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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位于鲁中山区向鲁南平原地区的过渡地带。初见东平的人，总会惊叹它的美丽：辖区内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山水田三分天下。触目所及：丘陵起伏、田园平整、省内第二大淡水湖烟波浩渺。
但稍微了解它的发展状况，就会惊讶于该县的经济基础与其先天条件的不符：在泰安市，东平县GDP排名一直倒数，在山东，东平是全省20个脱贫攻坚重点县之一。
守著丰富的资源，东平县的水产渔业、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却鲜有建树，县域经济缺乏支柱产业。究其原因，有关人士认为：资源开发受限与东平湖的特殊作用密不可分。
东平湖是黄河中下游的唯一蓄滞洪水库，随着近代黄河的改道，东平湖成为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的关键工程，具有调节黄河、汶河洪水，确保山东省会济南、津浦铁路、胜利油田和沿黄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
航拍黄河滩区村落。陈建伟/图
这些年来，由于黄河流域治理需要，东平湖撤田蓄水，修库防洪，沿湖百姓对大规模的搬迁并不陌生。甚至，“迁建”已经成为东平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近些年工作、生活的主旋律。
1958年，为了修建东平湖水库，东平沿湖一带527个村庄整体外迁，几十万人泪别故土，东平县成为全国第二、山东省第一移民大县。有人因此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短短几年搬家十几次。
2014年，东平县纳入全国第一批移民避险解困工作试点县，东平湖移民避险解困工作全面铺开。到2018年底，18个移民社区建成，解决了4.6万无地移民的住房困难。
2015-2018年，山东省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启动，东平县也是山东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最重的县份之一——搬迁工作涉及5个乡镇、16个村、15748人。
2015年-2020年，山东省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同步启动，从一期试点到三期搬迁结束，大约25000名村民搬入城镇新区，成为社区“居民”。
告别故土，告别生活了几百年的滩区、湖区、山区，可以说，数十万东平人的生活因水而生，因河而变。
张垓（当地发音“hai”），是东平县戴庙镇的一个百年老村。村里居民绝大多数为张姓。据该村村志：400多年前，张氏家族从山西沿着黄河一路迁徙，途经阳谷县金门闸附近，留下一部分人口，其余人等一直漫游至东平境内，在黄河边找到一块高地，定居下来。
与村谱记载相印证的是，如今，在《康熙字典》上仍可以查到“垓”字的古代读音“hai”，意为：水中的高地。
像张垓这样的古村还有好多。据考证，东平县内具有五百年历史以上的自然村就有500多个，占全县村庄总数的63.4%。从特色分明的村名中，我们甚至可以管窥到当地灿烂的历史文明。如齐鲁古地有东夷族后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傣族、佤族等与山东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东平县戴庙乡、银山镇一带，不少村庄名称中带有“那里”的称谓，如郭那里、段那里、庞那里等，“那里”一词在壮侗语里就是“水边稻田”的意思。
2018年，东平县黄河滩区迁建三期工程动工。涉及戴庙镇、银山镇、斑鸠店镇、旧县乡4个乡镇56个村、5.4万群众的改造工程轰轰烈烈展开，其中，外迁安置工程涉及25个村、6604户、20602人。
依山傍水而居，世代繁衍的老村村民开始新的迁移。
戴庙镇张垓村的闫瑞玲与旧县乡寨子三村的秦素芳就是滩区迁建的新“移民”。
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是东平县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规模最大的社区，也是全省4个万人社区之一，社区占地面积808亩，建筑面积4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楼121栋，安置12个村，10905人。2020年疫情之后，社区居民顺利入住。
闫瑞玲打工的正威服装厂是一家出口型企业，就在社区北边的产业园内。
秦素芳的新家在时代新城社区的一套120平方米住宅里。从外表上看，47岁的秦素芳，还是一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皮肤黝黑、身材壮实。但她的新家，已经与富裕的城市居民毫无二致：南北通透的户型、落地推拉门窗、崭新的家具，天然气炉灶、空调、液晶电视一应俱全。女主人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地面纤尘不染，沙发上铺着洁白的绣垫、摆放着可爱的毛绒玩具，几盆色彩绚烂的假花点缀着客厅的各个角落。
秦素芳喜欢养花，但又怕盆花弄脏桌面，所以把老村搬过来的鲜花放到阳台上，屋里再买些假花装饰。
秦素芳的丈夫在县卫生院上班，“其实就是打工，平时啥都干”，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学规划设计，还没毕业，自己在济南找了个房地产公司打工，“就是卖楼”。
由于公婆年事已高，家里还有几亩地要种，秦素芳没有出去打工。这些年自己种植小麦和大蒜，收成好的时候1亩地能挣上万元，但这几年大蒜行情不行，基本上“挣不着钱”。今年秦素芳决定干脆不种了，打算把地流转出去。
秦素芳主动拿出手机给记者看她搬迁前的房子：5间“出厦”的堂屋，墙裙上贴着蓝色的瓷砖，门前的花坛里，同样绚烂的鲜花开得正盛。有张大门口悬挂着红灯笼的照片是今年春节才照的，透着浓浓的喜庆味。
当年盖房花了10来万，老房子评估了11万多，镇上发了“明白纸”，从经济上是不吃亏的。搬迁的新居已经经过了简单装修，门窗、地板砖都铺好了，秦素芳又稍加收拾，连装修加买空调花了2万多块钱。 搬进新家，看得出秦素芳越发爱干净了，一个人在家没事就莳花弄草、打扫卫生。
与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相比，共有十几栋楼的戴庙镇新时代佳苑社区布局更集中些。广场、幼儿园都在社区中央，周围是一圈住宅楼。社区北面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个配套的产业园，已经引进了一家大型的服装企业与无纺布生产车间，社区的很多女人们都在车间里打工，很是方便。
秦素芳手機里的老房子照片。
闫瑞玲跨上电瓶车，不出3分钟就能到达产业园里的正威服装厂。有时晚上需要加班，“锁上门就走了”。
闫瑞玲搬迁前就在戴庙镇张垓村，是典型的滩区古村。老村距离戴庙镇7公里多，还不通公交车。搬迁前，大人打工、孩子上学都得骑电瓶车到镇上接送。闫瑞玲说：“以前送孩子上学，天不明就得起床，乡间没什么好路，赶上风大，就得多吃二两土”。
滩区的房屋盖的都密，进村的唯一一条土路也是高低不平，路面狭窄，汽车是开不进的。
老村倒是通了自来水，但并不是24小时供应，以前打工的地方距离老村20里地，闫瑞玲早晨上班赶路走得早，太阳能打不上水，等下班回家时又停水了，所以做饭、洗澡都不方便。
闫瑞玲的老公在河南一家橡胶注塑企业打工，本来企业总部是在山东，因为环保等原因搬到了河南。据说企业在业内排名靠前，由于出口市场很好，效益可观，从事电机工作的老公每月工资能拿到六七千。
搬家后，闫瑞玲就在社区北边的服装厂上班，基本工资加计件，每月工资在两三千元。平时老公孩子不在身边，上班又近，厂里忙不开时就去加班，“疫情开始时稍有影响，最近又恢复了，上周刚加了两个通宵”。
按说闫瑞玲一家的收入已经赶上城里人了，但她家里的陈设却相对简单：几样不算新的家具，茶几上摆着台旧的座式风扇。
记者开玩笑：“是不是攒钱给儿子娶媳妇？”
一下子勾起了闫瑞玲的心事，“现在东平的房价都涨到6000多了，结婚彩礼要16万8，外加一部苹果手机”，刚刚职专毕业的儿子想继续读大学，将来还有的是花钱的地方。“什么时候农村结婚不兴要彩礼就好了。”
除了观念，农村的教育资源也不平衡。镇上的人介绍，戴庙镇每年有600多个小学毕业生，但留在镇里中学就读的不过100多人。村民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县里去读更好的中学。
闫瑞玲家在老村还有几亩耕地，但距离太远了，从搬来的时候就打算不种了，等着村里一起流转出去。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哪有会种地的。”6月11日，在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指挥部，姜沟村书记姬脉平对记者说。
姜沟村是搬迁社区里距离旧县乡镇最远的一个村，2020年，全村也整体搬迁到了时代新城社区。村里原来共有608口人，700来亩土地，其中五六十亩是山坡地。土地收益低、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种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这几十亩山坡地基本都荒了。
也有个别没法出去打工的村民，承包本村土地，但规模不大，最多的也就一二十亩。村里有户人家包地种大蒜，这几年行情不好，近六七年一直维持在2毛5一斤的水平，今年受出口影响，价格掉到1毛5，基本不赚钱。
姬脉平说，由于老村距社区远，当初搬迁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想种地了。村里想着趁现在麦收刚过，提前谋划，帮村民把耕地流转出去。
原有土地600多亩，加上搬迁复垦出的180亩地，姜村共有800亩左右土地。姬脉平的想法是：流转土地要实现规模种植，连片流转是必须的。如果村里有个别百姓不想流转，可以让他们优先挑选地块，剩下的土地再集中流转。
这个事必须赶在秋种之前落实下来。姬脉平决定第二天就召集村委、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开会商议。
6月12号下午4点，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A11号楼的村委办公室里，姜沟村近40名代表聚集在一套普通单元房的大厅里。几张长条桌拼成会议桌，长度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餐厅。村民不知从哪儿搬来一些椅子，第一排是“单座”，第二排是连椅，第三排就只能摆得开马扎了。
女人们“自动”坐在靠墙根的马扎上，还有些搬着凳子坐到了门口;第一二排则坐满了红脸膛、皮肤黝黑的汉子们，看年纪，从四五十岁中年人到七旬老者都有。
会议还没开始，男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农事：有的说“拖拉机耩地不行”，有的说“这耩豆子稀了也不好”，似乎还议论着今年什么东西的价格到了8毛，“赔是赔不了，但也就刚够本”……从肤色到谈吐，看得出，这些都是各家务农的主力。
“别拉了，都往中间围围”姬脉平招呼大家。
“这是咱们村搬过来以后第一次开会。主要是研究下土地流转的事，第一步征求大家的意见：想不想转。大家还是把个人意见写在纸上，同不同意，写上自己的姓名、楼号、电话，写完搁在咱们以前投票的维修站上。我们根据汇总结果再开个会，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同意，咱们就集体流转。我的想法：同意的，采取公开投标，谁出的价高就包给谁;不同意的，可以挑个地种，剩下的集中流转。这样个人先合计合计。”
话音刚落，西墙跟站起一个原本斜躺在连椅上，身材精瘦、但眼睛很精神的中年汉子，汉子拽了拽纵起的裤脚，提高嗓门第一个发言，“流转多少钱一亩？要我说大家得想法找人包，看谁出的价高、包的时间长，就给谁。”
有前排的村民第二个发言，“先付款还是先种地？最好先交1年的定金”。
“那个法不行，得交2年的，要不干一年跑了，还得重新包”。
“那个再探讨，怎么交定金村里再谈嘛”。精瘦汉子又抢回第三个人的话茬。
此时，更多的讨论加入进来，声音变得嘈杂。记者斜对面的一位老者，目光炯炯、张着没牙的嘴巴努力地表达着什么，看样子，也在极力说服周边的人。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淹没在七嘴八舌的声波里。
突然就有人大喊了一声“这种地的跟不种地的就不是一个心眼！”不知受到了什么触发。
趁乱工夫，记者回头问后排的女人们：“你们想不想把地包出去？”
一个年轻女人回答：“想啊。家里种地的净老人，路忒远，老人也不会骑车，没法种了，肯定愿意转。”
“觉得包多少钱合适？”
“怎么也得够老人吃饭吧。我觉得800（1亩）就差不多。”
很快，半小时过去了。两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抱着一摞材料走进会议室。姬脉平宣布：“现在开下一个会：根据组织部指示，咱们村要发展新党员……”
东平县姜沟村土地流转会告一段落。
旧县乡姜沟村村民代表大会。
但稍微了解它的发展状况，就会惊讶于该县的经济基础与其先天条件的不符：在泰安市，东平县GDP排名一直倒数，在山东，东平是全省20个脱贫攻坚重点县之一。
守著丰富的资源，东平县的水产渔业、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却鲜有建树，县域经济缺乏支柱产业。究其原因，有关人士认为：资源开发受限与东平湖的特殊作用密不可分。
东平湖是黄河中下游的唯一蓄滞洪水库，随着近代黄河的改道，东平湖成为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的关键工程，具有调节黄河、汶河洪水，确保山东省会济南、津浦铁路、胜利油田和沿黄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
这些年来，由于黄河流域治理需要，东平湖撤田蓄水，修库防洪，沿湖百姓对大规模的搬迁并不陌生。甚至，“迁建”已经成为东平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近些年工作、生活的主旋律。
1958年，为了修建东平湖水库，东平沿湖一带527个村庄整体外迁，几十万人泪别故土，东平县成为全国第二、山东省第一移民大县。有人因此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短短几年搬家十几次。
2014年，东平县纳入全国第一批移民避险解困工作试点县，东平湖移民避险解困工作全面铺开。到2018年底，18个移民社区建成，解决了4.6万无地移民的住房困难。
2015-2018年，山东省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启动，东平县也是山东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最重的县份之一——搬迁工作涉及5个乡镇、16个村、15748人。
2015年-2020年，山东省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同步启动，从一期试点到三期搬迁结束，大约25000名村民搬入城镇新区，成为社区“居民”。
告别故土，告别生活了几百年的滩区、湖区、山区，可以说，数十万东平人的生活因水而生，因河而变。
社区里的“留守”女人
张垓（当地发音“hai”），是东平县戴庙镇的一个百年老村。村里居民绝大多数为张姓。据该村村志：400多年前，张氏家族从山西沿着黄河一路迁徙，途经阳谷县金门闸附近，留下一部分人口，其余人等一直漫游至东平境内，在黄河边找到一块高地，定居下来。
与村谱记载相印证的是，如今，在《康熙字典》上仍可以查到“垓”字的古代读音“hai”，意为：水中的高地。
像张垓这样的古村还有好多。据考证，东平县内具有五百年历史以上的自然村就有500多个，占全县村庄总数的63.4%。从特色分明的村名中，我们甚至可以管窥到当地灿烂的历史文明。如齐鲁古地有东夷族后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傣族、佤族等与山东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东平县戴庙乡、银山镇一带，不少村庄名称中带有“那里”的称谓，如郭那里、段那里、庞那里等，“那里”一词在壮侗语里就是“水边稻田”的意思。
2018年，东平县黄河滩区迁建三期工程动工。涉及戴庙镇、银山镇、斑鸠店镇、旧县乡4个乡镇56个村、5.4万群众的改造工程轰轰烈烈展开，其中，外迁安置工程涉及25个村、6604户、20602人。
依山傍水而居，世代繁衍的老村村民开始新的迁移。
戴庙镇张垓村的闫瑞玲与旧县乡寨子三村的秦素芳就是滩区迁建的新“移民”。
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是东平县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规模最大的社区，也是全省4个万人社区之一，社区占地面积808亩，建筑面积4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楼121栋，安置12个村，10905人。2020年疫情之后，社区居民顺利入住。
秦素芳的新家在时代新城社区的一套120平方米住宅里。从外表上看，47岁的秦素芳，还是一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皮肤黝黑、身材壮实。但她的新家，已经与富裕的城市居民毫无二致：南北通透的户型、落地推拉门窗、崭新的家具，天然气炉灶、空调、液晶电视一应俱全。女主人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地面纤尘不染，沙发上铺着洁白的绣垫、摆放着可爱的毛绒玩具，几盆色彩绚烂的假花点缀着客厅的各个角落。
秦素芳喜欢养花，但又怕盆花弄脏桌面，所以把老村搬过来的鲜花放到阳台上，屋里再买些假花装饰。
秦素芳的丈夫在县卫生院上班，“其实就是打工，平时啥都干”，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学规划设计，还没毕业，自己在济南找了个房地产公司打工，“就是卖楼”。
由于公婆年事已高，家里还有几亩地要种，秦素芳没有出去打工。这些年自己种植小麦和大蒜，收成好的时候1亩地能挣上万元，但这几年大蒜行情不行，基本上“挣不着钱”。今年秦素芳决定干脆不种了，打算把地流转出去。
秦素芳主动拿出手机给记者看她搬迁前的房子：5间“出厦”的堂屋，墙裙上贴着蓝色的瓷砖，门前的花坛里，同样绚烂的鲜花开得正盛。有张大门口悬挂着红灯笼的照片是今年春节才照的，透着浓浓的喜庆味。
当年盖房花了10来万，老房子评估了11万多，镇上发了“明白纸”，从经济上是不吃亏的。搬迁的新居已经经过了简单装修，门窗、地板砖都铺好了，秦素芳又稍加收拾，连装修加买空调花了2万多块钱。 搬进新家，看得出秦素芳越发爱干净了，一个人在家没事就莳花弄草、打扫卫生。
与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相比，共有十几栋楼的戴庙镇新时代佳苑社区布局更集中些。广场、幼儿园都在社区中央，周围是一圈住宅楼。社区北面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个配套的产业园，已经引进了一家大型的服装企业与无纺布生产车间，社区的很多女人们都在车间里打工，很是方便。
闫瑞玲跨上电瓶车，不出3分钟就能到达产业园里的正威服装厂。有时晚上需要加班，“锁上门就走了”。
闫瑞玲搬迁前就在戴庙镇张垓村，是典型的滩区古村。老村距离戴庙镇7公里多，还不通公交车。搬迁前，大人打工、孩子上学都得骑电瓶车到镇上接送。闫瑞玲说：“以前送孩子上学，天不明就得起床，乡间没什么好路，赶上风大，就得多吃二两土”。
滩区的房屋盖的都密，进村的唯一一条土路也是高低不平，路面狭窄，汽车是开不进的。
老村倒是通了自来水，但并不是24小时供应，以前打工的地方距离老村20里地，闫瑞玲早晨上班赶路走得早，太阳能打不上水，等下班回家时又停水了，所以做饭、洗澡都不方便。
闫瑞玲的老公在河南一家橡胶注塑企业打工，本来企业总部是在山东，因为环保等原因搬到了河南。据说企业在业内排名靠前，由于出口市场很好，效益可观，从事电机工作的老公每月工资能拿到六七千。
搬家后，闫瑞玲就在社区北边的服装厂上班，基本工资加计件，每月工资在两三千元。平时老公孩子不在身边，上班又近，厂里忙不开时就去加班，“疫情开始时稍有影响，最近又恢复了，上周刚加了两个通宵”。
按说闫瑞玲一家的收入已经赶上城里人了，但她家里的陈设却相对简单：几样不算新的家具，茶几上摆着台旧的座式风扇。
记者开玩笑：“是不是攒钱给儿子娶媳妇？”
一下子勾起了闫瑞玲的心事，“现在东平的房价都涨到6000多了，结婚彩礼要16万8，外加一部苹果手机”，刚刚职专毕业的儿子想继续读大学，将来还有的是花钱的地方。“什么时候农村结婚不兴要彩礼就好了。”
除了观念，农村的教育资源也不平衡。镇上的人介绍，戴庙镇每年有600多个小学毕业生，但留在镇里中学就读的不过100多人。村民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县里去读更好的中学。
闫瑞玲家在老村还有几亩耕地，但距离太远了，从搬来的时候就打算不种了，等着村里一起流转出去。
一场关于土地流转的村民会议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哪有会种地的。”6月11日，在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指挥部，姜沟村书记姬脉平对记者说。
姜沟村是搬迁社区里距离旧县乡镇最远的一个村，2020年，全村也整体搬迁到了时代新城社区。村里原来共有608口人，700来亩土地，其中五六十亩是山坡地。土地收益低、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种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这几十亩山坡地基本都荒了。
也有个别没法出去打工的村民，承包本村土地，但规模不大，最多的也就一二十亩。村里有户人家包地种大蒜，这几年行情不好，近六七年一直维持在2毛5一斤的水平，今年受出口影响，价格掉到1毛5，基本不赚钱。
姬脉平说，由于老村距社区远，当初搬迁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想种地了。村里想着趁现在麦收刚过，提前谋划，帮村民把耕地流转出去。
原有土地600多亩，加上搬迁复垦出的180亩地，姜村共有800亩左右土地。姬脉平的想法是：流转土地要实现规模种植，连片流转是必须的。如果村里有个别百姓不想流转，可以让他们优先挑选地块，剩下的土地再集中流转。
这个事必须赶在秋种之前落实下来。姬脉平决定第二天就召集村委、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开会商议。
6月12号下午4点，旧县乡时代新城社区A11号楼的村委办公室里，姜沟村近40名代表聚集在一套普通单元房的大厅里。几张长条桌拼成会议桌，长度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餐厅。村民不知从哪儿搬来一些椅子，第一排是“单座”，第二排是连椅，第三排就只能摆得开马扎了。
女人们“自动”坐在靠墙根的马扎上，还有些搬着凳子坐到了门口;第一二排则坐满了红脸膛、皮肤黝黑的汉子们，看年纪，从四五十岁中年人到七旬老者都有。
会议还没开始，男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农事：有的说“拖拉机耩地不行”，有的说“这耩豆子稀了也不好”，似乎还议论着今年什么东西的价格到了8毛，“赔是赔不了，但也就刚够本”……从肤色到谈吐，看得出，这些都是各家务农的主力。
“别拉了，都往中间围围”姬脉平招呼大家。
“这是咱们村搬过来以后第一次开会。主要是研究下土地流转的事，第一步征求大家的意见：想不想转。大家还是把个人意见写在纸上，同不同意，写上自己的姓名、楼号、电话，写完搁在咱们以前投票的维修站上。我们根据汇总结果再开个会，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同意，咱们就集体流转。我的想法：同意的，采取公开投标，谁出的价高就包给谁;不同意的，可以挑个地种，剩下的集中流转。这样个人先合计合计。”
话音刚落，西墙跟站起一个原本斜躺在连椅上，身材精瘦、但眼睛很精神的中年汉子，汉子拽了拽纵起的裤脚，提高嗓门第一个发言，“流转多少钱一亩？要我说大家得想法找人包，看谁出的价高、包的时间长，就给谁。”
有前排的村民第二个发言，“先付款还是先种地？最好先交1年的定金”。
“那个法不行，得交2年的，要不干一年跑了，还得重新包”。
“那个再探讨，怎么交定金村里再谈嘛”。精瘦汉子又抢回第三个人的话茬。
此时，更多的讨论加入进来，声音变得嘈杂。记者斜对面的一位老者，目光炯炯、张着没牙的嘴巴努力地表达着什么，看样子，也在极力说服周边的人。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淹没在七嘴八舌的声波里。
突然就有人大喊了一声“这种地的跟不种地的就不是一个心眼！”不知受到了什么触发。
趁乱工夫，记者回头问后排的女人们：“你们想不想把地包出去？”
一个年轻女人回答：“想啊。家里种地的净老人，路忒远，老人也不会骑车，没法种了，肯定愿意转。”
“觉得包多少钱合适？”
“怎么也得够老人吃饭吧。我觉得800（1亩）就差不多。”
很快，半小时过去了。两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抱着一摞材料走进会议室。姬脉平宣布：“现在开下一个会：根据组织部指示，咱们村要发展新党员……”
东平县姜沟村土地流转会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