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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采访，主要通过购买、拍卖、捐赠等方式。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不断开拓采访渠道，拓展采访内容，注重发展自己的特色馆藏。在今后的采访工作中，国家图书馆应尽力争取经费和更为有力的政策法规支持，开展文献寄存服务，主动利用新技术新媒体为采访工作服务。
关键词 古籍采访 特色馆藏 文献寄存
分类号 G255.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6.005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在古籍收藏方面基于经费和政策支持下，不断开拓采访渠道，拓展方法内容及发展特色馆藏。本文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政策、采访方式以及近年古籍采访的特色等探讨古籍采访相关工作，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古籍收藏工作方面高质量地开展。
1 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政策
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古籍资源十分可观。古籍类藏书近200万册，循例分为善本与普本，其中善本约28万册。古籍文献的采访工作，主要遵循《国家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古籍中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以及流传较少者，一般视为古籍善本，包括写绘本、稿本、抄本、手稿、墨迹、印本、拓本、钤印本等。该类文献是我馆具有特点的重要珍藏，要求尽力多方访求，采集入藏。除古籍善本外，古籍普本的采选以补充品种、缺卷配套为原则，重点补充史书、志书、农书、古代科技、小学、文集、丛书、家谱等方面的文献。对于具有特藏意义和文物价值的各种文字的金石拓片以及甲骨等文献重点采选。同时，对具有文物价值、版本价值和内容价值的外文善本，也适当采选入藏。
2 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的主要方式
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来源多种多样，有调拨移交、接受呈缴、访求购买、征集受赠、拍卖竞拍、文献交换、文献寄存、复制补藏等等。就古籍文献而言，目前最主要的是访求购买、拍卖竞拍和征集受赠。
2.1 访求购买
国内的古籍文献大部分都收藏在各公藏机构，还有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或流散民间。古籍文献一直是国家图书馆的馆藏重点和特色，从建馆至今，一直陆续购入，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秘籍。馆藏珍品如四大专藏之一的《赵城金藏》流落民间的百余卷（杨氏海源阁旧藏）、“样式雷”图档、胡厚宣所藏甲骨等都是购求所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在文化事业上的投入，图书馆的整体购书经费得以增加，古籍文献的购藏经费也得以保证。
古籍文献不同于普通书籍资料，市场范围比较小，市场上交易的古旧图书主要来源于古旧书店（商）和私人藏家，因此古籍文献的采访需要古籍采访人员主动搜寻信息，开辟购买渠道。国家图书馆近年购买入藏的古籍文献成果颇丰，2014年入藏彝文古籍28册件，2015年购买入藏三件早期刻本佛经，并朝鲜本中文古籍37种50册，2015-2016年间购入江苏文学山房出让的善本古籍三批共25种130册。此外，还陆续购入西域文献6批700余号、多批契约文书等。
2.2 拍卖竞拍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交易日益活跃，形式更趋丰富，拍卖行业也发展迅速。“从1992年首场北京国际拍卖会仅仅成交300万元，到2010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额高达589个亿，增长19 633倍。使我国文物艺术品成交额超过英国，排名世界第二”[1]。竞拍也成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国家图书馆专门制订了《国家图书馆文献竞拍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鉴定、限价、竞拍的流程，成立拍品专家鉴定小组，严格选择参加竞拍的人员，使竞拍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最大限度地保证竞拍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图书馆立足于补充馆藏，不追高价，不盲目追随市场的参拍策略，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屡有斩获。2012-2016年间，国家图书馆从拍卖市场采访到中文善本8种33册件，普通古籍230种685册件，皆为佳品。如2013年拍得的清顺治刻本《藏版经直画——目录》，对研究《嘉兴藏》 的刊刻过程及版本流传有重要文献价值。2012年拍得的《使喀尔喀纪程草》为清嘉庆年间升寅稿本，记述了其出使喀尔喀的情况。由于出自作者亲身经历，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同時也为进一步考察蒙藏关系及清朝边疆经营提供了宝贵材料。
2.3 征集受赠
自京师图书馆时期，为扩充馆藏，就已开始向社会广征书籍。私家藏书由于保藏条件有限，易毁于刀兵水火之灾，又有子孙后代不能保守之虞，且有流落海外的危险，多种因素使得许多具有爱国之心的社会贤达纷纷捐献珍藏文献于国家。比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两次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捐书，所捐书籍品质之佳，数量之巨，令人叹服。傅先生辞世后，双鉴楼至宝宋刻本《资治通鉴》和宋抄本《洪范政鉴》 也由后人捐赠于国图。“傅氏捐书倡议于前，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济苍伯仲、周叔弢、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赵元方、高君箴、许广平、郭沫若、柳亚子、贺孔才、蒋万里、顾颉刚、戴望舒、吴梅、徐祖正、闻家驷、梁令娴、梁思成、杨荫庆、陈西禾等继之于后，纷纷以深切的爱国热忱，慨然捐赠珍本善本图书、手稿及其他藏书。”[2]正是这些藏书家和学者的襄助，使得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不但数量大大增加，品质也愈加出众。
近年来，仍陆续有不少社会贤达，有识之士本着爱国之心和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之情，把家藏古籍文献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如2011年，渤海积善堂手卷保管人、著名学者孙楷第先生哲嗣孙泰来先生将沧州孙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一轴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汇集明初一批朝廷重臣、书法名家姚广孝、曾棨、胡俨、杨荣、杨溥、杨士奇、沈度等41人题赞的墨迹，卷尾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孙氏九世孙国重跋，是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在补充馆藏、提供名家手迹标本方面意义极大。
3 近年古籍采访的新特点
3.1 采访方式上多头并重，开拓新渠道 在近几年的采访中，国家图书馆秉持一贯的采访方针，从不同的途径采入古籍文献，不断丰富馆藏。工作人员尽心搜访，主动出击。同时对前来咨询出让的藏家热情接待，耐心解答，加强联系。国家图书馆一直与相关拍卖行、书商、个人藏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因此获得了不少文献购藏的先机。比如，2014年9-10月，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即将上拍《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刻本）、《弥勒下生经》一卷（五代北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晚唐五代刻本），这三件从民间征集的早期雕版印刷品（佛经）。对研究中国早期印刷技术、造纸、宗教、民间信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图书馆得讯，经与保利公司及藏家商议后得以优先购藏。
海外珍贵中华典籍的回归是近年古籍工作的热点之一，也是古籍采访的一个新渠道。2013年，经过数年努力，国家图书馆从海外回归入藏一册《永乐大典》。这册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与国图原藏《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馆藏《永乐大典》数量达222册。2012年拍得的《使喀尔喀纪程草》，钤有“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书印”，也是海外回归之书。流散海外的中华珍贵典籍得以回归祖国，固然令人欣慰，但众所周知，实体回归难度非常大，而争取其数字化回归更切实可行。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合作建成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2016年又接受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19册《永乐大典》 数字版本。海外中华珍贵典籍的数字化回归已初见成效。
3.2 采访内容上保持既有优势，开辟新领域
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的采选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馆藏，建设全球中文文献中心，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文献资源保障。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家图书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馆藏，中文古籍文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第一。馆藏古籍文献不仅数量大，经过多年建设，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地方志的最大藏家，1949年以前编撰而成的方志就有6000余种，11万余册；同时也是国内收藏中國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文种最多的典藏单位，约3.4万册（件） 少数民族语文古籍，涵盖了满、蒙、藏、西夏、东巴、哥巴、彝文、傣文、水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契丹、八思巴、女真、吐火罗文等16个文种，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近年来，随着一些采访契机的出现和对古籍文献建设的前瞻性，国家图书馆又着力一些新的文献领域的建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开始重视契约文书的采访，先后购买了五千余件地契。2010-2016年又陆续入藏契约文书6万余件，目前总量已达7万件，初步形成了专类馆藏的规模。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契约文书类型多样，除地契、票据之外，还有日记、书札、谱牒、广告、印章、告示等等，基本涵盖了契约文书的所有类型。馆藏契约文书以徽州、山西、河北三个地区为主，地域相对比较集中。此外，还有陕西、福建、山东、浙江等地的契约，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元年（1403年）。
外文善本方面，以原来的北堂藏书以及穆麟德、普意雅专藏等为基础，馆藏最早有1473年至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摇篮本”。近年又着力收集与中国有关文献，以及具有印刷史、思想史及艺术价值的藏品，2012-2016年间仅以拍卖形式就采访入馆103种291册。如2016年拍得布封《自然史》版画集，书内含整页雕凹线腐蚀铜版画159幅，牛皮精装，品相完好，题材难得，存世较少。2014年拍得的中国风景、建筑、民俗版画集，内收中国题材128幅铜版画，均出自英国著名版画师托马斯阿·罗姆之手，配文描绘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见闻等内容，很有史料价值。目前，国家图书馆藏外文善本总量已达五万多册，渐成规模。
4 几点思考
4.1 古籍采访工作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持
古籍文献的顺利购藏离不开充足的经费支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征集经费比之其他公共图书馆来说相对充裕，每年的古籍采访较有保证，在遇到价值特别重大的文献时，还可以专门申请国家财政支持。但遗憾的是国家图书馆日常古籍征集经费多年来未见上调。随着古籍收藏热度攀升，古籍文献的价格大幅上涨，在面临一些重大采访机遇时，采访经费就显得尤为捉襟见肘。比如经费的限制使得工作人员在拍卖会的选择和限价上十分谨慎，据以往参拍的结果来看，经常会出现比我馆限价略高的成交价，使我馆与一些有意购藏的文献失之交臂。
采访经费的拨付和使用，国家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预算填报和经费执行情况是申请经费的重要环节。作为经费申请使用部门，应充分说明申请经费的用途及意义，实事求是地记录、反馈经费使用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尽可能地争取到充足的经费。而经费主管部门也应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当调高古籍征集费用，并针对一些转瞬即逝的重大采访机遇，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批，予以专项经费支持。
4.2 古籍采访工作需要健全的政策法规支持
古籍文献采访离不开政府政策法规的支持，与古籍采访工作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当属“优先购买权”。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若双方在价格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国家文物局便可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使用“优先购买权”。国家优先购买权的确立，既考虑了国家收藏保护文物的需求，也尊重和兼顾了文化艺术品市场客观规律和出让方的利益不受损害。但“优先购买权”的使用需要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密切关注拍卖市场，遇到目标藏品迅速做出反应，熟悉相关行政审批流程。而且“优先购买权”也仅是针对参拍文物，对散落民间文物古籍的征集并无助力。“优先购买权”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不排除会有多个国有文物单位同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珍贵文物”的范畴也有待明确。因此，在未来文物保护法规的修订中，应从明确行使主体、细化行使对象等方面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予以细化，以应对愈发复杂的实践需要[3]。 社会捐赠是古籍文献征集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能无偿捐赠的爱国人士无疑有着极高的思想境界，而有的捐赠者则希望能有一些物质上的奖励或补偿。特别是有一些捐赠者经济并不宽裕，他们手中的文献如果上拍卖会，其实能有较高的收益。但他们还有着爱国的自觉，希望把家藏文献留给国家，以便更好地留存和利用。为了鼓励大家将珍贵文献捐赠给国家，考虑捐赠者的实际情况，不妨出台相应的奖励捐赠措施，既要有精神激励，也可以有物质奖励。如若捐赠者提出要求，可以将捐赠文献估值的10%～20%作为奖励，既能鼓励大家的捐赠热情，也能照顾到一些捐赠者的实际处境，更为人性化。
4.3 开展古籍文献寄存服务
文献寄存曾是图书馆文献采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步阶段深受业界重视，关于文献寄存的论述屡屡见诸图书馆早期事业文献，成功案例也比比皆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是文献寄存的倡导者，为此专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编纂出版寄存书目，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影响较大的案例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的永久寄存，穆德麟遗书寄存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寄存这一馆藏来源的重要途径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批新的藏书家逐渐兴起，藏书聚与散，藏与用的矛盾又日益凸显。文献寄存作为一种不改变藏书所有权，又能保护和利用文献资源的方式，提供了较为理想的解决之道[4]。
近年来，文献寄存服务又重回图书馆界的视线，特别是古籍寄存，颇受各方关注。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寄存作为古籍保护的一种方式得到国家政策的提倡，青岛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陆续推出古籍寄存服务。国家图书馆也接到不少这方面的咨询，但尚未正式开展。国家图书馆的库房条件和服务水平对藏家极具吸引力，历史上又有着文献寄存的丰富经验，在采访渠道日益固化的今天，重开文献寄存渠道既可以丰富馆藏，保护文献，又可以促进利用，充分发挥文献价值。因此，国家图书馆不妨從较为珍贵的古籍文献开始，逐步开展文献寄存服务。
4.4 采访人员应主动运用新技术、新媒体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交流与获取日益便捷。在古籍采访中，也应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新媒体技术，加强信息交流，拓展采访渠道。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建成之初，就发布了文献征集启事，利用网络平台扩大影响，开展文献的社会征集。Web2.0时代，Blog、TAG、RSS等技术，让人们越来越多的参与网络信息建设，并更具互动性和共享性。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让信息获取和交流更加自由。采访人员可以通过关注古籍相关网站、博客、微信公众号，以及业内著名学者、藏家的博客、微博等来获取信息，加强交流，也可尝试创立自己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介绍藏品，宣传采访政策等。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中国迅猛发展，以孔夫子旧书网为代表的旧书购买网站也出现在图书交易市场，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古籍文献，这也为古籍采访提供了新渠道。不过网络购买固然方便快捷，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种种问题。一是文献真伪及品质，仅从卖家介绍和图片难以判断；二是网络支付手段与现行财务政策的要求有差异；三是普通物流对古籍文献可能造成损伤。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通过网络购买古籍就很难实现。不过即便不能实现网络交易，毕竟有了更多的采访信息，从线上获取信息到线下进行交易也有机会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赵榆.中国文物拍卖市场二十年（上）[J].收藏家，2012（2）：81-88.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M].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67.
曾栩.论我国文物优先购买权在拍卖中的行使[J]. 法制与经济，2015（4）：52-55.
黄梦洁，刘波.关于我国图书馆界开展图书寄存服务的几点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0（5）：41-44.
关键词 古籍采访 特色馆藏 文献寄存
分类号 G255.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6.005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在古籍收藏方面基于经费和政策支持下，不断开拓采访渠道，拓展方法内容及发展特色馆藏。本文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政策、采访方式以及近年古籍采访的特色等探讨古籍采访相关工作，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古籍收藏工作方面高质量地开展。
1 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政策
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古籍资源十分可观。古籍类藏书近200万册，循例分为善本与普本，其中善本约28万册。古籍文献的采访工作，主要遵循《国家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古籍中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以及流传较少者，一般视为古籍善本，包括写绘本、稿本、抄本、手稿、墨迹、印本、拓本、钤印本等。该类文献是我馆具有特点的重要珍藏，要求尽力多方访求，采集入藏。除古籍善本外，古籍普本的采选以补充品种、缺卷配套为原则，重点补充史书、志书、农书、古代科技、小学、文集、丛书、家谱等方面的文献。对于具有特藏意义和文物价值的各种文字的金石拓片以及甲骨等文献重点采选。同时，对具有文物价值、版本价值和内容价值的外文善本，也适当采选入藏。
2 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的主要方式
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来源多种多样，有调拨移交、接受呈缴、访求购买、征集受赠、拍卖竞拍、文献交换、文献寄存、复制补藏等等。就古籍文献而言，目前最主要的是访求购买、拍卖竞拍和征集受赠。
2.1 访求购买
国内的古籍文献大部分都收藏在各公藏机构，还有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或流散民间。古籍文献一直是国家图书馆的馆藏重点和特色，从建馆至今，一直陆续购入，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秘籍。馆藏珍品如四大专藏之一的《赵城金藏》流落民间的百余卷（杨氏海源阁旧藏）、“样式雷”图档、胡厚宣所藏甲骨等都是购求所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在文化事业上的投入，图书馆的整体购书经费得以增加，古籍文献的购藏经费也得以保证。
古籍文献不同于普通书籍资料，市场范围比较小，市场上交易的古旧图书主要来源于古旧书店（商）和私人藏家，因此古籍文献的采访需要古籍采访人员主动搜寻信息，开辟购买渠道。国家图书馆近年购买入藏的古籍文献成果颇丰，2014年入藏彝文古籍28册件，2015年购买入藏三件早期刻本佛经，并朝鲜本中文古籍37种50册，2015-2016年间购入江苏文学山房出让的善本古籍三批共25种130册。此外，还陆续购入西域文献6批700余号、多批契约文书等。
2.2 拍卖竞拍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交易日益活跃，形式更趋丰富，拍卖行业也发展迅速。“从1992年首场北京国际拍卖会仅仅成交300万元，到2010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额高达589个亿，增长19 633倍。使我国文物艺术品成交额超过英国，排名世界第二”[1]。竞拍也成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采访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国家图书馆专门制订了《国家图书馆文献竞拍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鉴定、限价、竞拍的流程，成立拍品专家鉴定小组，严格选择参加竞拍的人员，使竞拍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最大限度地保证竞拍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图书馆立足于补充馆藏，不追高价，不盲目追随市场的参拍策略，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屡有斩获。2012-2016年间，国家图书馆从拍卖市场采访到中文善本8种33册件，普通古籍230种685册件，皆为佳品。如2013年拍得的清顺治刻本《藏版经直画——目录》，对研究《嘉兴藏》 的刊刻过程及版本流传有重要文献价值。2012年拍得的《使喀尔喀纪程草》为清嘉庆年间升寅稿本，记述了其出使喀尔喀的情况。由于出自作者亲身经历，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同時也为进一步考察蒙藏关系及清朝边疆经营提供了宝贵材料。
2.3 征集受赠
自京师图书馆时期，为扩充馆藏，就已开始向社会广征书籍。私家藏书由于保藏条件有限，易毁于刀兵水火之灾，又有子孙后代不能保守之虞，且有流落海外的危险，多种因素使得许多具有爱国之心的社会贤达纷纷捐献珍藏文献于国家。比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两次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捐书，所捐书籍品质之佳，数量之巨，令人叹服。傅先生辞世后，双鉴楼至宝宋刻本《资治通鉴》和宋抄本《洪范政鉴》 也由后人捐赠于国图。“傅氏捐书倡议于前，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济苍伯仲、周叔弢、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赵元方、高君箴、许广平、郭沫若、柳亚子、贺孔才、蒋万里、顾颉刚、戴望舒、吴梅、徐祖正、闻家驷、梁令娴、梁思成、杨荫庆、陈西禾等继之于后，纷纷以深切的爱国热忱，慨然捐赠珍本善本图书、手稿及其他藏书。”[2]正是这些藏书家和学者的襄助，使得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不但数量大大增加，品质也愈加出众。
近年来，仍陆续有不少社会贤达，有识之士本着爱国之心和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之情，把家藏古籍文献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如2011年，渤海积善堂手卷保管人、著名学者孙楷第先生哲嗣孙泰来先生将沧州孙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一轴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汇集明初一批朝廷重臣、书法名家姚广孝、曾棨、胡俨、杨荣、杨溥、杨士奇、沈度等41人题赞的墨迹，卷尾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孙氏九世孙国重跋，是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在补充馆藏、提供名家手迹标本方面意义极大。
3 近年古籍采访的新特点
3.1 采访方式上多头并重，开拓新渠道 在近几年的采访中，国家图书馆秉持一贯的采访方针，从不同的途径采入古籍文献，不断丰富馆藏。工作人员尽心搜访，主动出击。同时对前来咨询出让的藏家热情接待，耐心解答，加强联系。国家图书馆一直与相关拍卖行、书商、个人藏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因此获得了不少文献购藏的先机。比如，2014年9-10月，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即将上拍《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刻本）、《弥勒下生经》一卷（五代北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晚唐五代刻本），这三件从民间征集的早期雕版印刷品（佛经）。对研究中国早期印刷技术、造纸、宗教、民间信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图书馆得讯，经与保利公司及藏家商议后得以优先购藏。
海外珍贵中华典籍的回归是近年古籍工作的热点之一，也是古籍采访的一个新渠道。2013年，经过数年努力，国家图书馆从海外回归入藏一册《永乐大典》。这册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与国图原藏《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馆藏《永乐大典》数量达222册。2012年拍得的《使喀尔喀纪程草》，钤有“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书印”，也是海外回归之书。流散海外的中华珍贵典籍得以回归祖国，固然令人欣慰，但众所周知，实体回归难度非常大，而争取其数字化回归更切实可行。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合作建成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2016年又接受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19册《永乐大典》 数字版本。海外中华珍贵典籍的数字化回归已初见成效。
3.2 采访内容上保持既有优势，开辟新领域
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的采选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馆藏，建设全球中文文献中心，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文献资源保障。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家图书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馆藏，中文古籍文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第一。馆藏古籍文献不仅数量大，经过多年建设，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地方志的最大藏家，1949年以前编撰而成的方志就有6000余种，11万余册；同时也是国内收藏中國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文种最多的典藏单位，约3.4万册（件） 少数民族语文古籍，涵盖了满、蒙、藏、西夏、东巴、哥巴、彝文、傣文、水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契丹、八思巴、女真、吐火罗文等16个文种，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近年来，随着一些采访契机的出现和对古籍文献建设的前瞻性，国家图书馆又着力一些新的文献领域的建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开始重视契约文书的采访，先后购买了五千余件地契。2010-2016年又陆续入藏契约文书6万余件，目前总量已达7万件，初步形成了专类馆藏的规模。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契约文书类型多样，除地契、票据之外，还有日记、书札、谱牒、广告、印章、告示等等，基本涵盖了契约文书的所有类型。馆藏契约文书以徽州、山西、河北三个地区为主，地域相对比较集中。此外，还有陕西、福建、山东、浙江等地的契约，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元年（1403年）。
外文善本方面，以原来的北堂藏书以及穆麟德、普意雅专藏等为基础，馆藏最早有1473年至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摇篮本”。近年又着力收集与中国有关文献，以及具有印刷史、思想史及艺术价值的藏品，2012-2016年间仅以拍卖形式就采访入馆103种291册。如2016年拍得布封《自然史》版画集，书内含整页雕凹线腐蚀铜版画159幅，牛皮精装，品相完好，题材难得，存世较少。2014年拍得的中国风景、建筑、民俗版画集，内收中国题材128幅铜版画，均出自英国著名版画师托马斯阿·罗姆之手，配文描绘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见闻等内容，很有史料价值。目前，国家图书馆藏外文善本总量已达五万多册，渐成规模。
4 几点思考
4.1 古籍采访工作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持
古籍文献的顺利购藏离不开充足的经费支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征集经费比之其他公共图书馆来说相对充裕，每年的古籍采访较有保证，在遇到价值特别重大的文献时，还可以专门申请国家财政支持。但遗憾的是国家图书馆日常古籍征集经费多年来未见上调。随着古籍收藏热度攀升，古籍文献的价格大幅上涨，在面临一些重大采访机遇时，采访经费就显得尤为捉襟见肘。比如经费的限制使得工作人员在拍卖会的选择和限价上十分谨慎，据以往参拍的结果来看，经常会出现比我馆限价略高的成交价，使我馆与一些有意购藏的文献失之交臂。
采访经费的拨付和使用，国家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预算填报和经费执行情况是申请经费的重要环节。作为经费申请使用部门，应充分说明申请经费的用途及意义，实事求是地记录、反馈经费使用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尽可能地争取到充足的经费。而经费主管部门也应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当调高古籍征集费用，并针对一些转瞬即逝的重大采访机遇，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批，予以专项经费支持。
4.2 古籍采访工作需要健全的政策法规支持
古籍文献采访离不开政府政策法规的支持，与古籍采访工作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当属“优先购买权”。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若双方在价格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国家文物局便可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使用“优先购买权”。国家优先购买权的确立，既考虑了国家收藏保护文物的需求，也尊重和兼顾了文化艺术品市场客观规律和出让方的利益不受损害。但“优先购买权”的使用需要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密切关注拍卖市场，遇到目标藏品迅速做出反应，熟悉相关行政审批流程。而且“优先购买权”也仅是针对参拍文物，对散落民间文物古籍的征集并无助力。“优先购买权”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不排除会有多个国有文物单位同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珍贵文物”的范畴也有待明确。因此，在未来文物保护法规的修订中，应从明确行使主体、细化行使对象等方面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予以细化，以应对愈发复杂的实践需要[3]。 社会捐赠是古籍文献征集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能无偿捐赠的爱国人士无疑有着极高的思想境界，而有的捐赠者则希望能有一些物质上的奖励或补偿。特别是有一些捐赠者经济并不宽裕，他们手中的文献如果上拍卖会，其实能有较高的收益。但他们还有着爱国的自觉，希望把家藏文献留给国家，以便更好地留存和利用。为了鼓励大家将珍贵文献捐赠给国家，考虑捐赠者的实际情况，不妨出台相应的奖励捐赠措施，既要有精神激励，也可以有物质奖励。如若捐赠者提出要求，可以将捐赠文献估值的10%～20%作为奖励，既能鼓励大家的捐赠热情，也能照顾到一些捐赠者的实际处境，更为人性化。
4.3 开展古籍文献寄存服务
文献寄存曾是图书馆文献采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步阶段深受业界重视，关于文献寄存的论述屡屡见诸图书馆早期事业文献，成功案例也比比皆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是文献寄存的倡导者，为此专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编纂出版寄存书目，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影响较大的案例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的永久寄存，穆德麟遗书寄存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寄存这一馆藏来源的重要途径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批新的藏书家逐渐兴起，藏书聚与散，藏与用的矛盾又日益凸显。文献寄存作为一种不改变藏书所有权，又能保护和利用文献资源的方式，提供了较为理想的解决之道[4]。
近年来，文献寄存服务又重回图书馆界的视线，特别是古籍寄存，颇受各方关注。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寄存作为古籍保护的一种方式得到国家政策的提倡，青岛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陆续推出古籍寄存服务。国家图书馆也接到不少这方面的咨询，但尚未正式开展。国家图书馆的库房条件和服务水平对藏家极具吸引力，历史上又有着文献寄存的丰富经验，在采访渠道日益固化的今天，重开文献寄存渠道既可以丰富馆藏，保护文献，又可以促进利用，充分发挥文献价值。因此，国家图书馆不妨從较为珍贵的古籍文献开始，逐步开展文献寄存服务。
4.4 采访人员应主动运用新技术、新媒体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交流与获取日益便捷。在古籍采访中，也应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新媒体技术，加强信息交流，拓展采访渠道。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建成之初，就发布了文献征集启事，利用网络平台扩大影响，开展文献的社会征集。Web2.0时代，Blog、TAG、RSS等技术，让人们越来越多的参与网络信息建设，并更具互动性和共享性。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让信息获取和交流更加自由。采访人员可以通过关注古籍相关网站、博客、微信公众号，以及业内著名学者、藏家的博客、微博等来获取信息，加强交流，也可尝试创立自己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介绍藏品，宣传采访政策等。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中国迅猛发展，以孔夫子旧书网为代表的旧书购买网站也出现在图书交易市场，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古籍文献，这也为古籍采访提供了新渠道。不过网络购买固然方便快捷，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种种问题。一是文献真伪及品质，仅从卖家介绍和图片难以判断；二是网络支付手段与现行财务政策的要求有差异；三是普通物流对古籍文献可能造成损伤。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通过网络购买古籍就很难实现。不过即便不能实现网络交易，毕竟有了更多的采访信息，从线上获取信息到线下进行交易也有机会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赵榆.中国文物拍卖市场二十年（上）[J].收藏家，2012（2）：81-88.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M].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67.
曾栩.论我国文物优先购买权在拍卖中的行使[J]. 法制与经济，2015（4）：52-55.
黄梦洁，刘波.关于我国图书馆界开展图书寄存服务的几点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0（5）：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