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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对天皇的愚忠愚从、源远流长的武士道精神、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古已有之的种族优越论，日本文化缺少忏悔与认罪的基因，这是导致其拒绝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重要因素。正视并深刻地反省历史，对日本自身、对亚洲、对全世界有所交代，是日本无法绕过的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共期待。
【关键词】侵华战争 天皇 武士道精神 实用主义 种族优越论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曾是友好的邻邦。但自近代以来，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微，日本高调地加入到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行列，不仅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尤其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那种残忍、肮脏和血腥绝对是整个人类的耻辱。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日本民族从未就其侵华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做出公开、正式道歉。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政要们参拜靖国神社常态化，公开否认侵华罪行，修改历史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其它亚洲受害国家如何愤慨，日本依然故我。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否认侵华罪行？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寻着这一线索，以文化的视角做一简单解析。
盲目服从天皇的绝对权威
在以种植水稻等作物为生的小农社会，日本民族极其信奉太阳，将其感情寄予太阳，并尊其为天照大神，盲崇太阳及其后代的化身—天皇。
日本是神眷顾的国家，天皇十全十美，比佛还善，“佛九善而皇十善”。在这千年一脉的文化承续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权威至高无上，天皇号召的战争，那就是“圣战”，哪怕死人再多、再残酷，也要义无返顾。当年，裕仁天皇一声令下，全国迅速掀起了参军入伍的热潮，送行的人群呼喊着“光荣地回到靖国神社”，把参加“圣战”者送上了战场。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日本民众抱“为国捐躯、为天皇效力”之信念，就这样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走向了侵华战场。他们凶狠残暴且深以为荣，给中国人民带去了血和泪，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自己的努力不够才导致失败”的内疚心理而剖腹自杀的群体和个人屡屡出现。据了解，日本国内民众固执地排斥受害国要求赔偿的行为，部分民众甚至认为因战争带来的死伤是正常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道歉、赔款等问题。一位被关入管理所的战俘还宣称自己毫无犯罪感，扬言其战争行为是在效忠天皇，并以所获奖章为至高荣誉。日本投降后，很多老人跪在裕仁天皇巡幸走过的路旁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战争打败了！”
明治神宫占地70公顷，是东京市中心最大的一块绿地，在寸土如金的东京格外醒目。日本向来缺少与天皇平等对视的传统，有的是对天皇的敬畏、恭顺和精神依赖，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积淀，已固化为日本人最原始、最本能的下意识思维和行为习惯。神明的天皇和永远正确的国家，遵从天皇旨意为大日本帝国而战，虽败犹荣，何罪之有？不仅70年前的侵华战争是这样，之前数次的侵华战争也是这样！
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形成于日本封建社会的中期，是武士阶层修炼的准则和信仰追求，它要求对主君的忠诚，不惧怕死亡。那么以何种标准来评价一个武士的优劣呢？即死和如何死。武士的身份地位也借此体现。《万叶集》中有诗句也印证了这一点：“让我死在我君主旁，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另据《忠臣藏》记载，曾有47个关于日本武士为主君报仇献头颅，剖腹自杀的故事，这正是日本民族超常忠于君主意识的绝好体现。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演化为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动力源之一。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官方的推动使其迅速转化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对主君的忠变为对天皇的忠，且是绝对的、单纯的和无条件的。在战前，武士们服膺强者，蔑视弱者，以弱肉强食为法则;对主子和强权，它恭顺、忠诚，为之可以切腹、自焚;对弱者则刀劈、枪刺，做活体实验也在所不惜。技不如人时虚心求教，一旦自觉强大则侵略扩张，有着“全部”或“全不”的极端化思维。同为侵略战争的罪犯，日本的东条英机在死前叫嚣：“天皇陛下万岁！”而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则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为自己为德国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而深感愧疚。
武士道精神实是一种荣辱系于胜负的“耻辱文化”：面子重于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了挽回面子可以决斗、拼命，切腹，还可以掩盖事实，否认真相。日本人一致认为那场无条件“投降”的战争是大日本国和大和民族的“耻辱”，致使其拼命地掩盖、否认侵略事实—不论是否真正掩盖得了！战后，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政客们更是信口雌黄篡改历史。
1998年8月15日，在全国战死者追悼会上，首相小渊惠三讲道：“那场战争，不仅我国、还给许多国家，特别是对亚洲近邻国家带来了苦难和悲哀。我对此谦虚接受，并深刻反省，在此表达哀悼之意。”含糊其词，愚惑民众，无正视和反省之意。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罔顾铁证如山的史实，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坚称日本投降日为“终战日”，其政见一如故往。在战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日本政府命令所有参战者缄口不语战事，所有报道和出版物删除侵华史，教科书则要严格筛选，回避、隐瞒或封杀罪恶的真相。
1949年文部省出版的教科书对侵略一事只字未提，在有关章节中对战争内容的阐述也是基于本国利益，以本国为受害者的视角立场，篇幅中充斥着战争中本国国民牺牲，经济遭受冲击等字眼。超半数的历史教科书，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南京大屠杀一笔带过，战后赔偿表述为“已解决”。官方每4年审定一次教科书，教科书的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态度。4月6日，文部省再次公布了明年（2016年）教科书审定结果，南京大屠杀由杀害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二战中的正义之士，是他们将遭受苦难战争中的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日本民族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原子弹的袭击，为天皇效忠死伤的武士，为战争所遭受的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最无辜的受害者。而他們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则被全然蒙在鼓里。 今天，战争当事人在逐渐减少，50岁以下者已无侵华历史的记忆，年轻一代仅知其前辈为了“大东亚共荣”曾经“坚苦卓绝”地在中国“进出”、在台湾“垦殖拓荒”、在东南亚从事“解放事业”，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或自愿的“献身”;年轻一代对中国误解重重且充满偏见，每当中国就历史或现实问题与日本交涉时，他们普遍地认为是寻衅滋事、小题大做甚至是挑战。如今，武士道已非公开倡导的精神信仰，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战前，它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助推器;战后，它又使日本失去了肃清军国主义流毒的思想资源和有力武器。
1945年8月14日，天皇一声令下，数百万日军立马缴械投降，徒手背立于路侧，静等盟军接管。恭顺如斯，盟军高统帅麦克阿瑟为之惊悚，深恐废除天皇制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震动。于是，在美国的卵翼下，天皇制得以延续，众多沾满受害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也因之存活于各级政府机构里，有的甚至位居高位，从而为翻案埋下了祸根。1988年昭和天皇病重，这种特殊文化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再一次得以彰显。是年底，天皇病危，各大电视台“自肃”，不上演任何节目，电视上只有皇宫的画面，底下有一个字幕：每隔半小时我们向您报告天皇的血压、体温及关病情;晚上，人们不再去喝酒，说天皇有病我们要“自肃”。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以武士的身份在三呼天皇万岁后切腹自杀;1988年，长崎市长本岛因直言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的见解，竟然遭到枪击。日本右翼代有传人，其共性是拥护天皇制，不允许批评天皇，甚至不允许议论天皇。爱天皇就是爱国家、就是爱日本的文化和传统，否则就是动摇皇脉与国本、冒犯民族尊严。为了迎合右翼和争取民众，日本历届政府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态势，若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跪地谢罪，无论是政要还是普通民众，都是一件与虎谋皮的事情。
信奉弱肉强食的实用主义原则
日本属于太平洋岛国，国产资源贫乏，土地资源有限。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与地大物博的大陆国家相比，日本缺少安全感而多了危机意识。在喜怒无常而又威力无比的大自然面前，人之力十分渺小，生存或生存下去就成了日本人一道难解的题。单一的民族，日本人崇尚团结与集体的力量，渴求神灵的庇护，越多越好，决不会因教义、原则而拒绝一个神或佛的保护。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一个多神教，而且是唯一一个不以良善作为信奉标准的宗教，只要有用哪怕是昆虫、毛发、牛鼻上的铁环都可以膜拜不已。由是，那些罪恶滔天的战犯们被放到了靖国神社，至于受害国的感受自然不用考虑，甚至会倒打一耙，说亵渎了他们的“英灵”。在道义、公理、原则与生存的价值取向上，生存处于首位。
历史上，日本曾长时间地师从中国。盛唐时期，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九死一生地渡过海峡，衣衫褴褛地走在通往长安的路上;明以降中国趋弱，他们变盗为寇，骚扰沿海;近代，日本全力学习西方，大肆侵略中国，相较于其他西方列强，日本的侵略行径更令人发指。
二战爆发，日本先与苏联为敌，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便向南洋扩张而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7月，美军在二战中以B29型战略轰炸机对日本进行轰炸，造成东京民宅被大量炸毁，住宅受损，居民丧生。8月6日美军在长崎、广岛美军以两颗原子弹袭击日本，瞬间几十万居民被杀伤。日本为美国的战争力量特别是原子弹的威力所震服，天皇签署了投降诏书，日军或投降或自杀。战也天皇，降也天皇，天皇有令，全国鸦雀无声。不仅如此，日本内阁竟然决定为驻日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成立国家卖春机构—“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1945年9月20日，各大媒体刊发了为美军募慰安妇所做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其中一条广告以优惠的条件高薪聘请女性事务员—18至25岁女性。当日，即有1600人面试;3个月有3万人应招，最多时达7万之众。在当时有一条非常出名的“色情街”，位于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长800米的大道，她们抹着厚厚的口红站在街上随时拉客……以国家名义有组织的集体卖春，在世界数千个族群中尚属孤例，日本人做了，而且做得很規范、很到位，文化使然也。对于日本国之品性，康熙帝曾入木三分地说：“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
实用主义的价值追求，养成了日本液态化的民族性格，以利已为中心，反复无常、见风使舵。其核心理念是生存与扩张。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贪图生存，一旦时机成熟，便忘乎所以，弃道义于不顾，侵略其他民族，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民族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不断地发展国民经济，国强民足。其民族中的侵略扩张性复现。
右翼狂人石原慎太郎自1990年起相继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系列丛书，反华、否认侵华史，为日本鸣冤叫屈，为战犯涂脂抹粉，为恢复“正常国家”造势，为复活军国主义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清晰地表达了一个还沉浸在大日本帝国梦幻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思维逻辑。日本有着拒绝认罪坚实的社会基础，无论谁在台上，都难以突破这一文化胎记。所以，石原慎太郎们并非一小撮，从官方到民间，从学术机构到社会团体……此乃日本的可怕之处，如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所言：“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种族优越论
日本处于亚欧边缘，长期在海上独自沉浮，易于滋生自大情结。种族优越论，日本古已有之。明治维新后，种族优越论抬头并在侵华战争中达到顶峰。其特点是：在亚洲人中，它是优越种族;在欧美人中，它又甘于俯首。日本近代学者福泽渝吉力主“脱亚入欧”，认为亚洲各国愚昧落后，如同东京湾的垃圾，继续与这些国家交往只会沾染上坏毛病，只有脱离亚洲加入到欧洲列强行列日本才有出路。日本以跻身于以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耻于与黄种人为伍……对于中国人，更是充满了憎恶和鄙视，甚至认为中国人还算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杀死一头猪。南京大屠杀一个日本军官就极其残忍地对待中国俘虏，将他们捆绑成堆，扔俘虏进洞活活烧死。并且宣称：“中国人的性命还不如猪。”历史上，日本数次侵略中国，均是以这种蔑视观为缘起;现实中，也是日本拒绝认罪的理由之一。
战后，日本为美国所掌控，经济萧条，元气大伤，种族优越论暂时遁形。自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奇迹”出现后，种族主义者随之膨胀，认为拥有财富的日本人就是优越。日本刊物《经济学人》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的居民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之一”。试想，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优等”民族，怎会低下“高贵”的头去为“下等”民族认罪呢？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且无是非对错之分，但日本文化缺少悔过传统却是一个不争的实事。所以，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宣扬扩大对自己好的方面，避而不谈不好的方面。无限地放大别人的缺点，却无视自己的错误。
撼山易，撼日本人历史观难。输掉了历史不能再输掉良知，富裕并不意味着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并深切地反省历史，对日本自身、对亚洲、对全世界都是日本无法绕过的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德报怨，和为贵，中国人古今如一。走在发展的路上，中国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共期待。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责编 /许国荣（实习）
【关键词】侵华战争 天皇 武士道精神 实用主义 种族优越论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曾是友好的邻邦。但自近代以来，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微，日本高调地加入到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行列，不仅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尤其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那种残忍、肮脏和血腥绝对是整个人类的耻辱。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日本民族从未就其侵华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做出公开、正式道歉。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政要们参拜靖国神社常态化，公开否认侵华罪行，修改历史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其它亚洲受害国家如何愤慨，日本依然故我。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否认侵华罪行？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寻着这一线索，以文化的视角做一简单解析。
盲目服从天皇的绝对权威
在以种植水稻等作物为生的小农社会，日本民族极其信奉太阳，将其感情寄予太阳，并尊其为天照大神，盲崇太阳及其后代的化身—天皇。
日本是神眷顾的国家，天皇十全十美，比佛还善，“佛九善而皇十善”。在这千年一脉的文化承续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权威至高无上，天皇号召的战争，那就是“圣战”，哪怕死人再多、再残酷，也要义无返顾。当年，裕仁天皇一声令下，全国迅速掀起了参军入伍的热潮，送行的人群呼喊着“光荣地回到靖国神社”，把参加“圣战”者送上了战场。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日本民众抱“为国捐躯、为天皇效力”之信念，就这样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走向了侵华战场。他们凶狠残暴且深以为荣，给中国人民带去了血和泪，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自己的努力不够才导致失败”的内疚心理而剖腹自杀的群体和个人屡屡出现。据了解，日本国内民众固执地排斥受害国要求赔偿的行为，部分民众甚至认为因战争带来的死伤是正常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道歉、赔款等问题。一位被关入管理所的战俘还宣称自己毫无犯罪感，扬言其战争行为是在效忠天皇，并以所获奖章为至高荣誉。日本投降后，很多老人跪在裕仁天皇巡幸走过的路旁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战争打败了！”
明治神宫占地70公顷，是东京市中心最大的一块绿地，在寸土如金的东京格外醒目。日本向来缺少与天皇平等对视的传统，有的是对天皇的敬畏、恭顺和精神依赖，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积淀，已固化为日本人最原始、最本能的下意识思维和行为习惯。神明的天皇和永远正确的国家，遵从天皇旨意为大日本帝国而战，虽败犹荣，何罪之有？不仅70年前的侵华战争是这样，之前数次的侵华战争也是这样！
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形成于日本封建社会的中期，是武士阶层修炼的准则和信仰追求，它要求对主君的忠诚，不惧怕死亡。那么以何种标准来评价一个武士的优劣呢？即死和如何死。武士的身份地位也借此体现。《万叶集》中有诗句也印证了这一点：“让我死在我君主旁，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另据《忠臣藏》记载，曾有47个关于日本武士为主君报仇献头颅，剖腹自杀的故事，这正是日本民族超常忠于君主意识的绝好体现。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演化为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动力源之一。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官方的推动使其迅速转化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对主君的忠变为对天皇的忠，且是绝对的、单纯的和无条件的。在战前，武士们服膺强者，蔑视弱者，以弱肉强食为法则;对主子和强权，它恭顺、忠诚，为之可以切腹、自焚;对弱者则刀劈、枪刺，做活体实验也在所不惜。技不如人时虚心求教，一旦自觉强大则侵略扩张，有着“全部”或“全不”的极端化思维。同为侵略战争的罪犯，日本的东条英机在死前叫嚣：“天皇陛下万岁！”而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则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为自己为德国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而深感愧疚。
武士道精神实是一种荣辱系于胜负的“耻辱文化”：面子重于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了挽回面子可以决斗、拼命，切腹，还可以掩盖事实，否认真相。日本人一致认为那场无条件“投降”的战争是大日本国和大和民族的“耻辱”，致使其拼命地掩盖、否认侵略事实—不论是否真正掩盖得了！战后，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政客们更是信口雌黄篡改历史。
1998年8月15日，在全国战死者追悼会上，首相小渊惠三讲道：“那场战争，不仅我国、还给许多国家，特别是对亚洲近邻国家带来了苦难和悲哀。我对此谦虚接受，并深刻反省，在此表达哀悼之意。”含糊其词，愚惑民众，无正视和反省之意。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罔顾铁证如山的史实，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坚称日本投降日为“终战日”，其政见一如故往。在战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日本政府命令所有参战者缄口不语战事，所有报道和出版物删除侵华史，教科书则要严格筛选，回避、隐瞒或封杀罪恶的真相。
1949年文部省出版的教科书对侵略一事只字未提，在有关章节中对战争内容的阐述也是基于本国利益，以本国为受害者的视角立场，篇幅中充斥着战争中本国国民牺牲，经济遭受冲击等字眼。超半数的历史教科书，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南京大屠杀一笔带过，战后赔偿表述为“已解决”。官方每4年审定一次教科书，教科书的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态度。4月6日，文部省再次公布了明年（2016年）教科书审定结果，南京大屠杀由杀害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二战中的正义之士，是他们将遭受苦难战争中的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日本民族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原子弹的袭击，为天皇效忠死伤的武士，为战争所遭受的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最无辜的受害者。而他們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则被全然蒙在鼓里。 今天，战争当事人在逐渐减少，50岁以下者已无侵华历史的记忆，年轻一代仅知其前辈为了“大东亚共荣”曾经“坚苦卓绝”地在中国“进出”、在台湾“垦殖拓荒”、在东南亚从事“解放事业”，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或自愿的“献身”;年轻一代对中国误解重重且充满偏见，每当中国就历史或现实问题与日本交涉时，他们普遍地认为是寻衅滋事、小题大做甚至是挑战。如今，武士道已非公开倡导的精神信仰，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战前，它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助推器;战后，它又使日本失去了肃清军国主义流毒的思想资源和有力武器。
1945年8月14日，天皇一声令下，数百万日军立马缴械投降，徒手背立于路侧，静等盟军接管。恭顺如斯，盟军高统帅麦克阿瑟为之惊悚，深恐废除天皇制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震动。于是，在美国的卵翼下，天皇制得以延续，众多沾满受害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也因之存活于各级政府机构里，有的甚至位居高位，从而为翻案埋下了祸根。1988年昭和天皇病重，这种特殊文化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再一次得以彰显。是年底，天皇病危，各大电视台“自肃”，不上演任何节目，电视上只有皇宫的画面，底下有一个字幕：每隔半小时我们向您报告天皇的血压、体温及关病情;晚上，人们不再去喝酒，说天皇有病我们要“自肃”。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以武士的身份在三呼天皇万岁后切腹自杀;1988年，长崎市长本岛因直言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的见解，竟然遭到枪击。日本右翼代有传人，其共性是拥护天皇制，不允许批评天皇，甚至不允许议论天皇。爱天皇就是爱国家、就是爱日本的文化和传统，否则就是动摇皇脉与国本、冒犯民族尊严。为了迎合右翼和争取民众，日本历届政府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态势，若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跪地谢罪，无论是政要还是普通民众，都是一件与虎谋皮的事情。
信奉弱肉强食的实用主义原则
日本属于太平洋岛国，国产资源贫乏，土地资源有限。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与地大物博的大陆国家相比，日本缺少安全感而多了危机意识。在喜怒无常而又威力无比的大自然面前，人之力十分渺小，生存或生存下去就成了日本人一道难解的题。单一的民族，日本人崇尚团结与集体的力量，渴求神灵的庇护，越多越好，决不会因教义、原则而拒绝一个神或佛的保护。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一个多神教，而且是唯一一个不以良善作为信奉标准的宗教，只要有用哪怕是昆虫、毛发、牛鼻上的铁环都可以膜拜不已。由是，那些罪恶滔天的战犯们被放到了靖国神社，至于受害国的感受自然不用考虑，甚至会倒打一耙，说亵渎了他们的“英灵”。在道义、公理、原则与生存的价值取向上，生存处于首位。
历史上，日本曾长时间地师从中国。盛唐时期，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九死一生地渡过海峡，衣衫褴褛地走在通往长安的路上;明以降中国趋弱，他们变盗为寇，骚扰沿海;近代，日本全力学习西方，大肆侵略中国，相较于其他西方列强，日本的侵略行径更令人发指。
二战爆发，日本先与苏联为敌，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便向南洋扩张而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7月，美军在二战中以B29型战略轰炸机对日本进行轰炸，造成东京民宅被大量炸毁，住宅受损，居民丧生。8月6日美军在长崎、广岛美军以两颗原子弹袭击日本，瞬间几十万居民被杀伤。日本为美国的战争力量特别是原子弹的威力所震服，天皇签署了投降诏书，日军或投降或自杀。战也天皇，降也天皇，天皇有令，全国鸦雀无声。不仅如此，日本内阁竟然决定为驻日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成立国家卖春机构—“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1945年9月20日，各大媒体刊发了为美军募慰安妇所做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其中一条广告以优惠的条件高薪聘请女性事务员—18至25岁女性。当日，即有1600人面试;3个月有3万人应招，最多时达7万之众。在当时有一条非常出名的“色情街”，位于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长800米的大道，她们抹着厚厚的口红站在街上随时拉客……以国家名义有组织的集体卖春，在世界数千个族群中尚属孤例，日本人做了，而且做得很規范、很到位，文化使然也。对于日本国之品性，康熙帝曾入木三分地说：“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
实用主义的价值追求，养成了日本液态化的民族性格，以利已为中心，反复无常、见风使舵。其核心理念是生存与扩张。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贪图生存，一旦时机成熟，便忘乎所以，弃道义于不顾，侵略其他民族，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民族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不断地发展国民经济，国强民足。其民族中的侵略扩张性复现。
右翼狂人石原慎太郎自1990年起相继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系列丛书，反华、否认侵华史，为日本鸣冤叫屈，为战犯涂脂抹粉，为恢复“正常国家”造势，为复活军国主义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清晰地表达了一个还沉浸在大日本帝国梦幻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思维逻辑。日本有着拒绝认罪坚实的社会基础，无论谁在台上，都难以突破这一文化胎记。所以，石原慎太郎们并非一小撮，从官方到民间，从学术机构到社会团体……此乃日本的可怕之处，如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所言：“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种族优越论
日本处于亚欧边缘，长期在海上独自沉浮，易于滋生自大情结。种族优越论，日本古已有之。明治维新后，种族优越论抬头并在侵华战争中达到顶峰。其特点是：在亚洲人中，它是优越种族;在欧美人中，它又甘于俯首。日本近代学者福泽渝吉力主“脱亚入欧”，认为亚洲各国愚昧落后，如同东京湾的垃圾，继续与这些国家交往只会沾染上坏毛病，只有脱离亚洲加入到欧洲列强行列日本才有出路。日本以跻身于以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耻于与黄种人为伍……对于中国人，更是充满了憎恶和鄙视，甚至认为中国人还算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杀死一头猪。南京大屠杀一个日本军官就极其残忍地对待中国俘虏，将他们捆绑成堆，扔俘虏进洞活活烧死。并且宣称：“中国人的性命还不如猪。”历史上，日本数次侵略中国，均是以这种蔑视观为缘起;现实中，也是日本拒绝认罪的理由之一。
战后，日本为美国所掌控，经济萧条，元气大伤，种族优越论暂时遁形。自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奇迹”出现后，种族主义者随之膨胀，认为拥有财富的日本人就是优越。日本刊物《经济学人》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的居民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之一”。试想，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优等”民族，怎会低下“高贵”的头去为“下等”民族认罪呢？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且无是非对错之分，但日本文化缺少悔过传统却是一个不争的实事。所以，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宣扬扩大对自己好的方面，避而不谈不好的方面。无限地放大别人的缺点，却无视自己的错误。
撼山易，撼日本人历史观难。输掉了历史不能再输掉良知，富裕并不意味着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并深切地反省历史，对日本自身、对亚洲、对全世界都是日本无法绕过的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德报怨，和为贵，中国人古今如一。走在发展的路上，中国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共期待。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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