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印度小伙子沙士2002年来到中国，那年他28岁。在锦江饭店培训后他被派到北京工作，从一家意大利餐厅开始了他的京华生活。
2002年第一场雪来临的时候，北京的街面上还见不到几个印度人，即便有，也常被人误认为来自其他国家。
就在那一年，时任中国总理朱基正式访问印度，中印双方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
当年3月，中印开通首航班机，时任印度外长辛格乘首航班机访华。4月，两国外交部举行了首轮反恐磋商。6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阿拉木图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期间，会见了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那一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今，两个工业园项目就价值70亿美元。
这些，坚定了沙士继续留在中国的决心。
眼花缭乱的城市
在北京，一共有6家“恒河印度餐厅”。最新的一家位于西南五环外的园博园，那里曾是建筑垃圾场，2014年改造为一座巨大的中国园林艺术公园。
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如今仍是沙士难以完全理解和想象的。他工作的这家恒河印度餐厅在望京，作为北京最有名的印度连锁餐厅，至少在“恒河印度餐厅”的氛围中，他还能找到家乡的感觉——如果不是出门就看见轰然作响的大公交车，以及不断冒出来的地铁站。
沙士不太会用“眼花缭乱”这个词，但他能表达出这个城市的变化。
如今，他对北京的形容是“宽阔”。
同样，那些年在印度的中国商店还极其稀少，不过如今“多了”。
沙士来自钦奈，印度第四大城市，也是南部四邦之泰米尔纳杜邦的首府。这个地方原名马德拉斯，经常出现在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
钦奈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东临孟加拉湾，是印度最大的人工港，海、空、铁路和公路交通均很方便，被称为印度南部的门户。
但是，沙士觉得，就连新德里和孟买都无法和北京相比。
2006年开始，北京的交通在他眼中一下变得特别好，他会经常搭乘地铁出行，“很方便。”
在工作与生活的间歇，他学会了中文，并有了不少中国朋友。
如今沙士用“第二个家乡”来称呼北京。他承认，和很多在华工作的印度人一样，朋友圈已在中国生根落地。时间久了，印度似乎变得有些陌生。
前些年，沙士经常晚上去三里屯。后来，像他这个年纪或者再年轻一些的“京漂印度人”，休息日仍会去三里屯放松一下，附近的商场与超市则是必去之地。
在那里，作为外籍人士中的一个，沙士能够感觉到“很受尊敬”。这种特殊还体现在薪水上，用他的话说，工资多，“老外的面子”。
作为这家餐厅的“二号人物”，沙士对于就餐的客人很敏感：以前在中国的印度人“太少了”，而今他们的餐厅经常接待来自印度的旅行团，“50、100人不等”。
但他也发现，他的同胞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比较肤浅，这从人们基本相同的旅行轨迹就可以看到——“去北京看长城、故宫，去上海、广州订货买衣服，然后就回家了。”
印度人到中国还是以团体为多。虽然印度国土也非常巨大，但很多印度客人会叨咕，到中国才发现，“去哪里都要一周左右时间才够”。
沙士强调，现在一些中国客人说印度语也“特别好”。
变化的女儿
在新世纪开始的五至七年，去印度餐厅的中国人并不多，“有时候人们被大门的装修风格吸引走进餐厅，但也只是了解一下菜单。”沙士回忆。
作为一个印度人，他经常要回答中国朋友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关于印度人和瑜伽。
“很多中国朋友会对遥远的印度抱有神秘幻想，每当遇到中国朋友的问题时，我们都耐心告诉他们真实的印度是怎样的。”他承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似乎也不是很多。
现在，就像成群结队、越来越多的印度旅游团在老北京炸酱面馆里吃饭一样，中国人希望能够尝到地道的印度菜。
沙士说，北京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是个好地方，购物休闲娱乐都不错。
但这不代表他们必定会留在北京。沙士的女儿已被他送回印度上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飞机降落在祖国之际，女儿大闹着不肯下飞机。“我要回北京！”他惟妙惟肖地学着女儿当初的哭喊。
而早前，他每次离开印度，孩子都要拉着他的衣服叫：“不要去！不要去！”
2007年，沙士在印度结婚。妻子后来到中国的软件公司工作。在他记忆中，这是在华印度人从事最多的职业之一。
后来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妻子辞职回到印度陪她。
过去，沙士夫妇经常选择周末晚上去朋友家里一聚。如今他极为肯定地说：“我很爱中餐。”他能脱口而出，附近哪些餐馆厨艺不错。
刚来北京时，在北京租房“很便宜，一居室2000元人民币”。但如今，每月至少需要5000元才能付得起房租。
新德里呢？一间没有空调、厕所的几平方米小屋子，月租金也折合1000多元人民币。现在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合300多万元人民币。
不过，人口超过2000万的新德里之所以住房紧张，是因为政府规定普通住宅楼不能超过4层。随着经济的活跃，大量外来人口和中产阶级兴起，新德里的房价几乎高不可攀。而大多数人每月收入只相当于一两千元人民币甚至更低。
来华13年，每年沙士都要回印度去看望家人。如今，餐厅的管理让他也觉得有点困难，“要看成本，压力大。”
2002年第一场雪来临的时候，北京的街面上还见不到几个印度人，即便有，也常被人误认为来自其他国家。
就在那一年，时任中国总理朱基正式访问印度，中印双方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
当年3月，中印开通首航班机，时任印度外长辛格乘首航班机访华。4月，两国外交部举行了首轮反恐磋商。6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阿拉木图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期间，会见了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那一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今，两个工业园项目就价值70亿美元。
这些，坚定了沙士继续留在中国的决心。
眼花缭乱的城市
在北京，一共有6家“恒河印度餐厅”。最新的一家位于西南五环外的园博园，那里曾是建筑垃圾场，2014年改造为一座巨大的中国园林艺术公园。
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如今仍是沙士难以完全理解和想象的。他工作的这家恒河印度餐厅在望京，作为北京最有名的印度连锁餐厅，至少在“恒河印度餐厅”的氛围中，他还能找到家乡的感觉——如果不是出门就看见轰然作响的大公交车，以及不断冒出来的地铁站。
沙士不太会用“眼花缭乱”这个词，但他能表达出这个城市的变化。
如今，他对北京的形容是“宽阔”。
同样，那些年在印度的中国商店还极其稀少，不过如今“多了”。
沙士来自钦奈，印度第四大城市，也是南部四邦之泰米尔纳杜邦的首府。这个地方原名马德拉斯，经常出现在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
钦奈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东临孟加拉湾，是印度最大的人工港，海、空、铁路和公路交通均很方便，被称为印度南部的门户。
但是，沙士觉得，就连新德里和孟买都无法和北京相比。
2006年开始，北京的交通在他眼中一下变得特别好，他会经常搭乘地铁出行，“很方便。”
在工作与生活的间歇，他学会了中文，并有了不少中国朋友。
如今沙士用“第二个家乡”来称呼北京。他承认，和很多在华工作的印度人一样，朋友圈已在中国生根落地。时间久了，印度似乎变得有些陌生。
前些年，沙士经常晚上去三里屯。后来，像他这个年纪或者再年轻一些的“京漂印度人”，休息日仍会去三里屯放松一下，附近的商场与超市则是必去之地。
在那里，作为外籍人士中的一个，沙士能够感觉到“很受尊敬”。这种特殊还体现在薪水上，用他的话说，工资多，“老外的面子”。
作为这家餐厅的“二号人物”，沙士对于就餐的客人很敏感：以前在中国的印度人“太少了”，而今他们的餐厅经常接待来自印度的旅行团，“50、100人不等”。
但他也发现，他的同胞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比较肤浅，这从人们基本相同的旅行轨迹就可以看到——“去北京看长城、故宫，去上海、广州订货买衣服，然后就回家了。”
印度人到中国还是以团体为多。虽然印度国土也非常巨大，但很多印度客人会叨咕，到中国才发现，“去哪里都要一周左右时间才够”。
沙士强调，现在一些中国客人说印度语也“特别好”。
变化的女儿
在新世纪开始的五至七年，去印度餐厅的中国人并不多，“有时候人们被大门的装修风格吸引走进餐厅，但也只是了解一下菜单。”沙士回忆。
作为一个印度人，他经常要回答中国朋友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关于印度人和瑜伽。
“很多中国朋友会对遥远的印度抱有神秘幻想，每当遇到中国朋友的问题时，我们都耐心告诉他们真实的印度是怎样的。”他承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似乎也不是很多。
现在，就像成群结队、越来越多的印度旅游团在老北京炸酱面馆里吃饭一样，中国人希望能够尝到地道的印度菜。
沙士说，北京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是个好地方，购物休闲娱乐都不错。
但这不代表他们必定会留在北京。沙士的女儿已被他送回印度上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飞机降落在祖国之际，女儿大闹着不肯下飞机。“我要回北京！”他惟妙惟肖地学着女儿当初的哭喊。
而早前，他每次离开印度，孩子都要拉着他的衣服叫：“不要去！不要去！”
2007年，沙士在印度结婚。妻子后来到中国的软件公司工作。在他记忆中，这是在华印度人从事最多的职业之一。
后来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妻子辞职回到印度陪她。
过去，沙士夫妇经常选择周末晚上去朋友家里一聚。如今他极为肯定地说：“我很爱中餐。”他能脱口而出，附近哪些餐馆厨艺不错。
刚来北京时，在北京租房“很便宜，一居室2000元人民币”。但如今，每月至少需要5000元才能付得起房租。
新德里呢？一间没有空调、厕所的几平方米小屋子，月租金也折合1000多元人民币。现在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合300多万元人民币。
不过，人口超过2000万的新德里之所以住房紧张，是因为政府规定普通住宅楼不能超过4层。随着经济的活跃，大量外来人口和中产阶级兴起，新德里的房价几乎高不可攀。而大多数人每月收入只相当于一两千元人民币甚至更低。
来华13年，每年沙士都要回印度去看望家人。如今，餐厅的管理让他也觉得有点困难，“要看成本，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