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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与关键。
面对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中国会率先走出谷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此，而在于结构性改革。
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调结构”进行经济转型。按照从低到高、从微观到宏观的排序，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模式的转型，重点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和发展，提高企业品牌的建设能力；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重点是提倡鼓励“环境友好型”行业发展、收缩限制“两高一资”行业；三是经济根本驱动力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而第三层级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与关键。
我们先分析企业层级的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意味着，按照去年中小企业4300万家概算，在金融风暴中倒闭的中小企业超过了1720万家，这个数字的确令人震惊!3月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谈到中小企业时透露。去年中小企业破产占总数的7.5％。这意味着，2009年前半年，中小企业的自下而上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进一步恶化。占中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其创造的出口占60％以上，创造的GDP增长占70％以上，接纳的劳动力近80％，每年新增就业机会的90％以上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如此，我们可以反证一下，如果40％的中小企业倒闭，40％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对GDP增长、对出口、对就业，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在中小企业仍然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某些人士动辄看到个别数据的好转就断言经济复苏，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从中国下半年的宏观政策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会迎来“拐点”，但政策的目标显然要从“保增长”转到“调结构”上面来。中小企业和政策的盛宴在上半年失之交臂，下半年是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关键之年。更是中小企业能否迎来转机的最佳时间窗口。应该看到，中小企业今天之所以处于这样一个严峻的态势，不仅仅体现在融资难方面，考察一下中小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体现为一个在税收、财政、产业政策、投资等制度供给上全方位的残缺。若中小企业的这些问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如何实现?
我们再看看产业、行业层级的问题。这一层级的问题主要是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问题，重点是能耗与排放的问题。我们侧重分析一下能源强度。能源强度即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或总产值)的能源消耗量。是反映国民经济对能源生产利用效率的变量指标。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不同，其能源强度差别很大。例如，2006年全国的能源消耗强度为1.206吨标准煤，万元GDP(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单位GDP能耗最低的北京市为0.76，最高的宁夏为4.1，能源消耗强度最高值和最低值之比高达5.4。除了经济发展总量以外，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有着重要影响。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能耗水平远远大于第一、三产业，在工业内部各行业的能耗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按现价计算，2006年中国农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单位GDP能源强度分别是0.34、1.92、0.31和O 41吨标准煤，工业能源强度显著高于其它行业。据统计分析看，东部地区除河北、海南以外，高耗能工业比重普遍较低，而低耗能工业比重较高(不考虑河北、海南，则分别为27.1％和42.5％)；中西部地区高耗能行业所占的比重较大，除山西和内蒙古因为煤炭资源丰富，相关高耗能行业比重较大外，其它的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的高耗能行业比重都非常高，达到75％左右。行业能源强度的差别主要与技术水平有关，与生产的工艺选择有关。例如在水泥生产工艺中，主要有湿法和干法两种工艺，另外还有旋窑和立窑之分。与新型干法水泥能耗相比，湿法水泥能耗高出76％-100％，中空旋窑水泥能耗高出100％，立窑水泥能耗高出12％-20％。各地区的不同工艺生产线所占比重不同，产生了显著的能源强度差别。例如浙江2007年水泥综合能耗为91.7千克标准煤/吨，而新疆2004年则为223.54千克标准煤／吨，是浙江的2倍多。不言而喻，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能源强度的最重要途径。优化调整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对降低能源强度也很重要。中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高耗能工业所占比重较大，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由于中、西部地区位于江河的上游，其污染不仅影响本地区的环境，还对中下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中国应在这些地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更大幅度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西部又是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无论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大面积进行技术改造，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中央政策在税收、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才行。
最后，我们看看第三层级，经济根本驱动力转型，即促进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全球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主要国家的进日持续下降。今年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进口都出现了20％-30％的下降；降幅比上年四季度扩大了20个百分点左右。4月，日本进口又下降了36.8％。据预测，2009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进口将分别减少14.8％、8.3％和6.2％。这3太发达经济体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随着其进口需求的持续大幅度减少，中国出口将面临巨大的外部市场需求收缩压力。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断增加，是中国外部环境中的一个长期问题。在当前主要国家经济同步衰退的条件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9倍。来自贸易伙伴的各种贸易保护行为将显著加大中国的出口困难，增加企业损失。中国同时还面临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2008年9月以来，虽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保持了汇率稳定，但由于欧元、英磅、澳元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明显上升。从双边汇率来看，按照月度平均值计算，截止到今年3月份，人民币对日元、欧元、英磅和澳元分别同比升值0.8％、23.4％、46.8％和44.3％；对卢布和韩币升值更是高达50％以上。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明显提高，竞争压力显著上升。据分析，受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2008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将持续至今年二季度末，下半年有可能缓解，但不足以改变全年负增长趋势，对中国的外贸出口的影响还将会持续3-4年。有研究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需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绝对地位，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绝对作用。其中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波动下降，投资所占比重则波动上升，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并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预计中国2020年投资率可能降低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危机提供的机会，以及经济刺激计划提供的时间，必须用来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要完成经济结构性改革，还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且需要相当长的时日进行努力，所以说，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在于结构性改革。
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与关键。
面对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中国会率先走出谷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此，而在于结构性改革。
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调结构”进行经济转型。按照从低到高、从微观到宏观的排序，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模式的转型，重点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和发展，提高企业品牌的建设能力；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重点是提倡鼓励“环境友好型”行业发展、收缩限制“两高一资”行业；三是经济根本驱动力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而第三层级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与关键。
我们先分析企业层级的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意味着，按照去年中小企业4300万家概算，在金融风暴中倒闭的中小企业超过了1720万家，这个数字的确令人震惊!3月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谈到中小企业时透露。去年中小企业破产占总数的7.5％。这意味着，2009年前半年，中小企业的自下而上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进一步恶化。占中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其创造的出口占60％以上，创造的GDP增长占70％以上，接纳的劳动力近80％，每年新增就业机会的90％以上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如此，我们可以反证一下，如果40％的中小企业倒闭，40％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对GDP增长、对出口、对就业，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在中小企业仍然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某些人士动辄看到个别数据的好转就断言经济复苏，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从中国下半年的宏观政策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会迎来“拐点”，但政策的目标显然要从“保增长”转到“调结构”上面来。中小企业和政策的盛宴在上半年失之交臂，下半年是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关键之年。更是中小企业能否迎来转机的最佳时间窗口。应该看到，中小企业今天之所以处于这样一个严峻的态势，不仅仅体现在融资难方面，考察一下中小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体现为一个在税收、财政、产业政策、投资等制度供给上全方位的残缺。若中小企业的这些问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如何实现?
我们再看看产业、行业层级的问题。这一层级的问题主要是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问题，重点是能耗与排放的问题。我们侧重分析一下能源强度。能源强度即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或总产值)的能源消耗量。是反映国民经济对能源生产利用效率的变量指标。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不同，其能源强度差别很大。例如，2006年全国的能源消耗强度为1.206吨标准煤，万元GDP(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单位GDP能耗最低的北京市为0.76，最高的宁夏为4.1，能源消耗强度最高值和最低值之比高达5.4。除了经济发展总量以外，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有着重要影响。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能耗水平远远大于第一、三产业，在工业内部各行业的能耗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按现价计算，2006年中国农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单位GDP能源强度分别是0.34、1.92、0.31和O 41吨标准煤，工业能源强度显著高于其它行业。据统计分析看，东部地区除河北、海南以外，高耗能工业比重普遍较低，而低耗能工业比重较高(不考虑河北、海南，则分别为27.1％和42.5％)；中西部地区高耗能行业所占的比重较大，除山西和内蒙古因为煤炭资源丰富，相关高耗能行业比重较大外，其它的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的高耗能行业比重都非常高，达到75％左右。行业能源强度的差别主要与技术水平有关，与生产的工艺选择有关。例如在水泥生产工艺中，主要有湿法和干法两种工艺，另外还有旋窑和立窑之分。与新型干法水泥能耗相比，湿法水泥能耗高出76％-100％，中空旋窑水泥能耗高出100％，立窑水泥能耗高出12％-20％。各地区的不同工艺生产线所占比重不同，产生了显著的能源强度差别。例如浙江2007年水泥综合能耗为91.7千克标准煤/吨，而新疆2004年则为223.54千克标准煤／吨，是浙江的2倍多。不言而喻，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能源强度的最重要途径。优化调整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对降低能源强度也很重要。中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高耗能工业所占比重较大，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由于中、西部地区位于江河的上游，其污染不仅影响本地区的环境，还对中下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中国应在这些地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更大幅度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西部又是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无论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大面积进行技术改造，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中央政策在税收、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才行。
最后，我们看看第三层级，经济根本驱动力转型，即促进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全球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主要国家的进日持续下降。今年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进口都出现了20％-30％的下降；降幅比上年四季度扩大了20个百分点左右。4月，日本进口又下降了36.8％。据预测，2009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进口将分别减少14.8％、8.3％和6.2％。这3太发达经济体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随着其进口需求的持续大幅度减少，中国出口将面临巨大的外部市场需求收缩压力。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断增加，是中国外部环境中的一个长期问题。在当前主要国家经济同步衰退的条件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9倍。来自贸易伙伴的各种贸易保护行为将显著加大中国的出口困难，增加企业损失。中国同时还面临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2008年9月以来，虽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保持了汇率稳定，但由于欧元、英磅、澳元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明显上升。从双边汇率来看，按照月度平均值计算，截止到今年3月份，人民币对日元、欧元、英磅和澳元分别同比升值0.8％、23.4％、46.8％和44.3％；对卢布和韩币升值更是高达50％以上。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明显提高，竞争压力显著上升。据分析，受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2008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将持续至今年二季度末，下半年有可能缓解，但不足以改变全年负增长趋势，对中国的外贸出口的影响还将会持续3-4年。有研究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需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绝对地位，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绝对作用。其中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波动下降，投资所占比重则波动上升，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并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预计中国2020年投资率可能降低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危机提供的机会，以及经济刺激计划提供的时间，必须用来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要完成经济结构性改革，还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且需要相当长的时日进行努力，所以说，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在于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