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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70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这期间中国实现了由经济小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在向经济强国挺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海波这样评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实践。
新中国在經济建设方面，得益于中国在70年里成功地进行了四次经济变革：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四次变革分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祖国的繁荣对个人成长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济》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
1962年出生的张占斌，经历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的历史时段。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
计划经济的优点是国家能够集中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阶段迅速积累起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缺点是无法掌握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信息，束缚经济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资源无法得到最有效配置。
在张占斌所生活的计划经济年代，他清晰地记得，物质的匮乏是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小时候，他陪母亲到粮油店打油。那会儿，每人每月只有二三两油，全家共有一斤多油。当时油已滴尽，母亲仍举着油瓶，迟迟不肯走。张占斌拉着母亲的手，催促她离开，母亲却说：“再等等，还能滴几滴。”他感慨万千地说：“这几滴油不算什么，但母亲可能觉得，这样生活才有希望。”
在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小时候，我特想上大学，就是希望将来有更好的发展。”1979年考上大学后，他发现每天食堂学校发放早中晚的饭票，全校学生的一天三顿饭都是一样的，不能自行选择。当时在东北，很多时候食堂供应高粱米饭，有些南方的学生不喜欢，但不吃就没有其他饭食。过了一两年，饭票改成发放现金了。“我们觉得太好了。比如，不吃午饭，就可以把饭钱省下来。过去不吃的话，饭票就作废了。这其实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折射。”张占斌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为何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呢？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又经历了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等领导人思考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给出了答案：“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要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从1949年的国情来看，中国共产党接手了国民党扔下的烂摊子。”张占斌指出，当时公有经济、国有经济的比重极小，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数量如汪洋大海一般。“共产党虽建立了政权，但整个经济基础未发生根本变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当时我们允许各种经济形式发展，让大家在市场中做好自己的事情。”
从1949年10月-1952年，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当时起着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5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经济。
等国有经济壮大到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中国就可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但在过渡期需要多久？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谈到，可能需要10年-15年，也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起步阶段缺少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积累，而这三项内容是我国搞重化工业的重要基础。在缺乏三要素的情况下只能是小步快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优先发展农业、轻纺织工业等，积累一定资金后再购买机器、飞机等重要物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共领导人迫切地感受到，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有可能无法立足于国际舞台。后来时任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给中央写信，毛主席接到信后，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张闻天的建议：如何学习苏联走过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曾有人认为，我们因为学了苏联模式才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张占斌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当我们在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时，邓小平曾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林毅夫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解释当时中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学苏联模式，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才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出现。因为重化工业的特点是资金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产业。如果这些要素不通过计划经济无法集聚在一起。若完全依靠市场，资金会涌向最容易赚钱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也想搞重化工业，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先搞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张占斌解释道。
“中国领导人发现，如果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很难把资源集中在重化工业上，所以，我们逐步实施了金融管制、贸易管制、原材料管制，控制原材料、人才、资金等的流动。慢慢就把资源聚集到重化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张占斌说。
到了1953年，我国基本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覆盖。这是第二次经济体制的变革。
计划经济体制的厉害之处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缺点是即便考虑得再细致，也有不周之处。一旦定下计划，会像形成惯性的列车一样很难刹闸。当年苏联的重化工业十分发达，能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然而，长期的经济结构畸形带来很多僵化的东西，商品匮乏，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张占斌说：“经过历史的艰辛探索，我们也意识到，鹤立鸡群式地发展某一产业，其他产业都发展不起来。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很多产业共同发展，像万紫千红春满园一般，百花争艳才是真正的春天。否则整个社会会陷入僵化、不稳定的状态中。” 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中后期，搞起了政治运动。对私营经济和资本带着批判的态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就走向它的极端。当时在政治运动的干扰下，计划经济的路也难以為继。由于生产队种地不打粮，农民出工不出力，老百姓吃不上饭。这些社会现象引起了领导人的思考。中共八大以后，我们开始探索如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邵雍在《陈云与中共八大》一文中提到：“陈云在主管财经工作时，逐渐形成了‘大计划与小自由相结合’‘国家市场与国家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等思想，提出了‘大工厂与小工厂相结合’‘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相结合’等主张，并着手对刚刚建立不久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进，以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与缺陷。”
“这些探索在1957年下半期错误地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实践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生活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汪海波在《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中这样表述。
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持续僵化。直到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后，经济学界对突破计划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种经济形态。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张占斌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吸取了前苏联解体的教训，40年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抓住世界没有发生战争的机遇。改革开放4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让中国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中国人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把人的潜能解放出来。“过去想干啥都不让干。大家害怕被批判、被抓。生产力始终被束缚着。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了思想的枷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1986年，张占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恰逢中央正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切入研究政治体制问题，把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他认为，邓小平晚年最辉煌的举措是推动了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摆在中国人面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像一阵春风，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过去，我们无论怎么累，怎么忙，怎么苦，都很难赚到钱来改善生活。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让13亿人都成为决策主体，每个脑袋都不闲着，调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张占斌每次逛超市都十分感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商品像奇迹一般冒出来。市场经济激励了人们创富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让贫寒之人、农民子弟能够跻身于中国的中高阶层，成为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引领者。“过去计划经济要听领导任命，企业很难搞大。市场经济锻炼人，激发人的创造力。我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变迁，最大的感悟是党和国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靠实干兴邦。我们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这些年取得的成绩都是靠党和人民努力干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张占斌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在新时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未来我们会按照这条道路不断探索前行。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就不会落后，就会大步前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两大宝贵经验：一是，稳定天下。加强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坚强的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让中国近14亿人有序不乱地做事情。二是，注重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把人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让大量微观主体企业家去创造财富，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一展身手。
“市场经济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鲜活力和动力，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又搞市场经济，两者的结合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市场经济不仅是在跟市场接轨，也要尽最大程度和国际惯例接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从过去更多的要素开放转为规则和制度开放，建立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上强身健体，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样别人才会为中国持续点赞。”张占斌总结道。
新中国在經济建设方面，得益于中国在70年里成功地进行了四次经济变革：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四次变革分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祖国的繁荣对个人成长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济》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
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变迁
1962年出生的张占斌，经历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的历史时段。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
计划经济的优点是国家能够集中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阶段迅速积累起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缺点是无法掌握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信息，束缚经济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资源无法得到最有效配置。
在张占斌所生活的计划经济年代，他清晰地记得，物质的匮乏是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小时候，他陪母亲到粮油店打油。那会儿，每人每月只有二三两油，全家共有一斤多油。当时油已滴尽，母亲仍举着油瓶，迟迟不肯走。张占斌拉着母亲的手，催促她离开，母亲却说：“再等等，还能滴几滴。”他感慨万千地说：“这几滴油不算什么，但母亲可能觉得，这样生活才有希望。”
在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小时候，我特想上大学，就是希望将来有更好的发展。”1979年考上大学后，他发现每天食堂学校发放早中晚的饭票，全校学生的一天三顿饭都是一样的，不能自行选择。当时在东北，很多时候食堂供应高粱米饭，有些南方的学生不喜欢，但不吃就没有其他饭食。过了一两年，饭票改成发放现金了。“我们觉得太好了。比如，不吃午饭，就可以把饭钱省下来。过去不吃的话，饭票就作废了。这其实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折射。”张占斌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为何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呢？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又经历了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等领导人思考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给出了答案：“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要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从1949年的国情来看，中国共产党接手了国民党扔下的烂摊子。”张占斌指出，当时公有经济、国有经济的比重极小，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数量如汪洋大海一般。“共产党虽建立了政权，但整个经济基础未发生根本变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当时我们允许各种经济形式发展，让大家在市场中做好自己的事情。”
从1949年10月-1952年，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当时起着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5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经济。
等国有经济壮大到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中国就可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但在过渡期需要多久？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谈到，可能需要10年-15年，也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起步阶段缺少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积累，而这三项内容是我国搞重化工业的重要基础。在缺乏三要素的情况下只能是小步快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优先发展农业、轻纺织工业等，积累一定资金后再购买机器、飞机等重要物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共领导人迫切地感受到，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有可能无法立足于国际舞台。后来时任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给中央写信，毛主席接到信后，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张闻天的建议：如何学习苏联走过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曾有人认为，我们因为学了苏联模式才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张占斌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当我们在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时，邓小平曾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林毅夫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解释当时中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学苏联模式，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才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出现。因为重化工业的特点是资金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产业。如果这些要素不通过计划经济无法集聚在一起。若完全依靠市场，资金会涌向最容易赚钱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也想搞重化工业，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先搞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张占斌解释道。
“中国领导人发现，如果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很难把资源集中在重化工业上，所以，我们逐步实施了金融管制、贸易管制、原材料管制，控制原材料、人才、资金等的流动。慢慢就把资源聚集到重化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张占斌说。
到了1953年，我国基本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覆盖。这是第二次经济体制的变革。
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的厉害之处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缺点是即便考虑得再细致，也有不周之处。一旦定下计划，会像形成惯性的列车一样很难刹闸。当年苏联的重化工业十分发达，能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然而，长期的经济结构畸形带来很多僵化的东西，商品匮乏，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张占斌说：“经过历史的艰辛探索，我们也意识到，鹤立鸡群式地发展某一产业，其他产业都发展不起来。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很多产业共同发展，像万紫千红春满园一般，百花争艳才是真正的春天。否则整个社会会陷入僵化、不稳定的状态中。” 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中后期，搞起了政治运动。对私营经济和资本带着批判的态度：“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就走向它的极端。当时在政治运动的干扰下，计划经济的路也难以為继。由于生产队种地不打粮，农民出工不出力，老百姓吃不上饭。这些社会现象引起了领导人的思考。中共八大以后，我们开始探索如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邵雍在《陈云与中共八大》一文中提到：“陈云在主管财经工作时，逐渐形成了‘大计划与小自由相结合’‘国家市场与国家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等思想，提出了‘大工厂与小工厂相结合’‘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相结合’等主张，并着手对刚刚建立不久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进，以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与缺陷。”
“这些探索在1957年下半期错误地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实践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生活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汪海波在《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中这样表述。
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持续僵化。直到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后，经济学界对突破计划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种经济形态。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张占斌说。
市场经济搞活中国经济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吸取了前苏联解体的教训，40年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抓住世界没有发生战争的机遇。改革开放4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让中国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中国人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把人的潜能解放出来。“过去想干啥都不让干。大家害怕被批判、被抓。生产力始终被束缚着。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了思想的枷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1986年，张占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恰逢中央正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切入研究政治体制问题，把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他认为，邓小平晚年最辉煌的举措是推动了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摆在中国人面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像一阵春风，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过去，我们无论怎么累，怎么忙，怎么苦，都很难赚到钱来改善生活。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让13亿人都成为决策主体，每个脑袋都不闲着，调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张占斌每次逛超市都十分感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商品像奇迹一般冒出来。市场经济激励了人们创富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让贫寒之人、农民子弟能够跻身于中国的中高阶层，成为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引领者。“过去计划经济要听领导任命，企业很难搞大。市场经济锻炼人，激发人的创造力。我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变迁，最大的感悟是党和国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靠实干兴邦。我们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这些年取得的成绩都是靠党和人民努力干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张占斌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在新时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未来我们会按照这条道路不断探索前行。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就不会落后，就会大步前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两大宝贵经验：一是，稳定天下。加强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坚强的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让中国近14亿人有序不乱地做事情。二是，注重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把人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让大量微观主体企业家去创造财富，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一展身手。
“市场经济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鲜活力和动力，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又搞市场经济，两者的结合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市场经济不仅是在跟市场接轨，也要尽最大程度和国际惯例接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从过去更多的要素开放转为规则和制度开放，建立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上强身健体，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样别人才会为中国持续点赞。”张占斌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