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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世纪新时期，基于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和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当代执政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执政环境的变化和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防范执政风险是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应当从争取与依靠群众、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四大方面着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执政风险；执政基础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38-05
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1]。笔者认为，“执政基础”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可以从建构执政风险防范机制入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
（一）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
由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风险正呈上升趋势。众多学者认为，在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形式日益复杂，协调各阶层及群体的利益冲突难度加大，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利益冲突的相关方也参与其中，从而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于是，各种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资料显示：“1994-2004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2]。由此可以说，群体性事件风险成为当前风险状况的一个缩影。同时，“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风险增大。以贫富差距为例，根据郭彦森在《变革时代的利益矛盾与社会和谐》一书中的总结，如果以基尼系数来测量，1978年以前为0.16，1978年为0.28，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分别增加到0.38、0.382、0.434、0.4577；到2003年又进一步增加到0.5[3]。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根本遏制，社会的发展将面临更大风险。
（二）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
风险在大量累积之后，不会止步于原地，会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逐步扩展和延伸，从而扩大风险的消极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当中，中国共产党及时察觉了执政风险的蔓延性，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部分执政风险来自于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企图，它不仅体现在霸权主义的政治策略上，还体现在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和贸易壁垒等方面。对此，江泽民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国际敌对势力不甘心我国强大，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会继续处心积虑地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之外，还会在经济上采取种种遏制和控制手段。在这种国内外情况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4]538。那么，什么是“西化”，什么又是“分化”呢？在江泽民看来，“西化”是指试图在政治制度上用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与议会制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人民民主专政，并在经济制度上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而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意识形态。“分化”是指“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4]573。在各种执政风险中，“新干涉主义”是较为典型的一种。对此，江泽民又强调指出：“天下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正在抬头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注视和警惕”[5]。在这里，所谓“新干涉主义”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等旗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观点和主张。作为中国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新干涉主义”从未放弃过干涉中国内政，阻碍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企图，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安全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威胁。2008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将“藏独”势力对西藏繁荣稳定所作的破坏活动看作是政治风险的产物。他首先指出：“这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复杂变化，国内来自经济、政治领域以及自然界的困难和风险接连发生”[6]。接着，胡锦涛又列举了当时政治领域的一个突出风险事件：2008年3月中旬在西藏拉萨等地区爆发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二、当代执政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
（一）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的变迁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失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洞悉，认为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失衡与矛盾是诱发社会风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胡锦涛指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7]。社会结构的涵义颇为广泛，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整体结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领域耦合而成的系统；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某一领域的具体结构，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或文化结构。在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与频率正在加强。
那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失衡与矛盾主要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妥善安置问题。社会结构的调整会导致社会的某一领域出现劳动力剩余，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出现劳动力短缺，并且有可能带来劳动力的盲目流动。这样，劳动力区域结构失衡的局面便产生了，正如江泽民所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妥善安置劳动力”[4]542。另一方面是民族关系问题。由于旧的社会结构逐步向新的社会结构转变，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条件、文化生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也悄然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变化。由此，民族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并呈现出新特点。如果深挖新疆“7·5”事件、西藏“3·14”事件的根源，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能不说是诱发社会冲突的风险因素之一。由此，胡锦涛强调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8]。 在恩格斯看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所以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具有显著的合理性：“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9]。以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为目的的改革是管理社会变迁风险的重要对策。当然，以改革应对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这些重要理论观点，适应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全面要求”[10]。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正在探索一条深化改革和加强社会管理的新道路。
（二）执政环境的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建设中的风险因素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实践进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所经历的各种考验会尤为突出。江泽民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环境比较改革开放以前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党员队伍的结构、素质等条件也逐渐发生着改变。当前党的建设措施与这些改变并不是完全适应的，必须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中解决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是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要求”[11]14-15。那么，加强党的建设主要的着力点在哪里呢？对此，江泽民又强调指出，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履行好党员的义务：“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干部的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新的极大的考验，也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各级干部是否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能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11]179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条件，只有执政为民才能真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那么，成功应对执政党建设的各种考验有哪些具体措施呢？江泽民用毛泽东的“两个务必”观点，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严防阶段性胜利所滋长的骄傲心理，时刻警觉糖衣炮弹的进攻。可以说，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武器，因而务必继续保持它，避免奢侈浪费与贪图享乐。
（三）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连续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使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并对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境外某些反动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并将谣言扩散到互联网等新媒体，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主张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其中包括文化安全意识：“要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密切关注和及时把握各种敌对势力的动向，严密防范和有效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6]491-492。
李长春也强调了与敌对势力争夺文化阵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旗号，内外勾联，借题发挥，蓄意炒作，插手群体性事件，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煽动所谓‘维权’运动，培植所谓‘政治异见人士’，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各种渠道，攻击我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直接威胁我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12]799。进入21世纪以来，在部分突发事件中，境内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散布谣言和谬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与中国政府争夺舆论主导权，制造了较大的文化风险。2007年出现的“香蕉含类似SARS病毒”、“花都芙蓉嶂惊现吃人水怪”、“纸做的包子”等谣言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对于政府的文化部门而言，必须迎接敌对分子的各种挑战，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文化斗争的胜利。2007年，罗干在《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国际上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影响”[12]1023。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当代国际社会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上，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因此，以经济发展等硬实力建设为基础，积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瓦解西方各种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图谋的必由之路。
三、防范执政风险，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
（一）争取与依靠群众
经验表明，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争取与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受住各种风险因素的考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未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冲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关键的因素在于，要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决策中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凝结集体的智慧，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避免“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13]。对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政法部门对经济犯罪活动的打击，他认为腐败之风危害甚大，倘若不高度重视，这股风气很可能迅速蔓延，到那时，“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1]180诚然，执政党建设往往要经受各种风险因素的长期考验，一个国家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对此，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里，都反复强调邓小平对执政党建设风险的论述。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一问题上反复强调，目的是提醒全党同志始终警惕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各种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来看，做到这一点是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要素。 江泽民还主张，坚持科学发展、维护政治稳定，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11]1，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势下中国共产党消除内源性社会稳定隐患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国政府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总之，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经济的全面和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反之亦然。因此，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推动历史前进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可以进一步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让社会整体的发展更为全面与健康。
（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的进程里，社会风险的存在领域不完全是经济领域，它还存在于政治领域之中。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腐败案、郴州腐败窝案等腐败案件纷纷曝光，这表明，干部腐化堕落的风险是较为突出的政治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抵御风险，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处在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在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14]加强党的建设，可以为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那么，在党的建设过程当中，什么是抓好这项工作的“牛鼻子”呢？对此，中国共产党主张，抓好基层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在《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法宝”[15]。这一观点明确了党的基层建设在防范政治风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加强风险管理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三）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状况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风险防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防范文化风险不仅要从文化入手，还要依靠其他各领域的补偿和辅助加以推动，从而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更好效果。为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领域之一，“要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6]65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从而引领多元性的社会思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提供稳固的思想文化保障。对此，李长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列举了近年来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几个具体例证：“随着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6]739。抗震救灾的胜利、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突破都可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必须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为此，李长春又指出：“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加快文化发展步伐，使我国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6]739。与此同时，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措施。对此，胡锦涛强调：“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大力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素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16]。
总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建构合理有序的文化产业格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指明的道路。
（四）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社会的全面发展要用经济质量的切实提升来推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论述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明确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7]196。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是通过盗窃工人劳动时间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工业本身创造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过程继续推进，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创造财富的最为重要的源泉，那么劳动时间也就不再作为财富的尺度，于是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作为财富增长的前提条件，少数人的非劳动也不再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样，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就会发生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由此摆脱了贫困与对立的存在形式。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之上，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17]197，在解除了人的异化劳动之后，“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7]197。这样，马克思就为现实的个人乃至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指明了实践路径，那就是从经济基础入手，发展和提升社会生产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以社会全面发展为风险管理的归宿，就是要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保持合理的节奏，统筹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江泽民指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既快又好地发展经济，统筹考虑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矛盾，化解风险因素，增强抵御风险能力”[4]545。对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既不能只看到调整、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也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停止改革和调整。他提出要实现“胆子大”和“步子稳”的辩证统一，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警惕潜在风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18]。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两点：一是把握适当的节奏，避免结构失衡成为某些社会风险的诱发根源；二是化解社会风险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途径是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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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责任编辑 何成学
Study on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und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ake Governance Risk for Example
Mo Fa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it is needed to prevent governance risk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ecause of the risk of domestic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risk of western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hostile forces. The deep roots that cause the governance risks are：social structure change， governance situation change and cultural penetration of hostile forces. Governance risk prevention is the governance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uilding in an all-round way，which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from four aspect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keeping and developing the Party's vanguard natur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governance risk governance foundation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执政风险；执政基础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38-05
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1]。笔者认为，“执政基础”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可以从建构执政风险防范机制入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
（一）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
由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风险正呈上升趋势。众多学者认为，在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形式日益复杂，协调各阶层及群体的利益冲突难度加大，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利益冲突的相关方也参与其中，从而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于是，各种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资料显示：“1994-2004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2]。由此可以说，群体性事件风险成为当前风险状况的一个缩影。同时，“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风险增大。以贫富差距为例，根据郭彦森在《变革时代的利益矛盾与社会和谐》一书中的总结，如果以基尼系数来测量，1978年以前为0.16，1978年为0.28，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分别增加到0.38、0.382、0.434、0.4577；到2003年又进一步增加到0.5[3]。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根本遏制，社会的发展将面临更大风险。
（二）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
风险在大量累积之后，不会止步于原地，会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逐步扩展和延伸，从而扩大风险的消极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当中，中国共产党及时察觉了执政风险的蔓延性，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部分执政风险来自于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企图，它不仅体现在霸权主义的政治策略上，还体现在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和贸易壁垒等方面。对此，江泽民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国际敌对势力不甘心我国强大，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会继续处心积虑地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之外，还会在经济上采取种种遏制和控制手段。在这种国内外情况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4]538。那么，什么是“西化”，什么又是“分化”呢？在江泽民看来，“西化”是指试图在政治制度上用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与议会制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人民民主专政，并在经济制度上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而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意识形态。“分化”是指“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4]573。在各种执政风险中，“新干涉主义”是较为典型的一种。对此，江泽民又强调指出：“天下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正在抬头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注视和警惕”[5]。在这里，所谓“新干涉主义”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等旗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观点和主张。作为中国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新干涉主义”从未放弃过干涉中国内政，阻碍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企图，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安全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威胁。2008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将“藏独”势力对西藏繁荣稳定所作的破坏活动看作是政治风险的产物。他首先指出：“这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复杂变化，国内来自经济、政治领域以及自然界的困难和风险接连发生”[6]。接着，胡锦涛又列举了当时政治领域的一个突出风险事件：2008年3月中旬在西藏拉萨等地区爆发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二、当代执政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
（一）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的变迁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失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洞悉，认为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失衡与矛盾是诱发社会风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胡锦涛指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7]。社会结构的涵义颇为广泛，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整体结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领域耦合而成的系统；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某一领域的具体结构，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或文化结构。在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与频率正在加强。
那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失衡与矛盾主要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妥善安置问题。社会结构的调整会导致社会的某一领域出现劳动力剩余，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出现劳动力短缺，并且有可能带来劳动力的盲目流动。这样，劳动力区域结构失衡的局面便产生了，正如江泽民所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妥善安置劳动力”[4]542。另一方面是民族关系问题。由于旧的社会结构逐步向新的社会结构转变，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条件、文化生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也悄然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变化。由此，民族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并呈现出新特点。如果深挖新疆“7·5”事件、西藏“3·14”事件的根源，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能不说是诱发社会冲突的风险因素之一。由此，胡锦涛强调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8]。 在恩格斯看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所以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具有显著的合理性：“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9]。以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为目的的改革是管理社会变迁风险的重要对策。当然，以改革应对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这些重要理论观点，适应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全面要求”[10]。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正在探索一条深化改革和加强社会管理的新道路。
（二）执政环境的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建设中的风险因素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实践进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所经历的各种考验会尤为突出。江泽民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环境比较改革开放以前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党员队伍的结构、素质等条件也逐渐发生着改变。当前党的建设措施与这些改变并不是完全适应的，必须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中解决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是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要求”[11]14-15。那么，加强党的建设主要的着力点在哪里呢？对此，江泽民又强调指出，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履行好党员的义务：“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干部的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新的极大的考验，也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各级干部是否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能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11]179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条件，只有执政为民才能真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那么，成功应对执政党建设的各种考验有哪些具体措施呢？江泽民用毛泽东的“两个务必”观点，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严防阶段性胜利所滋长的骄傲心理，时刻警觉糖衣炮弹的进攻。可以说，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武器，因而务必继续保持它，避免奢侈浪费与贪图享乐。
（三）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连续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使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并对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境外某些反动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并将谣言扩散到互联网等新媒体，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主张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其中包括文化安全意识：“要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密切关注和及时把握各种敌对势力的动向，严密防范和有效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6]491-492。
李长春也强调了与敌对势力争夺文化阵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旗号，内外勾联，借题发挥，蓄意炒作，插手群体性事件，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煽动所谓‘维权’运动，培植所谓‘政治异见人士’，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各种渠道，攻击我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直接威胁我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12]799。进入21世纪以来，在部分突发事件中，境内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散布谣言和谬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与中国政府争夺舆论主导权，制造了较大的文化风险。2007年出现的“香蕉含类似SARS病毒”、“花都芙蓉嶂惊现吃人水怪”、“纸做的包子”等谣言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对于政府的文化部门而言，必须迎接敌对分子的各种挑战，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文化斗争的胜利。2007年，罗干在《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国际上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影响”[12]1023。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当代国际社会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上，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因此，以经济发展等硬实力建设为基础，积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瓦解西方各种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图谋的必由之路。
三、防范执政风险，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
（一）争取与依靠群众
经验表明，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争取与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受住各种风险因素的考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未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冲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关键的因素在于，要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决策中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凝结集体的智慧，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避免“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13]。对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政法部门对经济犯罪活动的打击，他认为腐败之风危害甚大，倘若不高度重视，这股风气很可能迅速蔓延，到那时，“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1]180诚然，执政党建设往往要经受各种风险因素的长期考验，一个国家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对此，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里，都反复强调邓小平对执政党建设风险的论述。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一问题上反复强调，目的是提醒全党同志始终警惕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各种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来看，做到这一点是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要素。 江泽民还主张，坚持科学发展、维护政治稳定，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11]1，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势下中国共产党消除内源性社会稳定隐患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国政府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总之，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经济的全面和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反之亦然。因此，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推动历史前进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可以进一步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让社会整体的发展更为全面与健康。
（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的进程里，社会风险的存在领域不完全是经济领域，它还存在于政治领域之中。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腐败案、郴州腐败窝案等腐败案件纷纷曝光，这表明，干部腐化堕落的风险是较为突出的政治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抵御风险，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处在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在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14]加强党的建设，可以为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那么，在党的建设过程当中，什么是抓好这项工作的“牛鼻子”呢？对此，中国共产党主张，抓好基层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在《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法宝”[15]。这一观点明确了党的基层建设在防范政治风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加强风险管理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三）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状况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风险防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防范文化风险不仅要从文化入手，还要依靠其他各领域的补偿和辅助加以推动，从而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更好效果。为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领域之一，“要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6]65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从而引领多元性的社会思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提供稳固的思想文化保障。对此，李长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列举了近年来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几个具体例证：“随着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6]739。抗震救灾的胜利、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突破都可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必须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为此，李长春又指出：“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加快文化发展步伐，使我国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6]739。与此同时，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措施。对此，胡锦涛强调：“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大力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素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16]。
总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建构合理有序的文化产业格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指明的道路。
（四）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社会的全面发展要用经济质量的切实提升来推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论述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明确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7]196。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是通过盗窃工人劳动时间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工业本身创造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过程继续推进，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创造财富的最为重要的源泉，那么劳动时间也就不再作为财富的尺度，于是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作为财富增长的前提条件，少数人的非劳动也不再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样，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就会发生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由此摆脱了贫困与对立的存在形式。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之上，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17]197，在解除了人的异化劳动之后，“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7]197。这样，马克思就为现实的个人乃至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指明了实践路径，那就是从经济基础入手，发展和提升社会生产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以社会全面发展为风险管理的归宿，就是要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保持合理的节奏，统筹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江泽民指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既快又好地发展经济，统筹考虑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矛盾，化解风险因素，增强抵御风险能力”[4]545。对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既不能只看到调整、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也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停止改革和调整。他提出要实现“胆子大”和“步子稳”的辩证统一，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警惕潜在风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18]。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两点：一是把握适当的节奏，避免结构失衡成为某些社会风险的诱发根源；二是化解社会风险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途径是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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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成学
Study on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und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ake Governance Risk for Example
Mo Fa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it is needed to prevent governance risk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ecause of the risk of domestic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risk of western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hostile forces. The deep roots that cause the governance risks are：social structure change， governance situation change and cultural penetration of hostile forces. Governance risk prevention is the governance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uilding in an all-round way，which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from four aspect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keeping and developing the Party's vanguard natur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governance risk governance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