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不良已经逼近两位数，后续压力山大。”
　　“个别业务不良有上涨，整体平稳，目前不慌！”
　　进入9月，随着中国经济疫后持续复苏，金融业介入更深。当《财经》记者问及银行资产质量是否恶化，两家不同区域的中小银行负责人给出了不同答案。但对于未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风险的暴露，两人均持谨慎态度。
　　相较于其他行业，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冲击，并未即时显现。但银行业从业者深知，延迟的影响已在路上。
　　根据8月底陆续公开的2020年上半年财报，36家A股上市银行中，18家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其中，11家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10%。银行业净利润罕见下滑背后，是持续向实体经济让利及筑牢风险“防火墙”的共同作用。
　　“很多人只记得银行需要让利，却没有看到筑牢风险‘防火墙’的必要性。”多名银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坦言，受多重因素影响，当前银行业风险暴露得并不透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者已关注到风险并多次向市场发出警示，提醒机构做好准备，应对不良资产反弹。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8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
　　他甚至直言， “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8月22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亦披露，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
　　在监管针对银行业不良压力频频发声背后，当下被赋予让利实体经济角色的商业银行，必须一面压降利润空间，一面抵御不良资产风险的侵袭。而在部分金融机构从业者看来，这轮针对不良资产的防御战，本质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亦是中国资产负债表的一次自我修复。

18家上市银行不良双升

　　相较于其他行业，疫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冲击并未即时显现出来，因此市场对银行尤其是其资产质量的后续变化颇为关注。
　　“整体表现既在意料之内，又在情理之中。”看到近日相继出炉的上市银行2020年半年报，华南某城商行行长陈宇向《财经》记者如是表示。
　　《财经》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在36家A股上市银行中，18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出现上升（见图1）。

图1：A股上市银行2020年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概况

　　在不良出现“双升”的6家国有大行中，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增幅排名首位的是交通银行（601328.SH）。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交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幅达23.38%（至962.92亿元），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增加0.21个百分点（至1.68%）。
　　9家A股上市股份制银行上半年资产质量整体表现较为平稳。其中，4家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1家银行与年初持平，4家银行出现不良“双升”，分别是中信银行（601998.SH）、民生银行（600016.SH）、华夏银行（600015.SH）和浙商银行（601916.SH）。
　　相较大银行，中小银行资产質量承压更为明显。截至今年6月末，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包括城商行、农商行）中，8家中小银行不良出现“双升”。其中，不良贷款率增幅最为明显的是贵阳银行（601997.SH，不良率为1.59%）和北京银行（601169.SH，不良率为1.54%），均较2019年末上升0.1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郑州银行（002936.SZ）是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在2%以上的银行（不良率达2.16%）。
　　上述多家银行均在半年报中提及，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客户风险加速暴露，信贷资产质量承压。
　　陈宇认为，虽然A股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整体可控，但部分区域、行业、业务的风险仍需重点关注。“从以往情况看，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不良贷款相对集中。为了防范风险，今年我们已经暂停开展所有异地贷款业务。”陈宇说。
　　华夏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在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5.63%;西部地区不良贷款增加较多，不良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25.55亿元。交通银行同样在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4.62%。
　　不良贷款分布的行业，则体现出与受疫情影响大小高度的一致性：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农林牧副渔业等位居前列。
　　如在贵阳银行上半年贷款投放行业中，不良贷款排名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及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27%、3.97%和2.79%;郑州银行不良贷款则集中在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0.06%、8.00%和4.23%。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已有银行在下半年信贷投放中减少对上述行业的贷款投放额度，同时增加一定的“隐形”门槛。某股份制银行业务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国家提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但他所在行对部分受疫情影响极大的行业相当谨慎，会要求对方提供可抵押的资产，或是引入强担保，或购买保险，进而为贷款上把锁。 　　在具体业务类型上，信用卡、消费贷等个人贷款业务则成为风险暴露的“集中地”。
　　半年报显示，上海银行（601229.SH）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增长变化明显，由上年末的1.15%提升至今年中的1.89%;其次是信用卡业务，由上年末的1.63%升至今年中的1.84%。
　　部分银行预计，下半年信用卡不良将会得到改善，但其他业务资产质量的走势依然存忧。
　　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赵建此前在一次内部会议发言中指出，“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致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股份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45%、1.63%，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则分别为2.30%和4.22%。其中，相较2019年末，农商行的不良率上升最为显著（上升0.32个百分点）。
　　“已公开的部分数据并不能反映当前真实的资产质量状况，部分地区的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已升至两位数，风险远高于账面所反映的情况。”华北某农商行信贷业务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银行业不良受到监管调控，风险不会完全暴露，这也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瑞银投资研究部大中华金融行业研究主管颜湄之告诉《财经》记者，“疫情出现后，中国政府及时推出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体现出对经济较强的控制力。在政府管控下，有计划地逐步释放风险，好处是能按照一定节奏推进，但不利之处可能在于风险暴露不会很透彻。”
　　瑞银（UBS）在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放缓与NPLs（不良资产）的形成紧密相关。从2013年开始，中国不良资产开始攀升，到2019年中国银行业共确认约9.2万亿元不良资产（排除部分银行将逾期60天的贷款确认为不良的严格规定影响，为8.9万亿元），相当于6年平均贷款余额的9.4%。2013年到2019年，中国实际GDP增速已从7.8%逐渐放缓至6.1%，瑞银预计2020年不良资产形成率为1.6%。

银行积粮筑墙防踩雷

　　6月以来，金融监管者已关注到银行业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并频频示警。
　　6月4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要有效应对银行不良资产反弹。督促银行做实资产分类、真实暴露不良、足额计提拨备;疏通不良资产核销、批量转让及抵债资产处置等政策堵点，指导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加大不良处置。
　　7月，北京银保监局下发《关于全力做好当前信用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全年不良处置额明显高于前两年平均水平，努力实现2020年下半年不良贷款余额由升转降，有条件的机构2020年底不良贷款余额压降至年初水平，为下一阶段不良反弹预留空间。
　　8月13日，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
　　对此，郭树清提出，要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督促银行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变化。二是备足抵御风险“弹药”。要求银行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三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在充分揭示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贷款。四是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减少贷款损失。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监管频频发声之下，不少银行开始加大拨备计提，增厚“安全垫”。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36家A股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均在140%以上，26家银行超过200%。其中，22家银行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出現上升，5家银行拨备覆盖率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不少银行相继采取措施筑牢风险管控“防火墙”，避免存量业务“爆雷”，增量业务“踩雷”。
　　陈宇透露，从向市场投放防疫贷款起，他所在银行就已开始进行压力测试，并对所服务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的风险进行排摸，针对已经产生不良或者有潜在风险的存量业务，及时采取要求追加担保、更换担保人等措施;在新发放的贷款上，则对现金流、还款来源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控。
　　无独有偶。长沙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亦告诉《财经》记者，“前期已开展偿债能力压力测试，结果表明，我们能够承受轻度和中度压力情景的冲击，但在重度和极端压力情景下冲击严重，可能出现资本缺口和亏损。针对偿债能力压力测试结果，我们在信用风险监测预警、信用风险排查、贷款损失拨备、资产负债结构、资本应急预案等各方面拟定了应对措施。从目前实际经济运行情况看，疫情相关影响也逐渐消散，压力测试中的重度和极端情景已不会出现。”
　　上述长沙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透露，针对存量业务，长沙银行不断开展风险监测与排查，同时加强授信集中度风险管理，防范大额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针对增量，多措并举推进不良贷款清收化解工作，特别是充分发挥债委会作用，积极化解大额风险和大额不良，“一企一策”制定合理的联合授信管理和债权维护方案，防范化解风险。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避免新增贷款“踩雷”，有银行采取了更为谨慎的风险防控态度。
　　某股份制银行对公业务客户经理告诉《财经》记者，虽然自己所在的股份行推出多项针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金融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风控门槛降低主要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经营业绩良好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再者，此前企业类客户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抵押以获得贷款，而当前阶段主要是发放信用贷款，贷款审批通过率相较之前下降，最终体现为贷款发放量下降。 　　“除了硬性任务，如果不是比较稳妥的企业，基本上能不做就不做，毕竟这笔贷款一旦出现问题，无论涉及的金额大小，都会遭到问责。”华南地区某城商行对公业务客户经理直言。
　　在華东某城商行行长看来，部分银行坚持更谨慎的信贷投放态度属于情理之中。据他透露，在疫情严重阶段，不少银行信贷投放过猛，随着风险逐渐暴露，部分地区监管已开始出手控制新增贷款规模。
　　据了解，上述城商行行长所在银行当前仍以投放为主旋律，但会分层分类对待新增贷款。如对新增贷款严格把关，对存量中有风险的，加快进行风险控制、置换;对风险可期可控的，延长贷款期限或予以续贷周转，而不进行一刀切。
　　市场普遍担忧，银行企业类贷款接下来将面临较大的不良上升压力。
　　“在采取无还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一些本该在当下暴露的风险可能就会后延。明年一旦相关政策停止，部分企业的风险就会显现，最终难以维持经营，但这也是危机出现后的正常现象。”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告诉《财经》记者，由于疫情影响产业结构变化，部分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最终可能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产生。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7月11日答记者问时表示，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对超过1.8万亿贷款本息实施延期。
　　刘晓春表示，在近期的一次走访调研中，多家银行的分支行行长向他透露，当前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表现稳定，对后续发展没有太多担忧。“有小微企业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实地调研了六七十家小微企业客户后，出现问题的也就一两家。”
　　“市场担心未来会有不少小微企业倒下，这的确可能会成为现实。但也需要看到，倒下的小微企业不见得都有银行贷款。”刘晓春直言，银行不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接下来会怎样演变，还要看经济走势。
　　有银行业人士预计，银行业不良风险暴露很有可能在2021年二季度集中出现。
　　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银行业信用风险，目前应该还没有见顶。因为金融是滞后于实体的，今年一季度，实体经济见底，金融要到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充分反映。估计未来几个季度还会面临信用风险继续上升的压力，很有可能要持续到明年。
　　“根据目前政策，大部分受疫情影响办理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已延至明年3月末之前还款。虽然多数客户随着经营恢复正常，还款能力得以逐步恢复，但也有部分客户受疫情影响较大，后续还款能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信用风险尚未完全显现，不排除该类客户在延期到期后仍然无法偿还本息，因此预计资产质量恶化将在2021年二季度集中出现。”长沙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对战不良不止3.4万亿

　　在加大拨备计提，严防增量业务“踩雷”、存量业务“爆雷”之外，今年以来，不少银行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
　　郭树清指出，“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8月22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
　　这也意味着，相对于去年，今年将多处置1.1万亿元不良资产。考虑到上半年已处置1.1万亿元不良资产，也就是说，一年过半，任务完成不到三分之一，足见今年下半年不良资产处置的压力。
　　“确实存在不小的压力。”某银行业资深分析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保证拨备计提有效增加的情况下，处置节奏还是可控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需要注意加大坏账核销、加大拨备计提和补充资本。
　　目前，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包括：直接清收、诉讼清收、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核销、不良资产减免、以资抵债、发行ABS、债转股、不良资产重组等。实践中，银行处理不良贷款最主要的手段首先是清收、核销;其次是将债权转让，把不良资产打包出售;再者是以不良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化产品。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建设银行（601939.SH）、浦发银行（600000.SH）等在内的不少A股上市银行，均在今年上半年进行了不良贷款核销和转让。
　　一名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能明显感觉到近期部分银行的不良资产出包速度加快，但不同类型银行的资产包质量差别较大，进而影响不良资产转让成功率和价格。“是否接收，平常主要还是看是否有抵押资产，是否涉及法律纠纷等，而目前我们更关注资产能否快速卖掉，即资产的短期变现能力。”
　　在与部分银行尤其是农商行打交道的过程中，上述负责人嗅到了危险。据他透露，在对某农商行资产包进行尽调时，发现债务人将自己的商铺向银行抵押借款100万元，到期后债务人并未及时归还。于是，该行让债务人对商铺进行二次抵押，并向他再发放100万元贷款，以便将第一笔贷款还清。“从银行层面来看，主要目的就是先把第一笔不良贷款解决掉，但其中存在不小风险，这种情况在小银行身上比较容易出现。”
　　《财经》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官网披露信息统计发现，今年以来，至少有20家银行因违规处理不良资产接到罚单（以罚单挂网时间为统计口径），被罚银行以中小银行居多。被罚原因包括：通过信托计划回购实现不良资产虚假转让出表，将贷款资金挪用于认购本行股份及不良资产等。
　　在核销、转让之外，今年以来，不良资产ABS发行也在提速。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由银行为发起机构、基础资产为不良贷款的ABS项目共计14只，发行金额62.05亿元。发起机构主要包括工商银行（601398.SH）、建设银行、招商银行（600036.SH）等大型银行。
　　相较2016年-2019年上半年，银行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数分别为3只、6只、11只以及8只，涉及金额分别为10.04亿元、51.64亿元、44.60亿元以及26.82亿元。由此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ABS发行数量、发行金额，均是自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卸掉不良“包袱”，部分中小银行还推出了“搭售”不良资产的定增方案，即在定向发行股份的同时，要求认购股份的投资人购买不良资产。
　　據《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广东四会农商行、山西泽州农商行、山东诸城农商银行等在内的中小银行推出同样的方案。
　　而在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之外，广义的特殊资产处置亦被业界所提及。
　　曾刚认为，消解不良资产压力，应打破当前仅聚焦于银行表内现有不良的局限，将眼光和处置对象扩展到特殊资产范畴，并壮大特殊资产管理行业。因为，违约风险已不局限于银行业表内信贷资产，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同样存在大量违约风险;管理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时机并不是在违约之后，而是在实质违约发生之前。
　　他撰文指出，特殊资产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不良资产（狭义的不良资产），也包括银行表内部分关注类贷款、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类资管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资产和转型存在困难的资产、金融市场的困境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的困境资产，等等。
　　近年来，私募跑路、债券违约、信托爆雷等风险事件频发，但这些机构背后的风险资产却未被纳入广义的不良资产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其对应的风险资产规模不容小觑。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托产品风险项目1626个，涉及金额达6431亿元;与此同时，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P2P网络借货平台出借人的资金还有8000多亿元没回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12月20日，银行间和交易所共有153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的债券本金规模达1185.64亿元……
　　上述银行业分析人士直言，非银金融机构等的确存在不小的风险敞口。“市场通常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存疑，但银行业对风险资产的划分和对坏账的核销计提，一直是最严格的，比如它有五级分类原则等。相较而言，租赁、信托公司等在这方面缺少强机制。从中长期来看，有必要把非银金融机构等的问题资产，纳入一定的核销范围，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化

　　对于今明两年的不良资产处置，有银行业人士将其与此前开展的不良资产处置相比较，并认为此轮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底层资产质量堪忧。
　　有学者撰文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基本可以分为两轮处置潮：一次是1999年-2008年以国有银行改革为出发点的第一轮处置潮，第二次是2014年以来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潮（见图2）。

图2：2003年12月至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概况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相较此前两轮不良资产处置，疫情影响下的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面临更多挑战。
　　颜湄之告诉《财经》记者，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与第一轮完全不同，1999年那时的经济比现在脆弱很多，而且债务等都是在体制改变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第二轮处置周期中，主要是金融危机后，先是过度扩张、加杠杆等，之后开始去杠杆、淘汰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形成普遍冲击，随着监管出手解决，到2019年大致告一段落。
　　“第一轮处置周期中，很多土地作为不良资产转让，这些资产随经济复苏不断增值，实现快速变现;但当下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中，部分资产会被淘汰，且几乎没有盘活的可能性。”刘晓春直言，以前的不良资产基本是信贷，债权债务关系明晰，底层资产逻辑清楚。但从第二轮处置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等等，很多资产穿透到底层后，不仅会发现价值被高估，而且可能是泡沫。叠加疫情影响，对商业银行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上述华南某城商行行长则认为，本质不是资产变得更烂，而是说金融的复杂性、衍生性更强了。“现在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信贷投放的过程中，可能有衍生金融产品、投联贷、外贸外汇等方面的介入，这样的结果就是资产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其中甚至会夹杂着泡沫。”
　　在广东南粤银行副行长赵俊宏看来，无论是从2014年开始的第二轮不良资产处置潮，还是当下的新一轮处置，都应视作金融供给侧，甚至是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处置或化解不良，本质是结构的优化，过剩的、低效益的产能将被淘汰，这也是中国资产负债表的一次自我修复。
　　“这一次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的挑战在于，当前资产价格已到了高点，同时遭遇了疫情的‘休克式打击’，再身处‘内循环+外循环’的大背景下，早已不是简单的债务危机、流动性问题，而是结构的深层次调整优化，相较之前的不良资产处置更复杂。比如有些行业原来主要依靠出口，突然转向内销后，它的产能是否能适应，自身是否能正常经营下去，都值得进一步思考。”赵俊宏强调，结构优化是一个“有进有出”的调整过程，被退出的部分会比较痛苦。这部分没有别人来买单，只能靠自己。而自己买单就意味着会出现损失。
　　提及未来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影响因素，刘晓春指出，主要还是接下来的经济走势和银行本身的风险管控能力。“银行风险管理不能投机取巧，必须实实在在地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贷款用途等去评估、管理信贷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要擅用金融科技，但须明白金融科技只是帮助你更好地去识别风险，而无法避免风险。”
　　（应受访者要求，陈宇为化名;《财经》记者唐郡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