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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马社香
口述：王生茂 王茂圣 袁耀厚 袁建芳等
按：说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能不提到袁文才与王佐的大名。对于井冈山这块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创建，此二人无疑是有大功的。然而，对于二人后来的被错杀，长期以来却少有提及。近些年研究者对这段史实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许多真相浮出水面。本文作者数赴井冈山地区，采访到了袁文才与王佐的诸多后人，计有 ：袁文才嫡孙袁建芳、继子袁耀厚、王佐长孙王生茂、次孙王茂圣、儿媳李春香、重孙王华文等，围绕着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现在本刊独家发表，以示纪念。
2005年7月，笔者与王佐的后代进行了三次访谈，第一次是在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第二次是在大井王佐墓前；第三次是在遂川县下庄，王佐的老家，访谈对象先后有王佐长孙王生茂、次孙王茂圣兄弟、儿媳李春香、重孙王华文等人。
一、 关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具体真相
王生茂60多岁，精瘦，他已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退休，被返聘到大井王佐烈士园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自我介绍家世。
王生茂：我的祖父王佐本是遂川下庄人，离茨坪有8公里地。祖父兄弟五人——王官保、王官秀、王云隆、王佐、王斗娇。老大王官保、老二王官秀一生务农，老三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作营长，喜欢抽两口大烟。1927年毛泽东上山后，对王云隆提出过批评，王佐跟着狠狠训了王云隆一顿，王云隆被迫戒了烟。老五王斗娇早年在下庄战斗中死去。王佐是老四，和老五感情特别好，他生前不回下庄，老五王斗娇下庄之死是一个重要原因。
祖父王佐生前有两个老婆，一个是发妻兰喜莲，我的奶奶；一个就是后来进门的土匪罗克绍的妹妹罗夏英，兰喜莲生了我父亲王寿生，罗夏英也生了一个女儿，王佐死后没有几年她改嫁了。我父亲王寿生和母亲李春香结婚后，生有我和弟弟王茂圣。我们下一代孩子就多了，我有五子一女，弟弟王茂圣有两子一女。
王茂圣是一位退休小学教师，现在帮助女婿在下庄经营一家农家小餐馆。他接着王生茂的话说。
王茂圣：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可惜祖父王佐却不能看到，他早在1930年2月被错杀了。
笔者：你们了解王佐和袁文才被错杀的经过，和外面讲的一样吗？
王茂圣：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更详细些。有的地方更准确些。我们主要是从奶奶兰喜莲那里了解的。她是听当年和爷爷一起去永新的警卫员黄元山逃回来告诉她的。奶奶活了80多岁，生前经常对我们讲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讲那一次永新错杀事件。具体情况请我哥哥讲。
王生茂：好吧。我讲掉的地方，你们再补充。
那是1929年1月大队红军下山前，在宁冈县柏露乡横店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中，由毛委员念刚刚送到井冈山不久的“六大”决议。“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当念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毛委员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毛委员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文才、王佐。为了改造帮助两人，决定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
袁文才随部队行动中，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毛委员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第一任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第一任书记刘真、第二任书记王怀，后来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特委常委宛希先是毛委员派到特委工作的，他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王佐的重孙王华文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此时插话。
王华文：宛希先立场坚定，执行毛委员指示从来不含糊。他秋收起义时是前委委员，三湾改编从班长直接提拔为营党代表，在井冈山部队中有比较高的威信。
王生茂：由于宛希先的坚持，湘赣特委没有能开除袁文才的党籍，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由于这件事，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以刘真的未婚妻被出卖为借口，怀疑宛希先有嫌疑，私自将他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被枪杀在押送途中。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1930年初，袁文才抓住民团头子罗克绍及其手下，要他们制造土枪，没有按特委吩咐马上杀掉罗克绍，又加深了与特委的矛盾。
王茂圣：罗克绍是爷爷“小老婆”罗夏英的哥哥，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湘赣边界特委就怀疑袁文才、王佐与民团勾结。
王生茂：湘赣边界特委的怀疑，袁文才和王佐心里也知道。1930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通知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就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说是要打吉安。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带着队伍到了永新住处，被分别安排在两个地方，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开会，特委的人和袁文才、王佐吵了起来。晚上散步，王佐问袁文才，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又过了一个晚上，王佐仍不放心。对老庚袁文才说：“睡了两个晚上，我睡不着。”袁文才说：“你是疑心重，今晚我们换一个房间。”两人私下换了房间，当天深夜，特委的人到彭德怀部队搬了兵，解决袁王。特委的人知道王佐会武，先到他的房间准备干掉他，谁知把毫无防人之心的袁文才先打死了。
笔者：据袁文才和李筱甫的后人介绍，当时袁文才和李筱甫住一个房间。李筱甫这个人在井冈山革命史中也应有重要的一席。
李筱甫，出生宁冈坝上一富裕家庭，年少时思想激进。1928年2月，组织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1928年 2月21日任中共宁冈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筱甫被选为财政部负责人之一。据李筱甫孙子介绍，李筱甫生前不会打枪，也没有背过枪，很会出主意，是个智多星一样的角色。迎接毛泽东的队伍到井冈山，就是李筱甫向袁文才提议的，李筱甫比袁文才大9岁，袁文才对他言听计从。
据李筱甫的孙子转述父亲李值民的回忆，永新出事那天，李筱甫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是袁文才睡的外面。那天来永新的部队先解决卫兵，没有用枪杀死了哨兵。据说朱昌偕用枪打的袁文才，听见枪声，李筱甫拿出枪，从门缝里开枪，只胡乱打了一枪，手臂被打伤了，后被打死。
王生茂：在袁文才被打死后，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都被包围了。王佐听见枪声只好往东关潭跑。几个心腹和两个警卫员都跟着跑。东关潭的浮桥早已撤去，下水后，水漫了上来，警卫员黄元山，黄坳人，对王佐说，“师长，我过不去了。”（笔者注：红四军下山，王佐部队后来编入当地独立师，王佐任副师长）王佐说，“你过不去，转回去，缴枪算了。”这样，黄元山转了回去，没有死。他亲眼看到对方一枪一个把王佐和另一个警卫员打死了。王佐等人死了一个礼拜后，要我们去认尸，是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人去认的，因王佐手上戴着一个玉镯，认了出来。王佐带的公文包和驳壳枪都被没收了。
1930年2月在永新城同时被杀害的还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送信的陈慕平、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李筱甫等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对井冈山根据地有突出贡献。
王佐重孙王华文，大学文化。他对这个问题一直比较注重思索和研究。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分析。
王华文：袁文才和王佐为什么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县委和边界特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借刀杀人；王佐豪爽，不拘一格，听毛主席的话，对其他人不买账；王佐、袁文才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问题，被抓住不放。他们与县委、特委的人相互不买账。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就在自己人内部采取强硬的行动。曾祖父王佐有武功，特委某些人先安排将他干掉，因王佐连着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觉得特委有阴谋，袁文才不相信，当晚两人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样，袁文才先被击毙在床上。
二、王佐的哥哥王云隆投降肖家璧探究
王生茂：记得奶奶兰喜莲讲，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彭德怀的部队追到茨坪。此前特委送了一封信本来要送给当时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送错了，送给了王云隆手上。信上写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王云隆赶快将全家从茨坪搬到下庄。红五军追到茨坪时，没找到王佐家里的人，便转回去了。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界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那时李聚奎任四大队大队长)。他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王、袁的部队是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爱戴的。
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后来共产党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这才投靠肖家壁，从革命走向反革命。当然王云隆本人也有私心，过去喜欢吸大烟，参加革命有被迫的成分，当革命出现困难和问题，就容易叛变。王佐死后，王云隆自作主张投靠了肖家壁，把王家财产和家人都带了去。
王华文：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应该从多方面看。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和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王云隆才敢投靠肖家璧。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站在全党全国的角度看，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做了高度总结。老人家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斜路上去。1这是很关键的。毛泽东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三、袁文才妻儿的劫后遭遇
2003年、2005年夏天，笔者曾在吉安和茅坪访问了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继子袁耀厚、谢梅香的女儿肖移月等人，他们详细地叙述了袁文才被错杀后，妻子谢梅香及孩子的悲惨遭遇。
袁建芳：爷爷袁文才的死讯，奶奶谢梅香是在马源坑的老房子听到的。当时哭昏过去。醒来后，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选三（小名）和南斗（王佐字）的。选三提着脑袋干革命被自己人杀了，还受了“反水”的陷害，这是天大的冤枉啊！奶奶一个妇道人家，那时候地方党到处抓她，说她是“反水的家属”，白军也要抓她，说袁文才杀死他们多少人，要讨血债。奶奶、爸爸和两个姑姑转眼成了红军和白军都痛恨的人。奶奶六心无主，爷爷死了，她也不想活了，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自己死了不要紧，三个孩子不能撒手不管啊。她要把孩子养大。可她没有钱，也没有田。
袁建芳的叔叔袁耀厚，现在吉安市干休所休养，他对谢梅香那段悲惨经历比较熟悉。
袁耀厚（肖常隆）：母亲谢梅香生前多次对我说，父亲袁文才手里有过大把的光洋，他都用在扩大队伍和其他兄弟身上，他死了，家里竟找不出几个钱。大姐长妹（大名袁华香）当时不到9岁；小姐小惠（大名袁白莲）还只有几个月，哥哥袁耀烈仅仅4岁。母亲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大姐送给宁冈坝上村，小姐送给马源村姓李的人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卖儿送女的痛苦一样惨。母亲带着4岁的哥哥到锡坪打“埋伏”，隐姓埋名1年多才回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袁家在当地并非像有些书中写的一贫如洗，相反是颇有名望。祖上袁氏白眉公在宁冈响得很。父亲袁文才在族谱中是显字派，派名显泉，文才是他的字，选三是他的小名。祖父是昌字派。曾祖是荣字派。爷爷世称昌坤公，先后娶过两个奶奶，大奶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过继给大爷爷，其他两个儿子小时候就死了。大奶奶30岁去世，爷爷才娶了奶奶，姓曾。第二年生下父亲袁文才，袁家唯一继承香火的人。袁文才成人后，爷爷昌坤公1922年去世了。想不到仅过去八年，父亲袁文才英年竟被错杀。死时仅32岁，母亲谢梅香刚刚30岁。 母亲娘家看谢梅香前后都无路，很为难。袁家不同意母亲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留在袁家，生活又维持不了。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我的生父肖福开结婚，肖福开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和袁文才感情不错。见谢梅香没有办法，就来到袁家做倒插门。立约，如果生两个儿子，一子需姓袁，生一个儿子也要一半姓袁。谢梅香和肖福开结合后，日子一口咸一口淡地过了下来。1942年父母亲从马源坑搬到现在住的茅坪村。租了五亩田，借债给儿子哥哥袁耀烈读书，一直读到初中，上的是宁冈中学，宁冈中学也就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龙江书院，是宁冈有名的好学校。后来失火，龙江书院烧了，现在见到的龙江书院是后来修的。母亲和父亲肖福开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我，一半继承袁家祭祀，派名袁耀厚，1943年生的。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在外又叫肖常隆，解放后参军分配在吉安军分区，提拔为军分区后勤部长，我和哥哥袁耀烈感情非常好。妹妹肖移月在家务农。
袁建芳：解放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祖父袁文才平反，说，毛主席早就说杀袁文才和王佐是错误的。父亲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也是省里领导陈正人派人通知的。父亲袁耀烈从北京回来，县里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开始在宁冈第四区当文书，后来做了副区长，宁冈县劳动人事局局长。给别人做童养媳的两个姑姑也回来认门，经常回来看奶奶。爸爸、叔叔、三个姑姑关系都很好。党和政府对我们一家一直比较照顾，刚解放时，我们租住在茅坪一个很破旧的小店里，1954年南方慰问团来给钱建了新屋。并每个月照顾奶奶8元钱，处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井冈山烈士家人的关怀。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奶奶，朱德爷爷、何长工爷爷都来过，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奶奶和王（佐）奶奶到井冈山宾馆见面。毛主席下山后，王奶奶兰喜莲被接进了井冈山光荣院（敬老院），我奶奶不去，她要坚持在茅坪的八角楼做义务宣传员，给来参观的人讲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讲1927年10月6日，我爷爷袁文才在大仓村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故事。说大仓村那一面太值得了！那是我奶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奶奶和父亲都早已去世，父亲生有两个儿子，哥哥袁全芳和我，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和哥哥都是复员军人，哥哥现在井冈山科委工作，我在吉安市工商局工作。我们不可能像爷爷袁文才那样轰轰烈烈，但也要发光发热为人民多做贡献。
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 联系电话：027-82630753
口述：王生茂 王茂圣 袁耀厚 袁建芳等
按：说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能不提到袁文才与王佐的大名。对于井冈山这块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创建，此二人无疑是有大功的。然而，对于二人后来的被错杀，长期以来却少有提及。近些年研究者对这段史实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许多真相浮出水面。本文作者数赴井冈山地区，采访到了袁文才与王佐的诸多后人，计有 ：袁文才嫡孙袁建芳、继子袁耀厚、王佐长孙王生茂、次孙王茂圣、儿媳李春香、重孙王华文等，围绕着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现在本刊独家发表，以示纪念。
2005年7月，笔者与王佐的后代进行了三次访谈，第一次是在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第二次是在大井王佐墓前；第三次是在遂川县下庄，王佐的老家，访谈对象先后有王佐长孙王生茂、次孙王茂圣兄弟、儿媳李春香、重孙王华文等人。
一、 关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具体真相
王生茂60多岁，精瘦，他已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退休，被返聘到大井王佐烈士园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自我介绍家世。
王生茂：我的祖父王佐本是遂川下庄人，离茨坪有8公里地。祖父兄弟五人——王官保、王官秀、王云隆、王佐、王斗娇。老大王官保、老二王官秀一生务农，老三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作营长，喜欢抽两口大烟。1927年毛泽东上山后，对王云隆提出过批评，王佐跟着狠狠训了王云隆一顿，王云隆被迫戒了烟。老五王斗娇早年在下庄战斗中死去。王佐是老四，和老五感情特别好，他生前不回下庄，老五王斗娇下庄之死是一个重要原因。
祖父王佐生前有两个老婆，一个是发妻兰喜莲，我的奶奶；一个就是后来进门的土匪罗克绍的妹妹罗夏英，兰喜莲生了我父亲王寿生，罗夏英也生了一个女儿，王佐死后没有几年她改嫁了。我父亲王寿生和母亲李春香结婚后，生有我和弟弟王茂圣。我们下一代孩子就多了，我有五子一女，弟弟王茂圣有两子一女。
王茂圣是一位退休小学教师，现在帮助女婿在下庄经营一家农家小餐馆。他接着王生茂的话说。
王茂圣：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可惜祖父王佐却不能看到，他早在1930年2月被错杀了。
笔者：你们了解王佐和袁文才被错杀的经过，和外面讲的一样吗？
王茂圣：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更详细些。有的地方更准确些。我们主要是从奶奶兰喜莲那里了解的。她是听当年和爷爷一起去永新的警卫员黄元山逃回来告诉她的。奶奶活了80多岁，生前经常对我们讲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讲那一次永新错杀事件。具体情况请我哥哥讲。
王生茂：好吧。我讲掉的地方，你们再补充。
那是1929年1月大队红军下山前，在宁冈县柏露乡横店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中，由毛委员念刚刚送到井冈山不久的“六大”决议。“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当念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毛委员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毛委员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文才、王佐。为了改造帮助两人，决定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
袁文才随部队行动中，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毛委员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第一任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第一任书记刘真、第二任书记王怀，后来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特委常委宛希先是毛委员派到特委工作的，他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王佐的重孙王华文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此时插话。
王华文：宛希先立场坚定，执行毛委员指示从来不含糊。他秋收起义时是前委委员，三湾改编从班长直接提拔为营党代表，在井冈山部队中有比较高的威信。
王生茂：由于宛希先的坚持，湘赣特委没有能开除袁文才的党籍，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由于这件事，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以刘真的未婚妻被出卖为借口，怀疑宛希先有嫌疑，私自将他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被枪杀在押送途中。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1930年初，袁文才抓住民团头子罗克绍及其手下，要他们制造土枪，没有按特委吩咐马上杀掉罗克绍，又加深了与特委的矛盾。
王茂圣：罗克绍是爷爷“小老婆”罗夏英的哥哥，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湘赣边界特委就怀疑袁文才、王佐与民团勾结。
王生茂：湘赣边界特委的怀疑，袁文才和王佐心里也知道。1930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通知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就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说是要打吉安。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带着队伍到了永新住处，被分别安排在两个地方，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开会，特委的人和袁文才、王佐吵了起来。晚上散步，王佐问袁文才，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又过了一个晚上，王佐仍不放心。对老庚袁文才说：“睡了两个晚上，我睡不着。”袁文才说：“你是疑心重，今晚我们换一个房间。”两人私下换了房间，当天深夜，特委的人到彭德怀部队搬了兵，解决袁王。特委的人知道王佐会武，先到他的房间准备干掉他，谁知把毫无防人之心的袁文才先打死了。
笔者：据袁文才和李筱甫的后人介绍，当时袁文才和李筱甫住一个房间。李筱甫这个人在井冈山革命史中也应有重要的一席。
李筱甫，出生宁冈坝上一富裕家庭，年少时思想激进。1928年2月，组织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1928年 2月21日任中共宁冈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筱甫被选为财政部负责人之一。据李筱甫孙子介绍，李筱甫生前不会打枪，也没有背过枪，很会出主意，是个智多星一样的角色。迎接毛泽东的队伍到井冈山，就是李筱甫向袁文才提议的，李筱甫比袁文才大9岁，袁文才对他言听计从。
据李筱甫的孙子转述父亲李值民的回忆，永新出事那天，李筱甫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是袁文才睡的外面。那天来永新的部队先解决卫兵，没有用枪杀死了哨兵。据说朱昌偕用枪打的袁文才，听见枪声，李筱甫拿出枪，从门缝里开枪，只胡乱打了一枪，手臂被打伤了，后被打死。
王生茂：在袁文才被打死后，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都被包围了。王佐听见枪声只好往东关潭跑。几个心腹和两个警卫员都跟着跑。东关潭的浮桥早已撤去，下水后，水漫了上来，警卫员黄元山，黄坳人，对王佐说，“师长，我过不去了。”（笔者注：红四军下山，王佐部队后来编入当地独立师，王佐任副师长）王佐说，“你过不去，转回去，缴枪算了。”这样，黄元山转了回去，没有死。他亲眼看到对方一枪一个把王佐和另一个警卫员打死了。王佐等人死了一个礼拜后，要我们去认尸，是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人去认的，因王佐手上戴着一个玉镯，认了出来。王佐带的公文包和驳壳枪都被没收了。
1930年2月在永新城同时被杀害的还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送信的陈慕平、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李筱甫等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对井冈山根据地有突出贡献。
王佐重孙王华文，大学文化。他对这个问题一直比较注重思索和研究。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分析。
王华文：袁文才和王佐为什么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县委和边界特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借刀杀人；王佐豪爽，不拘一格，听毛主席的话，对其他人不买账；王佐、袁文才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问题，被抓住不放。他们与县委、特委的人相互不买账。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就在自己人内部采取强硬的行动。曾祖父王佐有武功，特委某些人先安排将他干掉，因王佐连着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觉得特委有阴谋，袁文才不相信，当晚两人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样，袁文才先被击毙在床上。
二、王佐的哥哥王云隆投降肖家璧探究
王生茂：记得奶奶兰喜莲讲，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彭德怀的部队追到茨坪。此前特委送了一封信本来要送给当时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送错了，送给了王云隆手上。信上写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王云隆赶快将全家从茨坪搬到下庄。红五军追到茨坪时，没找到王佐家里的人，便转回去了。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界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那时李聚奎任四大队大队长)。他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王、袁的部队是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爱戴的。
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后来共产党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这才投靠肖家壁，从革命走向反革命。当然王云隆本人也有私心，过去喜欢吸大烟，参加革命有被迫的成分，当革命出现困难和问题，就容易叛变。王佐死后，王云隆自作主张投靠了肖家壁，把王家财产和家人都带了去。
王华文：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应该从多方面看。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和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王云隆才敢投靠肖家璧。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站在全党全国的角度看，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做了高度总结。老人家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斜路上去。1这是很关键的。毛泽东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三、袁文才妻儿的劫后遭遇
2003年、2005年夏天，笔者曾在吉安和茅坪访问了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继子袁耀厚、谢梅香的女儿肖移月等人，他们详细地叙述了袁文才被错杀后，妻子谢梅香及孩子的悲惨遭遇。
袁建芳：爷爷袁文才的死讯，奶奶谢梅香是在马源坑的老房子听到的。当时哭昏过去。醒来后，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选三（小名）和南斗（王佐字）的。选三提着脑袋干革命被自己人杀了，还受了“反水”的陷害，这是天大的冤枉啊！奶奶一个妇道人家，那时候地方党到处抓她，说她是“反水的家属”，白军也要抓她，说袁文才杀死他们多少人，要讨血债。奶奶、爸爸和两个姑姑转眼成了红军和白军都痛恨的人。奶奶六心无主，爷爷死了，她也不想活了，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自己死了不要紧，三个孩子不能撒手不管啊。她要把孩子养大。可她没有钱，也没有田。
袁建芳的叔叔袁耀厚，现在吉安市干休所休养，他对谢梅香那段悲惨经历比较熟悉。
袁耀厚（肖常隆）：母亲谢梅香生前多次对我说，父亲袁文才手里有过大把的光洋，他都用在扩大队伍和其他兄弟身上，他死了，家里竟找不出几个钱。大姐长妹（大名袁华香）当时不到9岁；小姐小惠（大名袁白莲）还只有几个月，哥哥袁耀烈仅仅4岁。母亲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大姐送给宁冈坝上村，小姐送给马源村姓李的人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卖儿送女的痛苦一样惨。母亲带着4岁的哥哥到锡坪打“埋伏”，隐姓埋名1年多才回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袁家在当地并非像有些书中写的一贫如洗，相反是颇有名望。祖上袁氏白眉公在宁冈响得很。父亲袁文才在族谱中是显字派，派名显泉，文才是他的字，选三是他的小名。祖父是昌字派。曾祖是荣字派。爷爷世称昌坤公，先后娶过两个奶奶，大奶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过继给大爷爷，其他两个儿子小时候就死了。大奶奶30岁去世，爷爷才娶了奶奶，姓曾。第二年生下父亲袁文才，袁家唯一继承香火的人。袁文才成人后，爷爷昌坤公1922年去世了。想不到仅过去八年，父亲袁文才英年竟被错杀。死时仅32岁，母亲谢梅香刚刚30岁。 母亲娘家看谢梅香前后都无路，很为难。袁家不同意母亲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留在袁家，生活又维持不了。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我的生父肖福开结婚，肖福开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和袁文才感情不错。见谢梅香没有办法，就来到袁家做倒插门。立约，如果生两个儿子，一子需姓袁，生一个儿子也要一半姓袁。谢梅香和肖福开结合后，日子一口咸一口淡地过了下来。1942年父母亲从马源坑搬到现在住的茅坪村。租了五亩田，借债给儿子哥哥袁耀烈读书，一直读到初中，上的是宁冈中学，宁冈中学也就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龙江书院，是宁冈有名的好学校。后来失火，龙江书院烧了，现在见到的龙江书院是后来修的。母亲和父亲肖福开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我，一半继承袁家祭祀，派名袁耀厚，1943年生的。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在外又叫肖常隆，解放后参军分配在吉安军分区，提拔为军分区后勤部长，我和哥哥袁耀烈感情非常好。妹妹肖移月在家务农。
袁建芳：解放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祖父袁文才平反，说，毛主席早就说杀袁文才和王佐是错误的。父亲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也是省里领导陈正人派人通知的。父亲袁耀烈从北京回来，县里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开始在宁冈第四区当文书，后来做了副区长，宁冈县劳动人事局局长。给别人做童养媳的两个姑姑也回来认门，经常回来看奶奶。爸爸、叔叔、三个姑姑关系都很好。党和政府对我们一家一直比较照顾，刚解放时，我们租住在茅坪一个很破旧的小店里，1954年南方慰问团来给钱建了新屋。并每个月照顾奶奶8元钱，处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井冈山烈士家人的关怀。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奶奶，朱德爷爷、何长工爷爷都来过，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奶奶和王（佐）奶奶到井冈山宾馆见面。毛主席下山后，王奶奶兰喜莲被接进了井冈山光荣院（敬老院），我奶奶不去，她要坚持在茅坪的八角楼做义务宣传员，给来参观的人讲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讲1927年10月6日，我爷爷袁文才在大仓村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故事。说大仓村那一面太值得了！那是我奶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奶奶和父亲都早已去世，父亲生有两个儿子，哥哥袁全芳和我，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和哥哥都是复员军人，哥哥现在井冈山科委工作，我在吉安市工商局工作。我们不可能像爷爷袁文才那样轰轰烈烈，但也要发光发热为人民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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