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2018年

　　玛瑞丽突然来电话了，说她不申请当你法律业务接受者了——实际上是，她连申请表都没有填完。
　　深哀中假如有什么可庆幸的：在你离世一个半月之后，叛徒后裔玛瑞丽终于自动出局了。而那张开给你和顾客妈妈接受的一百万元美金支票，眼看要过期了。顾客妈妈打电话，律师蛋发出噪音，你的对手律师——代表保险公司的你最痛恨的对手——继续发话。
　　你这个对手律师叫布莱尔，在结案期限的最后一天，布莱尔要求你给他缓期，说他没有来得及读完你送的全部材料，材料堆在办公室但是助手没有告诉他。你想到这里面可能有诡计，这是很平常的，保险公司想要在材料里找茬减少支付。布莱尔要求给他一个月的延期。明知凶险，你同意了。在延期之内第二十五天的时候，在感恩节前夕，布莱尔同意此案全款支付——你彻底赢了！但是，就在一百万美金支票开出的时候你突然离世，布莱尔就延缓邮递这张支票，他说要保护你的—我的收益——对手律师想保护对手！
　　共同签署这个案子的你这一头的律师蛋，私下盘问我，然后给布莱尔打电话索要这张支票，布莱尔才知道在你这一头还有一个律师，而布莱尔手中众多文件记录里没有显示律师蛋做了任何工作。蛋继续打电话，话不好听，布莱尔说，准备听到更难听的话，等待你有接受者，把这张支票给接受者。我不知道美国法案史上有这样的对手律师帮助死者律师的事吗？斯蒂夫，你要是在，你能告诉我。
　　布莱尔说你跟和他打交道的对手律师都不一样，你是一个好律师，首先，你是一个好人。
　　失忆的蛋、秘书帕翠丝、诺亚、艾琳，现在都说“布莱尔”。家里你的小书房摊着黄色记事本，第一页是你手写的布莱尔电话号码和谈话要点。我不能给他打电话，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布莱尔，他不是事务所合伙人，也不是你这样的独立开业者，他给人干活，相貌平和，头发无修饰，好像大学生。他从法学院毕业十多年，比你资历浅很多，也是上庭律师，是能在法庭上为保险公司和你打架的律师。这个对手布莱尔在等待你的法律业务接受者。
　　谁能做你的接受者？
　　我手中有一份底案，是你的秘书帕翠丝做的，你突然离世的时候有四十四个案子在进行，底单标出每一个案子价值多少，斯蒂夫你应该分到多少。总金额有三万美金以上。四十四个案子跟八个律师合作，这其中，没有失忆贪婪的蛋，没有想当你的接受者以便先行扣下你办公室租金的诺亚。
　　这份底案里也没有艾琳。她太“小”不到你的业务级别。现在艾琳脑筋急转弯：谁能做你的接受者？
　　她说自己不合适，因为正在帮忙做你的私人后事，这样可能有“利益冲突”，因此推论，她的头儿托尼也有利益冲突嫌疑（四十四个案子有八个是和他合作的）;罗润呢？——突然主动要求和艾琳吃商务午餐，然后不见影的诺亚的母鹰犬？她做大型追债中的小部分追债，但是，她懂斯蒂夫你做的损伤案、犯罪案、离婚案等等吗？询问她（因为可问的律师几乎没有！）同时要防着她报告诺亚和蛋——他们从你的多年合作者摇身一变成为趁虚而入者，盯着百万美金大支票，我必须做前线抵抗，不能让这两个人染指“接受者”。四十四个案子中有十个案子是你和小镇律师莫菲合作，他也立刻到你办公室拿走案子，转身和诺亚讨论。你走前十天，莫菲不打招呼突然现身病房，感谢你帮他解决儿子的青春苦恼，委婉地催问你一些案子的了结情况。你不在了，联盟变了，昨天你为莫菲的案子起诉上庭，现在他投奔上庭的诺亚，诺亚守株待兔，而你做的活就这么默默地消失了。莫菲不可靠，不能做你的接受者。
　　脑瘤大马克？四十四个案子有一个是和他合作，你走后他赶紧把他的案子拿回去了，是我暗地告诉他拿走的，既然其他律师都在私自拿回案子——按理说应该等接受者处理。脑瘤大马克应该是可以信任的律师，但是他自己病到这个程度，说话都不利落了，他怎么帮你应付这么多业务？
　　环顾四周，几个月之前被律师围绕的你，突然离世了，抢劫的、变冷的，居然没有够格的法律业务接受者？
　　情急之下，我甚至想到中国D，她是移民律师，懂的法律更少，甚至不知道在定案前律师不能随便说谁“有罪”，她可以在中国人社区预先表达有罪正义感，无知，于是无顾忌，和非专业人士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她在帮你料理后事中我面临的困境。于是我立刻给她打电话。
　　D一边听一边查网，说她业务范围和她的律师保险都有限，她不够格当接受者。
　　艾琳想到退休律师克里夫。克里夫做個人损失案，非常成功——赚了很多钱，买下一座办公小楼收房租，和退休妻子一起周游世界。艾琳和她的律师头儿托尼跟克里夫租办公室，斯蒂夫你也跟他租过办公室。他的楼旧了，房间低矮，租金便宜，十年前你把办公室搬到帝王大厦去了，退休的克里夫继续做一点省心省力的案子，有的案子他直接转给你做。
　　艾琳请求克里夫做接受者，说你有一张大支票需要紧急帮助！克里夫说他退休了律师保险项目减少了，先要和保险代理讨论，得加保险。克里夫喜欢你，他愿意帮忙！他加了律师保险，但是他要去旅行，得等他回来处理，他通知了你的对手律师布莱尔卡式。一百万美金大支票联邦快递到克里夫办公桌了。
　　艾琳拍了一张支票的照片传给我。
　　我必须和你再说说艾琳。你知道她的模样，有一半西班牙族裔血，但是皮肤瓷一样白，廉价商务衣裙，深度大书虫，民主党信徒，热衷政治、移民、环保，定义自己的时候加“千禧一代人”的前缀。她是三岁孩子的妈妈，没有工夫读书，靠读网络保持话题不落人后，三年没进过电影院，每天一早奔向办公室，下班路上开着车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你的诸多后事细节，这个讨论延续到她在超级市场购物，过收银台，到她家门口为止——这段路她收律师费吗？（你告诉过我，大事务所助理在厕所里读文件都记入顾客时间——高级合伙人的昂贵时间）艾琳不是法律义工，虽然她帮难民做过几天义工，那是为了开拓移民业务，但是她发现移民法没有未来，她跟我提到的。小律师艾琳给托尼干活，我估计她拿案子的提成，因为她养着两份房贷，一个是合作公寓，一个是房子。合作公寓是一个错误投资，在金融崩溃前买的，十年里贷款比房价高，她的艺术设计师丈夫辞职了（也许是被解雇了），在家专职带孩子。艾琳是一个工作狂，是一个循环复始地推着滚落的大石头的女西西弗斯，好像车流的芸芸众生，孩子和房子（甚至不算丈夫）现在是她一睁眼就面对的生命目标。帕翠丝列给我四十四个你进行中的案子，有几个是你一人在做，我圈点出来，告诉艾琳，她做，挣钱全是她的，我附带说，“和斯蒂夫这么多年我懂得律师要靠案子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