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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域生活垃圾的处置不同于大、中城市。本文通过对安徽S县城垃圾无害化处理案例的梳理，探究县域生活垃圾处置在选址、技术、资金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受资金限制，2005年以前，S县没有专门的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简易堆放，二次污染严重。2005年，S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建成垃圾综合处理厂，但运行后污染严重，村民上访、拦车，综合处理厂被迫关闭。随后，县政府开始选址筹建卫生填埋场，但3次选址尝试都因群众反对而失败，卫生填埋场无址可建。县域生活垃圾的处置应紧密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实际，选择适宜技术，选址要尊重民意，科学、谨慎、合理。
[关键词]安徽；垃圾无害化处理；环境社会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县城，在吸纳农村人口方面有独特优势，城市化推动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周边农村人口大量流入。人口大量聚集对县域原有的基础设施提出严峻挑战，生活垃圾垃圾处置就是其中之一。县域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末端，而中西部县域则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最薄弱的地方，面临的挑战最大。总体上看，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中西部县域垃圾无害化处置情况要明显滞后于东部县域，不少县域还没有专门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一些县域虽建有专门的垃圾无害化处置场所，但也普遍存在资金紧张、运行不规范、二次污染严重等问题。
稳妥、谨慎地推动垃圾无害化处置，对中西部一些县政府来说并非易事。一方面，近年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因垃圾处理问题引发的社会纠纷不断，垃圾场二次污染、选址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敏感话题。另一方面，多数县政府在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是“生手”。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资金来源、垃圾场选址以及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以安徽S县为例，2010年调查人员在该县调查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出于好心却办了不少“坏事”，多次引发群体事件，卫生填埋场无处可建①。
研究人员分别于2010年11月和12月两次赴S县开展调查，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法，访问了相关的村民、垃圾处理企业人员和政府官员，观察了县域垃圾收集概况，并实地参观了垃圾处理企业和拟建的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地。对S县垃圾处理情况的调查与梳理，有助于我们认清中西部县域垃圾处理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一、简易填埋惹民怨
S县位于安徽中部，北倚省会合肥，东临巢湖，总面积2100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辖21个乡镇、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392个行政村①。S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在安徽省县域经济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县城人口增长迅速。以S县为例，1985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5.5平方公里，人口3.77万②；2000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7.3平方公里，人口10.08万③；2010年调查时，县城区建成区面积约为20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预计到2020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32平方公里，人口31万④。县城人口的飞速增长带来垃圾产量的快速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县城的垃圾主要被当作肥料还田。当时县城垃圾总量小，成分简单，主要是煤灰和腐烂的蔬菜等。这一时期政府垃圾处理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和运输，无需专门的生活垃圾处理场。20世纪90年代以后，县域垃圾处理问题日益突出，S县的生活垃圾还田之路开始行不通，县域生活垃圾被集中运至荒山、荒地中简易填埋。其主要原因是县城垃圾总量迅速增加，成分也日益复杂，加上化肥在农村的流行，生活垃圾不再被农民当作还田肥料。
最初，县政府将垃圾集中堆放于山沟之中，但是经过10多年的积累，原有的垃圾简易堆放场在2003年达到饱和。原堆放场周边的居民一直饱受污染之苦，意见很大。为避免垃圾简易堆放再次扰民，2004年县政府准备筹建垃圾卫生填埋场，但受县财政限制，筹建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计划夭折。县政府准备筹建的卫生填埋场总投资约3900万元，是当年县财政收入的3倍。地方财政准备拿出900万元，通过转让经营权的方式吸引企业投资600万元，还有2400万元资金缺口。县政府尝试通过国债等银行贷款方式筹集这笔资金，但均未成功，筹建卫生填埋场的计划不了了之。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计划夭折，县政府新选了一处垃圾临时堆放点，新的简易垃圾场位于S县G镇境内的沙港园艺农场内。之所以选在这里堆放，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园艺农场是国有农场，不用直接向农户征地；二是用地成本低，园艺场效益不好，土地被抛荒闲置，租用成本低。但是园艺场位于一座山岗之上，地势较高，且周边1公里内有村庄，为了减少生活垃圾简易堆放的二次污染问题，只能采用挖坑填埋的方式。2004年，S县日产垃圾近百吨，垃圾简易堆放的二次污染很严重。很快，周边村民发现地下水和周边农田灌溉水受到污染；垃圾坑内产生的大量沼气也是一个巨大安全隐患。据村民反映：“夏天可以看到坑里面热气往外直冒，我们都感觉到害怕。”垃圾简易堆放场的环境污染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居民意见很大，多次堵截垃圾运输车辆，并到县政府上访。生活垃圾简易堆放行不通，但是县城生活垃圾一天也不能没有去处，因此，建设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场，已成为S县政府已经无法回避的难题。
二、综合处理致污染
垃圾简易堆放不可行，只能建设专门的无害化垃圾处理场。考虑到政府财政较为紧张，S县政府开始探索借用市场力量来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
2005年，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上海一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鉴定合同，采用BOT模式建设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场。上海公司投资3600万，采用BS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技术处理县城生活垃圾；县政府每年支付该公司100万垃圾处理费，保证该公司30年的营运权。该项目是S县2005年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之一，也是该县2005年十大重点工程之一，但项目实际进展并不顺利。
选址遭到民众反对。国内新建生活垃圾处理场选址难的问题十分普遍，“邻避主义”在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过程中表现明显，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都不想在自家旁边处理垃圾。为了减少新建填埋场选址的阻力，S县政府决定将综合处理厂建在G镇沙港园艺场内，与老的简易堆放场仅一墙之隔。将垃圾填埋场建在G镇的园艺场内，减轻了县政府的选址困难，但是周边的几个乡镇及村委会都不同意。另外，此前沙港园艺场周边的村民饱受垃圾简易堆放之苦，坚决不同意县政府在此建设新的垃圾综合处理厂。针对周边乡镇和村委会的反对，县政府利用行政系统的层级架构，层层施压。县政府要求镇（乡）里必须服从县里，村里服从镇（乡）里。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G镇政府和周边的几个村委会都不能明确反对，只能勉强同意。另一方面，为了说服村民同意建厂，县政府要求镇政府和村委会干部全力配合县政府的选址决定，“克服困难，做通群众工作”。为了说服村民同意建厂，镇政府要求乡镇、村干部“包干到户”，基层干部只能利用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劝说村民。“乡镇府凭亲戚关系说服村民同意，比如说我们家不同意，镇里的领导和谁家是亲戚，就让谁去说。自己家亲戚来了，肯定不好说什么了；谁和谁家关系好，谁和谁走得近，就让谁去，拿这个来压着我们，强迫我们同意。”（据S县G镇凤香村民徐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5日）这种说服虽然暂时取了一些效果，但是也为后面矛盾的激化埋下种子。 在项目施工期间，不断有村民进场阻止企业施工，村民多次到县政府上访，要求停止施工。2005年3月15日，企业进入沙港园艺场开始进行前期施工，离处理厂最近的凤香、芬坊、章庄三个村民小组的十几位村民前往现场阻止施工，并与企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针对这次冲突，县政府立刻进行部署，派公安局即刻前往现场维持秩序，公安局于次日发布了禁止村民“闹事”的通告；县环保局发文对综合处理厂的环保可行性进行解释，承诺综合处理厂技术科学，监管严格，不会出现污染；S县广电系统加大宣传，专题进行报道。现场阻止已经不可能，村民开始向县、省两级政府上访，但最终也没能成功阻止项目。
2008年3月，综合垃圾处理场开始试运行，更大的问题也随之浮现。综合处理厂的污染主要为污水和臭气。由于综合处理厂没有配套建立专门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现场操作也没有实现雨污分流，大量渗滤液无法处理。企业偷偷地把排污管伸向了垃圾场墙外的航北干渠，夜间偷排污水。航北干渠是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地，原本清澈的河水变得乌黑，村民不敢饮用河水，也不敢用水洗衣物。与生活影响相比，更严重的是生计的威胁。综合处理厂将污水偷排到灌溉水渠，造成附近村民水稻减产，而水稻生产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垃圾场对我们的危害不知道多大，那年我们庄稼减产1/3，那个水都是绿水。”（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5日）
综合处理厂的恶臭也让村民无法忍受。企业的BS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技术不适合处理混合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环境污染不可控制。BS技术工艺流程主要分为三步。首先，将进场的生活垃圾直接投入垃圾发酵仓，密封发酵，发酵周期为半年。其间，将仓内产生的垃圾渗滤液不断向仓内回灌，促进垃圾发酵的同时，解决了渗滤液处理问题；收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沼气进行燃烧处理。其次，半年后垃圾发酵熟透，利用机械分选将熟透的垃圾分拣。最后，将分拣的垃圾分门别类加以利用：塑料类可用于制作垃圾桶；渣土类制作有机肥；少量石头和砖块进行填埋处理；金属和玻璃当废品出售。BS技术实际上就是预堆肥综合处理技术。通过堆肥降低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含量和水分，再进行分类回收利用。预堆肥综合处理技术在国内尚未有深入研究，技术本身不成熟，周边环境影响难以控制。因此，垃圾预堆肥综合处理项目在国内也很少见到①。除了技术处理不成熟外，厂方的不规范操作使二次污染更加严重。按照计划，企业应建8个垃圾发酵仓，才能消纳S县每天近百吨的生活垃圾。但企业为节约成本，实际只建成4个垃圾发酵仓，垃圾发酵仓不足，很多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露天堆放在综合处理场内，臭气外溢严重。其次，企业取消了垃圾发酵罐的排气装置建设，垃圾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沼气得不到释放，垃圾发酵仓随时有爆裂的可能，十分危险。此外，企业没有对4个垃圾发酵罐实行密封处理，且停运了除臭吸附设备，垃圾发酵仓成了巨大的臭气源。综合处理场的污水、臭气、蚊蝇污染十分严重，周边村民无法正常生活。村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紧闭门窗，长期生活在臭气中的村民自然怨声载道。
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村民先后采用上访、堵垃圾车、找媒体曝光等办法。最初两年当地居民一共上访过5次，2次去县政府，3次去省信访办。对于上访的群众代表，县政府一方面“给吃给喝”，热情款待；另一方面，做思想工作，让村民代表放弃上访。“我们一开始去县里，后来才去省里的。县里一共去了两三趟，一开始去的人少，后来我们每家每户都（派人）去县里，但县里不接待，所以我们才去省里的。我们去合肥去了几趟，省里的信访办我们共去过三次。去了后，省里就打电话给县里，县里再打电话给乡里，说哪个村民是哪个村的，让乡里来人负责带走，然后乡里的干部就把我们接回来，到S县城给我搞吃的，做思想工作，让我们不要闹，说我们反映不管用。县里和省里的上访都不管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5日）
上访没有效果，为了阻止综合处理厂的污染，2008年2月，村民们开始拦截垃圾车。一共拦截过七八次。村民张某讲述了当时堵垃圾车的情形：“坐地拦车还是有效果的，反正车子也不敢从我身上压过去。前前后后一共大概拦了有七八次，具体次数说不好，反正就是不让它来。最厉害的一次是2008年农历的二三月份，我们拦了一个多月。都在拦，七八个生产队呢，这几个生产队离得最近，大家都是自动的。一开始我们白天拦，晚上都回家了，他们就晚上偷着运。我们知道后，几个生产队就商量好晚上安排人值班，晚上大家就睡在地上。当时连秧都不插了，家家户户都去，最多的时候恐怕有一千多人。”（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4日）
堵截污染源的方式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短期内可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的严重性。
在上访和堵截垃圾车的同时，村民也在积极寻找媒体帮助。他们打电话给县、市、省电视台，但是一直没有记者来报道。一些年轻的村民开始求助于网络。他们在与S县相关的网站上发帖，揭露垃圾综合处理厂的污染情况，但很多帖子被删除或屏蔽，少数没有被删除、屏蔽的帖子受到的关注也很少。网络渠道走不通，省、市、县电视台又不愿来报道，大部分村民就对媒体失望了。
正在村民无计可施之时。一场受臭气影响的婚宴成了村民反污染事件的导火线。综合处理厂的臭气造成附近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找对象时遇到困难，年轻的姑娘们害怕长期生活在臭气中，都不愿嫁过来。“2008年正月初五我儿子结婚，很多人行了礼后饭都不在这里吃，太臭了。基本上是一阵风刮过来，你在家里是待也待不住。苍蝇很多。这个季节我们家是很冷的，有苍蝇本身就不正常了。”（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4日）客人们匆匆离去，婚宴也变得很冷清，主人觉得很丢面子。主人张先生是农村的精英，曾担任过村干部、后来外出经商，且为人较有心计。婚姻事件使张先生意识到综合处理厂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张先生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写信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2009年3月中旬，《焦点访谈》栏目记者没有和县政府打招呼直接来到了垃圾综合处理厂。2009年3月24日，《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垃圾处理厂何成污染源》，报道了综合垃圾处理场的污染情况。媒体报道以后，县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解除了与投资商的合同，S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被责令关闭。
[关键词]安徽；垃圾无害化处理；环境社会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县城，在吸纳农村人口方面有独特优势，城市化推动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周边农村人口大量流入。人口大量聚集对县域原有的基础设施提出严峻挑战，生活垃圾垃圾处置就是其中之一。县域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末端，而中西部县域则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最薄弱的地方，面临的挑战最大。总体上看，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中西部县域垃圾无害化处置情况要明显滞后于东部县域，不少县域还没有专门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一些县域虽建有专门的垃圾无害化处置场所，但也普遍存在资金紧张、运行不规范、二次污染严重等问题。
稳妥、谨慎地推动垃圾无害化处置，对中西部一些县政府来说并非易事。一方面，近年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因垃圾处理问题引发的社会纠纷不断，垃圾场二次污染、选址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敏感话题。另一方面，多数县政府在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是“生手”。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资金来源、垃圾场选址以及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以安徽S县为例，2010年调查人员在该县调查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出于好心却办了不少“坏事”，多次引发群体事件，卫生填埋场无处可建①。
研究人员分别于2010年11月和12月两次赴S县开展调查，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法，访问了相关的村民、垃圾处理企业人员和政府官员，观察了县域垃圾收集概况，并实地参观了垃圾处理企业和拟建的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地。对S县垃圾处理情况的调查与梳理，有助于我们认清中西部县域垃圾处理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一、简易填埋惹民怨
S县位于安徽中部，北倚省会合肥，东临巢湖，总面积2100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辖21个乡镇、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392个行政村①。S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在安徽省县域经济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县城人口增长迅速。以S县为例，1985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5.5平方公里，人口3.77万②；2000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7.3平方公里，人口10.08万③；2010年调查时，县城区建成区面积约为20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预计到2020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32平方公里，人口31万④。县城人口的飞速增长带来垃圾产量的快速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县城的垃圾主要被当作肥料还田。当时县城垃圾总量小，成分简单，主要是煤灰和腐烂的蔬菜等。这一时期政府垃圾处理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和运输，无需专门的生活垃圾处理场。20世纪90年代以后，县域垃圾处理问题日益突出，S县的生活垃圾还田之路开始行不通，县域生活垃圾被集中运至荒山、荒地中简易填埋。其主要原因是县城垃圾总量迅速增加，成分也日益复杂，加上化肥在农村的流行，生活垃圾不再被农民当作还田肥料。
最初，县政府将垃圾集中堆放于山沟之中，但是经过10多年的积累，原有的垃圾简易堆放场在2003年达到饱和。原堆放场周边的居民一直饱受污染之苦，意见很大。为避免垃圾简易堆放再次扰民，2004年县政府准备筹建垃圾卫生填埋场，但受县财政限制，筹建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计划夭折。县政府准备筹建的卫生填埋场总投资约3900万元，是当年县财政收入的3倍。地方财政准备拿出900万元，通过转让经营权的方式吸引企业投资600万元，还有2400万元资金缺口。县政府尝试通过国债等银行贷款方式筹集这笔资金，但均未成功，筹建卫生填埋场的计划不了了之。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计划夭折，县政府新选了一处垃圾临时堆放点，新的简易垃圾场位于S县G镇境内的沙港园艺农场内。之所以选在这里堆放，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园艺农场是国有农场，不用直接向农户征地；二是用地成本低，园艺场效益不好，土地被抛荒闲置，租用成本低。但是园艺场位于一座山岗之上，地势较高，且周边1公里内有村庄，为了减少生活垃圾简易堆放的二次污染问题，只能采用挖坑填埋的方式。2004年，S县日产垃圾近百吨，垃圾简易堆放的二次污染很严重。很快，周边村民发现地下水和周边农田灌溉水受到污染；垃圾坑内产生的大量沼气也是一个巨大安全隐患。据村民反映：“夏天可以看到坑里面热气往外直冒，我们都感觉到害怕。”垃圾简易堆放场的环境污染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居民意见很大，多次堵截垃圾运输车辆，并到县政府上访。生活垃圾简易堆放行不通，但是县城生活垃圾一天也不能没有去处，因此，建设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场，已成为S县政府已经无法回避的难题。
二、综合处理致污染
垃圾简易堆放不可行，只能建设专门的无害化垃圾处理场。考虑到政府财政较为紧张，S县政府开始探索借用市场力量来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
2005年，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上海一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鉴定合同，采用BOT模式建设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场。上海公司投资3600万，采用BS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技术处理县城生活垃圾；县政府每年支付该公司100万垃圾处理费，保证该公司30年的营运权。该项目是S县2005年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之一，也是该县2005年十大重点工程之一，但项目实际进展并不顺利。
选址遭到民众反对。国内新建生活垃圾处理场选址难的问题十分普遍，“邻避主义”在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过程中表现明显，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都不想在自家旁边处理垃圾。为了减少新建填埋场选址的阻力，S县政府决定将综合处理厂建在G镇沙港园艺场内，与老的简易堆放场仅一墙之隔。将垃圾填埋场建在G镇的园艺场内，减轻了县政府的选址困难，但是周边的几个乡镇及村委会都不同意。另外，此前沙港园艺场周边的村民饱受垃圾简易堆放之苦，坚决不同意县政府在此建设新的垃圾综合处理厂。针对周边乡镇和村委会的反对，县政府利用行政系统的层级架构，层层施压。县政府要求镇（乡）里必须服从县里，村里服从镇（乡）里。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G镇政府和周边的几个村委会都不能明确反对，只能勉强同意。另一方面，为了说服村民同意建厂，县政府要求镇政府和村委会干部全力配合县政府的选址决定，“克服困难，做通群众工作”。为了说服村民同意建厂，镇政府要求乡镇、村干部“包干到户”，基层干部只能利用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劝说村民。“乡镇府凭亲戚关系说服村民同意，比如说我们家不同意，镇里的领导和谁家是亲戚，就让谁去说。自己家亲戚来了，肯定不好说什么了；谁和谁家关系好，谁和谁走得近，就让谁去，拿这个来压着我们，强迫我们同意。”（据S县G镇凤香村民徐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5日）这种说服虽然暂时取了一些效果，但是也为后面矛盾的激化埋下种子。 在项目施工期间，不断有村民进场阻止企业施工，村民多次到县政府上访，要求停止施工。2005年3月15日，企业进入沙港园艺场开始进行前期施工，离处理厂最近的凤香、芬坊、章庄三个村民小组的十几位村民前往现场阻止施工，并与企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针对这次冲突，县政府立刻进行部署，派公安局即刻前往现场维持秩序，公安局于次日发布了禁止村民“闹事”的通告；县环保局发文对综合处理厂的环保可行性进行解释，承诺综合处理厂技术科学，监管严格，不会出现污染；S县广电系统加大宣传，专题进行报道。现场阻止已经不可能，村民开始向县、省两级政府上访，但最终也没能成功阻止项目。
2008年3月，综合垃圾处理场开始试运行，更大的问题也随之浮现。综合处理厂的污染主要为污水和臭气。由于综合处理厂没有配套建立专门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现场操作也没有实现雨污分流，大量渗滤液无法处理。企业偷偷地把排污管伸向了垃圾场墙外的航北干渠，夜间偷排污水。航北干渠是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地，原本清澈的河水变得乌黑，村民不敢饮用河水，也不敢用水洗衣物。与生活影响相比，更严重的是生计的威胁。综合处理厂将污水偷排到灌溉水渠，造成附近村民水稻减产，而水稻生产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垃圾场对我们的危害不知道多大，那年我们庄稼减产1/3，那个水都是绿水。”（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5日）
综合处理厂的恶臭也让村民无法忍受。企业的BS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技术不适合处理混合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环境污染不可控制。BS技术工艺流程主要分为三步。首先，将进场的生活垃圾直接投入垃圾发酵仓，密封发酵，发酵周期为半年。其间，将仓内产生的垃圾渗滤液不断向仓内回灌，促进垃圾发酵的同时，解决了渗滤液处理问题；收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沼气进行燃烧处理。其次，半年后垃圾发酵熟透，利用机械分选将熟透的垃圾分拣。最后，将分拣的垃圾分门别类加以利用：塑料类可用于制作垃圾桶；渣土类制作有机肥；少量石头和砖块进行填埋处理；金属和玻璃当废品出售。BS技术实际上就是预堆肥综合处理技术。通过堆肥降低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含量和水分，再进行分类回收利用。预堆肥综合处理技术在国内尚未有深入研究，技术本身不成熟，周边环境影响难以控制。因此，垃圾预堆肥综合处理项目在国内也很少见到①。除了技术处理不成熟外，厂方的不规范操作使二次污染更加严重。按照计划，企业应建8个垃圾发酵仓，才能消纳S县每天近百吨的生活垃圾。但企业为节约成本，实际只建成4个垃圾发酵仓，垃圾发酵仓不足，很多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露天堆放在综合处理场内，臭气外溢严重。其次，企业取消了垃圾发酵罐的排气装置建设，垃圾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沼气得不到释放，垃圾发酵仓随时有爆裂的可能，十分危险。此外，企业没有对4个垃圾发酵罐实行密封处理，且停运了除臭吸附设备，垃圾发酵仓成了巨大的臭气源。综合处理场的污水、臭气、蚊蝇污染十分严重，周边村民无法正常生活。村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紧闭门窗，长期生活在臭气中的村民自然怨声载道。
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村民先后采用上访、堵垃圾车、找媒体曝光等办法。最初两年当地居民一共上访过5次，2次去县政府，3次去省信访办。对于上访的群众代表，县政府一方面“给吃给喝”，热情款待；另一方面，做思想工作，让村民代表放弃上访。“我们一开始去县里，后来才去省里的。县里一共去了两三趟，一开始去的人少，后来我们每家每户都（派人）去县里，但县里不接待，所以我们才去省里的。我们去合肥去了几趟，省里的信访办我们共去过三次。去了后，省里就打电话给县里，县里再打电话给乡里，说哪个村民是哪个村的，让乡里来人负责带走，然后乡里的干部就把我们接回来，到S县城给我搞吃的，做思想工作，让我们不要闹，说我们反映不管用。县里和省里的上访都不管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5日）
上访没有效果，为了阻止综合处理厂的污染，2008年2月，村民们开始拦截垃圾车。一共拦截过七八次。村民张某讲述了当时堵垃圾车的情形：“坐地拦车还是有效果的，反正车子也不敢从我身上压过去。前前后后一共大概拦了有七八次，具体次数说不好，反正就是不让它来。最厉害的一次是2008年农历的二三月份，我们拦了一个多月。都在拦，七八个生产队呢，这几个生产队离得最近，大家都是自动的。一开始我们白天拦，晚上都回家了，他们就晚上偷着运。我们知道后，几个生产队就商量好晚上安排人值班，晚上大家就睡在地上。当时连秧都不插了，家家户户都去，最多的时候恐怕有一千多人。”（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4日）
堵截污染源的方式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短期内可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的严重性。
在上访和堵截垃圾车的同时，村民也在积极寻找媒体帮助。他们打电话给县、市、省电视台，但是一直没有记者来报道。一些年轻的村民开始求助于网络。他们在与S县相关的网站上发帖，揭露垃圾综合处理厂的污染情况，但很多帖子被删除或屏蔽，少数没有被删除、屏蔽的帖子受到的关注也很少。网络渠道走不通，省、市、县电视台又不愿来报道，大部分村民就对媒体失望了。
正在村民无计可施之时。一场受臭气影响的婚宴成了村民反污染事件的导火线。综合处理厂的臭气造成附近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找对象时遇到困难，年轻的姑娘们害怕长期生活在臭气中，都不愿嫁过来。“2008年正月初五我儿子结婚，很多人行了礼后饭都不在这里吃，太臭了。基本上是一阵风刮过来，你在家里是待也待不住。苍蝇很多。这个季节我们家是很冷的，有苍蝇本身就不正常了。”（据S县G镇刘园村民张先生访谈录，2010年12月14日）客人们匆匆离去，婚宴也变得很冷清，主人觉得很丢面子。主人张先生是农村的精英，曾担任过村干部、后来外出经商，且为人较有心计。婚姻事件使张先生意识到综合处理厂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张先生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写信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2009年3月中旬，《焦点访谈》栏目记者没有和县政府打招呼直接来到了垃圾综合处理厂。2009年3月24日，《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垃圾处理厂何成污染源》，报道了综合垃圾处理场的污染情况。媒体报道以后，县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解除了与投资商的合同，S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被责令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