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开国秘密战》是老八路张鼎中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录。
　　张鼎中1919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抗战，参加百团大战等大小战斗百余次。1945年调军调处执行部第三十一谈判小组。在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三科兼军法处工作期间，主审马法五、黄维、陈长捷等战犯。参加开国大典秘密保卫工作。1952年赴朝鲜战场作战。1954年调华北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后改为北京军区工程兵），长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顾问。
　　本书从一个亲历诸多历史重大事件的小人物的视角，从一个侧面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历史镜头中的人物命运。从审讯敌特揭开毛泽东在城南庄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之迷幕，到执行开国大典的特殊防空任务；从密助中原部队突围，到接受刘伯承、邓小平密令参加传奇突围；从担任刘邓与叶剑英之间的空中秘密交通线，到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与美国和国民党代表针锋相对的谈判；从审查“东陵大盗”孙殿英，到收审战犯黄维；从审查活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长捷，到与起义将领高树勋打交道；从接受摄影家沙飞死刑执行任务，到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被岁月淘洗的一个个历史事件和一个个历史人物，抖落尘埃，穿越时空，引领读者回到了逼真的历史现场。
　　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党中央、毛主席1948年3月23日从陕北出发，于1948年4月1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带，形成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新的中心。
　　毛主席先没去西柏坡。华北军区首长住阜平城南庄，毛泽东主席就在城南庄住下。恰恰这一住，出事了。
　　蒋军飞机轰炸城南庄事件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震惊和愤怒。
　　我们保卫部住城南庄东面平山县烟堡。党中央、毛主席的行动不仅绝对保密，而且属于最高密级。应该说，我们严密控制着这一带的广大区域，当地群众基础也很好，平山西柏坡和阜平城南庄的警卫工作更是非常严密。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敌人就知道得那么清楚，并且迅速采取了周密计划的行动，这绝非偶然所致。毫无疑问，肯定是有特务和内奸提供驻地目标的方位、坐标等确切情报。
　　为了此事，党政机关和军委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工作。我们的调查工作重心则放在华北军区自身。这是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的严格要求。我们判断，毛主席与华北军区合到一起后才出的事，我们内查的主攻方向是明确的。可如同大海捞针，没取得明显进展。我感到，困难之一，在于现场难以提取人员活动证据。但是，将责任推诿给战争环境的残酷恶劣和案情的极其特殊，在我们就是失职。
　　事后看，主要问题还是在我们自身。我们对核心区域机关人员的政治情况掌握不细，活动情况控制不严，特别是侦察思维存在死角，焦点比较集中地聚在现场上，聚在轰炸事件的短时间内，没把关注点放在此前的内部人员的外出和对外联系上，更想不到敌人在大撒网式的日常农村组织发展和情报收集中，竟意外地逼近我最高统帅部，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拉出去和获取重大情报的目标。敌人的意外是在事前，我们的意外是在事后，而事后较长时间我们还在茫然中。
　　同时，也要承认出事前的麻痹。毛主席到达后，虽然警卫工作的级别提到了最高，但是周围一般人员的管理没落实到细微处。军区领率机关长期没有遭受过各种袭击，因此认为惯性的标准是安全的。事情确实有偶然性，但万无一失的要求本来就是防堵偶然性，结果一连串的偶然性被敌方引导向必然性，教训非常非常深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于2月初进入北平，这时保卫工作千头万绪，隐蔽战线斗争空前激烈。后来杨成武副司令员又单独赋予我保卫开国大典的专项秘密任务，10月1日在天安门上直接听他指挥。无论怎样忙，对城南庄被炸案的侦破一直没有放松。内部有特务和内奸、并持续危及首脑机关安全这一判断，始终让我们日夜不安。终于在10月从保定发现线索，我们全力以赴投入，短期内突破并扩大战果，先后抓获敌特分子七名。至此，我们心头大山一样沉重的城南庄轰炸案告破。
　　敌保密局绝密电报是怎样解读的。
　　最初的线索，意外地出自敌方档案。我军解放保定，与接管其他城市一样，放在与恢复整个城市核心功能同等重要位置的大项工作，是接收和清理浩如烟海的敌人档案，特别是敌特档案。保定敌特档案的清理中，意外地发现似与城南庄轰炸案有关的一封电报。
　　各级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保卫部住在东皇城根3号，三科兼军法处住在德胜门外北郊的北平市功德林第二监狱。名称是从傅作义军“接管”来的。功德林与监狱合在一起，很有些“行霹雳手段，显菩萨之心”的意味。功德林为西洋式大门，与现在北京动物园的门脸极相近。我们自己叫军法处监狱。军法处的名义高于保卫部，处长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兼任，大家习惯把军法处与保卫部合为一谈，其实办事职能主要归我们三科。
　　叶运高部长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各科科长。我清楚地记得是开国大典之后的一个晚上，会议室门口设了岗哨，屋里点了电灯。在延安点油灯，常常熏得鼻子黑，入城已近一年，仍觉得电灯特别先进。我们都抽劣质纸烟，使得原就不够明亮的灯光越发暗淡。
　　我们传看的电报抄件上面有各级首长的批示。我记得大致是，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人的批示。在传阅电报和传达各级指示后，大家首先议了议该电报内容的真伪。均认为真件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敌特机要密件乃是整体缴获，单独一两件作假没多大意义，整体作假更是白费劲。这也等于基本确认电报原文上人员姓名的真实性。
　　是的，最重要一点，电报上有名有姓。
　　该电报的内容是：除报告其特务活动和要求外，提出补发活动经费。
　　另有一段重要内容是：“职组组员刘从文自参加工作以来，对工作尚称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挺对其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刘从文！
　　案件发生已经一年多，我们非常清楚隐患就在内部，迷茫中突然有了清晰明确的聚焦点。会议确定，就从查名字入手，争取发现嫌疑人。不管敌人是否混淆视线，我们都应就此查个水落石出。 　　每次情报，颇有价值！
　　敌人认为颇有价值，那么反之，曾经令我们颇为震惊颇为愤慨、目前又让我们颇为费心颇为被动的是什么呢？
　　刘从文！！！
　　叶部长指定，查名字由侦察科（二科）负责。在军区范围内分部队和机关两大块。具体分工，欧阳天负责部队人员审查，徐同岗负责机关人员审查。会议确定的排查方针为，通过各级党委和保卫干部，采取秘密方式，先从花名册中查，发现同名同姓者立即上报。排查上报后的甄别与调查，由保卫部实施。
　　经几天排查，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直政部保卫股股长何同禄查到军区司令部的各小单位，查到一个刘从文。这无疑引起了高度重视。令人吃惊的这个刘从文担任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司令部小灶是保障军区首长的，而刘从文一直随华北军区司令部行动。就是说，刘从文与城南庄重叠了。小灶司务长有条件了解首长活动情况乃至接触首长。就是说，刘从文与毛主席住处重叠了。
　　其他同名同姓者审查及排除情况，在此省略。
　　密查司务长刘从文的档案，仅有的一张“军人登记表”，内容为：刘从文，河北阜平县王快镇人，贫农出身，1939年参军。在平时表现中，工作积极，为人老实，不爱多讲话。缺点是不爱学习，思想落后。
　　为慎重起见，立即派人去阜平刘的家乡调查。经查，王快镇确有此人，参加八路军多年，已结婚还有孩子。新情况是，入北平城前，司令部小灶随军区首长驻阜平一带时，刘从文经常回家。这些大体都属于基本情况。调查并没有到此止步。军区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依靠村里党员骨干在王快镇进一步秘密摸底，摸王快镇的可疑情况，再看与刘从文的关联。于是发现刘从文几次回王快镇，与一个叫孟建德的往来密切。孟在华北军区大丰烟厂工作，刘回来二人就在一起吃吃喝喝，群众反映刘、孟关系极不正常。当然，群众说的不正常，主要指二人原因不明的密切接近，还不是在政治方面有何发现。叶部长掌握此情况后，经研究将刘从文、孟建德定为重大嫌疑人，认为有必要迅速立案审查。
　　叶部长向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汇报后，认为延误不得，当即决定秘密逮捕刘从文。
　　这样抓人是不是太过简单？这要用历史的眼光对待历史。要知道，小灶司务长，这个位置可不简单，我们这些案件知情人一个眼神不对，就能引起他的猜疑，导致逃跑或报复，危及军区首长和军事领率机关的安全。下这样的决心，政治嗅觉更为重要。不要小看刘、孟吃吃喝喝，在战争年代已经是个很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暂无直接证据，而只有凭据和逻辑：敌电报——刘从文——小灶司务长刘从文——孟建德——二人不正常交往——轰炸城南庄。能在逻辑的前几点上出现，目前只刘从文一人。案情逻辑是行动指南，不是定罪依据。正确的思路能够少走弯路。如果抓错了，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若是误了，在战争年代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的逮捕，在异常果断的基础上，事实上包含现在的拘留、审查、查明情况后的各种措置。总之，是坏人不放过，是好人不冤枉。
　　逮捕刘从文的命令迅即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