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反映着中国文化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气象所在、精神所在” 。就曲艺艺术而言，其思想内涵及价值取向相比物质载体、作品、演员乃至曲种更具延续性、稳定性，相比曲艺理论知识而言更直接地与广大观众相互作用。
　　就思维方式和欣赏趣味而言，观众的文化心理与曲艺形式有相互构造的作用。曲艺代表了“大众口味”和“民间立场” ，也由此影响着观众群体的口味和立场，这也是曲艺具有较强的人民性的主因。倪锺之先生从作品中看到了曲艺讽刺批判、热爱生活、树立榜样和反映生活的传统 。而据薛宝琨先生研究，笔者将其理解的曲艺对观众心理的建构归纳为以下方面：入世务实（乐观开朗）的性格，消遣娱乐的意识，技艺并重的要求，趋同存异的趋势，雅俗结合的风格，无奇不传的情节 。这不仅是观众对曲艺的欣赏思维，也是曲艺参与建构人们的思维、语言乃至生活方式的过程。但这一讨论需要更多的实证支持，此处不加深论。下面将主要根据作品来阐发曲艺的思想道德价值。
　　就思想高度而言，曲艺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形式，深刻地回应着现实：传统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借古讽今，而新编作品则更快速迅捷地抑恶扬善。它与政治、社会密切相关，但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立场而不退化为不良文化的代言人和政治的依附者。如何迟创作、马三立表演的相声《今晚七点钟开始》，就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深刻揭露了那些夸夸其谈、光说不练、朝三暮四的人，不以直接批判的形式向观众宣讲，而是通过人物塑造让观众在笑声中反思。又如传统评话作品《常州白泰官》，反映了白泰官这一侠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智斗官府、仗义助人的情节，又有诸如烧死亲子、“采花贼”这样的反映其性格中嫉妒、风流的弱点，从而脱离了简单地纯正纯邪的脸谱式人物塑造，更具现实性和深刻性。曲艺艺术由于其题材的广泛性，易于在叙事当中展开各种社会问题，有的作品将立场和观点直抒胸臆，有的则是通过表演让欣赏者产生开放的思索；而即便如岔曲《风雨归舟》等写景抒情的作品，也往往能展现作者诸如归隐山林的闲情逸致抑或与自然合一的美学情趣，展现了高远和乐的思想境界。所以，创作者、表演者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曲艺作品的思想高度，他们不一定是专家学者、不一定要对事物有周全深入的研究，但只要以“再现”与“表现”为形式，哪怕偏重于主观感受或客观现实、情感和认识之一端，也会对观众有所启发，使得曲艺的思想高度延续到表演、作品之外。
　　就价值取向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与基础，而曲艺艺术无时无刻不在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它“不断地从伦理、世俗评判以及文化文明层面上反哺社会” 。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将中国文化的要素归结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点，除第一点总领外其他三点分别处理人与人、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归结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无论如何，这些总结都强调了人的价值取向（尽管也有世界观的内容，但世界观与价值论、天与人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是二而一的，天道的存在恰恰为人的行为奠定依据），其中又以道德伦理的内容为主。回到曲艺艺术，它通常不以高台教化的形式为表现，但这不代表其中没有直接宣扬传统价值的成分。一方面，一批文人、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艺人直接参与了曲艺创作，在选材和立意方面较为自觉。这在解放前相对较少，如清代韩小窗所作子弟书《白帝城》《刺虎》，乾嘉间女弹词家侯芝所作赞颂武则天的《金闺杰》，以及更早的不知名的说话艺人对话本的整理，从中显示出他们正确的的价值认同。而随着新曲艺的兴起，以老舍、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家加入曲艺创作队伍，艺人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能更娴熟地引导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另一方面，曲艺多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为载体，从古至今的大量艺人以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承艺术，但这不代表他们不能传播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精华。葛兆光先生扬弃了通常的以精英和经典为枝干的历史书写方法，强调作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思想史，即探索那些作为底色的、影响着普罗大众的认识和生活的思想 。所以，对曲艺作品的研究事实上最能反映当时民间的意识。然而，尽管曲艺作品中的思想难以和士人的研究相提并论，在反映若干思想、现象上具有滞后性，这仍然不妨碍它向百姓传播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熟知的艺谚“说书唱戏劝人方”正表明了曲艺的价值指向，诸如太平歌词、京东大鼓等曲种均有以《劝人方》为题的作品。古代说书人被尊为“先生”也不仅因为其作为知识传播者的角色，更因为其延续着臧否善恶的价值评判的传统。艺人们传承着这些作品及其内涵，尽管他们不一定对其中的观念有理性的判断，甚至是下意识的，但作为家国构架中的成员，他们天生地认同这些谚语警句以及其中的传统价值，从而与当时的先进文化，如士大夫群体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时刻围绕“人”来展开。就人与自己的关系而言，要自律自强，保持“慎独”，良好的自我修养是处理人与其他关系的基础，评书《三国》及京韵大鼓《华容道》等均着墨于关羽的形象塑造，面对曹操的利诱，关羽不为所动，“上马金，下马宝，我也没要，美女十名是刮骨刀”，展现了高贵的人格修养。就人与他人的关系而言，这是传统理论资源最为丰富的一部分，人通过在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确定自己的存在位置。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即所谓“五伦”，在曲艺作品中，正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展开矛盾冲突，体现人物的价值取向：
　　君臣关系：如长篇西河大书《呼家将》讲述宋仁宗时期呼延庆为国除奸、为民除害，避免庞文一伙奸佞勾结外邦、卖国求荣的故事。
　　父子关系：如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叙述张老汉路途之中对女儿的谆谆教导、殷切盼望。
　　兄弟关系：如快板《礼让江山》以周代太王的三个儿子和睦相处、养德侍父的故事，以发《弟子规》“兄弟睦”之意。
　　夫妇关系：如乐亭大鼓、河南坠子等曲种均有《独占花魁》曲目，描写误落风尘的花魁与卖油郎秦重历经种种困难，最终成婚的经历。 　　朋友关系：如京韵大鼓《子期听琴》《伯牙摔琴》赞颂的俞伯牙、钟子期“不对知音不可谈”的深挚情感。
　　在人情事理中间，“仁义礼智信”的一般准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关系得以展现，从而使观众对自己与家人、朋友、社群乃至国家的关系产生合理的定位。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传统作品如兰州鼓子《四大景》，描摹了一年四季水乡仕女咏物赏景的情趣；现代作品如相声《新武松打虎》，则通过打虎破坏了生态平衡为切口，用旧瓶装入了环境保护的新酒。总而言之，曲艺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伦理道德因素，通过语境的具体构造使人们感同身受，在潜移默化中、在闲暇娱乐中获得了滋养与升华。如果说曲艺由于其平民色彩而较少讨论天人关系等形而上学主题的话（相声《阴阳五行》倒有此种色彩），曲艺艺人则着力于从各种角度、以各种形式切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述讨论体现了传统价值中“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所谓“人学”与“仁学”的根本关切，与西方重宗教的神本理念不同。
　　需要补充的是，所谓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其蕴含内容的时代而言，不仅包含中华民族古代的传统美德，也包含近现代身处不同的历史境遇时所产生的适应时代要求的美德，如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民族精神与革命豪情，如改革开放以来对民主法治、敬业诚信的强调，这体现于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曲艺作品中。如朱光斗的数来宝《学雷锋》，歌颂了雷锋的革命斗志和钉子精神，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如李鸿民、高洪胜创作的长篇山东快书《许世友的故事》，汪景寿先生评价它将“革命英雄主义与传统行侠仗义结合” ，使艺术形象获得整体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期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了凝练的总结，此后涌现的作品如数来宝《局长的茶杯》，彰显了法治社会绝不姑息贪污腐败的主题；曲艺小品《社区民警于三快》则塑造了敬业爱民的警察形象。价值观的凝练总结为曲艺创作明确了主题，而优秀的作品则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传递着积极健康的价值。
　　参考文献
　　①李宗桂：《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见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35、36页。
　　②蒋慧明：《蒋慧明曲艺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17页。
　　③倪锺之：《中国曲艺史》，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91年，第449-456页。
　　④薛宝琨：《薛宝琨曲艺文选》之《曲艺与民族文化心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24-38页。
　　⑤张祖健：《曲艺使命 艺术反哺社会》，见于《追慕崇高 反哺社会—2009年中国曲艺高峰（柯桥）论坛专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95页。
　　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年，第10-13页。
　　⑦汪景寿之《序》：见于《长篇山东快书：许世友的传说》，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