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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经济发展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根本，人民依靠土地耕种为生，与土地形成难以分割的关系及感情。因为家族资源与情感纽带都与土地紧密相连，所以形成了华人社会安土重迁的特性。要不是情况极严苛，如受自然灾害、战争等影响，或生存受到威胁，一般人不会轻言离乡背井，去过流离迁徙的生活。
在上期专栏中，我们看到从周永泰家族的先祖开始，这个家族的先辈已有不少因为时局巨变而被迫迁徏寻觅出路。周永泰也没有以务农为生，而是走上了从商之路。19世纪60年代初，已近30岁的周永泰成家立室后，看到香港在开埠后商贸日见活跃，更有发展前景，于是与新婚妻子李氏商讨，夫妻两人一同移居香港。周永泰在香港打拼20年奠定了家族的根基。随后家族在第二代―长子周少岐和三子周卓凡的带领下家族取得进一步发展，但正当周家在两兄弟同心协力的带领下逐步登上社会最上層时，家族却遭到一个致命的打击。1925年7月，太平山普庆坊发生香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山泥倾泻。周少岐一家不幸身陷其中，共有11人在灾难中丧生。
周永泰的长子周少岐一脉在1925年的山泥倾泻灾难中几遭灭门，能够逃过劫数的幸存者并不多，七子周埈年正是其中之一。周埈年生于1893年，虽为妾侍所出，但因天资聪敏，自小就在父亲周少岐安排下接受国学名师的教导，希望他能考取功名。然而，1905年取消科举，周埈年的仕途梦碎。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少岐旋即改变教育方向，安排周埈年转往圣士提反（St. Stephen’s College）男校就读，开始接触西学。
中学毕业后，周埈年被送往英国伦敦，进入牛津大学。获学士学位后，他转到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实习应考，于1914年考取执业大律师资格（Morton， 1917），随即返港执业。回到香港以后，他除了开展个人事业外，也出任家族掌控或占有股份的全安火险公司、香港九龙置业按揭公司、裕安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或顾问等职位。与此同时，他也和父亲周少岐一样，积极参与慈善组织的工作，如为东华三院和保良局等提供法律服务。
周埈年在1925年山泥倾泻中幸存，走出创伤后再次燃起努力光宗耀祖的斗志。与其父不同，周埈年对参与政治甚感兴趣，从他日后的发展轨迹看来，他对政治的兴趣甚至远高于从商和律师专业。一直以来华人很难打进港英当局的政治核心，至少要经历连番考验，能力及忠诚均获得港英当局肯定，才有机会被吸纳，过程也多是由初级议会做起，再逐步提升。但年轻的周埈年上升速度却远较一般人快，他先被委任为“更练局”（The District Watch）委员，1929年再被委任为洁净局委员。周埈年参政之路如此顺畅，虽说与他自身才华突出、英语流畅、学历亮丽有关，但其父周少岐建立下来的人脉关系也不容小觑。
福荫家族社会资本 第三代近政远商
周埈年能轻松打开参政之门，明显与父荫―家族社会资本―有关。原来时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早年在香港实习时已与周少岐相熟，双方关系甚厚。在殖民统治时代，种族樊篱高不可攀，周埈年未经重重考验便获得统治者信任，突围而出，快速走进政治核心，自然是父亲早获当局信任之故。
进入政治核心的两兄弟
周埈年进入市政局后，在议事堂内率直敢言，能提出不少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意见，表现深得当局肯定。1931年，年方34岁的周埈年再上层楼，进入了立法局议事堂，成为香港开埠以来最年轻的华人“双料议员”（即市政局议员和立法局议员）。周埈年在立法局内不改敢言作风，对华人社会的民生事务提出独特见解，而在重大决定上又能配合施政，所以深受赏识与信赖，并于1935年再获推荐连任，直至1939年。
周埈年在参政之余，还要兼顾大律师业务、家族生意（全安、裕安、香港九龙置业等公司）与社会公益团体（主要是东华三院和保良局）法律顾问的工作，他同时还先后担任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中华百货公司、中华娱乐置业公司、第一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职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周埈年自己对营商兴趣不大，所以并没表现出太多企业家精神，结果是名声渐长，但家族生意却没什么突出表现，身家财富也没有太大提升。
1938年，周埈年获CBE勋衔。同年，他暂代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职位，走上政治架构的最高点（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5 July 1938）。翌年，周埈年在立法局的任期届满，当局甚至希望“特事特办”继续委任他。不过，由于有规定“不能连任超过两届”，周埈年不能再留任。在1939年12月7日的会议上，受到高度称赞的周埈年“任满告退”。
当周埈年在政商道路上取得亮丽成绩时，周氏家族又出现了另一位耀眼新星―周卓凡之子周锡年。生于1903年的周锡年，1919年在圣士提反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他随后留学欧洲，先在伦敦大学攻读眼耳鼻喉专科，取得英国伦敦眼耳鼻喉科专科医生资格，然后又转赴维也纳大学深造，并于1926年完成专业训练后回港执业。
由于他的专业资历在当时的香港十分突出，很快便在医学界闯出名堂，并被香港大学聘任为外科学系讲师。与周埈年相似的是，周锡年也流露出从政意愿，因为他在执业之余，还把不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参与社会事务及慈善组织。从周少岐、周埈年等人的经历可见，参与慈善组织是进入政治圈的第一步，不少有意从政者都会在这类组织中初试啼声，同时广结善缘。此外，由于周锡年身为专业医生，又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也参与了不少和医学有关的组织，并被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及医务委员会委员，他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
1935年底，周锡年被委任为市政卫生局议员，就地区的公共卫生及社会民生等问题提供专业意见，比如，他对麻风病人在市区居民聚集地出没表示忧虑，并质询政府在相关医疗层面上的政策。周锡年专业议政的能力，让政府不敢再隐瞒，并动用资源认真处理，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 早年香港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还有肺痨病肆虐―上世纪30年代，死于肺痨病的人数以千计。周锡年在市政局会议上，从医学专家的角度建议政府应禁止居民在公众场所吐痰，减少疫病传播，同时，他与一批医学界精英在1937年组织防止肺痨会，发起“防痨运动”，提升民间的防痨意识。由于周锡年表现突出，他在1939年获邀连任。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1941年底香港也被日军占领。周埈年到澳门避难，在澳门期间周埈年行事低调，不与任何政治力量接触，而周锡年未能与家人及时逃离。由于沦陷前周锡年只是市政局议员，不算进入核心当局，因此在日军占领的黑暗时期，并未引来日军太多注意，所以他仍能以医生的身份，为救病扶危而奔走。
由于以周埈年和周锡年为代表的周氏家族成员选择在战乱中韬光养晦，并在力所能及时对无助者施以援手，家族基本上能保有清誉，并在战后获得社会很高评价，周埈年甚至被评价为“唯一看起来手脚干净的公众人物”（The only public figure who appears to have entirely clean hands）。他們在战乱时的应变之道，让家族在和平重现时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1945年底，周埈年被委任为九龙华民政务司，掌管恢复九龙区社会秩序的大权，这显示出政府对他的高度信任。1946年，周埈年和周锡年同时被政府委任为立法局议员，而周埈年更上层楼，“加码”被提拔为行政局议员，进入真正的政治核心。于是，战后恢复期便出现了两（堂）兄弟在议事堂内侃侃而谈，甚至互相辩论的情况，成为一时佳话。到了1959年，已届65岁的周埈年宣布退休，不再出任行政局议员，结束近30年从政生涯，而其行政局议员的职位，由堂弟周锡年顶上。
1957年，香港大学同时向周埈年和周锡年颁赠名誉博士学位，表彰两人的社会贡献，成为美谈。显然，这两（堂）兄弟一心投身政治，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周氏家族成为首个有两名成员出任行政立法局议员并出了两名爵士的家族，家族声望及地位成为华人社会之首，政治上的成就一时无两。
“公”“私”兼顾 乘风而起
当周埈年退出议事堂后，周锡年迈入人生最灿烂的时期，不少他早年建立的公、私事业有了乘风而起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公”，是指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简单来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牵头创立防止肺痨组织、设立医治肺痨医院；2.推动设立伊利沙伯医院；3.抵抗贸易保护主义并推动香港工业发展。至于这里所说的“私”，则是指他发展个人或家族生意，同样可归纳为三方面：1.出任多家知名公司董事；2.与友人合伙做生意（房屋、旅游等）；3.经营家族生意（银行、航运）。
我们且把已有很多人讨论过的“公”撇开（陶世明，1986；何文翔，1988），集中于“私”方面。周锡年以专科医生身份参与议政论政，走进当局政治核心，但同时不忘经营家族生意。首先，在出任知名大公司董事职位方面，先后担任立法和行政两局议员的周锡年，因为其政治影响力和名声，加上长袖善舞的性格，在商界自然如鱼得水。不少大公司纷纷向他招手，希望他加入扩大公司名气，或协助与政府打交道，对此周锡年基本上来者不拒。结果，他先后担任了多家知名机构或大小公司的董事之职，包括：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养和医院、九龙巴士、其昌人寿水火险、大利连、年丰米行、惠康公司、远东保险、九龙冰厂、堪富利士产业、会德丰纺织、海产食品等，商业触角遍及不同层面。
其次，与友人合伙生意方面，周锡年在参与公益事务时，经常接触到社会精英或富商巨贾，不少人与他一拍即合，并结成合作伙伴。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与当时社会精英颜成坤、律敦治及李冠春等人成立“浅水湾企业有限公司”，在浅水湾兴建泳场，作为富商巨贾的休闲娱乐场所。1952年，周锡年与颜成坤等人成立“香港平民屋宇公司”，从政府批出廉价地皮，兴建适合普通民众需求的房屋。1956年，他与余达之、庞鼎元及龙炳棠等组成“达通旅运有限公司”，开始经营旅游业务。
其三，在经营家族生意方面，周氏家族从周永泰开始便参与银行、航运及保险等生意，不过规模并不大。1954年，周锡年采取了更加进取的投资策略，与友人创立香港华人银行，并担任主席和总经理之职，大幅增加家族在金融业的投资，踏出了推动家族生意的重要一步，为自己一房的生意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此外，他还与好友庞鼎元合伙创立“锡元公司”，涉足树胶、货运等业务。
处置不当 晚年波折
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意气风发的周锡年，人生际遇出现了重大变化。他的发妻、胞弟及堂兄周埈年在这几年间相继去世；他担任董事局主席的牛奶公司被收购；1973年，香港股市爆发股灾，接着又有石油危机，香港经济和投资环境严重衰退，周氏家族掌控或是拥有一定投资的华人银行和锡元公司等都表现欠佳。
1976年，周锡年更突然中风入院，虽然生命无碍，但却不能像过去一样行动自如，生活需要别人照顾。相信对周锡年和家族打击最大的是在1979年，一直被当成家业接班人、受到栽培重用的长子周启贤突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周锡年悲痛不已。自此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亲人间的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1981年，长子周启贤的遗孀卢秀妍、二子周启邦突然入禀法院，要求确定周锡年于1973年所立遗嘱无效，事件引来社会高度关注。在争产尚未落幕之时，周锡年于1985年病逝，享年82岁。
世家大族因为争夺遗产引发官司可谓屡见不鲜，中外社会皆然。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个人权利，家人关系较疏离，出现争产官司不难理解；而中国传统虽然重视亲人伦理，讲求一家和睦，但始终财帛动人心，又或是长年积怨，在祠堂里处理争产之事也是司空见惯，只是如今转战法庭而已。若细心分析，周锡年与子女失和，甚至闹上法庭，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本上可以说是周锡年处理失当而导致的。
原来自发妻去世后，周锡年与有夫之妇陈宝琦萌生恋情，甚至决定续弦，给予名份（萨奇，1981；陶世明，1986；何文翔，1988；月明，1992）。本来这在当时仍可纳妾的年代并没什么大不了，在有钱人家更属平常之事。但因周锡年的妻子刘庆桂是越南富商刘兆卓的女儿（何文翔，1988），本身拥有相当多资产，而刘庆桂在去世前曾与丈夫达成协议，把遗产悉数划入丈夫名下，由丈夫与两个儿子共同管理和使用。按此协议，到周锡年去世时，他所持有的财产应由儿子周启贤和周启邦两人均分。可能因周家人口简单，刘庆桂以为这样安排不会有任何争议，却没想到自己去世后丈夫会陷入“忘年恋”，并打算通过遗嘱将家财交给外人。然而，这份遗嘱却在周锡年生前泄露，核心家族成员自然极不认同他的安排，于是便出现了1981年的争产官司。 本来，遗嘱是个人私下的安排，理论上周锡年有权任意分配自己的财产，但现实中，如果周锡年将所有遗产赠予外人，又确实于情于理不合。与子孙们反目，实在不利于晚年生活以及死后的各种安排―例如丧葬与拜祭等，周锡年对此不可能没有顾虑，所以最后各方达成协议，陈宝琦获一半遗产，周启贤一房和周启邦一房各得四分一。
综观以周埈年和周锡年为骨干的周氏第三代，大半生均表现出重政治、轻商业的偏好，并能走进政治核心，让家族跃升至社会最高层，鲜有同时代的家族能望其项背。毕竟，在香港这个高举重商旗帜且在当时殖民统治的社会中，政治实非一般华人家族能够轻易染指。不过，所谓“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或者因为政治吸引力太大，周埈年和周锡年较少把心力放在商业上，基本上是到了晚年或从政坛退下来后，才真正开始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出力，所以他们在商场的表现与成绩，明显不及那些全心投入商业的家族。不过，凭借从政界吸取的能量及助力，家族企业在这一代仍有不俗的增长。
其实，周家的第三代可算是人才辈出，除周锡年和周埈年在政坛大放异彩外，其兄弟也在不同专业领域各领风骚。特别是周卓凡一房，他生有八子，除四子堃年及五子钊年找不到相关资料外，其余六子皆有不俗的事业成就，如长子周昌年打理家族生意；次子周耀年是香港第一代华人建筑师，在业内德高望重；周焕年、周锡年同为执业医生；七子周鸿年为律师，可谓一门多杰。
以周耀年为例，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审定工程师及香港注册建筑师资格，是香港第一代华人建筑师，与友人李礼之共创“周李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建筑业界名声响亮 （吴启聪、朱卓雄，2007）。周耀年对子女的教育同样十分重视，他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周启铿为小儿科专科医生；次子周启聪为英国皇家商科学院院士，在保险业界甚有名声；三子周启谦为建筑师，与父亲属同一专业，与父亲一起设立“周耀年、周启谦周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时美谈，他们选择的事业道路都放在专业之上，成为家族发展的“第三条路”。
时代变迁 第四代政商路上的抑扬顿挫
随着周埈年和周锡年一辈谢幕离场，周湛燊、周湛煌、周启贤和周启邦等为代表的周氏家族第四代走上前台。如果用传统社会 “富不过三代”的眼光来看，周氏家族不仅没有在第三代滑落衰败，反而更加显赫，其发展格局可谓是打破了固有的论述。不过，进入第四代、第五代，根基稳健的周家前进的步伐却极不顺畅，家族内部的发展动力大不如前。
周埈年一房低调生活
在普庆坊灾难中丧妻丧子的周埈年，于1930年左右再婚，续弦为他生下四子一女？ 周湛霖、周湛燊、周湛樵、周湛煌和周云儿。有关他们的资料十分缺乏，这实在与权倾香港、甚至被誉为四大家族之一的情况不太相符。因为以家族在社会上的响亮名声，以及所掌握的权势财富，他们理应吸引报章追访报导，但周埈年子孙的行踪或消息却很少见报，情况非常特殊。
对于四个儿子的教育和事业，周埈年似乎早有安排：由长子统领家族企业，其他诸子各有他们的专业或事业。从仅有的资料来看，长子周湛霖生于1931年，在华仁中学毕业后，远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攻读牙医，约于1955年学成返港。由于当时周埈年已年过60，周湛霖返港后就接手家族企业，管理全安保险、香港九龙置业按揭等公司。可惜周湛霖在1974年突然病逝，年仅43岁，传承接班计划戛然而止。
次子周湛燊生于1932年，在华仁书院毕业后，考进香港大学读建筑系，之后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修读城市规划。学成后，周湛燊返港并走上了从政之路，任职于建筑拓展署。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加上社会资本雄厚，周湛燊的仕途非常顺畅， 1986年更担任屋宇地政署署长，成为殖民地政府高官。周湛燊的妻子同样来自富贵家族―香港股票交易所主席莫应基的女儿，夫妇俩育有两子―周嘉弘和周嘉硕。
三子周湛樵约生于1940年，性格较为反叛、不爱读书，在父母安排下入读赤柱圣士提反中学，离家过寄宿生活。完成中学课程后，周湛樵加入警队，成为一名普通警员。当时“好仔不当兵”的观念还十分浓烈，对周家这个声名显赫的大家族而言，周湛樵的选择显然十分出格。不过，周湛樵显然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任职警察期间表现突出，获部门推荐前往英国接受训练，成为香港首批华人拆弹专家。他后来娶妻刘氏，育有一子三女―周嘉豪、周颖裘、周颖芬、周颖芳。妻子刘氏是龚仁心（香港华懋集团已故主席龚如心的弟弟，编者按）太太刘元春的姐姐，这段婚姻也让周湛樵与龚仁心成了连襟兄弟。
幺子周湛煌约生于1950年，年纪与三位兄长相差甚远，他出生时周埈年已近60岁。周湛煌同样寄宿于赤柱圣士提反学校，由于年龄差异及生活环境相隔，他与兄长之间的感情有一定隔阂。1966年，周湛煌入读伦敦Rogent理学院，主修商业经济。1971年，因周埈年去世而返港。周湛煌后来与同样來自大家族的徐六莹结婚，两人育有一子（周嘉康）一女（周颖夷）。
周锡年一房高调发展
相对于周埈年及众子女的低调，周锡年选择了高调行事，无论参政议政、社会公益，或是子女的一举一动，均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周锡年育有两子，长子周启贤生于1928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修读经济和商业管理。由于周锡年当年有意发展银行生意，周启贤完成大学课程后便在父亲安排下到汇丰银行工作，了解银行业务及运作。在汇丰银行培训期间，周锡年又安排周启贤前往英国中庙（Middle Temple）法学院修读法律课程，学习期间，周启贤与澳门卢九家族的卢秀妍在英国结婚，并生下长女周令仪。
周启贤在1956年取得专业证书后便携妻女返港，这也是因为周锡年于1955年创立了华人银行，急需可靠的帮手，有法律及经管专才的长子自然是首选。周启贤返港后加入香港华人银行，被逐步提拔为香港华人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统领银行主要业务。在他主理下的华人银行发展不俗：1956至1979年间，华人银行员工由创立时不到10人，增至270人；分行数目由一间增至六间（《香港华人银行有限公司年报：1979/1980年》，1980），逐渐发展成一家中型银行。 在香港政商界仍有深厚影响力的周锡年也积极为儿子架桥铺路，协助他在银行界及政治商界拓展个人网络。周启贤返港后不久就担任了多项公职，其中较受注目的包括：政府奖券委员会主席、公共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银行学会会员、东华人院和保良局顾问、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校董、华人留英同学会会长等，不断积累人脉资本和知名度。
周锡年二子周启邦生于1934年，中学时期就被父母送到英国读书，并成功考入剑桥大学修读法律。他在异乡与从小认识的谭月清相遇，谭月清是九龙巴士创办人之一的谭焕堂的女儿，她同样修读法律，并考入中庙法学院。两人互相扶持苦读，最终双双获得法律专业资格。完成学业后，二人在双方家长支持下结为夫妻。二人一直不太愿意回港，但在父母催促要求下，最终在1963年返港，并注册为执业事务律师和大律师。由于家族生意已有兄长周启贤在打理，加上对经营生意缺乏兴趣，周启邦并没有参与家族生意，专心开办律师事务所，妻子谭月清则加入了资深大律师张奥伟的律师楼。
两房长子早逝 接班计划落空
上世纪70年代应该算是周氏家族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先是周埈年于1971年去世，而周锡年在数年后也因中风而行动不便，不过最影响家族发展的是两房长子周湛霖及周启贤先后于1974年、1979年去世。作为家族第四代的领军人物，周湛霖和周启贤自幼就被父母栽培为家族企业的唯一接班人，整个家族都将能更上一层楼的希望托付在他们身上。二人的突然离世不但改变了家族的接班大计，也阻碍了家族企业前进的步伐。
家族面对两房长子早逝的突变，伤心之余也显得手足无措。先说周埈年一房，由于二子周湛燊另有事业无意接管家族生意，幼子周湛煌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人生阅历不足，所以家族只好推举了从无生意经验、受教育水平也不太高的周湛樵管理家族生意。半路出家的周湛樵在营商能力及领导权威方面均有所欠缺，家族企业的业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一直停滞不前，旗下的企业如全安保险、香港九龙置业按揭等均乏善可陈。结果，本来历史悠久、实力雄厚，也曾经风光一时的家族企业，最后沦为乏人知晓的小公司。
不过，作为一个立足香港近百年、政商实力雄厚又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家族，两房长子早逝对家族虽然影响巨大，但家族中仍有其他子女凭借自身优势，开创自己的事业版图。首先在商界脱颖而出的是周湛煌，他作为周埈年一房的小儿子，自知家族企业没他的份儿，所以自1971年返港后，便先后在基金、空运公司工作，并于1974年决定“自己打天下”，与友人合股创办“盛昌电子有限公司”，业务“以进口电子计算机为主”（《星岛日报》，2002年9月17日；麦晖，1992：19）。周湛煌在充当进口中介人时，了解到电子计算机生产成本低而售价高昂，利润极为丰厚，在股东及家人支持下，走上了生产制造的实业道路（麦晖，1992；《星岛日报》，2002年9月17日）。
中兴家道 失败收场
周湛煌创业时十分拼搏，加上眼光精准，公司盈利不断上升，他的个人财富也不断增加。1983年，周湛煌创立宜进利公司（Peace Mark Limited），进军钟表制造业。乘着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周湛煌到深圳西乡设厂生产钟表，厂房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米，可见当时他已有相当大实力。
1993年，周湛煌重组企业，成立宜进利集团并宣布上市，吸纳公众资金不断扩张。例如，上市不久便与内地企业合作在昆明设厂，开拓内地食品市场；入股德国钟表名牌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February 1993， 18 November 1996， 19 July 1997）。连番开拓，让宜进利集团的规模与实力日渐壮大，2007年集团的资产总值已接近20亿元（Mergent Online， various years），周湛煌成为同辈中最为耀眼的一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湛煌决定再度出击，斥资28亿元收购先施表行（Sincere Watch），并于天津设厂开拓机械钟表市场，想不到此举却成为他兵败如山倒的伏笔。
2008年是宜进利集团创立25周年，公司发布业绩时仍呈现出一片繁华景气，资产净值接近30亿元（《明报》，2009年11月27日；Peace Mark Holdings Limited： 2008 Annual Report， 2008）。然而，表面上花团锦簇的盛况却掩盖不了公司资金紧张的内部问题。面对债台高筑、资金断裂的危机，周湛煌曾四处奔走，并迫于无奈多次向银行举债。其中，他以私人物业作抵押，向星展银行（DBS）借贷3亿元，更成为祸及妻儿之举。
可能是因为宜进利资金出现问题的消息外泄，“金融海啸”前夕，公司股票遭基金经理“洗仓”，股价大跌超过七成，2008年8月，更被交易所勒令暂停交易，由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宜进利的大小债权人眼见形势不妙，纷纷向周湛煌追收欠款。其中，星展银行将周湛煌告上法庭，要求冻结其资产时，揭露周湛煌通过集团的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不同手法向外举债，而名下罗便臣道1号更“多次承做按揭”，令个人负债飙升到了天文数字的地步（Court of First Instance， 19 December 2013， 25 March 2014）。最终，宜进利被除牌清盘，周湛煌破产，失去罗便臣道1号这幢祖业，而为了转移资产，他更与妻子离婚（《明报》，2014年3月13日）。至此，周湛煌失去了公司、祖业及家庭，其风光一时的传奇故事黯然落幕，而周埈年一脉的中兴景象也宣告终结。
周埈年的子女为何没有在父辈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可能其中有“命运”的因素，如周湛霖的早逝；有性格使然，如周湛樵的“无心向学”；也有可能是由于曾经历生死，周埈年对人生无常别有体会，所以不强求子女出人头地、大富大贵。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周埈年子女走上前台时，周埈年已步入暮年并退出政壇，失去了影响力，所以未必能在子女投身社会时给予太多助力。正因如此，其子女―特别是年龄较小者难靠父荫，必须凭自己努力闯天下，以实力争取成绩。幼子周湛煌自行创业便曾一度取得辉煌成绩，可惜却因急于求成，太过进取落得失败收场。 出售家业 各自精彩
相对而言，周锡年一脉的第四代却有截然不同的故事。当长子周启贤突然离世，由他一手打理的香港华人银行立刻出现危机，不少股东因对银行前景缺乏信心，打算抛售股票套现离场。与周埈年一房相似的是，家族其他成员毫无兴趣接手，周锡年又年纪太大，结果只好由过去从未参与生意的大儿媳卢秀妍上阵，成功将银行以较高价钱卖盘。家族自此退出银行业务，失去了更上层楼的发展机会。
二子周启邦完全无意涉足商界，相信他也将当时手上持有的家族生意股权出售，套现离场，做其他投资了。周锡年过世后，周启邦夫妇得到父母的大笔遗产，他们便靠着律师的工作及父母的遗产，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二人经常出席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目的并不是像祖父或父兄般拓展人脉，为日后的发展铺路，而是纯粹喜爱令人“眼前一亮”的打扮，享受成为镁光灯的焦点。不过，他们非但没有坐吃山空，反而一直能维持奢华生活，这应该与他们善于投资有关。在投资方面，他们一直钟情地产业，频频出手置业买楼。这种“买砖头”的保守投资策略，因香港地产市道连年兴旺，让他们获利颇丰。周启邦晚年确诊患上癌症，并于2010年长孙周礼淳出生4天后离世，享年75岁（《明报》，2010年2月10日），其精彩的戏剧人生也划上了句号。
综观周氏家族第四代的发展轨迹与际遇，可以说是“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最佳写照。盛衰起落必有其规律，无论是如何风光的家族，总会在升至最高点时滑落。最重要的是家族中人能否保有向上的动力，静待最佳时机再度发力，让家族能再次兴旺。当然，能够把握时机绝非易事，不但要有准确目光，更需要努力不懈的精神。
周家众人面对家族风光不再的转变，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如周湛煌曾另创事业，并干出一番辉煌成绩，让自己及家族财富达到新高，可惜却被成功冲昏头脑，贪胜不知输，最后败走麦城，令人唏嘘。而周湛樵接手家业后“不思进取”，投资过度保守，未能善用家族丰厚的资源，在商业社会“不进则退”的原則下，家族企业逐渐消亡。相对而言，周启邦也算是“不思进取”，只图随心所欲的率性生活，但他中庸的投资之道，刚好符合了地产市场的升势，仍能令家产持盈保泰，维持不坠。
正如前文提及，大力投资教育是家族重要的应对策略之一，正因如此，周氏第四代32名家族成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并在不同行业表现出色，如任职律师、医生、工程师及在教育界服务的共有12人，另有7人从商。其中，周启坚是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副院长、香港牙医学会会长；周启聪任远东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周湛燊进入政府，最后升至屋宇地政署署长，退休后继续贡献社会，出任香港赛马会、房屋委员会、香港大学等多家机构的董事。即便是接掌家业后表现一般的周湛樵也继续自己的志向，参与辅警工作，官至香港辅警总监。
正所谓人各有志，就算背景再显赫、资源再充沛，如果家族成员无心将家业发扬光大，也是徒劳无功。就像周湛樵，管理家业乏善可陈，但把他放在合适的事业轨道上，却能做出一番成绩。从这点看来，周启邦算是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非从商之才，所以坚决拒绝接手家业。可以想象，如果他在压力下勉强接管香港华人银行，非但不会让家族更上层楼，反会令家产损耗更大，甚至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可见进取与退守的选择并非易事，一个家族要永保无虞，需要的不止是运气，更要有审时度势、用行舍藏的智慧。
在上期专栏中，我们看到从周永泰家族的先祖开始，这个家族的先辈已有不少因为时局巨变而被迫迁徏寻觅出路。周永泰也没有以务农为生，而是走上了从商之路。19世纪60年代初，已近30岁的周永泰成家立室后，看到香港在开埠后商贸日见活跃，更有发展前景，于是与新婚妻子李氏商讨，夫妻两人一同移居香港。周永泰在香港打拼20年奠定了家族的根基。随后家族在第二代―长子周少岐和三子周卓凡的带领下家族取得进一步发展，但正当周家在两兄弟同心协力的带领下逐步登上社会最上層时，家族却遭到一个致命的打击。1925年7月，太平山普庆坊发生香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山泥倾泻。周少岐一家不幸身陷其中，共有11人在灾难中丧生。
周永泰的长子周少岐一脉在1925年的山泥倾泻灾难中几遭灭门，能够逃过劫数的幸存者并不多，七子周埈年正是其中之一。周埈年生于1893年，虽为妾侍所出，但因天资聪敏，自小就在父亲周少岐安排下接受国学名师的教导，希望他能考取功名。然而，1905年取消科举，周埈年的仕途梦碎。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少岐旋即改变教育方向，安排周埈年转往圣士提反（St. Stephen’s College）男校就读，开始接触西学。
中学毕业后，周埈年被送往英国伦敦，进入牛津大学。获学士学位后，他转到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实习应考，于1914年考取执业大律师资格（Morton， 1917），随即返港执业。回到香港以后，他除了开展个人事业外，也出任家族掌控或占有股份的全安火险公司、香港九龙置业按揭公司、裕安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或顾问等职位。与此同时，他也和父亲周少岐一样，积极参与慈善组织的工作，如为东华三院和保良局等提供法律服务。
周埈年在1925年山泥倾泻中幸存，走出创伤后再次燃起努力光宗耀祖的斗志。与其父不同，周埈年对参与政治甚感兴趣，从他日后的发展轨迹看来，他对政治的兴趣甚至远高于从商和律师专业。一直以来华人很难打进港英当局的政治核心，至少要经历连番考验，能力及忠诚均获得港英当局肯定，才有机会被吸纳，过程也多是由初级议会做起，再逐步提升。但年轻的周埈年上升速度却远较一般人快，他先被委任为“更练局”（The District Watch）委员，1929年再被委任为洁净局委员。周埈年参政之路如此顺畅，虽说与他自身才华突出、英语流畅、学历亮丽有关，但其父周少岐建立下来的人脉关系也不容小觑。
福荫家族社会资本 第三代近政远商
周埈年能轻松打开参政之门，明显与父荫―家族社会资本―有关。原来时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早年在香港实习时已与周少岐相熟，双方关系甚厚。在殖民统治时代，种族樊篱高不可攀，周埈年未经重重考验便获得统治者信任，突围而出，快速走进政治核心，自然是父亲早获当局信任之故。
进入政治核心的两兄弟
周埈年进入市政局后，在议事堂内率直敢言，能提出不少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意见，表现深得当局肯定。1931年，年方34岁的周埈年再上层楼，进入了立法局议事堂，成为香港开埠以来最年轻的华人“双料议员”（即市政局议员和立法局议员）。周埈年在立法局内不改敢言作风，对华人社会的民生事务提出独特见解，而在重大决定上又能配合施政，所以深受赏识与信赖，并于1935年再获推荐连任，直至1939年。
周埈年在参政之余，还要兼顾大律师业务、家族生意（全安、裕安、香港九龙置业等公司）与社会公益团体（主要是东华三院和保良局）法律顾问的工作，他同时还先后担任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中华百货公司、中华娱乐置业公司、第一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职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周埈年自己对营商兴趣不大，所以并没表现出太多企业家精神，结果是名声渐长，但家族生意却没什么突出表现，身家财富也没有太大提升。
1938年，周埈年获CBE勋衔。同年，他暂代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职位，走上政治架构的最高点（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5 July 1938）。翌年，周埈年在立法局的任期届满，当局甚至希望“特事特办”继续委任他。不过，由于有规定“不能连任超过两届”，周埈年不能再留任。在1939年12月7日的会议上，受到高度称赞的周埈年“任满告退”。
当周埈年在政商道路上取得亮丽成绩时，周氏家族又出现了另一位耀眼新星―周卓凡之子周锡年。生于1903年的周锡年，1919年在圣士提反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他随后留学欧洲，先在伦敦大学攻读眼耳鼻喉专科，取得英国伦敦眼耳鼻喉科专科医生资格，然后又转赴维也纳大学深造，并于1926年完成专业训练后回港执业。
由于他的专业资历在当时的香港十分突出，很快便在医学界闯出名堂，并被香港大学聘任为外科学系讲师。与周埈年相似的是，周锡年也流露出从政意愿，因为他在执业之余，还把不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参与社会事务及慈善组织。从周少岐、周埈年等人的经历可见，参与慈善组织是进入政治圈的第一步，不少有意从政者都会在这类组织中初试啼声，同时广结善缘。此外，由于周锡年身为专业医生，又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也参与了不少和医学有关的组织，并被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及医务委员会委员，他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
1935年底，周锡年被委任为市政卫生局议员，就地区的公共卫生及社会民生等问题提供专业意见，比如，他对麻风病人在市区居民聚集地出没表示忧虑，并质询政府在相关医疗层面上的政策。周锡年专业议政的能力，让政府不敢再隐瞒，并动用资源认真处理，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 早年香港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还有肺痨病肆虐―上世纪30年代，死于肺痨病的人数以千计。周锡年在市政局会议上，从医学专家的角度建议政府应禁止居民在公众场所吐痰，减少疫病传播，同时，他与一批医学界精英在1937年组织防止肺痨会，发起“防痨运动”，提升民间的防痨意识。由于周锡年表现突出，他在1939年获邀连任。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1941年底香港也被日军占领。周埈年到澳门避难，在澳门期间周埈年行事低调，不与任何政治力量接触，而周锡年未能与家人及时逃离。由于沦陷前周锡年只是市政局议员，不算进入核心当局，因此在日军占领的黑暗时期，并未引来日军太多注意，所以他仍能以医生的身份，为救病扶危而奔走。
由于以周埈年和周锡年为代表的周氏家族成员选择在战乱中韬光养晦，并在力所能及时对无助者施以援手，家族基本上能保有清誉，并在战后获得社会很高评价，周埈年甚至被评价为“唯一看起来手脚干净的公众人物”（The only public figure who appears to have entirely clean hands）。他們在战乱时的应变之道，让家族在和平重现时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1945年底，周埈年被委任为九龙华民政务司，掌管恢复九龙区社会秩序的大权，这显示出政府对他的高度信任。1946年，周埈年和周锡年同时被政府委任为立法局议员，而周埈年更上层楼，“加码”被提拔为行政局议员，进入真正的政治核心。于是，战后恢复期便出现了两（堂）兄弟在议事堂内侃侃而谈，甚至互相辩论的情况，成为一时佳话。到了1959年，已届65岁的周埈年宣布退休，不再出任行政局议员，结束近30年从政生涯，而其行政局议员的职位，由堂弟周锡年顶上。
1957年，香港大学同时向周埈年和周锡年颁赠名誉博士学位，表彰两人的社会贡献，成为美谈。显然，这两（堂）兄弟一心投身政治，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周氏家族成为首个有两名成员出任行政立法局议员并出了两名爵士的家族，家族声望及地位成为华人社会之首，政治上的成就一时无两。
“公”“私”兼顾 乘风而起
当周埈年退出议事堂后，周锡年迈入人生最灿烂的时期，不少他早年建立的公、私事业有了乘风而起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公”，是指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简单来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牵头创立防止肺痨组织、设立医治肺痨医院；2.推动设立伊利沙伯医院；3.抵抗贸易保护主义并推动香港工业发展。至于这里所说的“私”，则是指他发展个人或家族生意，同样可归纳为三方面：1.出任多家知名公司董事；2.与友人合伙做生意（房屋、旅游等）；3.经营家族生意（银行、航运）。
我们且把已有很多人讨论过的“公”撇开（陶世明，1986；何文翔，1988），集中于“私”方面。周锡年以专科医生身份参与议政论政，走进当局政治核心，但同时不忘经营家族生意。首先，在出任知名大公司董事职位方面，先后担任立法和行政两局议员的周锡年，因为其政治影响力和名声，加上长袖善舞的性格，在商界自然如鱼得水。不少大公司纷纷向他招手，希望他加入扩大公司名气，或协助与政府打交道，对此周锡年基本上来者不拒。结果，他先后担任了多家知名机构或大小公司的董事之职，包括：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养和医院、九龙巴士、其昌人寿水火险、大利连、年丰米行、惠康公司、远东保险、九龙冰厂、堪富利士产业、会德丰纺织、海产食品等，商业触角遍及不同层面。
其次，与友人合伙生意方面，周锡年在参与公益事务时，经常接触到社会精英或富商巨贾，不少人与他一拍即合，并结成合作伙伴。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与当时社会精英颜成坤、律敦治及李冠春等人成立“浅水湾企业有限公司”，在浅水湾兴建泳场，作为富商巨贾的休闲娱乐场所。1952年，周锡年与颜成坤等人成立“香港平民屋宇公司”，从政府批出廉价地皮，兴建适合普通民众需求的房屋。1956年，他与余达之、庞鼎元及龙炳棠等组成“达通旅运有限公司”，开始经营旅游业务。
其三，在经营家族生意方面，周氏家族从周永泰开始便参与银行、航运及保险等生意，不过规模并不大。1954年，周锡年采取了更加进取的投资策略，与友人创立香港华人银行，并担任主席和总经理之职，大幅增加家族在金融业的投资，踏出了推动家族生意的重要一步，为自己一房的生意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此外，他还与好友庞鼎元合伙创立“锡元公司”，涉足树胶、货运等业务。
处置不当 晚年波折
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意气风发的周锡年，人生际遇出现了重大变化。他的发妻、胞弟及堂兄周埈年在这几年间相继去世；他担任董事局主席的牛奶公司被收购；1973年，香港股市爆发股灾，接着又有石油危机，香港经济和投资环境严重衰退，周氏家族掌控或是拥有一定投资的华人银行和锡元公司等都表现欠佳。
1976年，周锡年更突然中风入院，虽然生命无碍，但却不能像过去一样行动自如，生活需要别人照顾。相信对周锡年和家族打击最大的是在1979年，一直被当成家业接班人、受到栽培重用的长子周启贤突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周锡年悲痛不已。自此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亲人间的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1981年，长子周启贤的遗孀卢秀妍、二子周启邦突然入禀法院，要求确定周锡年于1973年所立遗嘱无效，事件引来社会高度关注。在争产尚未落幕之时，周锡年于1985年病逝，享年82岁。
世家大族因为争夺遗产引发官司可谓屡见不鲜，中外社会皆然。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个人权利，家人关系较疏离，出现争产官司不难理解；而中国传统虽然重视亲人伦理，讲求一家和睦，但始终财帛动人心，又或是长年积怨，在祠堂里处理争产之事也是司空见惯，只是如今转战法庭而已。若细心分析，周锡年与子女失和，甚至闹上法庭，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本上可以说是周锡年处理失当而导致的。
原来自发妻去世后，周锡年与有夫之妇陈宝琦萌生恋情，甚至决定续弦，给予名份（萨奇，1981；陶世明，1986；何文翔，1988；月明，1992）。本来这在当时仍可纳妾的年代并没什么大不了，在有钱人家更属平常之事。但因周锡年的妻子刘庆桂是越南富商刘兆卓的女儿（何文翔，1988），本身拥有相当多资产，而刘庆桂在去世前曾与丈夫达成协议，把遗产悉数划入丈夫名下，由丈夫与两个儿子共同管理和使用。按此协议，到周锡年去世时，他所持有的财产应由儿子周启贤和周启邦两人均分。可能因周家人口简单，刘庆桂以为这样安排不会有任何争议，却没想到自己去世后丈夫会陷入“忘年恋”，并打算通过遗嘱将家财交给外人。然而，这份遗嘱却在周锡年生前泄露，核心家族成员自然极不认同他的安排，于是便出现了1981年的争产官司。 本来，遗嘱是个人私下的安排，理论上周锡年有权任意分配自己的财产，但现实中，如果周锡年将所有遗产赠予外人，又确实于情于理不合。与子孙们反目，实在不利于晚年生活以及死后的各种安排―例如丧葬与拜祭等，周锡年对此不可能没有顾虑，所以最后各方达成协议，陈宝琦获一半遗产，周启贤一房和周启邦一房各得四分一。
综观以周埈年和周锡年为骨干的周氏第三代，大半生均表现出重政治、轻商业的偏好，并能走进政治核心，让家族跃升至社会最高层，鲜有同时代的家族能望其项背。毕竟，在香港这个高举重商旗帜且在当时殖民统治的社会中，政治实非一般华人家族能够轻易染指。不过，所谓“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或者因为政治吸引力太大，周埈年和周锡年较少把心力放在商业上，基本上是到了晚年或从政坛退下来后，才真正开始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出力，所以他们在商场的表现与成绩，明显不及那些全心投入商业的家族。不过，凭借从政界吸取的能量及助力，家族企业在这一代仍有不俗的增长。
其实，周家的第三代可算是人才辈出，除周锡年和周埈年在政坛大放异彩外，其兄弟也在不同专业领域各领风骚。特别是周卓凡一房，他生有八子，除四子堃年及五子钊年找不到相关资料外，其余六子皆有不俗的事业成就，如长子周昌年打理家族生意；次子周耀年是香港第一代华人建筑师，在业内德高望重；周焕年、周锡年同为执业医生；七子周鸿年为律师，可谓一门多杰。
以周耀年为例，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审定工程师及香港注册建筑师资格，是香港第一代华人建筑师，与友人李礼之共创“周李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建筑业界名声响亮 （吴启聪、朱卓雄，2007）。周耀年对子女的教育同样十分重视，他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周启铿为小儿科专科医生；次子周启聪为英国皇家商科学院院士，在保险业界甚有名声；三子周启谦为建筑师，与父亲属同一专业，与父亲一起设立“周耀年、周启谦周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时美谈，他们选择的事业道路都放在专业之上，成为家族发展的“第三条路”。
时代变迁 第四代政商路上的抑扬顿挫
随着周埈年和周锡年一辈谢幕离场，周湛燊、周湛煌、周启贤和周启邦等为代表的周氏家族第四代走上前台。如果用传统社会 “富不过三代”的眼光来看，周氏家族不仅没有在第三代滑落衰败，反而更加显赫，其发展格局可谓是打破了固有的论述。不过，进入第四代、第五代，根基稳健的周家前进的步伐却极不顺畅，家族内部的发展动力大不如前。
周埈年一房低调生活
在普庆坊灾难中丧妻丧子的周埈年，于1930年左右再婚，续弦为他生下四子一女？ 周湛霖、周湛燊、周湛樵、周湛煌和周云儿。有关他们的资料十分缺乏，这实在与权倾香港、甚至被誉为四大家族之一的情况不太相符。因为以家族在社会上的响亮名声，以及所掌握的权势财富，他们理应吸引报章追访报导，但周埈年子孙的行踪或消息却很少见报，情况非常特殊。
对于四个儿子的教育和事业，周埈年似乎早有安排：由长子统领家族企业，其他诸子各有他们的专业或事业。从仅有的资料来看，长子周湛霖生于1931年，在华仁中学毕业后，远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攻读牙医，约于1955年学成返港。由于当时周埈年已年过60，周湛霖返港后就接手家族企业，管理全安保险、香港九龙置业按揭等公司。可惜周湛霖在1974年突然病逝，年仅43岁，传承接班计划戛然而止。
次子周湛燊生于1932年，在华仁书院毕业后，考进香港大学读建筑系，之后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修读城市规划。学成后，周湛燊返港并走上了从政之路，任职于建筑拓展署。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加上社会资本雄厚，周湛燊的仕途非常顺畅， 1986年更担任屋宇地政署署长，成为殖民地政府高官。周湛燊的妻子同样来自富贵家族―香港股票交易所主席莫应基的女儿，夫妇俩育有两子―周嘉弘和周嘉硕。
三子周湛樵约生于1940年，性格较为反叛、不爱读书，在父母安排下入读赤柱圣士提反中学，离家过寄宿生活。完成中学课程后，周湛樵加入警队，成为一名普通警员。当时“好仔不当兵”的观念还十分浓烈，对周家这个声名显赫的大家族而言，周湛樵的选择显然十分出格。不过，周湛樵显然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任职警察期间表现突出，获部门推荐前往英国接受训练，成为香港首批华人拆弹专家。他后来娶妻刘氏，育有一子三女―周嘉豪、周颖裘、周颖芬、周颖芳。妻子刘氏是龚仁心（香港华懋集团已故主席龚如心的弟弟，编者按）太太刘元春的姐姐，这段婚姻也让周湛樵与龚仁心成了连襟兄弟。
幺子周湛煌约生于1950年，年纪与三位兄长相差甚远，他出生时周埈年已近60岁。周湛煌同样寄宿于赤柱圣士提反学校，由于年龄差异及生活环境相隔，他与兄长之间的感情有一定隔阂。1966年，周湛煌入读伦敦Rogent理学院，主修商业经济。1971年，因周埈年去世而返港。周湛煌后来与同样來自大家族的徐六莹结婚，两人育有一子（周嘉康）一女（周颖夷）。
周锡年一房高调发展
相对于周埈年及众子女的低调，周锡年选择了高调行事，无论参政议政、社会公益，或是子女的一举一动，均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周锡年育有两子，长子周启贤生于1928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修读经济和商业管理。由于周锡年当年有意发展银行生意，周启贤完成大学课程后便在父亲安排下到汇丰银行工作，了解银行业务及运作。在汇丰银行培训期间，周锡年又安排周启贤前往英国中庙（Middle Temple）法学院修读法律课程，学习期间，周启贤与澳门卢九家族的卢秀妍在英国结婚，并生下长女周令仪。
周启贤在1956年取得专业证书后便携妻女返港，这也是因为周锡年于1955年创立了华人银行，急需可靠的帮手，有法律及经管专才的长子自然是首选。周启贤返港后加入香港华人银行，被逐步提拔为香港华人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统领银行主要业务。在他主理下的华人银行发展不俗：1956至1979年间，华人银行员工由创立时不到10人，增至270人；分行数目由一间增至六间（《香港华人银行有限公司年报：1979/1980年》，1980），逐渐发展成一家中型银行。 在香港政商界仍有深厚影响力的周锡年也积极为儿子架桥铺路，协助他在银行界及政治商界拓展个人网络。周启贤返港后不久就担任了多项公职，其中较受注目的包括：政府奖券委员会主席、公共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银行学会会员、东华人院和保良局顾问、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校董、华人留英同学会会长等，不断积累人脉资本和知名度。
周锡年二子周启邦生于1934年，中学时期就被父母送到英国读书，并成功考入剑桥大学修读法律。他在异乡与从小认识的谭月清相遇，谭月清是九龙巴士创办人之一的谭焕堂的女儿，她同样修读法律，并考入中庙法学院。两人互相扶持苦读，最终双双获得法律专业资格。完成学业后，二人在双方家长支持下结为夫妻。二人一直不太愿意回港，但在父母催促要求下，最终在1963年返港，并注册为执业事务律师和大律师。由于家族生意已有兄长周启贤在打理，加上对经营生意缺乏兴趣，周启邦并没有参与家族生意，专心开办律师事务所，妻子谭月清则加入了资深大律师张奥伟的律师楼。
两房长子早逝 接班计划落空
上世纪70年代应该算是周氏家族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先是周埈年于1971年去世，而周锡年在数年后也因中风而行动不便，不过最影响家族发展的是两房长子周湛霖及周启贤先后于1974年、1979年去世。作为家族第四代的领军人物，周湛霖和周启贤自幼就被父母栽培为家族企业的唯一接班人，整个家族都将能更上一层楼的希望托付在他们身上。二人的突然离世不但改变了家族的接班大计，也阻碍了家族企业前进的步伐。
家族面对两房长子早逝的突变，伤心之余也显得手足无措。先说周埈年一房，由于二子周湛燊另有事业无意接管家族生意，幼子周湛煌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人生阅历不足，所以家族只好推举了从无生意经验、受教育水平也不太高的周湛樵管理家族生意。半路出家的周湛樵在营商能力及领导权威方面均有所欠缺，家族企业的业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一直停滞不前，旗下的企业如全安保险、香港九龙置业按揭等均乏善可陈。结果，本来历史悠久、实力雄厚，也曾经风光一时的家族企业，最后沦为乏人知晓的小公司。
不过，作为一个立足香港近百年、政商实力雄厚又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家族，两房长子早逝对家族虽然影响巨大，但家族中仍有其他子女凭借自身优势，开创自己的事业版图。首先在商界脱颖而出的是周湛煌，他作为周埈年一房的小儿子，自知家族企业没他的份儿，所以自1971年返港后，便先后在基金、空运公司工作，并于1974年决定“自己打天下”，与友人合股创办“盛昌电子有限公司”，业务“以进口电子计算机为主”（《星岛日报》，2002年9月17日；麦晖，1992：19）。周湛煌在充当进口中介人时，了解到电子计算机生产成本低而售价高昂，利润极为丰厚，在股东及家人支持下，走上了生产制造的实业道路（麦晖，1992；《星岛日报》，2002年9月17日）。
中兴家道 失败收场
周湛煌创业时十分拼搏，加上眼光精准，公司盈利不断上升，他的个人财富也不断增加。1983年，周湛煌创立宜进利公司（Peace Mark Limited），进军钟表制造业。乘着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周湛煌到深圳西乡设厂生产钟表，厂房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米，可见当时他已有相当大实力。
1993年，周湛煌重组企业，成立宜进利集团并宣布上市，吸纳公众资金不断扩张。例如，上市不久便与内地企业合作在昆明设厂，开拓内地食品市场；入股德国钟表名牌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February 1993， 18 November 1996， 19 July 1997）。连番开拓，让宜进利集团的规模与实力日渐壮大，2007年集团的资产总值已接近20亿元（Mergent Online， various years），周湛煌成为同辈中最为耀眼的一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湛煌决定再度出击，斥资28亿元收购先施表行（Sincere Watch），并于天津设厂开拓机械钟表市场，想不到此举却成为他兵败如山倒的伏笔。
2008年是宜进利集团创立25周年，公司发布业绩时仍呈现出一片繁华景气，资产净值接近30亿元（《明报》，2009年11月27日；Peace Mark Holdings Limited： 2008 Annual Report， 2008）。然而，表面上花团锦簇的盛况却掩盖不了公司资金紧张的内部问题。面对债台高筑、资金断裂的危机，周湛煌曾四处奔走，并迫于无奈多次向银行举债。其中，他以私人物业作抵押，向星展银行（DBS）借贷3亿元，更成为祸及妻儿之举。
可能是因为宜进利资金出现问题的消息外泄，“金融海啸”前夕，公司股票遭基金经理“洗仓”，股价大跌超过七成，2008年8月，更被交易所勒令暂停交易，由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宜进利的大小债权人眼见形势不妙，纷纷向周湛煌追收欠款。其中，星展银行将周湛煌告上法庭，要求冻结其资产时，揭露周湛煌通过集团的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不同手法向外举债，而名下罗便臣道1号更“多次承做按揭”，令个人负债飙升到了天文数字的地步（Court of First Instance， 19 December 2013， 25 March 2014）。最终，宜进利被除牌清盘，周湛煌破产，失去罗便臣道1号这幢祖业，而为了转移资产，他更与妻子离婚（《明报》，2014年3月13日）。至此，周湛煌失去了公司、祖业及家庭，其风光一时的传奇故事黯然落幕，而周埈年一脉的中兴景象也宣告终结。
周埈年的子女为何没有在父辈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可能其中有“命运”的因素，如周湛霖的早逝；有性格使然，如周湛樵的“无心向学”；也有可能是由于曾经历生死，周埈年对人生无常别有体会，所以不强求子女出人头地、大富大贵。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周埈年子女走上前台时，周埈年已步入暮年并退出政壇，失去了影响力，所以未必能在子女投身社会时给予太多助力。正因如此，其子女―特别是年龄较小者难靠父荫，必须凭自己努力闯天下，以实力争取成绩。幼子周湛煌自行创业便曾一度取得辉煌成绩，可惜却因急于求成，太过进取落得失败收场。 出售家业 各自精彩
相对而言，周锡年一脉的第四代却有截然不同的故事。当长子周启贤突然离世，由他一手打理的香港华人银行立刻出现危机，不少股东因对银行前景缺乏信心，打算抛售股票套现离场。与周埈年一房相似的是，家族其他成员毫无兴趣接手，周锡年又年纪太大，结果只好由过去从未参与生意的大儿媳卢秀妍上阵，成功将银行以较高价钱卖盘。家族自此退出银行业务，失去了更上层楼的发展机会。
二子周启邦完全无意涉足商界，相信他也将当时手上持有的家族生意股权出售，套现离场，做其他投资了。周锡年过世后，周启邦夫妇得到父母的大笔遗产，他们便靠着律师的工作及父母的遗产，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二人经常出席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目的并不是像祖父或父兄般拓展人脉，为日后的发展铺路，而是纯粹喜爱令人“眼前一亮”的打扮，享受成为镁光灯的焦点。不过，他们非但没有坐吃山空，反而一直能维持奢华生活，这应该与他们善于投资有关。在投资方面，他们一直钟情地产业，频频出手置业买楼。这种“买砖头”的保守投资策略，因香港地产市道连年兴旺，让他们获利颇丰。周启邦晚年确诊患上癌症，并于2010年长孙周礼淳出生4天后离世，享年75岁（《明报》，2010年2月10日），其精彩的戏剧人生也划上了句号。
综观周氏家族第四代的发展轨迹与际遇，可以说是“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最佳写照。盛衰起落必有其规律，无论是如何风光的家族，总会在升至最高点时滑落。最重要的是家族中人能否保有向上的动力，静待最佳时机再度发力，让家族能再次兴旺。当然，能够把握时机绝非易事，不但要有准确目光，更需要努力不懈的精神。
周家众人面对家族风光不再的转变，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如周湛煌曾另创事业，并干出一番辉煌成绩，让自己及家族财富达到新高，可惜却被成功冲昏头脑，贪胜不知输，最后败走麦城，令人唏嘘。而周湛樵接手家业后“不思进取”，投资过度保守，未能善用家族丰厚的资源，在商业社会“不进则退”的原則下，家族企业逐渐消亡。相对而言，周启邦也算是“不思进取”，只图随心所欲的率性生活，但他中庸的投资之道，刚好符合了地产市场的升势，仍能令家产持盈保泰，维持不坠。
正如前文提及，大力投资教育是家族重要的应对策略之一，正因如此，周氏第四代32名家族成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并在不同行业表现出色，如任职律师、医生、工程师及在教育界服务的共有12人，另有7人从商。其中，周启坚是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副院长、香港牙医学会会长；周启聪任远东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周湛燊进入政府，最后升至屋宇地政署署长，退休后继续贡献社会，出任香港赛马会、房屋委员会、香港大学等多家机构的董事。即便是接掌家业后表现一般的周湛樵也继续自己的志向，参与辅警工作，官至香港辅警总监。
正所谓人各有志，就算背景再显赫、资源再充沛，如果家族成员无心将家业发扬光大，也是徒劳无功。就像周湛樵，管理家业乏善可陈，但把他放在合适的事业轨道上，却能做出一番成绩。从这点看来，周启邦算是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非从商之才，所以坚决拒绝接手家业。可以想象，如果他在压力下勉强接管香港华人银行，非但不会让家族更上层楼，反会令家产损耗更大，甚至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可见进取与退守的选择并非易事，一个家族要永保无虞，需要的不止是运气，更要有审时度势、用行舍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