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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悲的不是纸媒体，而是电视媒体。行政垄断、百病丛生。电视媒体的变革远未开始，电视人仍以为自己站在媒体中心、时代前沿，夜郎自大的幻觉在电视界是普遍的。
刘春和文学的结缘很早。现在文坛上活跃的多数名家，他在1980年代后期便已有接触。当时他是个中学老师，在办一份思想、文艺评论杂志，叫《百家》。后来《百家》停刊，中学讲坛难以容纳下他广博的文史哲兴趣。他决定考研究生。
研究生时，刘春也还是个文学青年。他曾创下纪录，一个月发表12篇学术文章，在各类学报评点西方现代思潮，从海德格尔到里尔克，從萨义德到符号学，少年意气，但没人笑话，这是刘春理解中的“广院”之好。“少年不轻狂，这辈子夹尾巴也夹得太憋屈了”。
他在广院时有数不清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要么疯狂讨论文学、哲学，要么吃喝玩乐，革命生产两不误。他说自己境界不高，做不了苦行僧，但也绝对过不了蝇营狗苟的生活，而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广院”感觉正合适。
离开广院快10年时，听说母校要改校名，刘春不同意，写了篇《我看广播学院》。说“广院”虽小，抬头不见低头看，但兄弟姐妹是一家，“特别亲”，既然叫习惯了，便没什么必要改了。文章末尾，他引用里尔克的诗，要学弟学妹们警惕新媒体时代，“风暴是一位伟大的改造者/它穿过树林，穿过时代/万物似乎都没有年龄”。
他总结出来的广院人的特点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虽看上去一点正经没有，但内心热烈、执着。这种性格也有毛病，就是“上不了台面装丫挺”，所以在凤凰做管理，最头痛的便是社交。他也数次拒绝做我们的“青年领袖”。
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央视青少部，是当时部里惟一的硕士生。提升了部里的平均学历指数，是惟一的自豪之处。一年后，来到《新闻调查》。
在《新闻调查》做的最后一期节目是《楷模也能虚构？》，明知播不了，连累同组同事的奖金发放，还是欺上瞒下拿了下来，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电视调查体。这个不能播出的片子，一直享有礼遇，常在《新闻调查》N周年庆典上播放。“楷模”的制作工序虽简单，去除缺点，再精加工优点，一番放大夸张便初具雏形。但调查真相却远为困难，仅合作伙伴《中国青年报》就派了3个记者辅助拍摄，其中有卢跃刚、贺延光等人。之后，有了经验，在凤凰时，有上头压下来的“楷模”宣传任务，他便交给《冷暖人生》。本来嘛，去除掉政治功用，不就是个冷暖人生吗？
其时，央视新闻评论部，是电视媒体的延安。他在那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快意恩仇，完成了业务训练。这是他的黄金岁月。体制内5年多的训练，他学会了该不该说，还学会了怎么说。现在，他在凤凰中文台大展身手，淡定从容，拿捏有道，有些话，美女主播们想说，他说最好不要说；有些话，美女主播们不敢说，他说说吧没事。
对哲学的偏好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也有副作用。一次和同事曾子墨在上海出差，“刘台”拉着主播在宾馆大堂谈哲学，云里雾里连侃4个小时，其时美女主播刚从美国纳斯达克回来，好务实，见不得虚无缥缈，实在听不下去，只得借故先走，心里直嘀咕，这传说中的才子“刘台”没啥问题吧。
在《新闻调查》，他是公认的才子。又4年，官至制片人，已满脸倦容，既是身体，也是心灵。之后，去了凤凰。现在是凤凰中文台执行台长。
当凤凰领导不久，布置选题，做《早春》的纪录片，要大家有理想和启蒙热情，还要有宏大叙事的野心。在凤凰，对“刘台”有诸多评价。有说他夸起美女主播来特别狠，“刘台”夸王菁瑛，“妹子，哥见过漂亮女孩不少，但确实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也有说他是中文台的“幕后大脑”，诗人伏身，当起管理人员，足见隐忍功力；有同事说此人特别生猛，猎豹虽伏身，但随时见血。据说，常有美女被其隐忍的才情折服，叫他“春哥”。曾子墨的评价较为贴切，“刘台”来香港数年，爱上了名牌，住上了洋房，但不管肩上的皮包怎么LV，看上去，都还是个忧国忧民的乡下人。
这个“乡下人”拾掇的凤凰中文台已蜚声海内外。香港7年多，今年40岁的乡下人还学会了享受生活，并口口声声说，坚决把个人快乐置于家国之前。
人物周刊：中学老师、一线记者、媒体管理人员，从事过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理想的职业状态是什么？
刘春：最想做的是大学老师。我理解的大学不是行政单位，是精神氛围。每一次辞职最主要的动机，是想回大学教书。以前有个世俗担心，大学教师工资太低，养不活自己；现在不想回去的原因是大学太复杂，比你们杂志社，比我们电视台都复杂。
30岁时，在央视做记者，当时新闻评论部是中国媒体改革的中心，像延安，吸引各路豪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有点水泊梁山，有优越感。优越感往往使人单纯、正直。新闻评论部的成就感，就是两句话，一是铁肩担道义，这是媒体理想，二是妙手著文章，这是业务理想，同时达到这两个标准的人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能达到而痛苦，但这一痛苦也是快乐。我绝大部分的职业训练是这段时间完成的。可惜，只有自我的道德约束，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评论部的氛围慢慢变质了。
管理者的角色，没什么快乐。现在最大的快乐，是和好朋友喝酒。喝酒、偷懒、名牌，都是我的爱好。没有远大理想，也没有坚定意志，难成大事，这是我的自我认识。
人物周刊：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你的不安和担忧是什么？
刘春：隐约不满意，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个熟练工人正常的心理失落，熟练同时意味着缺少创新。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待职业的不同态度，外国人，包括香港人，多数满意于一辈子熟练工人的生活，但中国人（内地人）不是。可能是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大家适应了动荡和变化，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一旦过上三五年的安定生活，便有说不清的失落。也可能只是自己身上还没有清除干净的文艺毛毛虫作祟。
另一方面，我深知新媒体的冲击。我们这代人当然也可以装点一下，重新上路，也可以参与和分享，但我们肯定不是主力军。我们的思维还是文字思维、传统媒体思维。我尊重的一位老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将化作炮灰》，这是即将到来的现实，我不知道怎么去努力。
最可悲的不是纸媒体，而是电视媒体。行政垄断、百病丛生。电视媒体的变革远未开始，而新媒体是伴随新体制、新运营模式成长的。电视人仍以为自己站在媒体中心、时代前沿，夜郎自大的幻觉在电视界是普遍的。我对一家独大非常反感，对中国电视人整体出路、中国电视整体格局非常悲观。
但愿事实不是如此，刘老板评价我，是个危机感比别人重的人。呵呵。
人物周刊：有何成功心得？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哪些细节、心态或品质起决定作用？
刘春：完全不算成功。既没有拍出好片子，也没有写出好文章，立德、立言、立功都没有，只不过是个操盘者。
如果非得说是个成功的操盘者，心得也无非这些：1980年代培养的文史哲兴趣，曾经被认为无用，进入电视界后，恰好用上了；体制内的训练，以及年龄的增长，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方法论者，有了隐忍和妥协的坏毛病。有些话，同事想说，我说最好不要说；有些话，同事不敢说，我说说吧没事。我的建议无非这些。
人物周刊：大陆一线记者和香港媒体管理者在各自社会中的位置、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职业标准是什么？
刘春：我最怀念的，是做编导的生活，痛快、直接，快意恩仇。现在更理性，也更无趣。但也总得有人来干。
凤凰《名人面对面》采访南方报业集团的范以锦先生，我坐在电视前认认真真地看完，我对范先生如履薄冰的职业生涯充满敬意，我非常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微不足道的敬意。我不仅尊敬他的锋芒，也尊敬他的隐忍和妥协，作为一个管理者，他深知生存的脆弱。我对他用锋芒和隐忍拿捏出来的行业标准充满敬意。
范先生，还有《读书》的沈昌文先生，比起著名的一线记者，他们的工作要单调、无趣得多。
人物周刊：从大陆到香港，是否避重就轻，离开了最活跃的新闻现场？7年香港生活对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可能影响是什么？
刘春：离开《新闻调查》到凤凰卫视的主要目的，是换环境。我是个懒人，但一直对换环境有极大热情。换环境让人愉悦。刚到香港，像个逃兵，有失重感，那也是写文章最多的时候。
香港数年，主要变化，是不再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是邓小平说的。同时也在中國历史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对所谓的清谈之士、激愤之士、理学之士，不是特别欣赏，我欣赏隐忍、妥协，但意志坚定的人。低头耕耘比抬头吆喝更配得起敬意。振臂高呼，是容易的，庸俗地说，如何可操作地步步推行，更难。范先生的很大一部分智慧就是在这些大量的、琐碎的日常新闻的把握中。
人物周刊：你事业楷模的共同特征是？
刘春：刻苦、脚踏实地和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也欣赏《财经》的胡舒立女士，尊重这个团队坚持的调查品质和锋利诉求。可想而知，在胡舒立女士、范以锦先生的淡定、从容之下，调度了多少锋芒。
人物周刊：和上一代、下一代人相比，你这一代人的可贵和可悲之处？
刘春：比父辈多了自我，不随随便便把自我交给别人，所以幸福。也比下一代幸福。经历过1980年代早期的浪漫、1980年代中、后期的挫折、1990年代早期的迷茫和寻找、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巨大转折。经历波折，当然幸福。
可悲在于知识和技能，我们也还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从传媒角度，感受至深的是，下一代是新媒体天生的拥抱者。时常看到20多岁年轻人在指挥、运作新媒体时的从容，也时常看到40多岁同行的艰难转身，实话说，身影笨拙。
人物周刊：凤凰卫视在黄金时段播放历史专题片，是否与你对历史的爱好有关？如何看待时下兴旺的历史类电视节目？你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点和发现在哪里？
刘春：晚上8点档，全中国都在看电视剧，凤凰播历史专题片，这一状况并不是说凤凰有多伟大、多清高。实际上，因覆盖、落地和受众等诸多原因，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个惊奇的发现，即使黄金8点档，受众对历史专题片的需求同样也是个莫大的市场，就是说，与其看一个口水加泪水的电视剧，不如看一个他（她）感兴趣的历史专题片。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好奇，是一个在大陆长大的40岁男人的正常爱好。我感兴趣的，是历史的讲法。我反感所谓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和东方智慧热。有必要一说的是，我这个粗浅的爱好者，并没有从中国历史里获得多少自豪感，更谈不上什么愉悦了。这可能影响了我对凤凰历史栏目的设定和选择。
《百家讲坛》非常火时，《世纪大讲堂》栏目组很焦虑，想跟踪学习。《百家讲坛》不错，但是缺少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批判。你总是可以找到一种讲述方式，使得历史听上去润滑、愉悦人心，《世纪大讲堂》也有过类似倾向，但在内部会议上，我强调提防。我非常警惕在我们的历史节目中出现甜甜酸酸的润滑剂和软绵绵的麻痹。
暂时失去一些观众，也不要紧。从现实出发，从学术的发展出发，强调思想的启示，这是《世纪大讲堂》的目标。做拉美模式、印度的问题等都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讲述总是有那么一丝让人不舒服，但我认为太舒服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不缺少不求甚解，不缺少阿Q精神，但缺少坦诚的勇气、信仰精神和史诗般写作的伟大学者。
我和于丹是好朋友，她的节目大大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兴趣，是利远大于弊。真正对于丹构成伤害的，并不是对她的善意批评，而是把她拔高到她力所不能及的位置上。
人物周刊：你的专长领域之外，对这个时代，你有哪些话不吐不快？
刘春：年龄越大，整体性的思考越少。只有一点感触。现在正是明史热、清史热，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两段绞尽脑汁竭尽权术的历史，简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如果这就叫东方智慧，这也有美学快感的话，那这种智慧、快感不要也罢。迎合别人是很容易的，只是过意不去，损失一点收视率也就算了。
过去常讲盛世修谱，就是说你发达了，总要修修祖谱，在久远的历史里，给当下的光荣找一个源头。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心理需求。我们这个时代，既无法从宗教中找到基本力量，又无法从传统里找到力量。各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因素很容易整合成国学热，整合成风水和算命先生。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还缺少清醒的认识。
人物周刊： 你现在还是单身。如何看待家庭和责任？你的同龄朋友中，对这个问题，多数看法是什么？
刘春：一个未成家的人，家庭问题才时时干预你的生活，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家庭是我非常非常困惑的问题，因为看过太多太多的不幸福。实话说，我也对40岁以后的人生、事业充满困惑。人生、事业、家庭，一个都没有解决好，一个迷茫的40岁男人，随波逐流。
人物周刊：早期的诗歌写作对你的人生的影响是怎样的？写诗的遗产是什么？
刘春：1980年代，每个人都是诗人，这是那个年代的可爱之处。对诗歌感兴趣的人，往往对语言，对作品的抒情意识更能感悟。我写过一篇文章，《诗歌一般的纪录片》，纪录片纪实，诗歌抒情，表面上没关系。但后来我发现，纪录片不过是现实材料构成的抒情性作品，和诗歌非常默契。
诗歌也是人生状态。不管是什么位置，显得多么老成，也不管衣着如何，是不是名牌，内心总有一部分是柔软的。这是成瘾的，很难克服的。韩东写过一首诗，里面两句我印象深刻——我有过短暂的乡村生活，它构成我性格中最温柔的部分。
多数40岁左右的中国人的相似之处是，都生于贫寒的村庄，都成长于浪漫的80年代。
刘春和文学的结缘很早。现在文坛上活跃的多数名家，他在1980年代后期便已有接触。当时他是个中学老师，在办一份思想、文艺评论杂志，叫《百家》。后来《百家》停刊，中学讲坛难以容纳下他广博的文史哲兴趣。他决定考研究生。
研究生时，刘春也还是个文学青年。他曾创下纪录，一个月发表12篇学术文章，在各类学报评点西方现代思潮，从海德格尔到里尔克，從萨义德到符号学，少年意气，但没人笑话，这是刘春理解中的“广院”之好。“少年不轻狂，这辈子夹尾巴也夹得太憋屈了”。
他在广院时有数不清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要么疯狂讨论文学、哲学，要么吃喝玩乐，革命生产两不误。他说自己境界不高，做不了苦行僧，但也绝对过不了蝇营狗苟的生活，而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广院”感觉正合适。
离开广院快10年时，听说母校要改校名，刘春不同意，写了篇《我看广播学院》。说“广院”虽小，抬头不见低头看，但兄弟姐妹是一家，“特别亲”，既然叫习惯了，便没什么必要改了。文章末尾，他引用里尔克的诗，要学弟学妹们警惕新媒体时代，“风暴是一位伟大的改造者/它穿过树林，穿过时代/万物似乎都没有年龄”。
他总结出来的广院人的特点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虽看上去一点正经没有，但内心热烈、执着。这种性格也有毛病，就是“上不了台面装丫挺”，所以在凤凰做管理，最头痛的便是社交。他也数次拒绝做我们的“青年领袖”。
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央视青少部，是当时部里惟一的硕士生。提升了部里的平均学历指数，是惟一的自豪之处。一年后，来到《新闻调查》。
在《新闻调查》做的最后一期节目是《楷模也能虚构？》，明知播不了，连累同组同事的奖金发放，还是欺上瞒下拿了下来，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电视调查体。这个不能播出的片子，一直享有礼遇，常在《新闻调查》N周年庆典上播放。“楷模”的制作工序虽简单，去除缺点，再精加工优点，一番放大夸张便初具雏形。但调查真相却远为困难，仅合作伙伴《中国青年报》就派了3个记者辅助拍摄，其中有卢跃刚、贺延光等人。之后，有了经验，在凤凰时，有上头压下来的“楷模”宣传任务，他便交给《冷暖人生》。本来嘛，去除掉政治功用，不就是个冷暖人生吗？
其时，央视新闻评论部，是电视媒体的延安。他在那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快意恩仇，完成了业务训练。这是他的黄金岁月。体制内5年多的训练，他学会了该不该说，还学会了怎么说。现在，他在凤凰中文台大展身手，淡定从容，拿捏有道，有些话，美女主播们想说，他说最好不要说；有些话，美女主播们不敢说，他说说吧没事。
对哲学的偏好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也有副作用。一次和同事曾子墨在上海出差，“刘台”拉着主播在宾馆大堂谈哲学，云里雾里连侃4个小时，其时美女主播刚从美国纳斯达克回来，好务实，见不得虚无缥缈，实在听不下去，只得借故先走，心里直嘀咕，这传说中的才子“刘台”没啥问题吧。
在《新闻调查》，他是公认的才子。又4年，官至制片人，已满脸倦容，既是身体，也是心灵。之后，去了凤凰。现在是凤凰中文台执行台长。
当凤凰领导不久，布置选题，做《早春》的纪录片，要大家有理想和启蒙热情，还要有宏大叙事的野心。在凤凰，对“刘台”有诸多评价。有说他夸起美女主播来特别狠，“刘台”夸王菁瑛，“妹子，哥见过漂亮女孩不少，但确实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也有说他是中文台的“幕后大脑”，诗人伏身，当起管理人员，足见隐忍功力；有同事说此人特别生猛，猎豹虽伏身，但随时见血。据说，常有美女被其隐忍的才情折服，叫他“春哥”。曾子墨的评价较为贴切，“刘台”来香港数年，爱上了名牌，住上了洋房，但不管肩上的皮包怎么LV，看上去，都还是个忧国忧民的乡下人。
这个“乡下人”拾掇的凤凰中文台已蜚声海内外。香港7年多，今年40岁的乡下人还学会了享受生活，并口口声声说，坚决把个人快乐置于家国之前。
人物周刊：中学老师、一线记者、媒体管理人员，从事过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理想的职业状态是什么？
刘春：最想做的是大学老师。我理解的大学不是行政单位，是精神氛围。每一次辞职最主要的动机，是想回大学教书。以前有个世俗担心，大学教师工资太低，养不活自己；现在不想回去的原因是大学太复杂，比你们杂志社，比我们电视台都复杂。
30岁时，在央视做记者，当时新闻评论部是中国媒体改革的中心，像延安，吸引各路豪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有点水泊梁山，有优越感。优越感往往使人单纯、正直。新闻评论部的成就感，就是两句话，一是铁肩担道义，这是媒体理想，二是妙手著文章，这是业务理想，同时达到这两个标准的人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能达到而痛苦，但这一痛苦也是快乐。我绝大部分的职业训练是这段时间完成的。可惜，只有自我的道德约束，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评论部的氛围慢慢变质了。
管理者的角色，没什么快乐。现在最大的快乐，是和好朋友喝酒。喝酒、偷懒、名牌，都是我的爱好。没有远大理想，也没有坚定意志，难成大事，这是我的自我认识。
人物周刊：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你的不安和担忧是什么？
刘春：隐约不满意，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个熟练工人正常的心理失落，熟练同时意味着缺少创新。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待职业的不同态度，外国人，包括香港人，多数满意于一辈子熟练工人的生活，但中国人（内地人）不是。可能是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大家适应了动荡和变化，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一旦过上三五年的安定生活，便有说不清的失落。也可能只是自己身上还没有清除干净的文艺毛毛虫作祟。
另一方面，我深知新媒体的冲击。我们这代人当然也可以装点一下，重新上路，也可以参与和分享，但我们肯定不是主力军。我们的思维还是文字思维、传统媒体思维。我尊重的一位老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将化作炮灰》，这是即将到来的现实，我不知道怎么去努力。
最可悲的不是纸媒体，而是电视媒体。行政垄断、百病丛生。电视媒体的变革远未开始，而新媒体是伴随新体制、新运营模式成长的。电视人仍以为自己站在媒体中心、时代前沿，夜郎自大的幻觉在电视界是普遍的。我对一家独大非常反感，对中国电视人整体出路、中国电视整体格局非常悲观。
但愿事实不是如此，刘老板评价我，是个危机感比别人重的人。呵呵。
人物周刊：有何成功心得？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哪些细节、心态或品质起决定作用？
刘春：完全不算成功。既没有拍出好片子，也没有写出好文章，立德、立言、立功都没有，只不过是个操盘者。
如果非得说是个成功的操盘者，心得也无非这些：1980年代培养的文史哲兴趣，曾经被认为无用，进入电视界后，恰好用上了；体制内的训练，以及年龄的增长，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方法论者，有了隐忍和妥协的坏毛病。有些话，同事想说，我说最好不要说；有些话，同事不敢说，我说说吧没事。我的建议无非这些。
人物周刊：大陆一线记者和香港媒体管理者在各自社会中的位置、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职业标准是什么？
刘春：我最怀念的，是做编导的生活，痛快、直接，快意恩仇。现在更理性，也更无趣。但也总得有人来干。
凤凰《名人面对面》采访南方报业集团的范以锦先生，我坐在电视前认认真真地看完，我对范先生如履薄冰的职业生涯充满敬意，我非常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微不足道的敬意。我不仅尊敬他的锋芒，也尊敬他的隐忍和妥协，作为一个管理者，他深知生存的脆弱。我对他用锋芒和隐忍拿捏出来的行业标准充满敬意。
范先生，还有《读书》的沈昌文先生，比起著名的一线记者，他们的工作要单调、无趣得多。
人物周刊：从大陆到香港，是否避重就轻，离开了最活跃的新闻现场？7年香港生活对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可能影响是什么？
刘春：离开《新闻调查》到凤凰卫视的主要目的，是换环境。我是个懒人，但一直对换环境有极大热情。换环境让人愉悦。刚到香港，像个逃兵，有失重感，那也是写文章最多的时候。
香港数年，主要变化，是不再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是邓小平说的。同时也在中國历史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对所谓的清谈之士、激愤之士、理学之士，不是特别欣赏，我欣赏隐忍、妥协，但意志坚定的人。低头耕耘比抬头吆喝更配得起敬意。振臂高呼，是容易的，庸俗地说，如何可操作地步步推行，更难。范先生的很大一部分智慧就是在这些大量的、琐碎的日常新闻的把握中。
人物周刊：你事业楷模的共同特征是？
刘春：刻苦、脚踏实地和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也欣赏《财经》的胡舒立女士，尊重这个团队坚持的调查品质和锋利诉求。可想而知，在胡舒立女士、范以锦先生的淡定、从容之下，调度了多少锋芒。
人物周刊：和上一代、下一代人相比，你这一代人的可贵和可悲之处？
刘春：比父辈多了自我，不随随便便把自我交给别人，所以幸福。也比下一代幸福。经历过1980年代早期的浪漫、1980年代中、后期的挫折、1990年代早期的迷茫和寻找、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巨大转折。经历波折，当然幸福。
可悲在于知识和技能，我们也还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从传媒角度，感受至深的是，下一代是新媒体天生的拥抱者。时常看到20多岁年轻人在指挥、运作新媒体时的从容，也时常看到40多岁同行的艰难转身，实话说，身影笨拙。
人物周刊：凤凰卫视在黄金时段播放历史专题片，是否与你对历史的爱好有关？如何看待时下兴旺的历史类电视节目？你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点和发现在哪里？
刘春：晚上8点档，全中国都在看电视剧，凤凰播历史专题片，这一状况并不是说凤凰有多伟大、多清高。实际上，因覆盖、落地和受众等诸多原因，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个惊奇的发现，即使黄金8点档，受众对历史专题片的需求同样也是个莫大的市场，就是说，与其看一个口水加泪水的电视剧，不如看一个他（她）感兴趣的历史专题片。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好奇，是一个在大陆长大的40岁男人的正常爱好。我感兴趣的，是历史的讲法。我反感所谓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和东方智慧热。有必要一说的是，我这个粗浅的爱好者，并没有从中国历史里获得多少自豪感，更谈不上什么愉悦了。这可能影响了我对凤凰历史栏目的设定和选择。
《百家讲坛》非常火时，《世纪大讲堂》栏目组很焦虑，想跟踪学习。《百家讲坛》不错，但是缺少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批判。你总是可以找到一种讲述方式，使得历史听上去润滑、愉悦人心，《世纪大讲堂》也有过类似倾向，但在内部会议上，我强调提防。我非常警惕在我们的历史节目中出现甜甜酸酸的润滑剂和软绵绵的麻痹。
暂时失去一些观众，也不要紧。从现实出发，从学术的发展出发，强调思想的启示，这是《世纪大讲堂》的目标。做拉美模式、印度的问题等都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讲述总是有那么一丝让人不舒服，但我认为太舒服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不缺少不求甚解，不缺少阿Q精神，但缺少坦诚的勇气、信仰精神和史诗般写作的伟大学者。
我和于丹是好朋友，她的节目大大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兴趣，是利远大于弊。真正对于丹构成伤害的，并不是对她的善意批评，而是把她拔高到她力所不能及的位置上。
人物周刊：你的专长领域之外，对这个时代，你有哪些话不吐不快？
刘春：年龄越大，整体性的思考越少。只有一点感触。现在正是明史热、清史热，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两段绞尽脑汁竭尽权术的历史，简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如果这就叫东方智慧，这也有美学快感的话，那这种智慧、快感不要也罢。迎合别人是很容易的，只是过意不去，损失一点收视率也就算了。
过去常讲盛世修谱，就是说你发达了，总要修修祖谱，在久远的历史里，给当下的光荣找一个源头。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心理需求。我们这个时代，既无法从宗教中找到基本力量，又无法从传统里找到力量。各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因素很容易整合成国学热，整合成风水和算命先生。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还缺少清醒的认识。
人物周刊： 你现在还是单身。如何看待家庭和责任？你的同龄朋友中，对这个问题，多数看法是什么？
刘春：一个未成家的人，家庭问题才时时干预你的生活，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家庭是我非常非常困惑的问题，因为看过太多太多的不幸福。实话说，我也对40岁以后的人生、事业充满困惑。人生、事业、家庭，一个都没有解决好，一个迷茫的40岁男人，随波逐流。
人物周刊：早期的诗歌写作对你的人生的影响是怎样的？写诗的遗产是什么？
刘春：1980年代，每个人都是诗人，这是那个年代的可爱之处。对诗歌感兴趣的人，往往对语言，对作品的抒情意识更能感悟。我写过一篇文章，《诗歌一般的纪录片》，纪录片纪实，诗歌抒情，表面上没关系。但后来我发现，纪录片不过是现实材料构成的抒情性作品，和诗歌非常默契。
诗歌也是人生状态。不管是什么位置，显得多么老成，也不管衣着如何，是不是名牌，内心总有一部分是柔软的。这是成瘾的，很难克服的。韩东写过一首诗，里面两句我印象深刻——我有过短暂的乡村生活，它构成我性格中最温柔的部分。
多数40岁左右的中国人的相似之处是，都生于贫寒的村庄，都成长于浪漫的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