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桑的清教情结解读其笔下的人物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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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虔诚的清教徒的后裔,霍桑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他一方面对清教原罪观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对清教的专制统治感到痛恨。本文立足于作家复杂矛盾的清教情结解读其短篇小说中的两种人物典型:原罪炼狱下的受难者和撒旦的化身。
  关键词:清教情结 原罪 撒旦 人物典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纳撒尼尔·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的出版堪称美国文学界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终于产生了一部属于文学、第一流的文学的小说……而且最妙不可言的是,这件宝贝是纯粹的美国货;它有着这个国家的土壤和空气的气息;它产自新英格兰的心腹之地”。但霍桑的创作思想和特色首先表现在《红字》之前的短篇小说中。霍桑称自己的短篇小说为“偏僻山谷中带着苍白色彩的花朵”。其作品内容细致深刻,风格独特。小说创作背景多来自殖民地时期清教气氛极其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而创作来源则取自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历史。
  无论是其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霍桑所创作的人物“个别地看来……都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显得过分抽象,过分寓意;他们全都支离破碎,不够完整……。”但就小说整体而言,这些人物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在霍桑看来,个别角色的作用不在个人,而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他的整体构想的关系。这与其中庸的人生观和道德价值观相一致。霍桑在其作品中“并不容许出类拔萃的男女英雄。他相信善于恶,但是人并不永远处在这两种状态之中;不同的环境总是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霍桑的人物不够典型,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所有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清教情结。本文拟就霍桑的两篇短篇小说《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拉帕西尼的女儿》为文本,从作者的清教情结解读其笔下的人物典型。
  一 原罪炼狱下的受难者——霍桑笔下的信徒
  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清教神学理论信奉《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而原罪观是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所谓原罪,也即人的完全堕落,是指人类自降生之日起便继承了亚当堕落的罪恶。在18世纪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最具代表性的布道词《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中,清教原罪观得到了有力的阐释和充分的体现:世人都是堕落之人,灵魂已被邪恶所控制,因而上帝非常愤怒,随时都可以将他们投入烈火熊熊的炼狱。人类无可逃避,没有援助,所有努力皆是徒劳。上帝的拯救既不是义务,更不是承诺,一切都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尽管霍桑并不能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清教徒,但由于其深远的家族影响以及受到的清教家庭教育,他的内心深处对加尔文主义的原罪观深信不疑。正因如此,霍桑笔下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背负着罪恶,心灵饱受折磨。《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中的布朗和《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乔万尼无一不生活在原罪的阴影下。原本天真纯朴的小伙子布朗,由于受到诱惑,来到一片黑暗的丛林中,参加由魔鬼召集的聚会。他告别新婚妻子费思,带着一种负罪心理开始了与魔鬼赴约的行程。尽管他深知此行有违善德,却又无力抗拒内心的罪恶诱惑,最终完成了与魔鬼的约会。然而这次赴会却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因为他看到村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他所熟悉的受人尊敬的牧师,纯洁贤淑的姑娘和德高望重的老人背地里竟然都曾犯下淫荡下流、贪婪无耻的罪行。他甚至在这群与魔鬼约会的人群中看到了他一生敬重怀念的祖先、父母以及他最亲爱的妻子费思。当他第二天回到村子里,发现一切又回归本原,看不到一丝邪恶的痕迹。而亲眼见证人们内心丑恶的布朗却从此生活在罪恶的阴影里,终日郁郁寡欢,失去信仰,最终抑郁而死。霍桑笔下的布朗的遭遇似乎印证了爱德华兹的观点,“人类属于魔鬼,他们的心灵皆在其掌握之中,受其支配”。在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中,拉帕西尼医生创造了美丽的花园和用毒素喂养的美丽的女儿。租住在花园旁老宅里的外乡人乔万尼在老女仆丽莎贝塔的指引下穿过一个暗门进入花园与比阿特丽丝幽会、相恋,最终也中了剧毒。这似乎是《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人物、情节的“翻版”。拉帕西尼医生的花园,开满各种奇花异草,芬芳馥郁,酷似上帝的伊甸园。医生拉帕西尼、青年男女乔万尼和比阿特丽丝、女仆丽莎贝塔分别扮演了造物主上帝、亚当和夏娃以及引诱者的形象。这无疑是清教原罪说的最好体现。尽管人人都有罪,但乔万尼却如亚当一样,代表着完全的堕落。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乔万尼所租住的这所房子显得遥远和神秘,由于他熟读但丁,因而他了解到,“就在这屋子里住过的一位先人,那有名世家中的一员,被但丁写进了地狱篇,在那里受着无止境的煎熬”。把乔万尼安置在这样一所犯有下地狱罪的恶人的老宅里,霍桑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这个接替那遥远前辈居住于此的年轻人必将继承他的罪恶。由于自身的软弱和不成熟,他没能抵御住诱惑,陷入与比阿特丽丝的爱情,却又因为无法抑制对自身的怀疑而最终失去了爱人。比阿特丽丝临死前对乔万尼所说的话意味深长:“是不是你的天性从一开始就比我的天性里的毒素多呢?”由此可见,罪恶与生俱来,罪恶与人的天性融为一体。
  二 撒旦的化身——霍桑笔下的老者
  受清教思想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霍桑作品中有许多以《圣经》为原型的场景及人物典型。而以魔鬼撒旦为原型创作的人物集中表现在霍桑对作品中老者形象的塑造。伟大的清教诗人弥尔顿在其代表作《失乐园》中对《旧约·创世纪》第二、三章中的神话故事进行了再创造。在这部史诗中,撒旦因上帝提拔神子而心怀不满,纠合部分天使同上帝作战,失败后被打入地狱。为了报复,他试图毁灭人类。上帝没有进行阻挡,因为他想考验人类。结果亚当和夏娃两人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在撒旦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撒旦由于自身的骄傲、野心、伪善和独裁而违背上帝的旨意,当他欺骗、迫害人类,使他们失去乐园后,他真正的堕落也就完成了。在霍桑的许多作品包括《红字》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有这样一群老者的形象,他们表面上被描述成朴素严谨,正直体面,但在道德和正义的外衣下,作者却毫不保留地揭露了他们的伪善和丑陋。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原本应该受到尊敬的学识渊博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实际上却是冷酷无情的魔鬼。霍桑为什么会把老者形象和魔鬼撒旦联系在一起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的渊源。霍桑的祖先曾参与了臭名昭著的萨莱姆驱巫案,他为此感到羞愧和耻辱。在他看来,祖先的罪恶必定给后代带来诅咒和恶果。另一方面,早期的清教移民奉行严苛的清教教规,而规定和执行这些教规的人就是在清教社会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年长者。清教教义将人类完全置于严厉的上帝意志的控制之下,整个清教社会都笼罩在这样一种年老而垂死的具有压制性的思想之中,所有跟年轻有关的诸如快乐、激情、创造性全都被摧毁。由于受到爱默生超验主义影响,霍桑非常痛恨清教的专制统治,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把这些代表着清教统治阶级的老者描述成深沉阴郁、贪婪残忍的魔鬼形象就不足为奇了。在《年轻的古德曼》中,小伙子布朗正是受到了魔鬼的召集,夜赴森林的秘密聚会。而这位召集者,霍桑是如此形容的:“只见一棵老树下坐着一个人影,那个人衣着庄重体面……大约五十岁,显然和布朗先生生活在同一阶层,和他长得颇为相似,尽管可能是在表情上,而不是在容貌上。……但是,他身上可能引人注目的唯一东西就是他的手杖。手杖酷似一条大黑蛇,精雕细刻,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条活生生的蛇在扭来扭去……”。尽管这位老人看上去庄重严肃,但他手杖上的蛇却暴露了他内心的贪欲。他引诱布朗所去到的黑森林其实就是《圣经》中地狱的所在。魔鬼撒旦来自于地狱,意图诱惑信徒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布朗由于自身的软弱,使自己的理智屈服于诱惑,最终陷入无法自拔的信仰缺失,在近似疯狂的挣扎中走向自我毁灭。另外两个最为典型的魔鬼形象来自于《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两位医生。霍桑笔下的拉帕西尼医生是一个“身材高大、面黄肌瘦、病病歪歪的男子……身穿黑色长袍……即使在更年轻的岁月,也绝不可能表露多少内心的热情”。这样的描述正符合人们对于魔鬼的描述,也符合早期清教徒给人的印象。科学对他来说已然成为了一种宗教,他的那种对于宗教的偏执和狂热最终使自己成为地狱的魔鬼,毁掉了自己的女儿。另外一位医生巴格里奥尼看似与魔鬼撒旦的形象相去甚远,因为他“亲切友好,显然举止行为堪称乐天派”。然而,在其内心深处,同样具有魔鬼的天性。出于嫉妒,他发誓要挫败对手;“他以长者和父辈身份对乔万尼的拉拢和诱惑恰似魔鬼对布郎的引诱”。他所使用的手段正如《紅字》中的齐灵渥斯一样,总是躲在黑暗的阴影里,窥探别人的内心世界,伺机报复。这些老者形象本应该是理智、宽容的代表,但是严格的清规戒律和极端的宗教控制却导致了人们过度的内心折磨和狭隘甚至扭曲的思想,而使他们变得偏执和邪恶,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三 结语
  梅尔维尔曾经评价霍桑:“灵魂中的一面笼罩着阳光,而另一面则完全被黑暗包裹,十倍的黑暗。”霍桑的作品确实充满了阴郁的气氛,这与他冷酷严厉的清教祖先似乎并无太大联系,但清教教义和伦理观却在他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本文所选取的两篇作品中的人物典型的设置和描述,我们也许可以梳理出霍桑对于清教传统的态度和其复杂的世界观。霍桑对加尔文教义的原罪观深信不疑,因而人人都有罪,罪恶乃人类天性。在霍桑看来,掩藏罪恶并不能逃避惩罚,只有朋友之间,爱人之间坦诚相见,不再妄想逃开造物主的目光,而是向上帝敞开心扉,人类才能够得到救赎。在《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最后克服了内心的软弱,在新英格兰的人民面前露出了烙在胸口的红字,从而卸去了心中的重荷得以解脱就是最好的明证。如果说霍桑对受难的信徒还有一丝同情的话,那他对作品中的老者形象却毫不保留地表现出了一种厌恶。无论是《年轻的古德曼》中的引路人以及《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两位医生,尽管他们同样衣着体面,但内里却有着畸形的身体更有着畸形的心理。他们其实就是整个清教社会的统治阶层,年老腐朽但却专制残忍。霍桑借助于这样的描写实际上表达了他对于这种清教徒的专制统治和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的极端痛恨。作为清教徒后裔的霍桑在思想上总是处于矛盾和孤寂之中。他深信清教教义的原罪观念,但是对清教专制统治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又予以坚决的批判。但总体来讲,“(他)是温和的叛逆者,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社会的信条,他既遵守,又嘲讽地破坏”。而这种中庸的人生观又促成了他人物创作的特色。他不容许出类拔萃的男女英雄,他认为角色的作用不在个人,而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他所创作的人物单个地看来都有点过于抽象过于寓意,只有当把他们糅合在一起时,才会显得如此完整和栩栩如生。
  注:本文系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从霍桑的清教情结解读其笔下的人物典型”,项目编号:2011Y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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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兰红梅,女,1974—,四川达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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