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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原名朱同祖，字吉甫，号槃先，浙江海盐人。生于1879年，其家为当地郡望。1905年，朱希祖26岁时考取官费留学名额，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地”。后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学习《说文解字》等，成绩显著，得到章太炎先生的器重。
朱希祖学成回国后，于191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史学系教员，不久又升为史学系系主任。后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于1933年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室主任；1934年又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历史系主任。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考试院考选员。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积劳成疾，患严重哮喘并发肺气肿于重庆逝世。
关于朱希祖事迹，因介绍者不多，青年人固然对他不太了解，即使老年人，有的也不尽知悉，为此，撰写其轶事，以便让更多人了解他。他的家是一个“文艺沙龙”
朱希祖家的客人非常多，据其长子朱偰回忆说：“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交游颇广，在北京的起初十年，几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高谈阔论的，尽是一些通儒硕学。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文艺沙龙’，我耳闻目睹，当然也间接接受他们的影响。”
朱偰原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写过不少回忆录，其中有一篇《我家的座上客》。“文革”之后，朱偰所写回忆录被全部退还给朱偰家属，据朱偰长女朱元春说：“这篇父亲遗作《我家的座上客》，是父亲在‘文革’隔离审查时极其困苦的境遇下，用‘革命造反派’的油印传单纸的反面写的回忆录的补充章节。本来纸质很差，平反后发还时更是残破不堪，但字迹工整。”
朱偰的《我家的座上客》文中披露不少朱希祖的鲜为人知的事。
章太炎是朱希祖的老师，他是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太露面。有一次他在弟子的前呼后拥中来到朱希祖家，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章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那是纯粹出于敬爱。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朱偰母亲就出去招待。那时朱偰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看到了章太炎，于是拉着母亲的衣裙，稚气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朱希祖家来吃过饭。朱希祖请他上座，谈论办《新青年》的事情。朱偰母亲偷偷地去看了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之后，朱偰母亲对朱希祖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后来陈独秀因提倡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在“新世界”七层楼上散发传单被捕下狱。朱偰母亲听说了，又对朱希祖说道：“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劝你以后还是少同这些人来往吧!”朱希祖笑了笑，没有同她进行分辩。
胡适初回国任教时，在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因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赏识，所以步步高升。后来又以提倡白话文得名，一直做到文学院院长。据朱偰回忆说，胡适也常到朱希祖家中来，看看他父亲的藏书，谈谈版本。但朱希祖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到中卷为止，下卷始终没有能够出版。
周作人暗中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藏书
朱希祖在日本东京留学，曾与周作人等受业于章太炎，有同窗之谊。朱希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周作人曾到朱希祖家中访问，以后还有书信来往。迄今周作人后人还保存着朱希祖致周作人的书信手迹。由此可见，两人的友谊并非一般。
周作人一向重视私人友谊，即使在抗战附逆时期，也做了几件让人感念的事。例如，周作人在“落水”之后，保护北大校产，照顾一些失业的学生；为去延安的学生创造条件等等(见孙郁著《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
朱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其平反后，我曾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为此，其女朱元春特地从北京来南京访问我。
在闲谈中，朱元春告诉我一件轶事，就是周作人在附逆后，曾经保护过朱希祖的房产和藏书。
朱希祖在北京的老宅，是在德胜门内草场大坑21号(现在改称四环胡同)。在南屋有五间房，基本堆满了书，估计约有四、五万册。其中有很珍贵的版本、手抄本，都是他花大价钱购置的。抗战时期，朱希祖逃亡到重庆工作。北京的房产和藏书，由亲戚张太太负责保管。
抗战时期的某天，日军突然闯进朱家，态度横蛮，竟说朱希祖住宅是“敌产”(朱希祖在重庆，即大后方，在日本侵略者眼里是“敌方”，所以称为“敌产”——笔者注)，声称要立刻全部没收。张太太认为朱希祖的藏书是祖国文化遗产，如日军给予没收，不仅是朱希祖个人的损失，也会使祖国文化典籍遭到毁灭。为此，张太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她知道周作人已经附逆，但因为他与朱希祖有同窗之谊，因此，她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拜访了周作人，将日军要霸占朱希祖的老宅和珍贵的藏书一事，详细告之，并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务必设法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
据说，当时周作人态度和蔼，声称与朱希祖是多年老友，一定设法解决，请她尽可放心好了。张太太这才如释重负，并对周作人在危急之际给予的热情帮助，深表谢意。
张太太临走时，周作人将她一直送到大门外。此后，日军就没有再来骚扰。朱希祖的老宅和藏书，没有损失，显然这是周作人从中给予了帮助。在艰难困苦中收集史籍
朱希祖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知名的藏书家。他收集南明史籍，在当时拥有“全国公私第一”的美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苏精著书，就将朱希祖列为近代藏书三十家之一。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致始于他在日本求学时期。当时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便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便开始全力聚书。
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已残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水经注诸版本)矣”。朱希祖得之大喜过望，便以“郦亭”二字名其书房。又请老师章太炎为之题署，他从此踏入藏书家的行列。
朱希祖的藏书，以明万历年间至南明的书籍为主，以史书、文集、奏议乃至古本、稿本为主要收藏目标。故他在这方面的专题藏书，曾受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称赞。至1937年，朱氏此类收藏已达700余种，多为抄本、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总量达到25万余册。缪荃孙收藏的野史，也大多转归朱希祖收藏。
朱希祖的藏书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后为避免因战 事而遭损，他将书分散到各处。大概在1933年以后，先邮运出760多包善本到广州。不久，他应聘中央大学后，便把它们转运到南京来了。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60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10辆卡车经安徽宣城至屯溪，再用船转运至凹下“戴东原藏书楼”，托其学生戴伯瑚代为保管。从此，郦亭藏书便分散在京、宁、皖三处。
1943年底，他接受长子朱偰的建议，决定将所有藏书集中起来，仿照天一阁把藏书作为家族公产的先例，成立“郦亭图书馆”。遗憾的是朱希祖未能实现宏愿，已于1944年7月5日病逝于重庆。
回顾朱希祖一生聚书，始于日本求学时代，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藏书家伦哲如著文说：“海盐朱粱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当愿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
朱希祖孙子朱元曙对以上所说，感到略有出入，他补充说：“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帐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8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20余家，一一付给。’在他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不过伦哲如先生说，‘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倒也基本是事实。”
朱希祖每月收入，有一半以上用于购书，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他除藏书和学问外，真是身无长物。
中国的私家藏书，总逃不出散失的结局。朱希祖对此深有感触，为了避免这种下场，他认为送图书馆是比较好的办法。他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
藏书的下落
后来这批经战火而劫后余生的藏书，果真由其长子朱偰捐给了南北两大图书馆：一为北京国家图书馆，一为南京图书馆。
捐书的过程是这样的：1950年10月21日，由柳亚子出面，与朱偰商议，征集南明史料，希望将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给国家。朱偰慨然允之，亲手将家中所藏南明史料中最珍贵的部分，装了五大箱，交与柳亚子，但也希望政府协助迂回父亲的遗骨。亚子先生答应转呈周恩来总理，由政府安排迁回安葬事宜。于是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之最珍贵部分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到了六十年代，北京图书馆又与朱偰联系，希望其将保存下来的希祖先生的郦亭藏书全部捐给国家。江苏方面听说此事，也与朱偰协商，希望这批藏书能留在南京。本着中央不与地方争利的原则，北京方面放弃，于是，这批藏书最后捐与了南京图书馆。
捐书之后，“南图”并未立即将书全部运走，不久“文革”开始，“红卫兵”抄家，并大肆烧书。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红尖兵”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朱偰家中整整烧了半天书，一时火光冲天。虽然朱偰再三阻止，声称此书已捐给国家，是国家的财产，但不起任何作用，损失不小，幸得“南图”领导派人阻止，才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后“南图”也用抄家的方式，把剩下的书全部运至“南图”，同时也抄走了朱家字画和不属于捐赠范围内的其它书籍，以及朱氏父子的全部日记、手稿、笔记等。
书运走后，朱偰房中园中，满地狼藉。朱偰对此深感怅惘和愤懑，满脸阴云。一件义举，却以罪犯抄家的形式作了最后了结。近代知名藏书家竟遭此厄运，使人唏嘘不已。
作者附记：编写本文，多蒙朱希祖孙女朱元春提供资料和照片。特此表示感谢。
(作者为南京图书馆副研究员)
朱希祖学成回国后，于191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史学系教员，不久又升为史学系系主任。后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于1933年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室主任；1934年又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历史系主任。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考试院考选员。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积劳成疾，患严重哮喘并发肺气肿于重庆逝世。
关于朱希祖事迹，因介绍者不多，青年人固然对他不太了解，即使老年人，有的也不尽知悉，为此，撰写其轶事，以便让更多人了解他。他的家是一个“文艺沙龙”
朱希祖家的客人非常多，据其长子朱偰回忆说：“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交游颇广，在北京的起初十年，几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高谈阔论的，尽是一些通儒硕学。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文艺沙龙’，我耳闻目睹，当然也间接接受他们的影响。”
朱偰原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写过不少回忆录，其中有一篇《我家的座上客》。“文革”之后，朱偰所写回忆录被全部退还给朱偰家属，据朱偰长女朱元春说：“这篇父亲遗作《我家的座上客》，是父亲在‘文革’隔离审查时极其困苦的境遇下，用‘革命造反派’的油印传单纸的反面写的回忆录的补充章节。本来纸质很差，平反后发还时更是残破不堪，但字迹工整。”
朱偰的《我家的座上客》文中披露不少朱希祖的鲜为人知的事。
章太炎是朱希祖的老师，他是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太露面。有一次他在弟子的前呼后拥中来到朱希祖家，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章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那是纯粹出于敬爱。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朱偰母亲就出去招待。那时朱偰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看到了章太炎，于是拉着母亲的衣裙，稚气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朱希祖家来吃过饭。朱希祖请他上座，谈论办《新青年》的事情。朱偰母亲偷偷地去看了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之后，朱偰母亲对朱希祖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后来陈独秀因提倡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在“新世界”七层楼上散发传单被捕下狱。朱偰母亲听说了，又对朱希祖说道：“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劝你以后还是少同这些人来往吧!”朱希祖笑了笑，没有同她进行分辩。
胡适初回国任教时，在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因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赏识，所以步步高升。后来又以提倡白话文得名，一直做到文学院院长。据朱偰回忆说，胡适也常到朱希祖家中来，看看他父亲的藏书，谈谈版本。但朱希祖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到中卷为止，下卷始终没有能够出版。
周作人暗中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藏书
朱希祖在日本东京留学，曾与周作人等受业于章太炎，有同窗之谊。朱希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周作人曾到朱希祖家中访问，以后还有书信来往。迄今周作人后人还保存着朱希祖致周作人的书信手迹。由此可见，两人的友谊并非一般。
周作人一向重视私人友谊，即使在抗战附逆时期，也做了几件让人感念的事。例如，周作人在“落水”之后，保护北大校产，照顾一些失业的学生；为去延安的学生创造条件等等(见孙郁著《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
朱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其平反后，我曾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为此，其女朱元春特地从北京来南京访问我。
在闲谈中，朱元春告诉我一件轶事，就是周作人在附逆后，曾经保护过朱希祖的房产和藏书。
朱希祖在北京的老宅，是在德胜门内草场大坑21号(现在改称四环胡同)。在南屋有五间房，基本堆满了书，估计约有四、五万册。其中有很珍贵的版本、手抄本，都是他花大价钱购置的。抗战时期，朱希祖逃亡到重庆工作。北京的房产和藏书，由亲戚张太太负责保管。
抗战时期的某天，日军突然闯进朱家，态度横蛮，竟说朱希祖住宅是“敌产”(朱希祖在重庆，即大后方，在日本侵略者眼里是“敌方”，所以称为“敌产”——笔者注)，声称要立刻全部没收。张太太认为朱希祖的藏书是祖国文化遗产，如日军给予没收，不仅是朱希祖个人的损失，也会使祖国文化典籍遭到毁灭。为此，张太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她知道周作人已经附逆，但因为他与朱希祖有同窗之谊，因此，她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拜访了周作人，将日军要霸占朱希祖的老宅和珍贵的藏书一事，详细告之，并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务必设法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
据说，当时周作人态度和蔼，声称与朱希祖是多年老友，一定设法解决，请她尽可放心好了。张太太这才如释重负，并对周作人在危急之际给予的热情帮助，深表谢意。
张太太临走时，周作人将她一直送到大门外。此后，日军就没有再来骚扰。朱希祖的老宅和藏书，没有损失，显然这是周作人从中给予了帮助。在艰难困苦中收集史籍
朱希祖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知名的藏书家。他收集南明史籍，在当时拥有“全国公私第一”的美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苏精著书，就将朱希祖列为近代藏书三十家之一。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致始于他在日本求学时期。当时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便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便开始全力聚书。
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已残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水经注诸版本)矣”。朱希祖得之大喜过望，便以“郦亭”二字名其书房。又请老师章太炎为之题署，他从此踏入藏书家的行列。
朱希祖的藏书，以明万历年间至南明的书籍为主，以史书、文集、奏议乃至古本、稿本为主要收藏目标。故他在这方面的专题藏书，曾受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称赞。至1937年，朱氏此类收藏已达700余种，多为抄本、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总量达到25万余册。缪荃孙收藏的野史，也大多转归朱希祖收藏。
朱希祖的藏书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后为避免因战 事而遭损，他将书分散到各处。大概在1933年以后，先邮运出760多包善本到广州。不久，他应聘中央大学后，便把它们转运到南京来了。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60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10辆卡车经安徽宣城至屯溪，再用船转运至凹下“戴东原藏书楼”，托其学生戴伯瑚代为保管。从此，郦亭藏书便分散在京、宁、皖三处。
1943年底，他接受长子朱偰的建议，决定将所有藏书集中起来，仿照天一阁把藏书作为家族公产的先例，成立“郦亭图书馆”。遗憾的是朱希祖未能实现宏愿，已于1944年7月5日病逝于重庆。
回顾朱希祖一生聚书，始于日本求学时代，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藏书家伦哲如著文说：“海盐朱粱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当愿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
朱希祖孙子朱元曙对以上所说，感到略有出入，他补充说：“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帐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8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20余家，一一付给。’在他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不过伦哲如先生说，‘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倒也基本是事实。”
朱希祖每月收入，有一半以上用于购书，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他除藏书和学问外，真是身无长物。
中国的私家藏书，总逃不出散失的结局。朱希祖对此深有感触，为了避免这种下场，他认为送图书馆是比较好的办法。他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
藏书的下落
后来这批经战火而劫后余生的藏书，果真由其长子朱偰捐给了南北两大图书馆：一为北京国家图书馆，一为南京图书馆。
捐书的过程是这样的：1950年10月21日，由柳亚子出面，与朱偰商议，征集南明史料，希望将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给国家。朱偰慨然允之，亲手将家中所藏南明史料中最珍贵的部分，装了五大箱，交与柳亚子，但也希望政府协助迂回父亲的遗骨。亚子先生答应转呈周恩来总理，由政府安排迁回安葬事宜。于是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之最珍贵部分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到了六十年代，北京图书馆又与朱偰联系，希望其将保存下来的希祖先生的郦亭藏书全部捐给国家。江苏方面听说此事，也与朱偰协商，希望这批藏书能留在南京。本着中央不与地方争利的原则，北京方面放弃，于是，这批藏书最后捐与了南京图书馆。
捐书之后，“南图”并未立即将书全部运走，不久“文革”开始，“红卫兵”抄家，并大肆烧书。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红尖兵”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朱偰家中整整烧了半天书，一时火光冲天。虽然朱偰再三阻止，声称此书已捐给国家，是国家的财产，但不起任何作用，损失不小，幸得“南图”领导派人阻止，才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后“南图”也用抄家的方式，把剩下的书全部运至“南图”，同时也抄走了朱家字画和不属于捐赠范围内的其它书籍，以及朱氏父子的全部日记、手稿、笔记等。
书运走后，朱偰房中园中，满地狼藉。朱偰对此深感怅惘和愤懑，满脸阴云。一件义举，却以罪犯抄家的形式作了最后了结。近代知名藏书家竟遭此厄运，使人唏嘘不已。
作者附记：编写本文，多蒙朱希祖孙女朱元春提供资料和照片。特此表示感谢。
(作者为南京图书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