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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它让我想起当年的五国城。世界的极边，庄子的大鱼所居。很冷，冷到了地老天荒。
这片雪原上后来有个女子，叫肖红，她写了一本《呼兰河传》。呼兰河应该就是五国城外的那条河。在那本书里，她很少提到冬天，她喜欢的是夏天、秋天、春天，是生长，不是寂灭。
而在我的记忆中，五国城是永恒的冬天。我一度确信我会死于此地，然后被冻成一个硬邦邦的家伙，不知历了几世几劫，再被挖出来。我知道，在清朝他们就这么干过，当然他们挖出来的不是我，他们本来想挖出徽宗皇帝，结果挖出了一个女人，还有一幅画。清昭桩《啸亭杂录》记载：“乾隆中，副都统绰克托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瘗千余年，墨迹如新”。昭梿不曾提到的是，女人的脸上覆盖着透明的冰，而那女人正在冰下笑。但愿那是巧笑倩兮的笑。反正据说好几个家伙在此之后就以种种方法疯了、死掉了。
我已经记不起徽宗皇帝临死前的表情了。在后人的想象中，老头儿应是以泪洗面，他们说他被金人囚禁在深黑的井底，坐井观天，他是哭死、苦死、冻死的。他们才真是井底之蛙啊，在最后的岁月里，官家——在宋代，我们把皇帝称为官家，他依然是一个健壮的男人，他依然有力量让他的女人怀孕，他仍是我们这个人数日渐减少的被流放的朝廷的王。那日，大雪初霁，他在雪地里走了很远，他走得很快，即使行于积雪，他的步态也绝不粘滞，就像他的字，我一直在临摹他的字，那线条是多么挺拔迅捷，我感觉我已经无法挺到终点，快！他严厉地喝道，要快！你抖什么！你手里又不是刀！现在，他忽然站住了，抬手一指：看！
——白茫茫一片，前方是平缓的坡地，坡地尽头伫立着乌黑的森林，比野猪还黑。猛烈的阳光直射在大片雪地上，而他的眼睛热烈地闪动：
起风了。
现在，我仍然能够记起那一幕，那片阳光照射下覆雪的坡地，寂静如宇宙洪荒，但是，起风了。你其实不知道那是风，你只是看到你的脚踏破贞静的雪，细小的粉尘仓皇地在雪上拂动，奔赴而去，渐渐飞扬，在阳光中旋转，直到腾空而起，如一只威严的、芒羽闪烁的巨鸟。
他沉重的袍襟在风中轻摆，他顽劣地笑了，笑得像汴京街头的一个泼皮：
这风是咱们两个惹起来的。
转过头去，他望着风去的方向，望着南方：
它就一直这么刮下去，千里万里，挟着尘土、草屑，还有无数人的唾沫星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脏，刮到汴梁，过了江，刮到临安，这风撩起了西湖上女子的衣带……
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的脸，遥望的、痛楚的、怨愤的、自我怜悯的、狭邪的脸。很久之后，我在酒桌上认识了五国城的一个女子，她丰硕、喧闹，她的酒量远远胜过李清照。此前我已久闻其名，该女子曾以第四野战军横扫千军的气概喝翻了一个团的台湾文人，海峡对岸从此闻风胆落。
现在，女子端一只酒碗，目光灼灼：
干了？
那什么，我怯怯地嗫嚅：
你们可以为他立个塑像。
她一下子虎目圆睁：
立像，为什么？他又不是毛主席！
可他好歹也是一朝天子，他死在这儿，老头儿很可怜，他到死都想着回去。
她笑了：
他回去不回去中国人都活到现在了，来，干了再说！
好吧，她也许是对的。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可笑的，你摆出那副姿势给谁看呢？你是天的儿子，在这天边北溟，彻骨的寒凉还不能让你安静下来，你仍不知天地无情，天地无亲，那你就在那里，站着吧。
你是谁？
我是一个说谎者。
那一年，我见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学生。不是剑桥的，是奥地利山区特拉滕巴赫小学的学生，他已经是一个朴实的工人，健壮、肚子硕大，不是你们所熟知的那种精悍的法西斯，而是稳稳地把握着自己有限世界的劳动者。他喝着啤酒，向我说起此事。当年的维特根斯坦老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其实即使知道了他们也还是不知道哲学家是干什么的，维老师只是一个维也纳富人，有钱，据说非常有钱，人称维半城，人是好人，但有点怪，当然有钱的人都有点怪。这位维老师，他甚至不喜欢女人，甘愿来到这偏僻的山区，教穷人的孩子读书。
他都教了什么？
哦，他抱着啤酒杯艰难地想，终于想起来了：
哈！说谎者！一个人，告诉你，我是一个说谎者。这时，你是信不信呢？你如果信了，他的话就是真的，可如果他的话是真的，他在说这话时就不是说谎者，所以，他要真是一个说谎者，他就不应该说我是一个说谎者！
他一口气说完，捧起啤酒杯咕咚喝了一大口，然后孩子般得意地看着我，似乎等待着老师的表扬。
我想我惊愕的表情已经使他足够满足。他垂下眼，忽然叹了口气，说：
那时我就知道，他这辈子都不会快活，一个人天天想这种事怎么会快活。所以，我只要告诉自己，这杯啤酒是真的，就这么简单！
是的，如何做出一个真的陈述，这是无解的逻辑疑难，维特根斯坦把自己放进了这口井里。而仅仅是在井口窥探这个问题就已经让人感到蚀骨的疲倦。
那一年，维特根斯坦刚从维也纳来到特拉滕巴赫，一周后，他给他的朋友罗素——以后他们会翻脸的——写了一封信，“不久以前，我陷入可怕的沮丧之中，而且厌倦生活。但是现在，我略微觉得有希望了。”
事后看来，这封信中只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维特根斯坦写道：这大概是特拉滕巴赫的学校教师第一次给北京的哲学教授写信。这真是一个逻辑哲学家的谨慎的玩笑，实际上，我确信，这是这个星球上第一次有人从特拉滕巴赫向北京写信。当时罗素正在北京，正在一群洁净的、体面的、在后世的想象中如同诸神的中国人的簇拥下高谈阔论，我注视着他像个粗壮的金兵一样吃掉一枚汁水四溢的烤羊宝，同时谈论着中国文化的特性，那时我忽然想到，很多中国人日后将只是通过另外一个中国人的转述和引用想起他，此人名叫王小波，但我估计，王小波对他此刻关于中国的高论一个字都不能赞同。 还有一个人名叫梁鸿，她现在也被一个维特根斯坦的、也是罗素式的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就是：框子里的命题是假的
这是说谎者悖论的另一种表述。绝顶聪明的曹雪芹对此有过绝妙的概括：假作真时真亦假。
现在，在北京一个嘈杂的集市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集市，只不过卖的是书。我和梁鸿坐在低矮的沙发上，面对着来来去去的人，由她的新作《神圣家族》谈起，谈到书中的吴镇，城镇化和县域治理，她的故乡，小镇的孤独和荒诞，特拉滕巴赫的孤独或福克纳的荒诞……
我感到她很累，我也很累。这同样是荒诞的：对着一群过客，谈论丧失和衰败。梁鸿是河南人，我甚至在她脸上看到了金人的影子，在1126年，靖康元年，一切取决于跑得快和没跑掉，徽宗皇帝，他和他治下最卑微的农夫一样，没跑掉不是身体不好，是舍不下坛坛罐罐。结果，他失去了故乡，在极北之地，站在萧红和迟子建的地盘上，他站成了一块望乡石，而在他的目光尽头，梁鸿也正在慨叹故乡的沦丧。——也许这并不是她的真实意思，但是，鉴于我们大家都认为她应该是这个意思，否则没法聊天，所以，她正在很累地谈论故乡。
梁鸿的故乡、徽宗皇帝的故乡，他们所思的是同一片土地和河流，但却肯定不是同一个故乡，就像走过土地的不会是同一双脚。我们皆为过客。这片中原大地，两千年来被无情的暴力反反复复地清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看到了骨子里，看到了最洁白也看到了最黑暗，一代一代人把脚印留在雪地上，然后，等风再起，等雪再下。
也就是说，如果梁鸿想象一个永恒的故乡，她还必须想象永恒的失落。当你在这片土地上从靖康元年走到2016年，你就知道，无数人的故乡已一去不返。
故乡是你的故乡，是你走过这片土地的那双鞋，梵高的鞋、海德格尔的鞋、你的鞋，反正不会是他人的鞋。
所以，我很累。正如维特根斯坦很累，他在《逻辑哲学论》里说：“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而他在特拉滕巴赫似乎忘记了他的真理，这个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托尔斯泰，正如托尔斯泰以为自己是农民，然后他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所支配，结果在特拉滕巴赫待了一年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就暴露无遗，在给罗素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仍然待在特拉滕巴赫，像以往那样，被丑恶和卑贱包围着。我知道，在任何地方，社会底层的人都没什么用处，但是，这里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无用，更没有责任感。”
这时的罗素已从北京回到英国，而令人意外的是，维特根斯坦在发表了这等丧心病狂的反动牢骚之后继续在奥地利的山区待了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和孩子们相处尚好，而和孩子的父母格格不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维特根斯坦公开表示，是的，我有钱，但是我不想要那无聊的钱，然后，据他的传记作者巴特利说，“建立自己的背景以后，维特根斯坦开始对乡民期待用钱购买的东西表现漠视，至少漠不关心”。他过着一种“虚饰的贫穷生活”，很多年后，他在维也纳带领装修队，为他姐姐建造盘踞整个街区的壮丽大宅，而在这里，在特拉滕巴赫，他却执意住着又小又破的房子，就在棕鹿酒馆隔壁的楼上，当乡民们在酒馆里喝酒快活，大声喧哗时，哲学家怒不可遏，冲出来大喊大叫。
我不是在指责维特根斯坦虚伪，我可见识过太多货真价实的虚伪。维特根斯坦的问题是，他真诚地陷在自己的鞋子里或者井里，如果好好学习马克思，他就不会“对乡民期待用钱购买的东西表现漠视”，因为，在他的伦理学、美学和逻辑哲学的底部，还有经济学，还有人类生活得以运行的坚硬条件和限度，以及在这限度内的人性。在谈论他的装修工程时，他说过：“所有的伟大艺术里面都有一头野兽：驯服的，……我为特雷格尔建造的房子，产生于极其敏感的耳朵和良好的风度，是伟大理智（或文化）等的表现。但是竭力涌入旷野的原始生活，野性生活——这很缺乏，所以，你可以说这不健康。”
在旷野八年之后，维特根斯坦依然没能找到那头驯服的野兽。
梁鸿呢，她也力图驯服野兽，但她甚至不能确定那头野兽是否还在。现在，她满面疲倦地表示：当然，《神圣家族》不是非虚构作品，可能是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如果你称这本是小说也可以。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框子：
但框子是空白，至少是暧昧的含混。梁鸿，这位女史，她写下了十几万字，然后，她发现她不能用一个真或假的陈述把框子填满。
她是一个反过来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反过来又调过去的维特根斯坦，一个长大的脚穿不上昔日的鞋的旅人，一个不能确定何者为假也不能确定何者为真而又对此执念不已的陈述者。
寒风吹彻头颅。是的是头颅不是脑袋，脑袋是温暖的，属于整全的生命，而头颅，它可以被提在手里，可以投掷出去，可以在地上滚动，可以坚硬、冰冷，作金石之声。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冒着五国城的寒风，在等冯唐，满怀恶毒而甜蜜的期待。这厮一直以为他是这个世界的情人，而世界终于对着他解开了裤裆，现在让我看看他受惊的脸。
但似乎没有什么受惊的迹象。喝过几杯小酒，我的脑袋开始疼，一根筋从右侧头顶直贯枕部，以一种傻逼式的执拗和欢快跳动不休。
疼的痛苦像未知的海
纠缠着我的生活
疼的欢乐像自由的鸟
飞舞在一树树的花开
——然后，醉眼朦胧之际，我告诉冯唐，我会用瘦金体给他写一个扇面，就写他或泰戈尔那首惹下麻烦的诗，他可以用这把扇子为他那个飞奔的脑袋降温，以便永远记住，诗应该是美好的。
那天晚上，在书案前，提笔沉吟，我写下的却是那首词：
宴山亭，北行见杏花
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认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里也新来不做。 官家写完了，瘦金只合官家写，近千年来，此一体少有人仿，于非闇徒得其表，启功折戟沉沙，黯然销了王气。而官家，笔落处便是鼓瑟吹笙、银烛炜煌，便一张粗纸也登时金粉熠熠。
官家好字！
官家抬笔一指：
说诗！哪个让你说字！
好诗！黍离麦秀，哀而不伤，尽得风人之致。
官家很满意。
但出得门来，我必须解开裤裆，顶着寒风撒一泡热尿：
你个无可救药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败类！你正被金人像狗一样牵着一路北去，你的身后，华夏正在沉沦，你的宫殿、你的珍宝，无数的书、无数的画正在烈焰中焚烧，你的无数臣民正辗转于沟壑，正在受苦，正在无助地死去，金国的大兵正在你的眼皮底下睡你的女人！
你就不能骂一句我操你姥姥吗？你该像个真正的老炮儿喷出你的血来，而不是在这儿而剪冰绡、匀胭脂，在这儿做梦和思量！
你是多么优雅啊。你身在荒野，你就在人家的裤裆里苟活着，可你的笔下永远不会有野兽，你有良好的风度，但你的耳朵是瞎的，你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心跳。
就在昨夜，我站在营帐外，听见我的君王你在啜泣，你在梦中惊叫和狂叫，在你的梦中，在最深黑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发生了风雪山神庙？发生了怒杀阎婆惜？发生了大闹飞云浦？发生了一个罪人的忏悔或一个圣人的自责？
也许什么都不曾发生，因为你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你的奴隶。但也许一切都发生了，你心中藏着一个反贼、一头狂暴野兽，但是，你不能提起笔，只要提起你的笔，笔就会径自写去，那优雅微妙的语言就会掠过所有深黑和沉默之地，把你带到院落凄凉、离恨别愁。
那是被诅咒的语言，在提笔时，你身上附着李后主的阴魂，这被你的祖上用牵机药毒死的诗人，他让你在每一片杏花、梅花和桃花和狗尾巴花上看见眼波横和眼儿媚，让你身体里绵延着烟雨迷离的江南，你苦苦遥望的江南，你毕生不曾去过的江南。
一尊磁瓮。白釉，土色斑驳，状如立枕，中腰处一口突出，形似喇叭。
猜，这干什么用的？
酒瓮？
他指了指那朵喇叭：
这又不是水龙头，能装酒吗？
在下不才，委实不知。
我料你也不知。这便是“地听”——
哦，地听。
唐杜佑《通典》中《守拒法》有云：“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
但这一尊磁瓮并非寻常之罂，应是专为地听而制，此是宋辽之物，声纳技术已有改良，但它的用法应该仍依唐法。
在深井中，蒙着薄牛皮的喇叭紧贴着井壁，聪耳者附耳于瓮顶。
脚步声，马蹄声，大树倾倒之声……
我喜欢这井底。回到靖康元年，我愿落在汴梁城内的这口井中，看着井口繁星，看着人马星座缓缓移过，然后，我的耳朵紧贴瓮顶，渐渐地，远处的声音、地底的声音、黑暗最深处的声音透过薄薄的牛皮，被收纳进空虚的瓮中，在瓮顶回荡。
我能听见秋蛰的鸣叫，听见静夜里一根树枝的摇曳，一只狐狸踏碎了一粒露珠。
我能听见饮泣、叹息，听见屠夫被血惊醒，听见维特根斯坦都难以听见的声息，听见沉默，听见笔在纸上写下流利的字迹，听见纸在火焰中卷曲，听见我的心和他人之心无语的惊悸，听见语言所不及的地方、那世界和人心尽头的荒凉和恐惧……
我摘下我的头颅，缓缓地，把它放进冰冷的井底。
责任编辑 季亚娅
这片雪原上后来有个女子，叫肖红，她写了一本《呼兰河传》。呼兰河应该就是五国城外的那条河。在那本书里，她很少提到冬天，她喜欢的是夏天、秋天、春天，是生长，不是寂灭。
而在我的记忆中，五国城是永恒的冬天。我一度确信我会死于此地，然后被冻成一个硬邦邦的家伙，不知历了几世几劫，再被挖出来。我知道，在清朝他们就这么干过，当然他们挖出来的不是我，他们本来想挖出徽宗皇帝，结果挖出了一个女人，还有一幅画。清昭桩《啸亭杂录》记载：“乾隆中，副都统绰克托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瘗千余年，墨迹如新”。昭梿不曾提到的是，女人的脸上覆盖着透明的冰，而那女人正在冰下笑。但愿那是巧笑倩兮的笑。反正据说好几个家伙在此之后就以种种方法疯了、死掉了。
我已经记不起徽宗皇帝临死前的表情了。在后人的想象中，老头儿应是以泪洗面，他们说他被金人囚禁在深黑的井底，坐井观天，他是哭死、苦死、冻死的。他们才真是井底之蛙啊，在最后的岁月里，官家——在宋代，我们把皇帝称为官家，他依然是一个健壮的男人，他依然有力量让他的女人怀孕，他仍是我们这个人数日渐减少的被流放的朝廷的王。那日，大雪初霁，他在雪地里走了很远，他走得很快，即使行于积雪，他的步态也绝不粘滞，就像他的字，我一直在临摹他的字，那线条是多么挺拔迅捷，我感觉我已经无法挺到终点，快！他严厉地喝道，要快！你抖什么！你手里又不是刀！现在，他忽然站住了，抬手一指：看！
——白茫茫一片，前方是平缓的坡地，坡地尽头伫立着乌黑的森林，比野猪还黑。猛烈的阳光直射在大片雪地上，而他的眼睛热烈地闪动：
起风了。
现在，我仍然能够记起那一幕，那片阳光照射下覆雪的坡地，寂静如宇宙洪荒，但是，起风了。你其实不知道那是风，你只是看到你的脚踏破贞静的雪，细小的粉尘仓皇地在雪上拂动，奔赴而去，渐渐飞扬，在阳光中旋转，直到腾空而起，如一只威严的、芒羽闪烁的巨鸟。
他沉重的袍襟在风中轻摆，他顽劣地笑了，笑得像汴京街头的一个泼皮：
这风是咱们两个惹起来的。
转过头去，他望着风去的方向，望着南方：
它就一直这么刮下去，千里万里，挟着尘土、草屑，还有无数人的唾沫星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脏，刮到汴梁，过了江，刮到临安，这风撩起了西湖上女子的衣带……
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的脸，遥望的、痛楚的、怨愤的、自我怜悯的、狭邪的脸。很久之后，我在酒桌上认识了五国城的一个女子，她丰硕、喧闹，她的酒量远远胜过李清照。此前我已久闻其名，该女子曾以第四野战军横扫千军的气概喝翻了一个团的台湾文人，海峡对岸从此闻风胆落。
现在，女子端一只酒碗，目光灼灼：
干了？
那什么，我怯怯地嗫嚅：
你们可以为他立个塑像。
她一下子虎目圆睁：
立像，为什么？他又不是毛主席！
可他好歹也是一朝天子，他死在这儿，老头儿很可怜，他到死都想着回去。
她笑了：
他回去不回去中国人都活到现在了，来，干了再说！
好吧，她也许是对的。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可笑的，你摆出那副姿势给谁看呢？你是天的儿子，在这天边北溟，彻骨的寒凉还不能让你安静下来，你仍不知天地无情，天地无亲，那你就在那里，站着吧。
你是谁？
我是一个说谎者。
那一年，我见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学生。不是剑桥的，是奥地利山区特拉滕巴赫小学的学生，他已经是一个朴实的工人，健壮、肚子硕大，不是你们所熟知的那种精悍的法西斯，而是稳稳地把握着自己有限世界的劳动者。他喝着啤酒，向我说起此事。当年的维特根斯坦老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其实即使知道了他们也还是不知道哲学家是干什么的，维老师只是一个维也纳富人，有钱，据说非常有钱，人称维半城，人是好人，但有点怪，当然有钱的人都有点怪。这位维老师，他甚至不喜欢女人，甘愿来到这偏僻的山区，教穷人的孩子读书。
他都教了什么？
哦，他抱着啤酒杯艰难地想，终于想起来了：
哈！说谎者！一个人，告诉你，我是一个说谎者。这时，你是信不信呢？你如果信了，他的话就是真的，可如果他的话是真的，他在说这话时就不是说谎者，所以，他要真是一个说谎者，他就不应该说我是一个说谎者！
他一口气说完，捧起啤酒杯咕咚喝了一大口，然后孩子般得意地看着我，似乎等待着老师的表扬。
我想我惊愕的表情已经使他足够满足。他垂下眼，忽然叹了口气，说：
那时我就知道，他这辈子都不会快活，一个人天天想这种事怎么会快活。所以，我只要告诉自己，这杯啤酒是真的，就这么简单！
是的，如何做出一个真的陈述，这是无解的逻辑疑难，维特根斯坦把自己放进了这口井里。而仅仅是在井口窥探这个问题就已经让人感到蚀骨的疲倦。
那一年，维特根斯坦刚从维也纳来到特拉滕巴赫，一周后，他给他的朋友罗素——以后他们会翻脸的——写了一封信，“不久以前，我陷入可怕的沮丧之中，而且厌倦生活。但是现在，我略微觉得有希望了。”
事后看来，这封信中只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维特根斯坦写道：这大概是特拉滕巴赫的学校教师第一次给北京的哲学教授写信。这真是一个逻辑哲学家的谨慎的玩笑，实际上，我确信，这是这个星球上第一次有人从特拉滕巴赫向北京写信。当时罗素正在北京，正在一群洁净的、体面的、在后世的想象中如同诸神的中国人的簇拥下高谈阔论，我注视着他像个粗壮的金兵一样吃掉一枚汁水四溢的烤羊宝，同时谈论着中国文化的特性，那时我忽然想到，很多中国人日后将只是通过另外一个中国人的转述和引用想起他，此人名叫王小波，但我估计，王小波对他此刻关于中国的高论一个字都不能赞同。 还有一个人名叫梁鸿，她现在也被一个维特根斯坦的、也是罗素式的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就是：框子里的命题是假的
这是说谎者悖论的另一种表述。绝顶聪明的曹雪芹对此有过绝妙的概括：假作真时真亦假。
现在，在北京一个嘈杂的集市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集市，只不过卖的是书。我和梁鸿坐在低矮的沙发上，面对着来来去去的人，由她的新作《神圣家族》谈起，谈到书中的吴镇，城镇化和县域治理，她的故乡，小镇的孤独和荒诞，特拉滕巴赫的孤独或福克纳的荒诞……
我感到她很累，我也很累。这同样是荒诞的：对着一群过客，谈论丧失和衰败。梁鸿是河南人，我甚至在她脸上看到了金人的影子，在1126年，靖康元年，一切取决于跑得快和没跑掉，徽宗皇帝，他和他治下最卑微的农夫一样，没跑掉不是身体不好，是舍不下坛坛罐罐。结果，他失去了故乡，在极北之地，站在萧红和迟子建的地盘上，他站成了一块望乡石，而在他的目光尽头，梁鸿也正在慨叹故乡的沦丧。——也许这并不是她的真实意思，但是，鉴于我们大家都认为她应该是这个意思，否则没法聊天，所以，她正在很累地谈论故乡。
梁鸿的故乡、徽宗皇帝的故乡，他们所思的是同一片土地和河流，但却肯定不是同一个故乡，就像走过土地的不会是同一双脚。我们皆为过客。这片中原大地，两千年来被无情的暴力反反复复地清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看到了骨子里，看到了最洁白也看到了最黑暗，一代一代人把脚印留在雪地上，然后，等风再起，等雪再下。
也就是说，如果梁鸿想象一个永恒的故乡，她还必须想象永恒的失落。当你在这片土地上从靖康元年走到2016年，你就知道，无数人的故乡已一去不返。
故乡是你的故乡，是你走过这片土地的那双鞋，梵高的鞋、海德格尔的鞋、你的鞋，反正不会是他人的鞋。
所以，我很累。正如维特根斯坦很累，他在《逻辑哲学论》里说：“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而他在特拉滕巴赫似乎忘记了他的真理，这个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托尔斯泰，正如托尔斯泰以为自己是农民，然后他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所支配，结果在特拉滕巴赫待了一年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就暴露无遗，在给罗素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仍然待在特拉滕巴赫，像以往那样，被丑恶和卑贱包围着。我知道，在任何地方，社会底层的人都没什么用处，但是，这里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无用，更没有责任感。”
这时的罗素已从北京回到英国，而令人意外的是，维特根斯坦在发表了这等丧心病狂的反动牢骚之后继续在奥地利的山区待了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和孩子们相处尚好，而和孩子的父母格格不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维特根斯坦公开表示，是的，我有钱，但是我不想要那无聊的钱，然后，据他的传记作者巴特利说，“建立自己的背景以后，维特根斯坦开始对乡民期待用钱购买的东西表现漠视，至少漠不关心”。他过着一种“虚饰的贫穷生活”，很多年后，他在维也纳带领装修队，为他姐姐建造盘踞整个街区的壮丽大宅，而在这里，在特拉滕巴赫，他却执意住着又小又破的房子，就在棕鹿酒馆隔壁的楼上，当乡民们在酒馆里喝酒快活，大声喧哗时，哲学家怒不可遏，冲出来大喊大叫。
我不是在指责维特根斯坦虚伪，我可见识过太多货真价实的虚伪。维特根斯坦的问题是，他真诚地陷在自己的鞋子里或者井里，如果好好学习马克思，他就不会“对乡民期待用钱购买的东西表现漠视”，因为，在他的伦理学、美学和逻辑哲学的底部，还有经济学，还有人类生活得以运行的坚硬条件和限度，以及在这限度内的人性。在谈论他的装修工程时，他说过：“所有的伟大艺术里面都有一头野兽：驯服的，……我为特雷格尔建造的房子，产生于极其敏感的耳朵和良好的风度，是伟大理智（或文化）等的表现。但是竭力涌入旷野的原始生活，野性生活——这很缺乏，所以，你可以说这不健康。”
在旷野八年之后，维特根斯坦依然没能找到那头驯服的野兽。
梁鸿呢，她也力图驯服野兽，但她甚至不能确定那头野兽是否还在。现在，她满面疲倦地表示：当然，《神圣家族》不是非虚构作品，可能是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如果你称这本是小说也可以。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框子：
但框子是空白，至少是暧昧的含混。梁鸿，这位女史，她写下了十几万字，然后，她发现她不能用一个真或假的陈述把框子填满。
她是一个反过来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反过来又调过去的维特根斯坦，一个长大的脚穿不上昔日的鞋的旅人，一个不能确定何者为假也不能确定何者为真而又对此执念不已的陈述者。
寒风吹彻头颅。是的是头颅不是脑袋，脑袋是温暖的，属于整全的生命，而头颅，它可以被提在手里，可以投掷出去，可以在地上滚动，可以坚硬、冰冷，作金石之声。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冒着五国城的寒风，在等冯唐，满怀恶毒而甜蜜的期待。这厮一直以为他是这个世界的情人，而世界终于对着他解开了裤裆，现在让我看看他受惊的脸。
但似乎没有什么受惊的迹象。喝过几杯小酒，我的脑袋开始疼，一根筋从右侧头顶直贯枕部，以一种傻逼式的执拗和欢快跳动不休。
疼的痛苦像未知的海
纠缠着我的生活
疼的欢乐像自由的鸟
飞舞在一树树的花开
——然后，醉眼朦胧之际，我告诉冯唐，我会用瘦金体给他写一个扇面，就写他或泰戈尔那首惹下麻烦的诗，他可以用这把扇子为他那个飞奔的脑袋降温，以便永远记住，诗应该是美好的。
那天晚上，在书案前，提笔沉吟，我写下的却是那首词：
宴山亭，北行见杏花
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认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里也新来不做。 官家写完了，瘦金只合官家写，近千年来，此一体少有人仿，于非闇徒得其表，启功折戟沉沙，黯然销了王气。而官家，笔落处便是鼓瑟吹笙、银烛炜煌，便一张粗纸也登时金粉熠熠。
官家好字！
官家抬笔一指：
说诗！哪个让你说字！
好诗！黍离麦秀，哀而不伤，尽得风人之致。
官家很满意。
但出得门来，我必须解开裤裆，顶着寒风撒一泡热尿：
你个无可救药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败类！你正被金人像狗一样牵着一路北去，你的身后，华夏正在沉沦，你的宫殿、你的珍宝，无数的书、无数的画正在烈焰中焚烧，你的无数臣民正辗转于沟壑，正在受苦，正在无助地死去，金国的大兵正在你的眼皮底下睡你的女人！
你就不能骂一句我操你姥姥吗？你该像个真正的老炮儿喷出你的血来，而不是在这儿而剪冰绡、匀胭脂，在这儿做梦和思量！
你是多么优雅啊。你身在荒野，你就在人家的裤裆里苟活着，可你的笔下永远不会有野兽，你有良好的风度，但你的耳朵是瞎的，你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心跳。
就在昨夜，我站在营帐外，听见我的君王你在啜泣，你在梦中惊叫和狂叫，在你的梦中，在最深黑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发生了风雪山神庙？发生了怒杀阎婆惜？发生了大闹飞云浦？发生了一个罪人的忏悔或一个圣人的自责？
也许什么都不曾发生，因为你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你的奴隶。但也许一切都发生了，你心中藏着一个反贼、一头狂暴野兽，但是，你不能提起笔，只要提起你的笔，笔就会径自写去，那优雅微妙的语言就会掠过所有深黑和沉默之地，把你带到院落凄凉、离恨别愁。
那是被诅咒的语言，在提笔时，你身上附着李后主的阴魂，这被你的祖上用牵机药毒死的诗人，他让你在每一片杏花、梅花和桃花和狗尾巴花上看见眼波横和眼儿媚，让你身体里绵延着烟雨迷离的江南，你苦苦遥望的江南，你毕生不曾去过的江南。
一尊磁瓮。白釉，土色斑驳，状如立枕，中腰处一口突出，形似喇叭。
猜，这干什么用的？
酒瓮？
他指了指那朵喇叭：
这又不是水龙头，能装酒吗？
在下不才，委实不知。
我料你也不知。这便是“地听”——
哦，地听。
唐杜佑《通典》中《守拒法》有云：“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
但这一尊磁瓮并非寻常之罂，应是专为地听而制，此是宋辽之物，声纳技术已有改良，但它的用法应该仍依唐法。
在深井中，蒙着薄牛皮的喇叭紧贴着井壁，聪耳者附耳于瓮顶。
脚步声，马蹄声，大树倾倒之声……
我喜欢这井底。回到靖康元年，我愿落在汴梁城内的这口井中，看着井口繁星，看着人马星座缓缓移过，然后，我的耳朵紧贴瓮顶，渐渐地，远处的声音、地底的声音、黑暗最深处的声音透过薄薄的牛皮，被收纳进空虚的瓮中，在瓮顶回荡。
我能听见秋蛰的鸣叫，听见静夜里一根树枝的摇曳，一只狐狸踏碎了一粒露珠。
我能听见饮泣、叹息，听见屠夫被血惊醒，听见维特根斯坦都难以听见的声息，听见沉默，听见笔在纸上写下流利的字迹，听见纸在火焰中卷曲，听见我的心和他人之心无语的惊悸，听见语言所不及的地方、那世界和人心尽头的荒凉和恐惧……
我摘下我的头颅，缓缓地，把它放进冰冷的井底。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