子经过努力都能手掌带电、击晕坏蛋，直到在成长中一天天褪去奇幻色彩，并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人，宇宙人收回特异功能后就只剩下普通人。”
　　马林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就是长大后的“我”，“我”就是童年时代的马林。与他们的人生构成迢遥呼应的是马山的故事。他是马林的哥哥，从来没有在小说中正面出现过。他打小就显示出有悖于乡村生活的异质性，堪称“当代英雄”。他读书好、写字好，高考取消后不得不回到乡村，但依然好高谈阔论，后带着一帮人大串联，离最高领袖近在咫尺，这样的人当兵提干自然也是众望所归。他不断地写信鼓励弟弟、安抚爹妈，为家庭规划高远美满的梦想。但残酷的实情是，他两年前就在某次重大事件中牺牲了，且在赴死前就留下了一叠写好的信，嘱咐战友帮忙按月寄回。噩耗传来，一家人都垮了。这直接导致了马林导演梦的破灭，他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结婚、生子、务农、老老实实地放电影。
　　对于“80后”项静来说，这篇小说包含着一种或许早就领悟到了的夫子是道。每个孩子都曾经有过贝贝梦、超人梦，而去神奇化的过程正是长大成人并接受平庸自我的过程。我们最终会意识到李宗盛的《凡人歌》包含着至高真理，“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我们最终会认同侯孝贤的《恋恋风尘》，再深入骨髓的痛都会在阿公种蕃薯吃蕃薯的平常生活中弥合平息。为了坐实这个结论，项静最后干脆让马山从“不存在”到“不在”。也就是说，不但做梦的人醒了，就连提供梦想的人也早就化作了尘埃。
　　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祛魅”中才真正走向了成熟。这令人悲哀吗？未必。这些年来，穆旦的一句诗被当作具有时代性的观点广为流传，“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最近，就连清华教授、精英知识分子刘瑜也说自己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不知不觉间，“祛魅化”和“普通化”似乎成了人们的共同认知。只有心甘情愿地面对、承认、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像被宇宙人收回特异功能的贝贝那样，重新“回归”真实的生活，落地生根，平淡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