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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还是孩童时,就见到父亲仲国鋆的书柜里保存着一只皮制手枪套。我们偷偷取出来玩耍时,仅见空套,未觅得手枪。前些年在收集整理父亲遗留的物品与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张持枪证,其一是仲国鋆的持枪证,其二是仲国鋆的警卫员倪龙保的持枪证。另外还有仲国鋆亲笔为自己这支佩枪而写的《手枪小史》原件。
仲国鋆是江苏省常熟县吴市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革命。20世纪50年代前期,仲国鋆先后担任常熟县副县长,中共常熟县委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常熟市(辖常熟县城区)市长、中共常熟市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之际,国民党留下了大批特务分子,隐藏在各个条线,收集情报,实施破坏、暗杀等反共活动,还企图潜伏下来为蒋介石将来反攻大陆作接应。敌人躲藏在暗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进行袭击。仲国鋆作为中共地方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自己佩枪并配有持枪警卫员,这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以《手枪小史》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披露仲国鋆的这把佩枪传奇式的来龙去脉,讲述一连串鲜活的革命斗争事迹。
1940年冬、1941年春之间,常熟县的区干部仲国鋆和新四军常熟县警卫连及新四军江南保安司令部警卫二团的侦察员,在锡沪公路大洋桥截击战中缴获一支小手枪,这枪崭新而小巧玲珑,配有许多子弹。仲国鋆将小手枪上交给警卫二团副团长薛惠民(1941年6月兼任常熟县长),薛惠民又交给江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司令任天石使用。
1941年7月,苏常太(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反“清乡”斗争开始,仲国鋆奉命留下坚持抗日活动。“民抗”司令任天石把小手枪配发给仲国鋆使用。在反“清乡”斗争的时日里,常熟县雪长区区长仲国鋆和战友们与枪支“相依为命”,枪支胜于自己的生命,在枪支弹药奇缺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他们用小手枪除掉了伪特工队长钱阿惠。
反“清乡”斗争艰苦卓绝,许多战友牺牲了。子弹用尽,也不愿舍棄枪支,仲国鋆将小手枪和其他八支枪等秘密埋藏在仲家老宅地下废弃的阴沟洞内。后来因叛徒告密,日伪军闯入仲家老宅,抓了仲国鋆的祖母、母亲及弟妹,要他们交出仲国鋆等共产党员及枪支。日伪军将仲母吊在屋前大树上鞭打,用火烧烂了她的大腿;又殴打仲国鋆的大弟弟仲国球,并拖出去实施假枪毙,来威逼仲母。还扬言若不交出枪支,就烧了仲家老宅。仲母不卑不亢,一身正气,大义凛然,随即嘱咐年幼的小儿子说:“去,到灶前,搬个板凳垫上,将火柴取来,让日本人烧房子!”日伪军恼羞成怒,仍然毫无收获。倔强的仲母与家人在日伪军的毒刑与威胁面前宁死不屈,保护了反“清乡”的共产党员以及留存在仲家老宅的枪支、证件。
1942年1月,中共组织派人将这些枪支及证件从仲家老宅秘密取出,继续发挥战斗作用,并把小手枪送到在苏北的新四军第六师江南办事处管理科科长仲国鋆手中。虽然只搞到三发手枪子弹,但仲国鋆更加爱惜地使用着小手枪。后来仲国鋆调任通海行署工农科科长,他与任天石两人是从靖江走公开线路去通海,要经过南通,途中关卡多,不宜携带枪支,便把小手枪交给了新四军第六师后方办事处副主任蔡悲鸿。到通海后,中共苏中第四地委江南工委书记兼通海工委书记任天石派通讯员王勇根去蔡悲鸿那里,把小手枪拿回来,交给仲国鋆使用。又通过中共领导的通海自卫团的团长汤景延,搞到20多发手枪子弹。
1942年冬,仲国鋆奉命南下到苏州开展情报工作,担任中共江南工委苏州县特派员,他又把小手枪交给任天石。1943年春,通海自卫团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而奉命进行假“投敌”,之后汤景延为这小手枪领到了日伪的持枪执照。在苏北领导苏常太地区抗日斗争的薛惠民就让政治交通员谢英把小手枪带给身在敌占区的仲国鋆,便于他使用。仲国鋆把小手枪藏在中共地下党员钱序阳(公开身份是伪乡长、伪自卫团长)那里。1943年,用小手枪在苏州城内皇废基(即同德里)除掉了叛徒苏人侬。1944年,仲国鋆任中共江南工委昆山县特派员、苏常太武装工作队武装委员,以此枪起家,在昆山东部开展武装活动,逐步建立游击小组。
1945年初,中共苏中第六地委苏常太工委书记薛惠民让仲国鋆将小手枪临时借给中共常熟县委武装委员会书记徐政使用。不久,中共常熟县委组织部长戈仰山持小手枪在战斗中被捕,小手枪落入伪特工组长姚昆手里。1945年3月,仲国鋆正在通过伪警察署长顾一民设法弄回小手枪时,自己也在执行任务中被捕。他被关押在常熟县城内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受尽酷刑,但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上下级组织人员及他所领导的各个组织均未受到损失。
日本投降之前,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委员、苏中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任天石南下到常熟。先前伪特工已将小手枪等几支短枪交给共产党,任天石就将小手枪收回自用,并沉重而遗憾地对同志们说:“枪在人不在了。”此时仲国鋆还在日军狱中,薛惠民已于1945年4月病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仲国鋆出狱。在仲国鋆恢复中共组织关系的那天,党组织宣布:由于仲国鋆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秘密,保护了所有同志,组织决定,其被捕期间计作连续党龄。任天石将这支擦得铮亮的小手枪交还到仲国鋆手中,并说:“物归原主,真是喜事!”仲国鋆喜出望外。重见光明又遍体鳞伤的仲国鋆,在常熟县吴浒区区长任上半休养半工作两三个月,又以苏常太工委北撤第一大队大队长的身份,佩着小手枪,率领队伍渡江北撤。
1946年上半年,仲国鋆在中共苏中第一地委党校参加整风结束后,党校要抽出一部分骨干南下江南打游击,因枪支缺乏,小手枪一度被借给其他同志使用。
1946年10月,仲国鋆受党组织派遣,带着小手枪南下江阴,从事秘密工作,任沙洲县特派员。仲国鋆将小手枪藏在何洛的家中,后来以这小手枪起家,在沙洲县开展武装工作队的活动。又通过江阴县周东乡乡长龚维贤,给这小手枪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持枪执照。1947年春夏间,仲国鋆将小手枪转给进城执行任务的武工队员使用。因行动失利,在十二圩港附近一名武工队员牺牲,小手枪也被敌方缴去,下落不明。
苏南解放后,仲国鋆听说小手枪原在国民党的自卫团中,被解放军某单位接收了。1950年初,仲国鋆意外地在一同志手中发现了这小手枪,只是枪的外观感觉新了一点,他急忙半信半疑地查看了枪号——41725,真的是那魂牵梦绕的小手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真是有缘。仲国鋆随即与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凌、县公安局长周柏林等说明了这小手枪的情况,小手枪又奇迹般地回到仲国鋆手中。
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这支编号为41725的小手枪,几经周折,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历经十载,神奇地回到仲国鋆手中。这真是不可思议,富有传奇色彩。此枪伴随过后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任天石烈士等许多革命者,经历了无数战斗故事,见证了战争史实。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捍卫革命政权,小手枪承载着历史,寄托着和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