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托万·东尼，13岁，我和母亲、继父住在巴黎。
　　苏帕老师今天又让我难堪，起因是一张帮人传递的图片，就在考试的时候。我被罚站，没有课间休息，试卷也没有答完。我认为他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再惩罚我。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所以我发誓，参军之前我一定要打他的脸。
　　母亲的脾气乖张，她动不动就会大发脾气。继父是个乐观的人，我常常被他幽默的行为逗笑，这是我家庭生活中唯一的快乐，但母亲总是恰时地打断说，好了，这不好笑。
　　我尽量让我的母亲高兴，我愿意做个乖孩子，点炉子、烧水、做饭、洗碗、倒垃圾。我竭尽所能抽出写作业的时间帮她多做一些家务——尽管我不喜欢做作业，但母亲对我的行为毫无反应。
　　沙发上的睡袋，就是我的房子，如果他们吵架，我可以把睡袋蒙在头上。
　　这一天我和勒内逃学。因为我们都要迟到了，我们知道苏帕老师不会让我们进教室的。于是我们去游戏厅，去看电影，去逛游乐场。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母亲和一个陌生男人亲吻。但我看到她的同时她也看到了我。我慌忙跑掉。
　　回家后我开始模仿着写请假条。母亲还没回家，我和继父开始了两个男人的晚餐——煎鸡蛋，毫无味道。饭后继父问我是不是拿了他的书。我说没有，他想发脾气，但忍住了，只是说，那我问你母亲。睡觉后继父又蹑手蹑脚走进“走廊”——我的房間，东找西找。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不信任。这让我难过极了。
　　漆黑的夜里母亲回家，接着我听到他们争吵。他们由各自的问题吵到我身上，似乎家庭的争吵永远源于孩子。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老师问我为什么旷课，在他的怒骂下我随口说母亲快死了。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对母亲的事很生气，但我其实不舍得她有事。接着上课的时候母亲和继父来学校了，我的谎言被揭穿了，被继父打了两耳光。
　　放学后我没有回家。我既伤心又害怕。勒内把我安排在他舅舅的印刷厂里，我将在这里过夜。我给家人写了信，承认了我的错误，但我决心长大后再回去。
　　夜里的印刷厂真冷。我突然想起家里自己的睡袋，尽管我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印刷厂很吵，我害怕被发现，在街上游荡。我很饿，偷了一罐牛奶，突然间觉得自己像一只无人问津的野猫。
　　清晨我接着跑去上学。尽管我决定不回家，但我并没有决定不上学。但是中午母亲来学校找我，晚上我就回了家，母亲突然对我一反常态，而我却感到别扭，尽管我一直渴望着这一天。我们相互透露自己的小秘密，我答应她要好好学习。
　　一次作文课，我做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然而老师硬说我是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抄来的。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他把我赶出了教室，连同为我作证的同桌。一气之下，我决心不再上学。勒内这一次把我藏在他的家里。我们看电影、抽雪茄、吹纸球……
　　一天深夜，我潜入继父的办公室，偷了一台打字机，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干，也许是因为他打了我，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是我无法销赃把打字机换成现钱，所以我只好又把打字机送回到办公室。就在送回去的时候，偏偏碰到巡夜的人，我当场被抓，人赃俱获。
　　继父很生气，他把我送上了法庭。
　　我想告诉继父自己其实很伤心、也很孤独，我多么怀念一家人去看电影的幸福，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想要他们更爱我。可是他根本没有接我回去的意思，而是把我扔在了警察局然后送往少管所。
　　我被押上囚车后，夜色深深地笼罩在我周围，囚车启动了，大街上灯火通明，却没有一盏灯能够照得我温暖，突然间，我难过极了，泪水滚落了下来。
　　在少管所，我向心理医生诉说了我的家庭生活：母亲怀我的时候是个未婚妈妈，本想堕胎，后来在外婆的坚持下，才保住了我，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也就是我的继父，母亲说我得感谢他，是他给了我姓氏。8岁以前我和外婆住在一起，后来外婆太老了，父母被迫把我接回了家……
　　母亲来少管所探望我，她戴了一顶新的帽子，很好看。我隔着桌子看着她。我期待她说接我回家，而她却告诉我，继父再也不会管我了。
　　天哪，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了。
　　没有家，外面的夜晚真黑，真冷。
　　少管所里的孩子带着各自的伤痛玩耍，我抬头看天却只能看到灰蒙蒙一片。他们在踢足球，突然间，我决定做一件事情，我要逃走！我从球场中冲了出来，奔向篱笆，从篱笆下面的洞钻了出去。一个看守在后面追，我不停地跑。
　　奔跑，我跑过农舍，穿过田野，经过灌木丛边的房子，却没有碰到任何人。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了自己。我不停地跑，直到海边，我激动得几乎不能呼吸，我可以喊：我自由了！
　　可原来海水这样冰凉，沙滩萧瑟寂寞。原来外面，也是乌云漫天。
　　回过头，我看到模糊的一片，仿佛我的童年。
　　
　　整理自电影《四百击》
　　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