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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真象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理念表现在宇宙生存观、和谐生存观、伦理生存观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将生命现象还原于自然，用一种恢弘的元视角来认识、解读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充满非凡的智慧，对当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意义与引导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生存理念；整体性；合理性；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3-0146-04
文化是人类智慧在具体生存实践中的产物，是“形成意义的实践和习俗”。换言之，不同的文化语境滋生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文化内涵。因此，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认识，首先应着眼于这种文化形态的类型特征。比如，西方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求知，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追求的是对具体事物真象的认识。因此，西方文化是一种求真文化，其特征是对具体现象的构成要素、结构特征进行由浅及深、由外到内的精确验证与分析。像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提出的“阿喀琉斯跑不过乌龟”这种在中国人看来近乎可笑的命题其实正好体现了西方文化探究事物真象的文化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起源于人对自然真相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内陆性地理环境和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方式使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对自然的变化规律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因此，他们不太关心自然的构成要素与物质结构本身是什么，而更关心由这些要素与结构形成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人怎样才能更好地顺应这种规律，从而使其生存更为合理有序。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立足于天(自然)人关系完美性的求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基本点。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曾将中西方文化简单地定义为“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这样的定义，显然是用西方文化的体系标准，来为中国文化作注，可谓方枘圆凿。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德性文化”，更是一种“智性文化”，只不过，与西方文化相比，其意义内涵与价值内涵大相径庭。比如，在人的生存问题上，西方文化的着眼点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形成的人权观、民权观、权利观我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着眼点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形成的宇宙生存观、和谐生存观、伦理生存观就显然不是西方式的价值标准能够解释得了的。鉴于此，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理念作一个大致的理论描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一切生命现象看成宇宙真相的体现，自然中的生命现象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文化从事物的构成要素、结构特征来认识事物，因此，它是从微观形态着眼来认识世界，采用的方法是验证与分析，体现的是事物的精确性、客观性、具体性，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起点解释世界的存在，或者是马克思从资本着手剖析西方社会的真象，都昭示着西方文化这一显著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事物的关联性、同一性、完整性来认识事物，因此，它是从宏观形态着眼来认识世界，采用的方法是体悟与推理，体现的是事物的合理性、完美性、前瞻性，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统万物”，还是佛家的“依正不二”，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独特的思想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观认为：宇宙中的天地万物是一个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生命整体。天地之道(自然规律)永恒无垠、运行不迨，万物循天地之道生生不已、变化无穷。形而上的自然之道与形而下的万事万物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生命整体，共同昭示宇宙的真象。《周易》生动地描绘了这个特点：“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里。天地万物、社稷人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宇宙恒定规律的有机组成。人伦关系在这里不仅是人性的，更是自然性的，自然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意义的根源。所以，程颢讲：“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则讲得更加肯定：“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中庸章句》)庄子也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这里重要的理念是，宇宙中的天地万物，与其生命本元(天地之道)休戚相关，不可孤立拆分，因此，对任何现象的把握，必须从这个生命体的关联性上着眼。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此作了精采注脚：“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二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宇宙中的一切，都互为因果、相依相存。老子说得更透彻：“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万物由天地之规律所出，其生存的真象，就是对这种规律的延续与传承。可见，中国传统的生存理念，是一种着眼于宇宙生命体的宏大意识，对任何生命现象的认识，都是以对这个生命体的整体把握为前提的。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或者是佛家的“因果报应”，说到底，其实都是讲人必须超越人性而回归到自然性，只有人性服从自然性，自然规律得到充分尊重，宇宙生命体才会合谐完美。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的这种宇宙生存观是充满非凡的大智慧的。当今世界危机重重，纷争不断，将这些问题进行分类，无外乎三大基本矛盾：社会冲突、生态危机、精神苦难。这些矛盾的核心是人太强调自我而忽略了宇宙生命体的存在。不可否认，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演变为最有灵性的物种，然而这一优势也使人类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是自然的中心。这样，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自然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类在征服自然和同类的过程中，欲望不断膨胀，争斗越演越烈。换个角度讲，人类再伟大，其实也只是自然家族中的一员，再聪明，也只是天地之间的小智慧，人以外的自然之道，才是主宰一切的终极之道，人类却非要以自我为中心，用自以为是的狭隘去取代自然的元规律，长此以往，人类必定受到自然规律的严厉惩罚。对此，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池田大作曾悲观地断言：“只要人类仍然愚昧地为欲望和自私自利所俘虏，继续抱着一种虚幻，那么就永远无法挣脱人类灭绝论。”而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的宇宙生存观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把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意义回归到人的生命本元——自然之道，使人的心性与自然的精神融为一体，从而超越狭隘、自闭、狂妄、无边的占有欲乃至永无休止的争斗，用大爱、大利的眼界和胸襟去善待自己和自然中的一切，把自身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有机统一，使人与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和谐共处，实现宇宙生命体有序共存的目的。《易经·系辞上》讲：“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与天 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应该是对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这种宇宙生存观的恰当注脚。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和谐是天地间最完美的生存形态。古人认为，自然之道不仅是主宰一切的，也是尽善尽美的，万物在其支配下生生不息、相互依存、和谐有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徒；易知则有亲，易徒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经·系辞上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一切生命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规律的有序运动，作为这个规律的产生物，人的生存合理性当然是由天(自然)的合理性所决定的，与天保持一致，是人生存的依据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尚书》中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思想的端倪。“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尚书·盘庚》)。在这里，天(自然)已不是外在于人的异物，而是具有了人格特征，与人有了精神、情感上的相融性，正是在它的引导或暗示下，人的生存才成为可能。《尚书》中的这种思想尽管具有早期人类对自然的神化特点，但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的朴素思想，则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和合之美。既然人与万物来源于自然之道，那么，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当然就是人与万物最完美的生存状态。“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者，天地之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无论是传统的“五行学说”，《周易》的“阴阳变化”，思孟学派的“性天相通”、“天人合一”，老庄的“道法自然”、“物我为一”，还是佛家的“功德圆满”、“众生平等”，其基本点都是讲天地万物间的和谐关系。这种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崇尚自然、尊重规律、注重整体、追求大同的鲜明色彩。
自然的本质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和谐。自然失去和谐，生态就出现危机；人的机能失去和谐，病害也就接踵而至。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失去和谐，其崩溃也就指日可待。长期以来，人类常常为一己私利或局部利益争斗不休。客观地讲，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民族，不可能没有冲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些文化和价值观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自然之道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决定着人类，也决定着整个生态体系的存在与发展，以此而论，喜欢争斗的人类如果真的聪明的话，就不应该总是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上争斗不休。很多时候，自我克制与牺牲，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好处与利益。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l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法国著名文化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也曾说：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唯有这种理念和思维方法，“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钱穆先生在晚年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也曾讲到：“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以此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和谐生存观，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大力发掘。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的第三个方面是把伦理道德作为履行天道的最佳方式，通过精神认同，来实现天下大同，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生存目的。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之自然为“道”，而对这种自然的顺应为“德”。所以，老子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这里，道是万物的本元，而德则是对道这个本元的顺应。尽管万物形态有别，生长有别，但无不尊重天地的规律而顺应之。庄子进一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篇》)《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其理念基本上与以上观点相同。在古人看来，天之道就是人之法，自然法则也就是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应“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天道》)，“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孟子则从天人心性相通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样，人的道德行为，就被提高到可与天地之道比美的高度，成为取法自然的最高生存行为。中国古代之所以注重道德教化，崇尚价值实践而忽略工具实践，原因就在此。由此观之，在古人眼里，道与德是相互依存的：道是德的依据，德是道的外显。换言之，道是普遍真理。而德是实现真理的方式。今人牟钟鉴先生亦认为：“德是万物禀受于道而获得的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生命活力，即是该物之性，故日：德者，得也。”那么，道德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去实施?古人的解释是：道德的内容就是至诚与仁爱，而实施的方式，就是将这种至诚与仁爱推及到天地万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章句·右第二十一章》)。“仁之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朱熹《仁说》)。而在老庄眼里，道德是一种克己、无欲的心性常态。“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恬恢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外篇·刻意》)。因此，道德就是朴素与自然。这样，在中国古代，道德成为人类履行自然之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重要实践。这种以道德力量为社会原动力，以道德教化为社会改造方式，以克己、奉公、博爱、谦让为道德内容，以大同理想为道德目标的德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存理念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仁”、“礼”，道家思想的“不争”、“无欲”，佛家思想的“善”、“忍”，无不体现出克己为人、“道”济天下的鲜明色彩。这也是中国延绵数千年，始终保持统一、完整的重要原因。
汤因比曾坦言对中国新儒学派大家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道德模式的赞赏，认为“宇宙的背后有着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并指出，“爱是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调和的一种冲动”，“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汤因比的观点，应该是对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这种伦理生存观的价值补白，同时也是对其通讨道德实践来实现人类最高生存目标理念的认同。由此想到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呼吁：“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罗素的呼声，确实应该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传统文化；生存理念；整体性；合理性；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3-0146-04
文化是人类智慧在具体生存实践中的产物，是“形成意义的实践和习俗”。换言之，不同的文化语境滋生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文化内涵。因此，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认识，首先应着眼于这种文化形态的类型特征。比如，西方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求知，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追求的是对具体事物真象的认识。因此，西方文化是一种求真文化，其特征是对具体现象的构成要素、结构特征进行由浅及深、由外到内的精确验证与分析。像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提出的“阿喀琉斯跑不过乌龟”这种在中国人看来近乎可笑的命题其实正好体现了西方文化探究事物真象的文化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起源于人对自然真相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内陆性地理环境和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方式使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对自然的变化规律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因此，他们不太关心自然的构成要素与物质结构本身是什么，而更关心由这些要素与结构形成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人怎样才能更好地顺应这种规律，从而使其生存更为合理有序。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立足于天(自然)人关系完美性的求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基本点。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曾将中西方文化简单地定义为“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这样的定义，显然是用西方文化的体系标准，来为中国文化作注，可谓方枘圆凿。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德性文化”，更是一种“智性文化”，只不过，与西方文化相比，其意义内涵与价值内涵大相径庭。比如，在人的生存问题上，西方文化的着眼点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形成的人权观、民权观、权利观我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着眼点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形成的宇宙生存观、和谐生存观、伦理生存观就显然不是西方式的价值标准能够解释得了的。鉴于此，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理念作一个大致的理论描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一切生命现象看成宇宙真相的体现，自然中的生命现象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文化从事物的构成要素、结构特征来认识事物，因此，它是从微观形态着眼来认识世界，采用的方法是验证与分析，体现的是事物的精确性、客观性、具体性，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起点解释世界的存在，或者是马克思从资本着手剖析西方社会的真象，都昭示着西方文化这一显著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事物的关联性、同一性、完整性来认识事物，因此，它是从宏观形态着眼来认识世界，采用的方法是体悟与推理，体现的是事物的合理性、完美性、前瞻性，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统万物”，还是佛家的“依正不二”，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独特的思想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观认为：宇宙中的天地万物是一个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生命整体。天地之道(自然规律)永恒无垠、运行不迨，万物循天地之道生生不已、变化无穷。形而上的自然之道与形而下的万事万物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生命整体，共同昭示宇宙的真象。《周易》生动地描绘了这个特点：“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里。天地万物、社稷人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宇宙恒定规律的有机组成。人伦关系在这里不仅是人性的，更是自然性的，自然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意义的根源。所以，程颢讲：“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则讲得更加肯定：“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中庸章句》)庄子也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这里重要的理念是，宇宙中的天地万物，与其生命本元(天地之道)休戚相关，不可孤立拆分，因此，对任何现象的把握，必须从这个生命体的关联性上着眼。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此作了精采注脚：“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二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宇宙中的一切，都互为因果、相依相存。老子说得更透彻：“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万物由天地之规律所出，其生存的真象，就是对这种规律的延续与传承。可见，中国传统的生存理念，是一种着眼于宇宙生命体的宏大意识，对任何生命现象的认识，都是以对这个生命体的整体把握为前提的。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或者是佛家的“因果报应”，说到底，其实都是讲人必须超越人性而回归到自然性，只有人性服从自然性，自然规律得到充分尊重，宇宙生命体才会合谐完美。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的这种宇宙生存观是充满非凡的大智慧的。当今世界危机重重，纷争不断，将这些问题进行分类，无外乎三大基本矛盾：社会冲突、生态危机、精神苦难。这些矛盾的核心是人太强调自我而忽略了宇宙生命体的存在。不可否认，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演变为最有灵性的物种，然而这一优势也使人类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是自然的中心。这样，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自然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类在征服自然和同类的过程中，欲望不断膨胀，争斗越演越烈。换个角度讲，人类再伟大，其实也只是自然家族中的一员，再聪明，也只是天地之间的小智慧，人以外的自然之道，才是主宰一切的终极之道，人类却非要以自我为中心，用自以为是的狭隘去取代自然的元规律，长此以往，人类必定受到自然规律的严厉惩罚。对此，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池田大作曾悲观地断言：“只要人类仍然愚昧地为欲望和自私自利所俘虏，继续抱着一种虚幻，那么就永远无法挣脱人类灭绝论。”而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的宇宙生存观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把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意义回归到人的生命本元——自然之道，使人的心性与自然的精神融为一体，从而超越狭隘、自闭、狂妄、无边的占有欲乃至永无休止的争斗，用大爱、大利的眼界和胸襟去善待自己和自然中的一切，把自身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有机统一，使人与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和谐共处，实现宇宙生命体有序共存的目的。《易经·系辞上》讲：“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与天 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应该是对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这种宇宙生存观的恰当注脚。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和谐是天地间最完美的生存形态。古人认为，自然之道不仅是主宰一切的，也是尽善尽美的，万物在其支配下生生不息、相互依存、和谐有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徒；易知则有亲，易徒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经·系辞上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一切生命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规律的有序运动，作为这个规律的产生物，人的生存合理性当然是由天(自然)的合理性所决定的，与天保持一致，是人生存的依据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尚书》中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思想的端倪。“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尚书·盘庚》)。在这里，天(自然)已不是外在于人的异物，而是具有了人格特征，与人有了精神、情感上的相融性，正是在它的引导或暗示下，人的生存才成为可能。《尚书》中的这种思想尽管具有早期人类对自然的神化特点，但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的朴素思想，则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和合之美。既然人与万物来源于自然之道，那么，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当然就是人与万物最完美的生存状态。“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者，天地之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无论是传统的“五行学说”，《周易》的“阴阳变化”，思孟学派的“性天相通”、“天人合一”，老庄的“道法自然”、“物我为一”，还是佛家的“功德圆满”、“众生平等”，其基本点都是讲天地万物间的和谐关系。这种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崇尚自然、尊重规律、注重整体、追求大同的鲜明色彩。
自然的本质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和谐。自然失去和谐，生态就出现危机；人的机能失去和谐，病害也就接踵而至。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失去和谐，其崩溃也就指日可待。长期以来，人类常常为一己私利或局部利益争斗不休。客观地讲，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民族，不可能没有冲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些文化和价值观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自然之道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决定着人类，也决定着整个生态体系的存在与发展，以此而论，喜欢争斗的人类如果真的聪明的话，就不应该总是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上争斗不休。很多时候，自我克制与牺牲，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好处与利益。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l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法国著名文化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也曾说：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唯有这种理念和思维方法，“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钱穆先生在晚年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也曾讲到：“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以此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和谐生存观，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大力发掘。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存理念的第三个方面是把伦理道德作为履行天道的最佳方式，通过精神认同，来实现天下大同，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生存目的。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之自然为“道”，而对这种自然的顺应为“德”。所以，老子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这里，道是万物的本元，而德则是对道这个本元的顺应。尽管万物形态有别，生长有别，但无不尊重天地的规律而顺应之。庄子进一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篇》)《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其理念基本上与以上观点相同。在古人看来，天之道就是人之法，自然法则也就是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应“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天道》)，“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孟子则从天人心性相通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样，人的道德行为，就被提高到可与天地之道比美的高度，成为取法自然的最高生存行为。中国古代之所以注重道德教化，崇尚价值实践而忽略工具实践，原因就在此。由此观之，在古人眼里，道与德是相互依存的：道是德的依据，德是道的外显。换言之，道是普遍真理。而德是实现真理的方式。今人牟钟鉴先生亦认为：“德是万物禀受于道而获得的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生命活力，即是该物之性，故日：德者，得也。”那么，道德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去实施?古人的解释是：道德的内容就是至诚与仁爱，而实施的方式，就是将这种至诚与仁爱推及到天地万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章句·右第二十一章》)。“仁之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朱熹《仁说》)。而在老庄眼里，道德是一种克己、无欲的心性常态。“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恬恢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外篇·刻意》)。因此，道德就是朴素与自然。这样，在中国古代，道德成为人类履行自然之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重要实践。这种以道德力量为社会原动力，以道德教化为社会改造方式，以克己、奉公、博爱、谦让为道德内容，以大同理想为道德目标的德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存理念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仁”、“礼”，道家思想的“不争”、“无欲”，佛家思想的“善”、“忍”，无不体现出克己为人、“道”济天下的鲜明色彩。这也是中国延绵数千年，始终保持统一、完整的重要原因。
汤因比曾坦言对中国新儒学派大家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道德模式的赞赏，认为“宇宙的背后有着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并指出，“爱是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调和的一种冲动”，“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汤因比的观点，应该是对中国传统生存理念中这种伦理生存观的价值补白，同时也是对其通讨道德实践来实现人类最高生存目标理念的认同。由此想到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呼吁：“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罗素的呼声，确实应该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