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散文大家黄裳先生离去，令人殊觉悲痛。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已渗入中国文化血脉八十余年的文学传统，一种优美的文体和那脍炙人口的文章风格，将永远消逝·
　　从他去世当晚至今，我接到好多报刊的采访电话。所有问题问完后，最末的也最重头的问题，必然是：“黄裳先生的散文得到了那么多名家的肯定，您能不能详细说一说，他的散文好在哪里·”
　　1997年春，我替黄裳先生编六卷本《黄裳文集》，翌年由上海书店出版。那时我把他的大部分文章看了一遍，有些则此前就已细读并深爱。我反复想到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都能感到这些文章好，但谁能说出它们到底好在哪·因年少气盛，曾下了决心：此刻，恐怕没几个人比我读得再全再细了，那就趁热打铁，好好回答这个问题吧！
　　但后来是，决心下过，想也想过，却没有做那种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也就没能写出像样的有分量的论文，只在每卷文集的前面各写了一段数百字的“弁言”，另外还写过一篇题为《黄裳先生》的短文，表述了自己粗略的想法。
　　现在看，当时主要突出了两点，一是在文体上，强调他的各类文章都属“广义的杂文”；二是在风格上，强调它们有浓浓的“书卷气”。
　　如在《黄裳文集》卷一“锦帆卷”前，我写道：“本卷所收多为作者记游作品，但它们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在内容和写法上，它们和作者谈书、怀人、议世的散文随笔并无太大的不同。作者常说散文与杂文不应有明显的界限，他还喜欢将自己的作品统称为‘广义的杂文’，看来确有他的道理在。”
　　在卷二“剧论卷”前，则说：“本卷文章都是谈戏的，但作者不愿称之为剧评，也不承认自己是‘剧评家’，而宁可称它们为‘论剧杂文’，说到底，还是他那‘广义的杂文’的意思。不将这些文章作为评论，而作为具有评论味的散文随笔来读，确是能得到更多的乐趣的。”
　　卷三是“珠还卷”，收了好几种本来意义上的杂文集，我在弁言中写：“本卷中的许多作品似可归入狭义的‘杂文’范畴，但作者仍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即使写尖锐泼辣文章，依然不失厚重娴雅，处处充满独特的书卷气。”
　　第四卷“榆下卷”，收入的都是最具书卷气的书话，我的喜爱之情在书前也溢于言表了：“本卷所收，多为‘书话’，这是作者最擅长的文体……当年，《榆下说书》初上市，读书界为之雀跃的情景，至今犹令人感慨。”——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一点当年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体验的痕迹。
　　此后十多年里，不断读到黄裳先生的新作，也一直在思考他的艺术风格的特征。我写那本散文史论性质的《今文渊源》时，黄裳所代表的风格也是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所以，今天再来叙说这一话题，思路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我发现，真要说清黄裳散文的魅力，似须从文体和风格两个方面入手。文体，也就是“广义的杂文”，这可说是渊源有自，是有传统和师承的；风格，则是他个人的。而“书卷气”，始终贯穿于他的文体和风格之中。
　　用大专家的底子，写文学家的美文
　　黄裳的文体，即那种打破了各类体裁的局限，使各种文类都充满作者的真性情和浓郁的书卷气的写法，是“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一大创造，这也就是周作人、俞平伯等开创的文人散文、学者散文的传统。周作人将这方面的论说统称之为“杂文学”，亦即各类文章之学，其实也就是“文章学”。这种打破文类边界的努力，促使小品作家和论文作家都成为“文章家”，都要把文章写好，使其可读耐读，而其中的关键，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不仅要说得“理圆”，还须“有余情”。
　　那时的很多论文，现在读，还是觉得好看，可读性并不逊于文学作品，奥妙也就在此。
　　1923年9月2日，俞平伯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近日偶念及中国旧诗词之特色至少有三点：
　　（1）impressive，（2）indirect，（3）inarticulate，推演出来自非长文不办，然先生以为颇用得否·
　　这三个英语单词都是借用，当然不可循其本义，但细按俞平伯一贯的文心，似可意译为：（1）悠然心会（impressive），（2）朦胧蕴藉（indirect），（3）浑然一体（inarticulate）。这是中国旧诗词特色，而俞平伯也使之变成了他的散文乃至论文的特色。
　　试看他的学术性专集《红楼梦辨》《读诗札记》《读词偶得》，乃至《唐宋词选释》，其风格大致如斯，与他小品散文中的议论说理部分并无二致，也因此，他的所有论著都可拿来当散文读。虽然这些文章都是讲逻辑的，表达也是精当的，但他更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心会”而不仅仅是逻辑推论，也更注意保持文章自身的“浑然一体”之美。
　　当然还有另一个特点，即这一派的文章都是写给文化人看的，是含学术性的，不强调普及作用，不特别照顾读者的不同程度，所以也就不像胡适那一派文章注重循循善诱和平白清浅。抗战开始后，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新中国建立后，提倡“为工农兵服务”，普及成了为文的第一要义，文人的个性渐显式微，这一派的文章也就看不到了。所以，“文革”过后，黄裳的文章在《读书》杂志等处现身，《榆下说书》由三联书店推出，一时成为人见人爱的珍稀品，这也就是这派散文的重见天日吧。
　　而在这一派的传人中（施蛰存、张中行、王世襄、邓云乡、钟叔河等均应在内），就文章本身说，黄裳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在保持这一文体的纯粹性上，黄裳也是无人可及的。他能那么“顽固”地写这种充满旧气（但同时也颇有新意）的文章，昂然落笔，决不左顾右盼，谁也改变不了他的文体文风。这种为文的自信，亦即对自己所承袭的文学传统的自信，想来也是很感人的。
　　至于黄裳的个人风格，应从四个方面来看，那就是：功底、见识、趣味、文笔。
　　先说功底。黄裳知识面很广，文章深入到众多领域，诸如文学史、戏曲史、版本目录，书法绘画、晚明史、京昆剧、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民国学人研究、红楼梦研究……他每钻一门，都是真读，真钻，能成为这一门中的专家，而且是一流专家。他能跟周汝昌讨论《红楼梦》，能跟钱钟书讨论古典文学，能跟姚雪垠辩论《圆圆曲》，能跟戏曲专家讨论剧目。解放初期郑振铎掌管国家文物局时还曾请他到北京搞图书版本，郑振铎本人就是一流版本目录学家。他的《关于柳如是》在《读书》发表后，眼界奇高的史学家朱维铮读得拍案叫绝，我就亲眼见到朱维铮在几年后不忘向黄裳表示自己的钦佩之情。王元化是大学问家，也是文章大家，但看了黄裳的文章，连声叫好，晚年和黄裳成了无话不谈的文友。
　　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力打底，他才写得出那手好散文。这是用大专家的底子，写文学家的美文——黄裳散文的厚重、耐读、不过时，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他的文章最主要的特色。
　　至于见识和趣味，其实二而一的东西，都与人的性格相关，见识是它的理性的表达，而趣味是它的感性的存在。黄裳先生的性格，那一目了然的特点，无非是两条，即说话少、看书多。
　　黄裳不仅在人多的时候光听不说，老朋友相对可几小时不发一言，面对采访也常常欲言又止终于还是不说；但要是谈得投机，问得得法，他还是会忍不住说一通的，有时还会口出妙言，笑声朗朗。他不说则已，一说，就一定有内容，是自己所思所想，写出来往往就是一篇好文章。可能就因为他说得少，也就听得多，读得多，想得多。
　　每次去黄裳家，他总在看书，桌上，沙发上，茶几上，都摊着看了一半的书。他的文章的书卷气，跟他一生手不释卷大有关系。如此读书成瘾，就把眼界看得越来越高，于是常听他慨叹：“没有书看。”“最近没什么好文章。”他时时向人打听有什么有趣的好书好文，一旦看到一篇好东西也会急切地向人推荐，这时便口角含笑，眼中放光，一脸孩子气。
　　人的趣味是一种极难言说的东西，它既有先天的因素，更有后天的积累和陶冶。在长期默默而深入的读书、涉世、阅人及艺术体验中，他形成了极高的趣味；以这样的趣味记游、谈戏、议世、论文，也就写出了独到的不俗的见解。写作也有为工作而写、为责任而写、因有趣味而写的不同，黄裳的性格从来是“依自不依他”的，他只肯因趣味而写，遇到有趣的题目，他的文章倚马可待，不然宁可一言不发。这就使他的散文更具个性和品位。
　　黄裳的文笔极具特色，充满文人气，虽是白话，却有浓浓的古文韵味，厚重而有情；写到关键处，辄锋芒逼人，畅酣凌厉。他年轻时文字沉郁美艳，结实波俏；到晚年，炉火纯青了，老辣中仍藏有一丝美艳，简淡外形难掩其内在丰腴，于是，更耐读了。
　　论战时的“弱点”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风格。正因黄裳散文具有如此魅力，它的弱点也就很难掩藏。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越容易发现不足，《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是最好的例子。
　　我觉得，黄裳散文的弱点，在那些论战性强，需要更充分地说理的地方，表现得较明显；虽然这些文章往往叫好，有的读者最喜欢的正他的这部分文章，他自己也往往以这些文章为得意之作。
　　黄裳那一代作家年轻时都喜欢鲁迅的杂文，都爱学鲁迅的骂人。鲁迅在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前，冯乃超曾写过一篇条分缕析的文章，鲁迅说：“乃超还是老实。”便亲挥大笔，遂成此文。鲁迅这种不按常规说理，以一击致敌死命的作文法，被后来许多杂文家奉为圭臬。黄裳本来就讲究趣味，感到这种写法其“酷”无比，对这种论战中的机智佩服无以，所以有了机会就爱拿来用。
　　他从年轻时起（如1946年27岁时与吴祖光的论战）一直到晚年，只要一投入论战，就不爱按常规方式条分缕析，而总是从根子上入手，从对手最致命的地方突破，以图一击致敌死命。这种时候，他对“为文”的追求（其中有一种儿童般的逞能、“好玩”的心态），很容易取代对客观性的追求。所以那次和吴祖光论战后，柯灵批评他说“不是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
　　其实鲁迅杂文的形象系统背后，仍有严密的逻辑系统作支撑，如名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路说故事，一路的俏皮话，但稍稍一想就知道指的是什么，看得出理性的批判在暗中层层推进。后来不少杂文家在此就有缺漏，何满子是最典型的，黄裳恰恰是喜欢何满子杂文的。前文说过，俞平伯这一派的文体，强调“悠然心会”，不喜欢规规矩矩的推论，这也就留下了隐患，即稍不注意，就容易背离逻辑，让趣味，让自己的心境牵着走。黄裳晚年的一些论战，虽以机智、狠辣让人叹服，读文章时也觉畅酣，但终究经不起事后的推敲，在逻辑上显得难以“理圆”，所以很难服人。
　　当然，这一派的散文并非不可有严密的逻辑，比如知堂的趣味不下于俞平伯，但理论上、逻辑上就要严密得多；同理，也是杂文大家的曾彦修与柯灵（他们也学鲁迅），都很讲究趣味，而逻辑也很严密。可见理性和逻辑还是可以为美文所吸收的，周作人当初论美文时，也是先强调“理圆”，然后才强调“有余情”的。黄裳散文如在理性与逻辑上更严密些（当然它们应隐于趣味文章背后，而不破坏文章之美），那是会更迷人也更服人的。
　　黄裳先生所代表的文体和文风不会随他而去，我相信它们将长存于文坛；但也希望今后的散文家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以使中国文章益增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