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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4月20日，本刊编辑部举办了一次“马士英生平事迹研究暨黔赣历史文化交流座谈会”，来自江西省文史研究馆、江西省八大山人研究会以及本省文史专家二十余人汇聚一堂，主要对马士英生平事迹作了研讨。此会起缘贵州学者陈昌繁先生去江西查找马士英资料，得到江西省文史馆、八大山人研究会、八大山人纪念馆等机构的热情接待，其中几位先生对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贵阳马士英有研究，希望能够与马氏故乡贵州的学界进行交流。丛刊编辑部认为此事值得一做，因为明清之际的史乘几乎众口一词，对马氏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其中歪曲史实、肆意污蔑也不乏。不管马氏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为他翻案的必要，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应该的。编辑部的设想得到了省文史馆领导的批准和支持。这是第一个以马士英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会议。由于准备充分，会议开得很有质量。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很活跃。座谈会后，代表们还考察了位于贵阳市白云区的马氏墓群以及修文县王阳明谪黔遗迹。以下所刊，是这次座谈会论文及发言稿的一部分。
马士英被清军俘杀害四百年来，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大抵是马士英专权误国，重用阉党，推翻逆案，迫害正人，导致弘光政权迅速倾覆。一曲《桃花扇》使他丑名远播，尤其是《明史》将他列为奸臣并与阮大铖合传后，似乎就成了铁案。贵州人也觉得他丢脸，不愿认这个老乡，地方志不为他立传。但数百年来，也还听到一些零星的不同评价。
最早比较客观地评价马士英的是他同时代的人、抗清的烈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夏允彝在其《幸存录》说：
“马士英素以才望称，其阔大不羁，或亦边材之选，而用之政府则乖甚矣。”
“如士英者，本无意于误社稷而社稷为墟，本无心于敛贿赂而赂门大启，本无心于剪清流而清流尽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卫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纵兵大扰，卒未尝与虏一战。谓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诸奸欲起大狱、肆诛锄之时，即余亦赖士英知其无辜得免陷阱，谊当私感，然不可以废公论也。万世而下，亦以余言为无私否？”
夏完淳与其父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在《续幸存录》说：
“史道陵（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士英）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持略，非道陵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内史外马，两得其长。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内君子也。今两暌焉，宜其流于否也。”
“阮圆海（大铖）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涟）、左（光斗）之通王安，呈秀（崔呈秀）之通忠贤（魏忠贤），同为通内（内廷宦官），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
“士英豪宕有将材，四镇俱其心腹，督师淮左，有臂使之便，亦未为失人。既而士英拥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清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而可法出督师，士英兼揆枢（宰辅）矣。士英之人也，其心亦欲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迨荐阮大铖而举朝唾骂矣。大铖之阿珰也，仍无实迹，致以落拓不羁之才，久踬田间，不为不屈，且其欲得者不过远方一抚臣耳，廷臣谓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逆党一翻则且上骎骎问三朝旧事，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士英见满朝异议，愈结内宦及外镇为援。士英之力本可钳制内外，一假其力，遂横不可禁。士英自谓得计，亦失计也。大铖所求不得，其毒愈张，故佐枢命下，斥逐空庭，恶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幸存录》引起黄宗羲大不满，斥为“不幸存录”，作《汰存录》以驳之，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又说说夏允彝是受他老师齐人张延登影响，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延登是“攻东林者也”。攻东林就必然非，这已经是党派之见，不讲道理。夏完淳将马阮、东林（含复社）各打五十大板。可能黄宗羲没见到，要不他不会没有反应。
将近三百年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这是第一部马士英研究专著。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首论《明史》以马士英列奸臣传，诬罔不公。主要论点是：《明史》马士英传系根据《桃花扇》为底本，孔尚任《桃花扇》斥马士英为奸臣是受左良玉家族指。以下分别论马阮合传不当；视马士英为奸臣始自叛臣黄澍、左良玉，而孔尚任《桃花扇》遵依黄、左之意，此剧传入内廷，明史馆的王鸿绪等不便立异，史案遂成；马士英之起用与阮大铖无关；马士英拥立福王，持正效忠；马士英知兵于江北历年战功驱流寇、复郡邑、擒叛将中可见；马士英绝无挟持弘光之迹；童氏、王之明两案非马士英所能主持，左良玉称兵特借清君侧为名，意在君位而不在君侧；马士英晚节忠孝具备，不应与乞降献媚之阮大铖合传。将《明史》及野史中对马士英的负面描述、评价一一批驳，洗刷尽净，甚至建议马士英予谥忠武。将马士英说得什么都好，与将马士英说得一切都坏同样走了极端，难以服人。但姚先生提出了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如说史称马士英种种罪恶，但欲求其实据，竟不可得。他举例说：刘宗周劾马士英的奏疏云：“京营自祖宗以来，皆勋臣为之，陛下立国伊始，即有内臣卢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辞其责。”事实上提督京营的南京守备（或称南京提督）是忻城伯赵之龙，忻城伯非勋臣而何？他在崇祯时就已担任这个职务。刘宗周在北南两京都做过官，弘光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当朝大臣，怎么能不知道呢？他指责马士英用卢九德为南京守备，真真是指鹿为马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研究马士英的文章渐多，对马士英的评价也渐趋公正，对马士英是否阉党、是否迫害正人、是否掀翻逆案、是否降清作辨析，或是从弘光朝的政治、军事背景去分析造成马士英悲剧的原因。但囿于史料与见识，新意无多。部分文章研究马士英的姓字、家族、书画艺术，如李先耕先生的《马士英姓字家族考》。该文考证马士英字冲然，而非瑶草，瑶草乃别号；马士英本姓李、广西藤县人之说为无稽之谈；马士英籍隶贵州贵州卫，是军官世家，故史书中记载他任庐凤总督后身边总会有黔兵。考证精详，论断有力，令人信服。 2003年，著名明史专家顾诚先生出版了一部巨著《南明史》，此书虽非马士英研究专著，但其中对马士英的评价一扫前人陈说，令人耳目一新。第二章第四节“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说：“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册，列入《明史》奸臣传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东林一复社攻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贤逆案，于是把掀翻逆案作为马士英的一条主要罪状。顾先生认为这条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是：第一，当魏忠贤声势煊赫之时，阮大铖并没有明显的劣迹，东林一复社人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一复社人士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阮大铖为了再起，参与拼凑贿金，并向“东林诸君子”苦苦哀求，遭到周镳等人的坚决反对。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铖的资助，又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起用阮大铖推荐的同年好友、革职闲居的马士英为凤阳总督。马士英自然对阮大铖有怀恩必报之念，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学士以后，就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马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东林一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阮大铖的起用虽出于马士英的推荐，但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职为民被任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巡视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拥立福王，从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第二，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掀翻“逆案”的意思。陈子龙记载他曾劝告马士英不要“犯天下之怒”起用逆案人物阮大铖，马士英回答说：“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马士英曾经上疏要求惩办从“贼”诸臣，谴责周应秋等“为魏忠贤走狗”，显然没有掀翻逆案的意思。弘光元年二月，弘光下令“逆案无得滥雪”。整个弘光在位时期，并没有“掀翻逆案”。
顾先生还说，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一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他多次主动向东林一复社奉为圭臬的刘宗周示好，但刘都不予理睬。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弘光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们大多是东林一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政权成为“从贼伪官”；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朱由崧不得不凭借四镇武将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四镇的遥控朝政，使东林一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一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投机取巧的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铖，似乎事情全坏在马阮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连袂而去，众小翩翩入朝，终于导致南京弘光政权的覆亡。这种观点由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发扬光大，流传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马士英入辅，史可法出外督师，一向被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顾先生不以为然。他说：“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他个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后来的史学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因果关系，重复旧说，无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这里。”看到这一点，真可谓“目光如炬”。有关南明的大量史籍众说纷纭，大抵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2013年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的《贵阳市志·人物志》列了“马士英”，这是个可喜的变化。抗战期间黄裳先生过贵阳，翻阅《贵阳府志》，“耆旧传”中没有马士英，他以为不应该。现在《人物志》中有了马士英传，是正视历史的体现。对于历史，先要承认，才有可能正确认识。
本刊编辑部辑纂
马士英被清军俘杀害四百年来，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大抵是马士英专权误国，重用阉党，推翻逆案，迫害正人，导致弘光政权迅速倾覆。一曲《桃花扇》使他丑名远播，尤其是《明史》将他列为奸臣并与阮大铖合传后，似乎就成了铁案。贵州人也觉得他丢脸，不愿认这个老乡，地方志不为他立传。但数百年来，也还听到一些零星的不同评价。
最早比较客观地评价马士英的是他同时代的人、抗清的烈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夏允彝在其《幸存录》说：
“马士英素以才望称，其阔大不羁，或亦边材之选，而用之政府则乖甚矣。”
“如士英者，本无意于误社稷而社稷为墟，本无心于敛贿赂而赂门大启，本无心于剪清流而清流尽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卫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纵兵大扰，卒未尝与虏一战。谓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诸奸欲起大狱、肆诛锄之时，即余亦赖士英知其无辜得免陷阱，谊当私感，然不可以废公论也。万世而下，亦以余言为无私否？”
夏完淳与其父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在《续幸存录》说：
“史道陵（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士英）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持略，非道陵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内史外马，两得其长。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内君子也。今两暌焉，宜其流于否也。”
“阮圆海（大铖）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涟）、左（光斗）之通王安，呈秀（崔呈秀）之通忠贤（魏忠贤），同为通内（内廷宦官），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
“士英豪宕有将材，四镇俱其心腹，督师淮左，有臂使之便，亦未为失人。既而士英拥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清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而可法出督师，士英兼揆枢（宰辅）矣。士英之人也，其心亦欲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迨荐阮大铖而举朝唾骂矣。大铖之阿珰也，仍无实迹，致以落拓不羁之才，久踬田间，不为不屈，且其欲得者不过远方一抚臣耳，廷臣谓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逆党一翻则且上骎骎问三朝旧事，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士英见满朝异议，愈结内宦及外镇为援。士英之力本可钳制内外，一假其力，遂横不可禁。士英自谓得计，亦失计也。大铖所求不得，其毒愈张，故佐枢命下，斥逐空庭，恶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幸存录》引起黄宗羲大不满，斥为“不幸存录”，作《汰存录》以驳之，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又说说夏允彝是受他老师齐人张延登影响，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延登是“攻东林者也”。攻东林就必然非，这已经是党派之见，不讲道理。夏完淳将马阮、东林（含复社）各打五十大板。可能黄宗羲没见到，要不他不会没有反应。
将近三百年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这是第一部马士英研究专著。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首论《明史》以马士英列奸臣传，诬罔不公。主要论点是：《明史》马士英传系根据《桃花扇》为底本，孔尚任《桃花扇》斥马士英为奸臣是受左良玉家族指。以下分别论马阮合传不当；视马士英为奸臣始自叛臣黄澍、左良玉，而孔尚任《桃花扇》遵依黄、左之意，此剧传入内廷，明史馆的王鸿绪等不便立异，史案遂成；马士英之起用与阮大铖无关；马士英拥立福王，持正效忠；马士英知兵于江北历年战功驱流寇、复郡邑、擒叛将中可见；马士英绝无挟持弘光之迹；童氏、王之明两案非马士英所能主持，左良玉称兵特借清君侧为名，意在君位而不在君侧；马士英晚节忠孝具备，不应与乞降献媚之阮大铖合传。将《明史》及野史中对马士英的负面描述、评价一一批驳，洗刷尽净，甚至建议马士英予谥忠武。将马士英说得什么都好，与将马士英说得一切都坏同样走了极端，难以服人。但姚先生提出了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如说史称马士英种种罪恶，但欲求其实据，竟不可得。他举例说：刘宗周劾马士英的奏疏云：“京营自祖宗以来，皆勋臣为之，陛下立国伊始，即有内臣卢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辞其责。”事实上提督京营的南京守备（或称南京提督）是忻城伯赵之龙，忻城伯非勋臣而何？他在崇祯时就已担任这个职务。刘宗周在北南两京都做过官，弘光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当朝大臣，怎么能不知道呢？他指责马士英用卢九德为南京守备，真真是指鹿为马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研究马士英的文章渐多，对马士英的评价也渐趋公正，对马士英是否阉党、是否迫害正人、是否掀翻逆案、是否降清作辨析，或是从弘光朝的政治、军事背景去分析造成马士英悲剧的原因。但囿于史料与见识，新意无多。部分文章研究马士英的姓字、家族、书画艺术，如李先耕先生的《马士英姓字家族考》。该文考证马士英字冲然，而非瑶草，瑶草乃别号；马士英本姓李、广西藤县人之说为无稽之谈；马士英籍隶贵州贵州卫，是军官世家，故史书中记载他任庐凤总督后身边总会有黔兵。考证精详，论断有力，令人信服。 2003年，著名明史专家顾诚先生出版了一部巨著《南明史》，此书虽非马士英研究专著，但其中对马士英的评价一扫前人陈说，令人耳目一新。第二章第四节“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说：“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册，列入《明史》奸臣传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东林一复社攻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贤逆案，于是把掀翻逆案作为马士英的一条主要罪状。顾先生认为这条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是：第一，当魏忠贤声势煊赫之时，阮大铖并没有明显的劣迹，东林一复社人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一复社人士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阮大铖为了再起，参与拼凑贿金，并向“东林诸君子”苦苦哀求，遭到周镳等人的坚决反对。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铖的资助，又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起用阮大铖推荐的同年好友、革职闲居的马士英为凤阳总督。马士英自然对阮大铖有怀恩必报之念，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学士以后，就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马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东林一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阮大铖的起用虽出于马士英的推荐，但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职为民被任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巡视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拥立福王，从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第二，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掀翻“逆案”的意思。陈子龙记载他曾劝告马士英不要“犯天下之怒”起用逆案人物阮大铖，马士英回答说：“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马士英曾经上疏要求惩办从“贼”诸臣，谴责周应秋等“为魏忠贤走狗”，显然没有掀翻逆案的意思。弘光元年二月，弘光下令“逆案无得滥雪”。整个弘光在位时期，并没有“掀翻逆案”。
顾先生还说，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一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他多次主动向东林一复社奉为圭臬的刘宗周示好，但刘都不予理睬。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弘光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们大多是东林一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政权成为“从贼伪官”；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朱由崧不得不凭借四镇武将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四镇的遥控朝政，使东林一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一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投机取巧的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铖，似乎事情全坏在马阮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连袂而去，众小翩翩入朝，终于导致南京弘光政权的覆亡。这种观点由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发扬光大，流传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马士英入辅，史可法出外督师，一向被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顾先生不以为然。他说：“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他个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后来的史学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因果关系，重复旧说，无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这里。”看到这一点，真可谓“目光如炬”。有关南明的大量史籍众说纷纭，大抵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2013年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的《贵阳市志·人物志》列了“马士英”，这是个可喜的变化。抗战期间黄裳先生过贵阳，翻阅《贵阳府志》，“耆旧传”中没有马士英，他以为不应该。现在《人物志》中有了马士英传，是正视历史的体现。对于历史，先要承认，才有可能正确认识。
本刊编辑部辑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