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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1911年12月出生于河北枣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历任系主任兼校副教务长、城市和环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及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
“燕园，是我事业孕育的摇篮。”
侯仁之祖籍山东恩县，因幼时体弱，他曾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遗憾的是，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
侯仁之是1932年秋经保送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侯仁之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他才了解到，这里原是200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淑春园及早在300多年前的明朝开辟的勺园。燕大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别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校园建筑物一律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侯仁之深感幸运的，不仅是燕大校园新落成时就来到这里而深受其优美环境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自己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我入学不久，便听到洪老师关于燕大地理位置考证的专题报告，感触很深。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上，洪教授的别出心裁和严格要求，使侯仁之倍受教益。在科学论文写作训练课上，洪教授的要求十分具体，如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一定的格式写成文章。“我写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绩考略》，结果被他评定为‘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这篇论文虽历经世事沧桑，仍一直珍藏至今。”
顾颉刚教授也是侯仁之有幸受教的一位“启蒙”老师，“在我燕大本科毕业前夕，顾老师劝我留校做他的助理，告诉我他将于下学年出任历史系主任。于是，我留校做研究生，兼任顾老师的助手。”顾教授开设了一门“古迹文物调查实习”课，每隔周的周六下午要带学生到他事先选定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或北京城内、或城外近郊，进行实地考察。事先他请侯仁之根据他所提供的参考资料和侯仁之自己的检阅所得，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学生作参考。“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侯仁之再次庆幸在燕园邂逅了一位难得的入门领路人。
不久，洪煨莲教授感觉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他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他推荐侯仁之到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只是转年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一直到大战结束后，1946年侯仁之才能前往该校，师从近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比教授（H.C.Darby）。“达比教授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传授给我，我无不心存感激。”侯仁之从那里豁然领悟到到底什么才是“历史地理学”。达比教授充分讲述了“今天的地理，明天就成为历史地理”，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好多人还不晓得，我这位院士
曾是个‘囚犯’。”
1940年7月，侯仁之在燕园完成硕士学业，并获得斐陶荣誉奖。此后，继续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并开始授课。同时，侯仁之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则由深受学生尊重的夏仁德教授担任。当时，日寇在华北地区不断进行所谓“大扫荡”，在校学生有人家乡遭受战火，经济来源困难；也有学生救亡心切，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侯仁之主要是负责帮助学生安全离校。
“其中有人南下去大后方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我曾代为联系分道前往；更有人决心就近进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是经过校内中共地下组织具体联系而后成行。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间，我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宁愿放弃个人学习机会也要投身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学生分批离校，曾帮助3组学生10多名安全离校。”迄今，那段生活经历让侯仁之历历在目。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27位师生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其中，侯仁之是最年轻的一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凌晨，燕大即遭日寇宪兵查封，我们二十余人先后被捕。”
铁窗里，不低头、不媚寇的侯仁之裹着薄薄的毯子，或蹲踞一隅、或睡硬地板，听窗外朔风怒吼。这时的侯仁之曾发誓：“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要写一本黄河的故事，为这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著书立传！”没想到，40多年后他编著的《黄河文化》真的得以问世。当时同狱的孙道临（著名电影艺术家）得讯后致函祝贺：“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写《黄河传》的雄心壮志使我产生不尽的幻想遐思，几乎忘却囹圄之苦……”
幸好日寇对燕大学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一事，一无所获，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转送日本军事法院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对侯仁之判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由燕大校医院院长以新设的诊疗所作为铺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出狱后，侯仁之来到天津，利用岳父地方名医的身份保护他在当地避难。期间，他仍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并珍藏3年，终于得以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他还利用就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写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一文，由天津商学院列为专刊，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正式出版。
“我要将平生所学奉献给深重灾难的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侯仁之立即被召回北平，参加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主持的复校委员会。开学后，侯仁之除授课外，还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
侯仁之坚持不懈从事科学研究的志愿，终于为他带来一个开辟视野、深入学习的好机会。“1946年8月，我经燕大保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受教于达比教授，在理论与方法论上获益甚多，并且得以日后直接运用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上。”留学期间，侯仁之将达比教授精彩的讲演《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天津益世报》整版的“史地周刊”上。他从达比教授精辟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而心中一直在苦苦思索怎样将平生所学奉献给灾难深重的祖国。
3年后，侯仁之学业终有所成，获得博士学位，立即启程回国。“到达北京，重返燕园，3天后又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参加了庆祝大会，个人的新生活也就从此开始。”回国后，侯仁之首先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为我国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不久，北京组建都市计划委员会，侯仁之被出任副主任委员的建筑学家梁思成邀聘为委员。“早在燕大求学时，我就曾格外关注梁先生与林徽因女士的著作，并多次听过他们的精彩讲演，没想到事隔多年，竟有缘与他们夫妇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为真挚的朋友。”当时，梁思成正在筹划如何改造建设北京城，他请侯仁之负责海淀地区的史地考察，为在海淀附近开设首都文教区做准备，并于1950年邀聘侯仁之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结合首都文教区的规划，侯仁之完成了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在论文中他指出：“……海淀地区自东向西海拔骤然下降。以白颐路为界，东边的台地有着华北平原的典型特色，西边的低地则是一派江南风光……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低地是最好的园林区。”正是在这项研究成果的指导下，以海淀镇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区开始发展起来。同时，他又结合教学向国家教育部建议，把新公布的“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更新改造为“中国历史地理”。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当时，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工作与社会兼职与日俱增。受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委任，侯仁之撰写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科普读物，先后写就《徐霞客》与《历史上的北京城》两书。因工作成绩突出，从旧社会脱胎的侯仁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报效祖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豪情弥坚。
侯仁之十分崇尚我国历史上的郦道元、徐霞客等关心国计民生、重视实地考察的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在历史地理学界提出应“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并身体力行。所以，在国家提出有关西北六省区的治沙利用与改造的任务由中科院组织治沙队对沙漠开展考察研究时，侯仁之很快打消了思想顾虑，从他十分擅长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投身于完全陌生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从1960年到1964年，他连续深入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及鄂尔多斯高原、陕西北部等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炎炎酷暑中，侯仁之采集沙样、土样、植物标本等勘测，结合史籍文献相互印证进行研究，获得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沙漠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没想到那里竟然埋藏着那么丰富、那么众多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为探讨历史时期沙漠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有关兄弟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侯仁之在言语中流露出自己参与沙漠史地研究的欢愉，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其中的酸苦。
黄河大河湾西侧，在开渠引水时发现了古代的坟墓，侯仁之邀考古学家俞伟超同往，试图解开废墟之谜：为什么城市建在沙漠中？这是什么年代的城市？后来找到答案：这是一座汉代的城市废墟，2000多年前这里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汉武帝扩张领土，将游牧民族驱逐到北方，然后开始在这里大量开垦荒地，10万移民沿西北草原地带屯兵驻守，几个人家供养一个士兵，引水灌溉，将草原开垦为农田。然而，当汉族的力量衰败了，蒙族退回来，草皮已被破坏，风吹沙扬，形成了沙漠。
侯仁之60年代的学生朱士光在毛乌素沙漠城川古城遗址的考察研究中发现，该城应是“唐元和十五年以前之长泽县城及该年移治的宥州城”，而不是侯仁之已有考证定论的“唐开元二十六年所置之旧宥州城”或“唐元和九年所置之新宥州城”。于此，侯仁之毫不掩饰，在1973年第一期《文物》上坦然承认对城川古城定名有误。这种科学求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弥足可贵。现已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朱士光如是说：“有幸（20世纪）60年代在侯老师身边求教，耳濡目染。我深切感受到侯老师不仅学识渊博、根基深厚，而且思想敏锐，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磨难中获得新生，我将无悔‘科学的春天’。”
正当侯仁之沉浸在发现和探索的喜悦中时，“文革”开始了。因为编撰过两本科普读物，侯仁之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后又因反对北大校园内的掌权者，被打为“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后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2年，遭受迫害长达5年之久，经历了种种磨难，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项很重要的课题戛然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饱受苦难的侯仁之再次焕发了青春，迎来了学术新时代，又得以继续进行西北沙区的考察研究。在沼泽地带，一不小心便会连人带考察工具一起掉进“泥潭”，然后靠用绳子拉上来。其中的苦，对一位已近古稀的老人来讲可想而知：“往往早上出去还算‘轻松’，只带了工具。经过一天的跋涉与作业，回来时钻杆前后都挑起采样袋、采样瓶、植物标本，手上还要拿上几把草——它不是样品，而是用来打蚊子和瞎虻的。带着整天的疲劳与满身的沙土，真想一走出沙漠地区就倒在路边睡上一觉。”这时期，侯仁之奔波于沙区，不仅调查自然地理，还十分注意考古文化、古城堡遗址等，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首部个人学术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其累累硕果，至今不失科学光辉。
随后，侯仁之又进一步深入北京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为城市规划建设继续提供必要的参考，还组织力量于1986年完成了他计划已久的《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出版工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毛主席曾说，读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但现在的历史地图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详细的史书的要求。”侯仁之认为历史地图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编绘详略的历史地图是史地学家的夙愿。在《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中，侯仁之吸收了以前考古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以往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图制作的科学总结。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该图集“为北京在历史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
除北京之外，侯仁之还先后研究了承德、邯郸、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并把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与城市规划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还直接指导了对承德、围场、赤峰、西辽河等北方生态环境过渡带的环境变迁研究。在改革开放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侯仁之的国际学术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出国访问、讲学，夫人张玮瑛常常同行协助。1984年，侯仁之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事科学研究，在夫人的协助下完成了极为重要的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在该校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保护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1985年4月全国政协会议开会时，侯仁之作为政协委员正式提出提案，认为我国政府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并同其他3位政协委员共同签名，得到我国政府批准。现在我国得以列入该公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已有近30处，并且日益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仁之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就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仁之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通告上说：“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历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年，对开创了将历史地理学运用于沙漠考察、城市考察和祖国开发建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途径的侯仁之来讲，可谓双喜临门——12月，他获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The George Davidson Medal”（乔治·戴维森勋章）。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美国地理学会于1946年设立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用于奖励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国际荣誉的第六位著名科学家。2001年10月，又获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奖。
“期待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讨论会上，被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侯仁之几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北京城。“经世致用”或谓“用世益民”，是侯老科学研究的真谛。1965年他主持完成了一项有关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这对排除城市建设中的隐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半个多世纪来，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为首都建设服务，对建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推进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等工作。
北京修建西客站，最初选址时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并且没有居民搬迁的问题，可以很快动工。但侯仁之认为：莲花池这个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蓟城，它最早的生命来源——水源，就是莲花池。“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侯仁之反复建议将莲花池保留下来。最后，政府决定保留莲花池，在莲花池东北岸将西客站建设起来，成为首都的新大门。此后，北京进行中心区水系治理工程，侯仁之又以极大的热情呼吁恢复莲花池昔日“绿水澄澹，川亭望远”的景观，使富有历史渊源的风光出现在京门一侧。
历史上的北京城，其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设计规划美轮美奂，达到了封建王朝文化、艺术和建筑的顶峰。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从北到南的中轴线。在封建王朝时代，城市的中轴线只向南发展，宫殿也一律面向正南。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受到强烈的西北风的影响，因此主要建筑一律面向正南，这个传统在意识形态里产生了“面南而王”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者一定面正南统治天下，都城设计的中轴线也一直向正南发展。侯仁之这位当年燕园的长跑冠军，曾徒步考察北京的山系，并冒着倾盆大雨察看北京城水的来龙去脉。他揭示和论证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变迁，提出了北京城市史上的3个里程碑：解放前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帝王至上”的封建国都；解放后以天安门广场改造为代表的“人民至上”的新首都；如今又以亚运会开辟中轴路向北延伸，体现了“和平、友谊、进步”的主题、向世界敞开胸襟的新思想。“北京的老城有一条中轴线，现在在这条线上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紫禁城，已经列入了世纪公认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已经由原来的宫廷广场最终变成了人民广场，代表着我们国家正在蓬勃发展。”每每谈到中轴线的那两大标志性建筑，侯仁之便为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而激动不已。
最初，中轴线设计的起点——后门桥，一度残破凋零。侯仁之曾去探访，原来西有风景秀丽的什刹海，东有一溪清流，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整个桥上竖着巨大的广告牌遮丑。他为此十分痛心，于是反复呼吁重修后门桥，恢复北京中轴线起点的旧观。在他的建议下，市政府修缮了后门桥，并恢复它最早的名字“万宁桥”。现在，桥面已加宽，河流得到妥善治理。伫立桥上，美丽的水上风光展现在眼前，和谐地交融着一个城市的古典与现代、沧桑与辉煌。
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有正房（北房）、倒座（南房）、东厢房和西厢房，四座房屋在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有资料显示，北京旧城内昔日数也数不清的四合院，现仅存300多万平方米。面对大量四合院的拆迁，侯仁之同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舒乙等知名专家和学者多次致书北京市有关部门，呼吁保护那些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体的明清古宅。
保护四合院到底有什么意义？侯老说：“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北京历史文化的主要精华，他认为“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历代疆域、政区、水道方位、名称的因袭（沿）和变化（迁），早期是作为史学与经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从其发展过程看，21世纪历史地理学将向区域综合研究发展，区域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更能显示这门科学的特点与功能。”谈到历史地理学，侯老感触很多，“当年我在利物浦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达比教授对我说，‘今天的地理，就是明天的历史地理。’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它的历史地理，就无法继承，也无法更好地发展。”
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造诣的侯仁之，早在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时，就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他倾注毕生心血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地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博士生。面对诸多荣誉，老人的反应很平静：“我已经100岁了，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学问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以有涯逐无涯的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我们要用自己的学问，以使人类的发展臻于尽善尽美的地步。现在我经常想到一句话：‘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当努力奋发，继续前进，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燕园，是我事业孕育的摇篮。”
侯仁之祖籍山东恩县，因幼时体弱，他曾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遗憾的是，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
侯仁之是1932年秋经保送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侯仁之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他才了解到，这里原是200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淑春园及早在300多年前的明朝开辟的勺园。燕大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别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校园建筑物一律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侯仁之深感幸运的，不仅是燕大校园新落成时就来到这里而深受其优美环境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自己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我入学不久，便听到洪老师关于燕大地理位置考证的专题报告，感触很深。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上，洪教授的别出心裁和严格要求，使侯仁之倍受教益。在科学论文写作训练课上，洪教授的要求十分具体，如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一定的格式写成文章。“我写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绩考略》，结果被他评定为‘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这篇论文虽历经世事沧桑，仍一直珍藏至今。”
顾颉刚教授也是侯仁之有幸受教的一位“启蒙”老师，“在我燕大本科毕业前夕，顾老师劝我留校做他的助理，告诉我他将于下学年出任历史系主任。于是，我留校做研究生，兼任顾老师的助手。”顾教授开设了一门“古迹文物调查实习”课，每隔周的周六下午要带学生到他事先选定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或北京城内、或城外近郊，进行实地考察。事先他请侯仁之根据他所提供的参考资料和侯仁之自己的检阅所得，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学生作参考。“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侯仁之再次庆幸在燕园邂逅了一位难得的入门领路人。
不久，洪煨莲教授感觉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他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他推荐侯仁之到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只是转年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一直到大战结束后，1946年侯仁之才能前往该校，师从近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比教授（H.C.Darby）。“达比教授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传授给我，我无不心存感激。”侯仁之从那里豁然领悟到到底什么才是“历史地理学”。达比教授充分讲述了“今天的地理，明天就成为历史地理”，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好多人还不晓得，我这位院士
曾是个‘囚犯’。”
1940年7月，侯仁之在燕园完成硕士学业，并获得斐陶荣誉奖。此后，继续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并开始授课。同时，侯仁之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则由深受学生尊重的夏仁德教授担任。当时，日寇在华北地区不断进行所谓“大扫荡”，在校学生有人家乡遭受战火，经济来源困难；也有学生救亡心切，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侯仁之主要是负责帮助学生安全离校。
“其中有人南下去大后方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我曾代为联系分道前往；更有人决心就近进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是经过校内中共地下组织具体联系而后成行。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间，我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宁愿放弃个人学习机会也要投身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学生分批离校，曾帮助3组学生10多名安全离校。”迄今，那段生活经历让侯仁之历历在目。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27位师生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其中，侯仁之是最年轻的一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凌晨，燕大即遭日寇宪兵查封，我们二十余人先后被捕。”
铁窗里，不低头、不媚寇的侯仁之裹着薄薄的毯子，或蹲踞一隅、或睡硬地板，听窗外朔风怒吼。这时的侯仁之曾发誓：“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要写一本黄河的故事，为这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著书立传！”没想到，40多年后他编著的《黄河文化》真的得以问世。当时同狱的孙道临（著名电影艺术家）得讯后致函祝贺：“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写《黄河传》的雄心壮志使我产生不尽的幻想遐思，几乎忘却囹圄之苦……”
幸好日寇对燕大学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一事，一无所获，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转送日本军事法院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对侯仁之判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由燕大校医院院长以新设的诊疗所作为铺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出狱后，侯仁之来到天津，利用岳父地方名医的身份保护他在当地避难。期间，他仍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并珍藏3年，终于得以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他还利用就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写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一文，由天津商学院列为专刊，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正式出版。
“我要将平生所学奉献给深重灾难的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侯仁之立即被召回北平，参加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主持的复校委员会。开学后，侯仁之除授课外，还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
侯仁之坚持不懈从事科学研究的志愿，终于为他带来一个开辟视野、深入学习的好机会。“1946年8月，我经燕大保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受教于达比教授，在理论与方法论上获益甚多，并且得以日后直接运用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上。”留学期间，侯仁之将达比教授精彩的讲演《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天津益世报》整版的“史地周刊”上。他从达比教授精辟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而心中一直在苦苦思索怎样将平生所学奉献给灾难深重的祖国。
3年后，侯仁之学业终有所成，获得博士学位，立即启程回国。“到达北京，重返燕园，3天后又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参加了庆祝大会，个人的新生活也就从此开始。”回国后，侯仁之首先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为我国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不久，北京组建都市计划委员会，侯仁之被出任副主任委员的建筑学家梁思成邀聘为委员。“早在燕大求学时，我就曾格外关注梁先生与林徽因女士的著作，并多次听过他们的精彩讲演，没想到事隔多年，竟有缘与他们夫妇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为真挚的朋友。”当时，梁思成正在筹划如何改造建设北京城，他请侯仁之负责海淀地区的史地考察，为在海淀附近开设首都文教区做准备，并于1950年邀聘侯仁之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结合首都文教区的规划，侯仁之完成了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在论文中他指出：“……海淀地区自东向西海拔骤然下降。以白颐路为界，东边的台地有着华北平原的典型特色，西边的低地则是一派江南风光……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低地是最好的园林区。”正是在这项研究成果的指导下，以海淀镇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区开始发展起来。同时，他又结合教学向国家教育部建议，把新公布的“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更新改造为“中国历史地理”。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当时，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工作与社会兼职与日俱增。受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委任，侯仁之撰写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科普读物，先后写就《徐霞客》与《历史上的北京城》两书。因工作成绩突出，从旧社会脱胎的侯仁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报效祖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豪情弥坚。
侯仁之十分崇尚我国历史上的郦道元、徐霞客等关心国计民生、重视实地考察的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在历史地理学界提出应“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并身体力行。所以，在国家提出有关西北六省区的治沙利用与改造的任务由中科院组织治沙队对沙漠开展考察研究时，侯仁之很快打消了思想顾虑，从他十分擅长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投身于完全陌生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从1960年到1964年，他连续深入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及鄂尔多斯高原、陕西北部等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炎炎酷暑中，侯仁之采集沙样、土样、植物标本等勘测，结合史籍文献相互印证进行研究，获得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沙漠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没想到那里竟然埋藏着那么丰富、那么众多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为探讨历史时期沙漠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有关兄弟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侯仁之在言语中流露出自己参与沙漠史地研究的欢愉，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其中的酸苦。
黄河大河湾西侧，在开渠引水时发现了古代的坟墓，侯仁之邀考古学家俞伟超同往，试图解开废墟之谜：为什么城市建在沙漠中？这是什么年代的城市？后来找到答案：这是一座汉代的城市废墟，2000多年前这里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汉武帝扩张领土，将游牧民族驱逐到北方，然后开始在这里大量开垦荒地，10万移民沿西北草原地带屯兵驻守，几个人家供养一个士兵，引水灌溉，将草原开垦为农田。然而，当汉族的力量衰败了，蒙族退回来，草皮已被破坏，风吹沙扬，形成了沙漠。
侯仁之60年代的学生朱士光在毛乌素沙漠城川古城遗址的考察研究中发现，该城应是“唐元和十五年以前之长泽县城及该年移治的宥州城”，而不是侯仁之已有考证定论的“唐开元二十六年所置之旧宥州城”或“唐元和九年所置之新宥州城”。于此，侯仁之毫不掩饰，在1973年第一期《文物》上坦然承认对城川古城定名有误。这种科学求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弥足可贵。现已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朱士光如是说：“有幸（20世纪）60年代在侯老师身边求教，耳濡目染。我深切感受到侯老师不仅学识渊博、根基深厚，而且思想敏锐，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磨难中获得新生，我将无悔‘科学的春天’。”
正当侯仁之沉浸在发现和探索的喜悦中时，“文革”开始了。因为编撰过两本科普读物，侯仁之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后又因反对北大校园内的掌权者，被打为“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后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2年，遭受迫害长达5年之久，经历了种种磨难，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项很重要的课题戛然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饱受苦难的侯仁之再次焕发了青春，迎来了学术新时代，又得以继续进行西北沙区的考察研究。在沼泽地带，一不小心便会连人带考察工具一起掉进“泥潭”，然后靠用绳子拉上来。其中的苦，对一位已近古稀的老人来讲可想而知：“往往早上出去还算‘轻松’，只带了工具。经过一天的跋涉与作业，回来时钻杆前后都挑起采样袋、采样瓶、植物标本，手上还要拿上几把草——它不是样品，而是用来打蚊子和瞎虻的。带着整天的疲劳与满身的沙土，真想一走出沙漠地区就倒在路边睡上一觉。”这时期，侯仁之奔波于沙区，不仅调查自然地理，还十分注意考古文化、古城堡遗址等，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首部个人学术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其累累硕果，至今不失科学光辉。
随后，侯仁之又进一步深入北京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为城市规划建设继续提供必要的参考，还组织力量于1986年完成了他计划已久的《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出版工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毛主席曾说，读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但现在的历史地图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详细的史书的要求。”侯仁之认为历史地图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编绘详略的历史地图是史地学家的夙愿。在《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中，侯仁之吸收了以前考古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以往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图制作的科学总结。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该图集“为北京在历史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
除北京之外，侯仁之还先后研究了承德、邯郸、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并把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与城市规划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还直接指导了对承德、围场、赤峰、西辽河等北方生态环境过渡带的环境变迁研究。在改革开放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侯仁之的国际学术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出国访问、讲学，夫人张玮瑛常常同行协助。1984年，侯仁之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事科学研究，在夫人的协助下完成了极为重要的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在该校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保护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1985年4月全国政协会议开会时，侯仁之作为政协委员正式提出提案，认为我国政府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并同其他3位政协委员共同签名，得到我国政府批准。现在我国得以列入该公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已有近30处，并且日益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仁之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就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仁之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通告上说：“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历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年，对开创了将历史地理学运用于沙漠考察、城市考察和祖国开发建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途径的侯仁之来讲，可谓双喜临门——12月，他获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The George Davidson Medal”（乔治·戴维森勋章）。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美国地理学会于1946年设立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用于奖励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国际荣誉的第六位著名科学家。2001年10月，又获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奖。
“期待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讨论会上，被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侯仁之几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北京城。“经世致用”或谓“用世益民”，是侯老科学研究的真谛。1965年他主持完成了一项有关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这对排除城市建设中的隐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半个多世纪来，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为首都建设服务，对建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推进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等工作。
北京修建西客站，最初选址时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并且没有居民搬迁的问题，可以很快动工。但侯仁之认为：莲花池这个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蓟城，它最早的生命来源——水源，就是莲花池。“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侯仁之反复建议将莲花池保留下来。最后，政府决定保留莲花池，在莲花池东北岸将西客站建设起来，成为首都的新大门。此后，北京进行中心区水系治理工程，侯仁之又以极大的热情呼吁恢复莲花池昔日“绿水澄澹，川亭望远”的景观，使富有历史渊源的风光出现在京门一侧。
历史上的北京城，其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设计规划美轮美奂，达到了封建王朝文化、艺术和建筑的顶峰。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从北到南的中轴线。在封建王朝时代，城市的中轴线只向南发展，宫殿也一律面向正南。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受到强烈的西北风的影响，因此主要建筑一律面向正南，这个传统在意识形态里产生了“面南而王”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者一定面正南统治天下，都城设计的中轴线也一直向正南发展。侯仁之这位当年燕园的长跑冠军，曾徒步考察北京的山系，并冒着倾盆大雨察看北京城水的来龙去脉。他揭示和论证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变迁，提出了北京城市史上的3个里程碑：解放前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帝王至上”的封建国都；解放后以天安门广场改造为代表的“人民至上”的新首都；如今又以亚运会开辟中轴路向北延伸，体现了“和平、友谊、进步”的主题、向世界敞开胸襟的新思想。“北京的老城有一条中轴线，现在在这条线上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紫禁城，已经列入了世纪公认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已经由原来的宫廷广场最终变成了人民广场，代表着我们国家正在蓬勃发展。”每每谈到中轴线的那两大标志性建筑，侯仁之便为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而激动不已。
最初，中轴线设计的起点——后门桥，一度残破凋零。侯仁之曾去探访，原来西有风景秀丽的什刹海，东有一溪清流，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整个桥上竖着巨大的广告牌遮丑。他为此十分痛心，于是反复呼吁重修后门桥，恢复北京中轴线起点的旧观。在他的建议下，市政府修缮了后门桥，并恢复它最早的名字“万宁桥”。现在，桥面已加宽，河流得到妥善治理。伫立桥上，美丽的水上风光展现在眼前，和谐地交融着一个城市的古典与现代、沧桑与辉煌。
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有正房（北房）、倒座（南房）、东厢房和西厢房，四座房屋在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有资料显示，北京旧城内昔日数也数不清的四合院，现仅存300多万平方米。面对大量四合院的拆迁，侯仁之同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舒乙等知名专家和学者多次致书北京市有关部门，呼吁保护那些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体的明清古宅。
保护四合院到底有什么意义？侯老说：“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北京历史文化的主要精华，他认为“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历代疆域、政区、水道方位、名称的因袭（沿）和变化（迁），早期是作为史学与经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从其发展过程看，21世纪历史地理学将向区域综合研究发展，区域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更能显示这门科学的特点与功能。”谈到历史地理学，侯老感触很多，“当年我在利物浦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达比教授对我说，‘今天的地理，就是明天的历史地理。’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它的历史地理，就无法继承，也无法更好地发展。”
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造诣的侯仁之，早在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时，就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他倾注毕生心血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地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博士生。面对诸多荣誉，老人的反应很平静：“我已经100岁了，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学问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以有涯逐无涯的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我们要用自己的学问，以使人类的发展臻于尽善尽美的地步。现在我经常想到一句话：‘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当努力奋发，继续前进，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