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以公开发言方式,概述了拜登政府对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新方针。有评论称,戴琪的这番讲话表明,美国对华经贸将再挂钩(Recoupling),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即将翻开新的篇章,双边经贸将再度火热。市场对此消息反应良好。10月5日,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中概股也集体走高。中国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10月8日)的沪深指数均收高。
然而,研读戴琪演讲全文,并没有出现再挂钩的字样,所谓的美中贸易新方针应该是指:“拜登政府将采取有别于以往的做法,以实力地位去进行接触。”戴琪认为,美中经贸关系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与对方相处不仅影响两国本身,还影响整个世界和数十亿劳工;为此,拜登政府必须负责任地管理这个复杂且具竞争性的双边关系,确保竞争是公平的;一方面要投资于美国的劳工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与中方对口官员就第一阶段协议的履行以及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坦诚对话。
笔者认为,对话比基于相互猜测的自行行动要好,尤其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与其前任莱特希泽相比,戴琪与各方的互动和联系要广泛和频繁得多。或许“受益于”新冠疫情,各方通过视频或其他线上交流变得更易被接受和采用。自3月18日宣誓就任美国贸易代表伊始,戴琪就启动了与各国经贸官员的对话和沟通。仅仅在3月,戴琪就与加拿大、英国、日本等16个国家的官员进行了通话。此后,戴琪基本保持了上述频率,但直到5月26日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实现了拜登上任以来中美经贸高官的首次直接沟通。那么,是不是说中美贸易对美国来说不重要了呢?似乎并不是这样。
尽管面临高额关税和新冠疫情等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仍然展现出稳健的特点。戴琪承认,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稳定了市场,尤其是美国农业出口,某些商业也获得收益。事实上,中美双边贸易保持了旺盛的活力。中国海关统计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2.21万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对美出口1.64万亿元,增长31.7%,机电产品占比达到61.6%,比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快10.1个百分点;自美进口5706.5亿美元,增长43.9%,机电产品占比达41.9%,而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高达120.8%。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一段时间,在对美出口中,技术密集型的中国产品比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增长更快,而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为中美双方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对美国而言,中美双边贸易似乎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自2017年1月以来,美国自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均高于对华出口占其出口的比重。相比而言,自华进口的占比波动更为明显。美国发起几轮对华关税战以来,自华进口大约下降了5个百分点,从20%~25%的区间降至15%~20%的區间,还一度下探至10%~15%区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自华进口的占比明显反弹,围绕20%上下波动,中国成为美国保持其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因素。与之对应,对华出口占比的变化表现得更为直接。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对华出口占比一改此前三年多的持续下行,份额一举突破10%并保持基本稳定。中国巨大和稳定的市场成为全球经济波动下美国出口商的重要选择,这对于戴琪所强调的捍卫美国劳工、企业、农业以及制造者的利益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诚然,戴琪所称的美中贸易关系新方针并非为了保护中美贸易。在表达对华接触意愿的同时,戴琪也通过钢铁、光伏、农业和半导体的例子宣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损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国劳工的利益。作为二战后全球诸多产业的火车头,美国不断探索以新的、更高利润的产业替代原有的低利润的夕阳产业。产业转移不仅发生在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也在美国国内各州之间、甚至州内持续发生。产业的跨国转移帮助美国企业获得更强的全球竞争力,也为其包括人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资源的更有效使用创造了可能。如果说美国奉市场经济为圭臬,似乎就不应通过政府行为干预甚至试图强制扭转这种由市场决定的全球资源和产业的配置模式。
归纳而言,在其职责范围内,戴琪对华未来大概要做四件事。
一是稳定外需,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包括农产品)。中美在第一阶段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以波音飞机采购为例,由于波音飞机公司没有解决导致重大空难的技术安全问题,而且疫情对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全球航空业的巨大冲击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各国采购波音飞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此外,因中美贸易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农民的专项补贴在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供需关系。
二是要开始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确保现行的执行架构最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保持在必要时继续开放排除程序的可能性。自莱特希泽启动对华301关税伊始,美国政府在选择加征商品的范围时必须考虑自华进口的依赖性和可替代性两个因素。随着关税覆盖范围的大幅扩大,广泛的自华进口商品被加征高关税,这显著增加了美国供应链中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供应链的不稳定。而保持供应链的韧性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主张,也是对华经贸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
三是要对第一阶段协定中未涉及的中国以国家为中心、非市场的贸易做法继续持有严重关切并对华提出。戴琪提出要使用拥有的各种工具,并在必要时制定新的工具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虽然并未明确说明会使用什么工具,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但这种提法给听众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也为戴琪未来的行动留出了进退空间。
四是戴琪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将与其盟友合作,塑造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向上竞争。这种提法和行动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宣称的“美国回来了”的意思一致,但想要改变特朗普时期美国对盟友的伤害并非几句口号就能奏效。迄今为止,拜登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恐怕还难以让美国所谓的盟友暖心。
有别于以往,以实力地位进行接触
然而,研读戴琪演讲全文,并没有出现再挂钩的字样,所谓的美中贸易新方针应该是指:“拜登政府将采取有别于以往的做法,以实力地位去进行接触。”戴琪认为,美中经贸关系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与对方相处不仅影响两国本身,还影响整个世界和数十亿劳工;为此,拜登政府必须负责任地管理这个复杂且具竞争性的双边关系,确保竞争是公平的;一方面要投资于美国的劳工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与中方对口官员就第一阶段协议的履行以及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坦诚对话。
笔者认为,对话比基于相互猜测的自行行动要好,尤其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与其前任莱特希泽相比,戴琪与各方的互动和联系要广泛和频繁得多。或许“受益于”新冠疫情,各方通过视频或其他线上交流变得更易被接受和采用。自3月18日宣誓就任美国贸易代表伊始,戴琪就启动了与各国经贸官员的对话和沟通。仅仅在3月,戴琪就与加拿大、英国、日本等16个国家的官员进行了通话。此后,戴琪基本保持了上述频率,但直到5月26日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实现了拜登上任以来中美经贸高官的首次直接沟通。那么,是不是说中美贸易对美国来说不重要了呢?似乎并不是这样。
中美贸易额占美国进出口总额比重
尽管面临高额关税和新冠疫情等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仍然展现出稳健的特点。戴琪承认,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稳定了市场,尤其是美国农业出口,某些商业也获得收益。事实上,中美双边贸易保持了旺盛的活力。中国海关统计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2.21万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对美出口1.64万亿元,增长31.7%,机电产品占比达到61.6%,比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快10.1个百分点;自美进口5706.5亿美元,增长43.9%,机电产品占比达41.9%,而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高达120.8%。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一段时间,在对美出口中,技术密集型的中国产品比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增长更快,而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为中美双方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对美国而言,中美双边贸易似乎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自2017年1月以来,美国自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均高于对华出口占其出口的比重。相比而言,自华进口的占比波动更为明显。美国发起几轮对华关税战以来,自华进口大约下降了5个百分点,从20%~25%的区间降至15%~20%的區间,还一度下探至10%~15%区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自华进口的占比明显反弹,围绕20%上下波动,中国成为美国保持其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因素。与之对应,对华出口占比的变化表现得更为直接。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对华出口占比一改此前三年多的持续下行,份额一举突破10%并保持基本稳定。中国巨大和稳定的市场成为全球经济波动下美国出口商的重要选择,这对于戴琪所强调的捍卫美国劳工、企业、农业以及制造者的利益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对华可能会做的几件事
诚然,戴琪所称的美中贸易关系新方针并非为了保护中美贸易。在表达对华接触意愿的同时,戴琪也通过钢铁、光伏、农业和半导体的例子宣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损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国劳工的利益。作为二战后全球诸多产业的火车头,美国不断探索以新的、更高利润的产业替代原有的低利润的夕阳产业。产业转移不仅发生在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也在美国国内各州之间、甚至州内持续发生。产业的跨国转移帮助美国企业获得更强的全球竞争力,也为其包括人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资源的更有效使用创造了可能。如果说美国奉市场经济为圭臬,似乎就不应通过政府行为干预甚至试图强制扭转这种由市场决定的全球资源和产业的配置模式。
归纳而言,在其职责范围内,戴琪对华未来大概要做四件事。
一是稳定外需,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包括农产品)。中美在第一阶段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以波音飞机采购为例,由于波音飞机公司没有解决导致重大空难的技术安全问题,而且疫情对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全球航空业的巨大冲击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各国采购波音飞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此外,因中美贸易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农民的专项补贴在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供需关系。
二是要开始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确保现行的执行架构最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保持在必要时继续开放排除程序的可能性。自莱特希泽启动对华301关税伊始,美国政府在选择加征商品的范围时必须考虑自华进口的依赖性和可替代性两个因素。随着关税覆盖范围的大幅扩大,广泛的自华进口商品被加征高关税,这显著增加了美国供应链中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供应链的不稳定。而保持供应链的韧性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主张,也是对华经贸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
三是要对第一阶段协定中未涉及的中国以国家为中心、非市场的贸易做法继续持有严重关切并对华提出。戴琪提出要使用拥有的各种工具,并在必要时制定新的工具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虽然并未明确说明会使用什么工具,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但这种提法给听众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也为戴琪未来的行动留出了进退空间。
四是戴琪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将与其盟友合作,塑造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向上竞争。这种提法和行动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宣称的“美国回来了”的意思一致,但想要改变特朗普时期美国对盟友的伤害并非几句口号就能奏效。迄今为止,拜登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恐怕还难以让美国所谓的盟友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