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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20世纪初的中国，创建共产党是怎样一件石破天惊的新鲜事，借用时下流行的语言，就是很“酷”、很“潮”。
说它很“酷”，是因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颠覆了传统的政党观念。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严禁结党营私和搞宗派主义，有“君子群而不党”之说。因此，当时社会上早期成立的政治团体在名称上大都避开“党”字，大多称为“会”“社”。比如，孙中山于1905年组织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就叫“中国同盟会”，梁启超1907年发起成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派团体就叫“政闻社”。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随着议会活动的出现，中国才逐步确立了近代政党观念。
说它很“潮”，是因为共产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乃至当时的世界，也是一个新鲜事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仅仅4年后，刚刚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正在尝试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中国，就已经着手创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啊！
一辆神秘骡车引出一段党史佳话
1920年2月的一个夜晚，从北京朝阳门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正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行进。在这辆北方最为常见的两轮骡车上，共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土财主;驾辕的一位，年纪稍小一些，身材魁梧，随身携带一个手提包，像是装着满满的账本，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两个人一边赶路，一边交谈。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现在该考虑了。”
被称为“仲甫”的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他说话的，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但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性人物。
20世纪20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的说法，还流传着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按理说，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名宿出行，应该是西装革履、光明正大的。但是，他们这次出行却为何要这样乔装打扮、有意隐瞒身份呢？
原来事出有因。
1919年明初，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对日签约和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官职等5项要求。
陈独秀外出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北京政府的警察拘捕入狱。消息一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开展营救活动，甚至孙中山都亲自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在关押陈独秀3个月后，同意他以治病为由保释出狱，但规定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由警察厅监管。
转眼到了第二年，陈独秀以为外面已经风平浪静，便悄悄离京到上海、武汉讲学，宣扬打破旧制度、彻底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他的演讲很受欢迎，国内各大报纸都争相摘要登载。很快，消息经报纸传到北京。
不久，陈独秀乘车返回北京。刚到寓所不久，便有人前来敲门。原来是个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那个警察大吃一惊。他说：“一些报纸刚刚报道您昨天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我来看看您是否在家中。”
陈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
那个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按照法律规定，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说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陈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匆忙走了。
警察一走，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进来，这确实太过于蹊跷了。他越想越不对头，立即带上随身物品去李大钊家商量对策。李大钊也觉得形势紧迫，建议陈独秀立即转移到环境宽松一些的上海去。
但是，当时北京的汽车站、火车站都有密探，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自告奋勇，决定亲自化装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然后转道天津，再乘船去上海。于是，才有了两人夜里乘坐骡车出京的一幕。
从北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热烈地谈论着在中国建党事宜，并约定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一北一南负责建党。
3天后，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客轮载着陈独秀驶向了上海。
这由此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历史就是这么机缘巧合，又充满戏剧性悖论：北京政府本想通过逮捕陈独秀来禁锢进步思想，反倒使陈独秀一时声名远播，成为人人皆知的五四运动领袖人物，新思想的社会影响也更大了;北京政府本想通过关押、监视来迫使陈独秀放弃革命主张，不再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却反倒使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进一步看清了其真面目，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党，以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势力。
由此，李大钊、陈独秀将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将行动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传播转向组织建党的实际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
从北大红楼到上海石库门：点燃建党火种
1920年2月19日，正是“新桃换旧符”的除夕，陈独秀悄然来到上海。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拥有约23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时逢新春佳节，街头到处响着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一切似乎和往年春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这里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起点。 一天晚上，陈独秀正在书房为《新青年》奋笔疾书，突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的俄国青年出现在面前。
这位俄国青年中文名叫“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实际上是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他来华的使命就是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革命者建立联系。
其实，维经斯基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他首先拜会了李大钊，两人见面交谈很是默契，维经斯基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愿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中国以哪里为中心开展建党活动呢？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说：北京是当时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没有很发达的工业，工人运动尚处在初级阶段;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可以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从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有更好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所以，他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维经斯基的到来，使陈独秀喜出望外。两人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必须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
为协调和联络各革命社团，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此后不久，围绕着究竟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经过一番酝酿，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首任书记。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以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组织，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后来其他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直接的联系，有的直接就是上海党员到外地去帮助创建的。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在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即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陈独秀则在南方直接指导了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建党工作。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李大钊主持党小组全面工作，并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同年底，党组织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并推举李大钊为书记。
在那茫茫黑夜里，建党的火种尽管还很微弱，但一旦点燃，便迅速得到了许多地方响应，熊熊燃烧起来。
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建党活动不仅在国内先后展开，在国外，从近邻日本到遥远的欧洲，建党的火把也相继燃起。施存统、周佛海在东京成立旅日留学生党组织，留学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旅法留学生中成立党组织。
马克思主义——这个源于遥远国度的学说就这样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有些事情、有些日子，在梦想开始、创业起步的时候并不起眼，但随着时间之风荡尽黄沙，岁月就会掀开面纱，展示出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只是这个日子即使那些亲身经过的人也难以准确地记住它。
1941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确定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
直到1979年，党史专家才考证清楚，找到了红船启航、初心确立的原点。
1921年7月23日，上海的盛夏，天气酷热。傍晚时分，身着长衫、中山装、西装等不同服装的10多个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的一个幽静小院。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这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其身份大多是编辑、记者、学生或教师，平均年龄为28岁，正巧是毛泽东当年的岁数。
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党的创始人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23日晚的会议开幕式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热情致辞。随后几天，会议按照计划进行，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党团组织状况并作交流，然后起草和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30日晚，会议尚未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并四处张望。这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有人当即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含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说完，他就匆忙退了出去。
此处附近确实有个社联，但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历。他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到1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来搜查盘问，但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惊险的是，室内桌子抽屉里就放着一张党纲草案，只是因为涂改混乱、字迹不清，才没有引起他们注意。
虽然有惊无险，但会议不能再在上海举行了，必须换地方。有人提议去杭州，但代表们认为杭州虽好，却太惹人注目。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我老家嘉兴有个南湖，不像杭州那样人多热闹，离上海也更近，往返方便，容易隐蔽。在那儿我们可以租船扮作游客，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妥当，当即同意。
就这样，王会悟作为会务工作人员，成为在南湖游船上列席中共一大的唯一女成员。
为了缩小目标以免引人注意，代表们于8月初分成两批乘车南行，各自买票分散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装作不认识。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太惹眼，所以没有去嘉兴参会。
陈公博由于密探闯会场受了虚惊，加上他所住的大东旅社发生了枪击杀人案件，一夜之间两起突发事件吓得他不敢再在上海停留，嘉兴的会也没去参加。
为了安全起见，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有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王会悟还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
上午11时许，中共一大闭幕会议在南湖画舫上开始了。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们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個决议》。
下午，南湖天气开始转晴，湖面上却突然传来“突突突”的响声，
一艘快艇向着画舫驶来。
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代表们经过上海的一场虚惊，警惕性提高了，赶紧收起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突突”声由远及近，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没有来找麻烦。后经打听，原来是嘉兴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给孩子做满月，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儿。”
代表们一齐轻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呼喊声低沉却有力，至今仍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回响。
这条小船由此成为承载干钧的“红船”，见证了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
（摘自《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青岛出版社出版）
说它很“酷”，是因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颠覆了传统的政党观念。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严禁结党营私和搞宗派主义，有“君子群而不党”之说。因此，当时社会上早期成立的政治团体在名称上大都避开“党”字，大多称为“会”“社”。比如，孙中山于1905年组织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就叫“中国同盟会”，梁启超1907年发起成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派团体就叫“政闻社”。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随着议会活动的出现，中国才逐步确立了近代政党观念。
说它很“潮”，是因为共产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乃至当时的世界，也是一个新鲜事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仅仅4年后，刚刚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正在尝试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中国，就已经着手创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啊！
一辆神秘骡车引出一段党史佳话
1920年2月的一个夜晚，从北京朝阳门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正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行进。在这辆北方最为常见的两轮骡车上，共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土财主;驾辕的一位，年纪稍小一些，身材魁梧，随身携带一个手提包，像是装着满满的账本，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两个人一边赶路，一边交谈。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现在该考虑了。”
被称为“仲甫”的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他说话的，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但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性人物。
20世纪20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的说法，还流传着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按理说，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名宿出行，应该是西装革履、光明正大的。但是，他们这次出行却为何要这样乔装打扮、有意隐瞒身份呢？
原来事出有因。
1919年明初，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对日签约和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官职等5项要求。
陈独秀外出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北京政府的警察拘捕入狱。消息一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开展营救活动，甚至孙中山都亲自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在关押陈独秀3个月后，同意他以治病为由保释出狱，但规定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由警察厅监管。
转眼到了第二年，陈独秀以为外面已经风平浪静，便悄悄离京到上海、武汉讲学，宣扬打破旧制度、彻底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他的演讲很受欢迎，国内各大报纸都争相摘要登载。很快，消息经报纸传到北京。
不久，陈独秀乘车返回北京。刚到寓所不久，便有人前来敲门。原来是个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那个警察大吃一惊。他说：“一些报纸刚刚报道您昨天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我来看看您是否在家中。”
陈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
那个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按照法律规定，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说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陈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匆忙走了。
警察一走，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进来，这确实太过于蹊跷了。他越想越不对头，立即带上随身物品去李大钊家商量对策。李大钊也觉得形势紧迫，建议陈独秀立即转移到环境宽松一些的上海去。
但是，当时北京的汽车站、火车站都有密探，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自告奋勇，决定亲自化装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然后转道天津，再乘船去上海。于是，才有了两人夜里乘坐骡车出京的一幕。
从北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热烈地谈论着在中国建党事宜，并约定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一北一南负责建党。
3天后，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客轮载着陈独秀驶向了上海。
这由此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历史就是这么机缘巧合，又充满戏剧性悖论：北京政府本想通过逮捕陈独秀来禁锢进步思想，反倒使陈独秀一时声名远播，成为人人皆知的五四运动领袖人物，新思想的社会影响也更大了;北京政府本想通过关押、监视来迫使陈独秀放弃革命主张，不再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却反倒使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进一步看清了其真面目，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党，以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势力。
由此，李大钊、陈独秀将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将行动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传播转向组织建党的实际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
从北大红楼到上海石库门：点燃建党火种
1920年2月19日，正是“新桃换旧符”的除夕，陈独秀悄然来到上海。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拥有约23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时逢新春佳节，街头到处响着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一切似乎和往年春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这里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起点。 一天晚上，陈独秀正在书房为《新青年》奋笔疾书，突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的俄国青年出现在面前。
这位俄国青年中文名叫“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实际上是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他来华的使命就是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革命者建立联系。
其实，维经斯基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他首先拜会了李大钊，两人见面交谈很是默契，维经斯基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愿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中国以哪里为中心开展建党活动呢？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说：北京是当时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没有很发达的工业，工人运动尚处在初级阶段;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可以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从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有更好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所以，他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维经斯基的到来，使陈独秀喜出望外。两人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必须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
为协调和联络各革命社团，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此后不久，围绕着究竟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经过一番酝酿，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首任书记。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以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组织，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后来其他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直接的联系，有的直接就是上海党员到外地去帮助创建的。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在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即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陈独秀则在南方直接指导了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建党工作。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李大钊主持党小组全面工作，并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同年底，党组织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并推举李大钊为书记。
在那茫茫黑夜里，建党的火种尽管还很微弱，但一旦点燃，便迅速得到了许多地方响应，熊熊燃烧起来。
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建党活动不仅在国内先后展开，在国外，从近邻日本到遥远的欧洲，建党的火把也相继燃起。施存统、周佛海在东京成立旅日留学生党组织，留学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旅法留学生中成立党组织。
马克思主义——这个源于遥远国度的学说就这样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有些事情、有些日子，在梦想开始、创业起步的时候并不起眼，但随着时间之风荡尽黄沙，岁月就会掀开面纱，展示出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只是这个日子即使那些亲身经过的人也难以准确地记住它。
1941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确定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
直到1979年，党史专家才考证清楚，找到了红船启航、初心确立的原点。
1921年7月23日，上海的盛夏，天气酷热。傍晚时分，身着长衫、中山装、西装等不同服装的10多个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的一个幽静小院。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这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其身份大多是编辑、记者、学生或教师，平均年龄为28岁，正巧是毛泽东当年的岁数。
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党的创始人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23日晚的会议开幕式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热情致辞。随后几天，会议按照计划进行，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党团组织状况并作交流，然后起草和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30日晚，会议尚未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并四处张望。这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有人当即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含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说完，他就匆忙退了出去。
此处附近确实有个社联，但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历。他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到1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来搜查盘问，但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惊险的是，室内桌子抽屉里就放着一张党纲草案，只是因为涂改混乱、字迹不清，才没有引起他们注意。
虽然有惊无险，但会议不能再在上海举行了，必须换地方。有人提议去杭州，但代表们认为杭州虽好，却太惹人注目。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我老家嘉兴有个南湖，不像杭州那样人多热闹，离上海也更近，往返方便，容易隐蔽。在那儿我们可以租船扮作游客，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妥当，当即同意。
就这样，王会悟作为会务工作人员，成为在南湖游船上列席中共一大的唯一女成员。
为了缩小目标以免引人注意，代表们于8月初分成两批乘车南行，各自买票分散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装作不认识。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太惹眼，所以没有去嘉兴参会。
陈公博由于密探闯会场受了虚惊，加上他所住的大东旅社发生了枪击杀人案件，一夜之间两起突发事件吓得他不敢再在上海停留，嘉兴的会也没去参加。
为了安全起见，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有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王会悟还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
上午11时许，中共一大闭幕会议在南湖画舫上开始了。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们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個决议》。
下午，南湖天气开始转晴，湖面上却突然传来“突突突”的响声，
一艘快艇向着画舫驶来。
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代表们经过上海的一场虚惊，警惕性提高了，赶紧收起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突突”声由远及近，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没有来找麻烦。后经打听，原来是嘉兴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给孩子做满月，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儿。”
代表们一齐轻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呼喊声低沉却有力，至今仍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回响。
这条小船由此成为承载干钧的“红船”，见证了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
（摘自《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青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