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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培育各类市场，多种投资主体活跃于市场为当前投资领域的主要特征，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升，中国也连续30年保持增速9%以上，高速发展逐渐形成共识。而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GDP增速逐年回落，产业投资发展出现疲软现象，整个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种“新常态”。本文试探讨新常态下政府应如何应对产业投资出现疲软态势，结合政策并加以分析，提出政府为引导产业投资取得良好发展应做出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新常态 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 产业投资
一、稳增长，调结构，国家经济发展迈向“新常态”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进入新千年，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日趋完善开放型经济格局，社会生产力与国家实力取得巨大进步，并完成了从温饱阶段跨越到小康阶段的目标。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新高，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12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61624万吨，全年进出口总额243386亿元，数据证明了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与重化工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带动了第一产业的进步，农业机械化水平取得显著提升；第三产业也借助改革开放不断扩大格局，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证券、保险、金融等行业潜力不断被释放。而外资也伴随全球化浪潮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了资本形成，为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使得综合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歷经“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中国逐渐增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视程度，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地位上升至“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按照市场需要，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产业投资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与弊端逐渐暴露，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严重暴露出经济发展脆弱的一面。经济增长对出口过分倚重，过分看重投资而忽视内需，投资结构偏向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一系列弊病的显露要求政府必须执行“稳增长，调结构”的策略。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前期政策消化期、增速换挡期“三期叠加”，劳动力成本提高、老龄化问题凸显、生活成本上升，外加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因素使得中国逐渐失去了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另外，在高新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仍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难以与其抗争。因此，国家存在着深处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二、当前产业投资发展环境及政策导向
2015年10月，“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必须紧紧围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规划。在这份规划中，针对我国接下来五年产业投资的稳步运行确立了三大方向：
一是以创新为出发点，深化改革，拓展空间。创新是第一动力，是产业投资取得长久发展、占据发展空间的关键所在。要培育发展新动力，解放新需求，制造新供给。投资对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应当进一步推进投融资体制深度变革，实现高效、有效投资的增加，科学讨论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拓宽发展新空间，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多种投资形式，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针对性落实，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推动第一、二、三产业的交叉关联，实现融合发展。
二是以协调为主基调，协同发展，加深融合。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为核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各区域产业联动发展，优势产业辐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产业投资要坚定将社会效益摆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助力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产业投资与国防领域经济建设的融合式发展，坚持繁荣和稳定并重、富国和强军协调。
三是以绿色为新高度，和谐共生，立足长远。坚持绿色富国，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秉作要旨，合理使用与开采自然资源，大力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与新兴绿色产业发展，根据环境承载力合理开展产业投资。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大国家土地资源利用保护力度，促进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朝高端高效方向发展。低碳式多层利用发展成为新导向，提高能源领域高新科技创新力度，促进传统能源使用绿色、高利用率，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严格把握能源消耗与利用标准，坚持节约优先，强化约束力度，环境监管与治理力度从严建设。
三、全面统筹，市场主导，政府要实现对产业投资的有效保障
作为政府，其职能不仅仅是执行法律、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还要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好社会关系，发展社会福利。而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是和平、理性、文明的政府，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守“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以行政权力与资本的高度统一与重合的方式指导产业投资将使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动态平衡崩塌，中国经济的前途很可能会步入黑暗。因此，基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我们的政府要执行好四大职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而落实在政府对于产业投资的管理上，则要具体化为以下几点：
一是简政放权，划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要做到理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定问题，政府必须下放权力，放松管制。明确什么是政府应该着手管理的，什么是应该交由市场去考量与检验的。下放权力就是解放生产力，面对现有的投资环境，究竟该作出怎样的投资决策，只有投资主体本身最为清楚。决策成功，盈利回归投资主体自身，激励产业继续发展；决策失败，投资主体自负亏损，产业交由市场淘汰，促进资源流向更有前景的投资决策中。政府要减少对投资决策的干预，进一步精简审批权限，做产业投资洪流中的疏导者。权力下放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是要负责好市场管不到的地方。一是要加深对市场投资需求的掌握，根据市场的需要搭建好投资渠道，促使产业投资主动朝向预期方向发展；二是要加强对产业投资行为的监督，避免投资主体违法违规操作，防止其对市场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效益；三是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及权力滥用行为，避免给投资主体投资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为产业投资营造畅通的发展渠道。 二是健全制度，为产业投资营造优质的“软环境”。“软环境”主要是指在物质条件以外的，譬如政治、法律、思想等基于整个社会形态意识存在的外部因素与条件的总和[3]。从经济的角度看，“软环境”是指思维意识、民族文化、政策法规及政府的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交织而成的背景环境。对于产业投资而言，国家为产业投资确立的制度框架是投资“软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打造良好的产业投资“软环境”，政府必须多面入手，制度领导，宏观规划。一要加紧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是依靠法律的执行力与公信力发挥效用。法律的制定要从公平出发，维护各个投资主体的获益权、知识产权、决策权等合法权益，制定合理的投资平台规则，规制投资主体的相关行为，确立合乎国家宏观发展需要的产业标准。二要结合市场导向有针对性的扶持前景产业。当前我国整体发展导向偏向于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并加快步伐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而不同地区又有着各自特有的产业基础、优质资源与发展潜力。因此，政府的政策导向要围绕“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调整”这一中心，结合各地区自身优势以及投资需求，从空间、时间、产业区位分布等诸多角度谋篇布局。三要建立畅通的投资需求及效益反馈渠道。制度是要为投资服务的，不是投资顺应制度的要求。建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建立的制度好不好是靠效益的优劣来评判。因此政府要根据产业投资的动态及时调整政策制度，顺应发展的潮流，不能因为制度的落后阻碍了产业投资前进的步伐。
三是规划与开放相结合，激发社会资本潜在能效。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投资离不开地理空间、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等因素的选择。而在一个地区不仅仅存在着实业，还有居民区、自然资源保护区等等，政府在引导产业投资发展时，必须考虑到是否会影响非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合理的投资规划还可能带来不同产业间的正外部效益，联动发展、优势互补，促进链条产业共同进步。因此，政府需要从综合利益的角度上进行产业投资规划，形成高效产业集群，优化国土资源利用与开发，减少对非经济活动的干扰。规划要立足于地区优势，优质的资源是产业发挥效益、取得回报的基础；规划要科学可持续，做出的规划要有利于相关产业进行运作与盈利，同时，当前的规划也要为未来的发展留有空间。但规划不代表排他，也不代表禁令，好的规划是为了发挥宏观投资的最大效益，吸引與调动社会上各个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因此，规划必须要同开放相结合。从国家这一宏观角度去看微观上的各个地区产业，国家的目标是追求整体产业效益的最大化，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而各个地区则维护本地区的最大利益不受其他地区侵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得到了是一种“纳什均衡”。因此，开放的意义就在于避免“纳什均衡”带来的资源浪费，“帕累托最优”才是真正有益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选择。我们的开放不能仅仅局限于地区之间的开放，必须达到一种全面开放的格局。开放对投资主体的限制，不论是国内国外、官方民间，只要不对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就可以鼓励更多合法来源的资本参与投资，发掘市场潜在动力；开放对投资渠道的限制，只要是有利于产业投资健康发展的、不违背法律道德的投资形式，我们都可以开展试验并培育其走上成熟；开放对产业类目的限制，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垄断产业引入新动力，同时，鼓励多种主体投资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1]周士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性探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4（3）：34-37.
[2]陈志立.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析[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6.
[3]李璐.城市软环境建设优化对策研究[J].时代经贸，2011（36）.
[4]马增朋.城市新区投资软环境系统满意度测度模型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
【关键词】新常态 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 产业投资
一、稳增长，调结构，国家经济发展迈向“新常态”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进入新千年，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日趋完善开放型经济格局，社会生产力与国家实力取得巨大进步，并完成了从温饱阶段跨越到小康阶段的目标。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新高，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12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61624万吨，全年进出口总额243386亿元，数据证明了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与重化工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带动了第一产业的进步，农业机械化水平取得显著提升；第三产业也借助改革开放不断扩大格局，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证券、保险、金融等行业潜力不断被释放。而外资也伴随全球化浪潮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了资本形成，为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使得综合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歷经“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中国逐渐增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视程度，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地位上升至“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按照市场需要，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产业投资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与弊端逐渐暴露，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严重暴露出经济发展脆弱的一面。经济增长对出口过分倚重，过分看重投资而忽视内需，投资结构偏向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一系列弊病的显露要求政府必须执行“稳增长，调结构”的策略。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前期政策消化期、增速换挡期“三期叠加”，劳动力成本提高、老龄化问题凸显、生活成本上升，外加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因素使得中国逐渐失去了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另外，在高新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仍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难以与其抗争。因此，国家存在着深处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二、当前产业投资发展环境及政策导向
2015年10月，“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必须紧紧围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规划。在这份规划中，针对我国接下来五年产业投资的稳步运行确立了三大方向：
一是以创新为出发点，深化改革，拓展空间。创新是第一动力，是产业投资取得长久发展、占据发展空间的关键所在。要培育发展新动力，解放新需求，制造新供给。投资对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应当进一步推进投融资体制深度变革，实现高效、有效投资的增加，科学讨论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拓宽发展新空间，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多种投资形式，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针对性落实，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推动第一、二、三产业的交叉关联，实现融合发展。
二是以协调为主基调，协同发展，加深融合。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为核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各区域产业联动发展，优势产业辐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产业投资要坚定将社会效益摆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助力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产业投资与国防领域经济建设的融合式发展，坚持繁荣和稳定并重、富国和强军协调。
三是以绿色为新高度，和谐共生，立足长远。坚持绿色富国，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秉作要旨，合理使用与开采自然资源，大力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与新兴绿色产业发展，根据环境承载力合理开展产业投资。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大国家土地资源利用保护力度，促进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朝高端高效方向发展。低碳式多层利用发展成为新导向，提高能源领域高新科技创新力度，促进传统能源使用绿色、高利用率，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严格把握能源消耗与利用标准，坚持节约优先，强化约束力度，环境监管与治理力度从严建设。
三、全面统筹，市场主导，政府要实现对产业投资的有效保障
作为政府，其职能不仅仅是执行法律、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还要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好社会关系，发展社会福利。而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是和平、理性、文明的政府，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守“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以行政权力与资本的高度统一与重合的方式指导产业投资将使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动态平衡崩塌，中国经济的前途很可能会步入黑暗。因此，基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我们的政府要执行好四大职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而落实在政府对于产业投资的管理上，则要具体化为以下几点：
一是简政放权，划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要做到理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定问题，政府必须下放权力，放松管制。明确什么是政府应该着手管理的，什么是应该交由市场去考量与检验的。下放权力就是解放生产力，面对现有的投资环境，究竟该作出怎样的投资决策，只有投资主体本身最为清楚。决策成功，盈利回归投资主体自身，激励产业继续发展；决策失败，投资主体自负亏损，产业交由市场淘汰，促进资源流向更有前景的投资决策中。政府要减少对投资决策的干预，进一步精简审批权限，做产业投资洪流中的疏导者。权力下放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是要负责好市场管不到的地方。一是要加深对市场投资需求的掌握，根据市场的需要搭建好投资渠道，促使产业投资主动朝向预期方向发展；二是要加强对产业投资行为的监督，避免投资主体违法违规操作，防止其对市场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效益；三是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及权力滥用行为，避免给投资主体投资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为产业投资营造畅通的发展渠道。 二是健全制度，为产业投资营造优质的“软环境”。“软环境”主要是指在物质条件以外的，譬如政治、法律、思想等基于整个社会形态意识存在的外部因素与条件的总和[3]。从经济的角度看，“软环境”是指思维意识、民族文化、政策法规及政府的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交织而成的背景环境。对于产业投资而言，国家为产业投资确立的制度框架是投资“软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打造良好的产业投资“软环境”，政府必须多面入手，制度领导，宏观规划。一要加紧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是依靠法律的执行力与公信力发挥效用。法律的制定要从公平出发，维护各个投资主体的获益权、知识产权、决策权等合法权益，制定合理的投资平台规则，规制投资主体的相关行为，确立合乎国家宏观发展需要的产业标准。二要结合市场导向有针对性的扶持前景产业。当前我国整体发展导向偏向于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并加快步伐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而不同地区又有着各自特有的产业基础、优质资源与发展潜力。因此，政府的政策导向要围绕“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调整”这一中心，结合各地区自身优势以及投资需求，从空间、时间、产业区位分布等诸多角度谋篇布局。三要建立畅通的投资需求及效益反馈渠道。制度是要为投资服务的，不是投资顺应制度的要求。建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建立的制度好不好是靠效益的优劣来评判。因此政府要根据产业投资的动态及时调整政策制度，顺应发展的潮流，不能因为制度的落后阻碍了产业投资前进的步伐。
三是规划与开放相结合，激发社会资本潜在能效。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投资离不开地理空间、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等因素的选择。而在一个地区不仅仅存在着实业，还有居民区、自然资源保护区等等，政府在引导产业投资发展时，必须考虑到是否会影响非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合理的投资规划还可能带来不同产业间的正外部效益，联动发展、优势互补，促进链条产业共同进步。因此，政府需要从综合利益的角度上进行产业投资规划，形成高效产业集群，优化国土资源利用与开发，减少对非经济活动的干扰。规划要立足于地区优势，优质的资源是产业发挥效益、取得回报的基础；规划要科学可持续，做出的规划要有利于相关产业进行运作与盈利，同时，当前的规划也要为未来的发展留有空间。但规划不代表排他，也不代表禁令，好的规划是为了发挥宏观投资的最大效益，吸引與调动社会上各个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因此，规划必须要同开放相结合。从国家这一宏观角度去看微观上的各个地区产业，国家的目标是追求整体产业效益的最大化，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而各个地区则维护本地区的最大利益不受其他地区侵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得到了是一种“纳什均衡”。因此，开放的意义就在于避免“纳什均衡”带来的资源浪费，“帕累托最优”才是真正有益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选择。我们的开放不能仅仅局限于地区之间的开放，必须达到一种全面开放的格局。开放对投资主体的限制，不论是国内国外、官方民间，只要不对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就可以鼓励更多合法来源的资本参与投资，发掘市场潜在动力；开放对投资渠道的限制，只要是有利于产业投资健康发展的、不违背法律道德的投资形式，我们都可以开展试验并培育其走上成熟；开放对产业类目的限制，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垄断产业引入新动力，同时，鼓励多种主体投资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1]周士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性探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4（3）：34-37.
[2]陈志立.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析[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6.
[3]李璐.城市软环境建设优化对策研究[J].时代经贸，2011（36）.
[4]马增朋.城市新区投资软环境系统满意度测度模型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