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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新兴媒介环境给文化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的同时，也给文化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对文化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围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议题，就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展开了多方面研讨。
关键词：媒介安全 文化产品 跨文化传播 文化安全
当前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流的重要载体，成为建构国家文化传播和公共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在全球格局变动不居的时代背景下，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国家安全观视野框架内极具现实意义，进一步而言，它实质上是对媒介安全视角下东西方文化对话机制的现实思考。借助媒介技术手段，增强我国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竞争力的同时，有效预防外来思潮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确保本国的文化主体安全，是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亟需重视与采取对策的重大问题。
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
文化产品也是文化传播载体，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以影视、书籍、文化遗产等实体文化产业形态为媒介，在其他地域直接或间接传播文化元素。跨文化交际中，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传递具有公共价值的文化产品既能促进各国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借鉴、紧密联系，又能够坚定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1.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国家利益纷争是国际间冲突的始端，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了解、改善关系的粘合剂。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提出“所谓当代普世话语的第三种具体形式是文化。文化只能是民族文化。”
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媒介传播以最快时效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互联互通、文明互鉴。过去的跨文化交流大多采用传统文化传播产品，由于经济等原因，限制了不发达国家的跨文化交流。互联网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加速推动了各国的文化数字化转型，文化交流“去空间化”的特征凸显，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实现了跨文化交流的传播创新。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非常规”的文化产品发展，期间产生的线上音乐会、线上电影节、虚拟博物馆等，这些“网物”的适配性缩短了文化传播距离，给各国尤其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说一场疫情刺激了全球的文化反思，通过互联网作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借鉴，共建了文化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2.促进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任何民族文化都无法回避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结果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认为，差异的身份视角构成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因素。这种对身份的集体认同意识带领我们跨越历史、跨越时间，用共享共通的文化经验形塑“我們”。
多元文化的表征是一种动态流动，媒介拓展了文化的流动方式和文化存在场所，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丰富了传播介质，形成一种复数的文化，促使各国民众对民族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审视和横向比较，在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中拓展视野和提升文化鉴赏能力，在对抗、冲突和交融中，增强自我选择能力。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促使民众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他国文化对本国民众政治信仰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从而辩证地认识本民族文化，在对优异文化元素的吸收与重组中努力使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常保活力，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
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
纵观当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文化格局，站在媒介安全的角度，弱势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低效能的主要表现，是在把跨文化产品“引进来”的同时，造成了对自身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隐患。
1.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解构。陈亚明认为“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需求成为媒介场域的重要消费主体。就年轻世代而言，代际差使文化谱系连接贯通出现困难，地域层级差异又使得同辈人之间的文化吸收产生差距。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众传播环境下从生产机制、内容选择和利益导向上完成了媒介信息的输送，即通过“符号化”文化产品向目标受众传播社会价值观、行为模式、身份认同，最终巩固西方软实力的优势地位。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深受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强权文化的外交影响，在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下，一些人的文化意识也产生了转变。
比如，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大多宣扬美式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永远是美国人；迪士尼动画真人电影《花木兰》，影片更像是一部由美国团队制作的魔幻剧情故事，展现的不是中华传统孝道文化而是“实现自我”的美式价值；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尚气》，被认为是一部没有“华人”优势的以华人为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改编时就因漫画原著反派角色“满大人”而备受争议，如今又是相似的好莱坞亚裔选角审美，相似的美式英雄故事内核。利用电影、媒体、娱乐等文化产品的“精神食粮”，使青少年的文化价值重心向美国文化偏移，“西化”深入人心，一些人出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价值观就不足为奇了。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利用了更猎奇、更博新、更原子化的个人精神图景推动了一种裂变的审美价值观，使之具有双重文化认知的同时，造成了对自身传统文化认知能力薄弱、对外来文化缺乏辨识的困局。
社会异质性使不同的群体对文化的感受不同，常年习得西方价值语境造成群体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分化。无意识受众如果长期浸透在传统文化缺席和错位的媒介环境下，纠偏过程将会艰难而漫长。
2.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在媒介文化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产业等多方面实力，使得我国在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方面存在一定的“文化赤字”，涉及语言文字、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关联的传媒内容产品，如图书、影视、音乐艺术品、演出剧、动漫、游戏运营、展览等实体文化领域存在逆差，这也是境外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的主体渠道。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体现在以文化数据信息为重点的虚拟文化领域。全球互联网社交媒体巨头所掌握的庞大的核心用户数据，也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隐患。美国等国家通过社交软件用户覆盖作为文化入侵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媒介场域受到政治场域的渗透，新媒体平台通过技术下沉实现的差异化社会阶层的广泛参与，影响“网民”的政治取向、“三观”、甚至民族认知感。
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后，在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内政方面的无理干预和恶意诋毁十分频繁，媒介传播内容上体现得较为集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爆发后，西方主流媒体掌控的话语构建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舆论宣传起到了相当程度的阻碍。这种绝对霸道的反华逆潮单方面输出，是中国在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势必会经历的困境，也构成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建设的多维挑战。
三、保障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安全的对策
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打破了国界，使全球共享各民族文化，并在交流和取舍中获得新的发展。面对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多重挑战，我们要在培养文化自觉性的基础上，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合作，健全文化政策繁荣产业，采取积极保障措施，确保本国文化安全。
1.培养文化自觉性，发挥文化主体性。西方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文化产品贸易交流以及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传播经验优势上。在国际舆论话语权版图内，这种优势本质上突出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聚焦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体系内。要让“中国声音”具有世界价值，重点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思维结构和行为准则，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找到国际话语权的内在生成规律和逻辑，提升综合实力。
筑就文化堡垒的根基在于坚固文化自觉性和文化主体意识。费孝通先生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文化”，继而才能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融合出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文化和平共处的共同守则。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品格的文化精神内核，才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成长条件。
2.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合作。罗伯森·罗兰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全球化本身强化了全球文化的日益趋同，同时又在过程中强化了地域性文化族群的自我认同，出现了一个同时展开的双向过程：“文明”在碰撞中冲突融合，“文化”则依然保有其多样性。种种现实境况表明，确保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文明间的对话，冲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他们既互相反对、否定和限制，又体现出对立面之间内在的相互贯通和依存。面对当下的全球危机，只有增进文化交流，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忧患。
而今，国际秩序已经面临迭代的加速整合和重塑，文化结构与社会变革交互影响，无论是东西方政体的竞争还是意识形态的对比都是如此。西方过分推崇、执念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优越性在解决全球性灾难面前已经受到了“无情的现实”的惩罚和教训。身处其中的我们更应寻找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正面审视跨文化交流中自身的文化和价值。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做好舆情的正确引導、传播机制的合理应用、媒介形式的创新延展工作，最大程度发挥媒介传播作为社会“暸望塔”的作用，在经济纵横中，让不同民族、政治主体深刻感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3.健全文化政策，繁荣文化产业。凯文·马尔卡希在《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政策》中强调，“文化政策意味着一批核心的共同的文化惯习、信念风俗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要彰显”。文化立法是在国家战略层面确保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保证。在文化政策里，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强调和重述文化价值，目的就是提醒国民的身份认同和个人价值，换言之，要营造自身特色，而不是被别人界定为“他者”，要具备将“我者”与“他者”或者说“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对立性的主体间意识，这是文化建国的过程，更是文化强国的根本要求。
制定国家文化产业长远的发展战略，是与国家总体发展观整合一体的重要政治问题，扶持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为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时出现的文化折扣现象做重要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要结合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去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已有的成熟经验，运用中国优秀文化要素，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精品，通过文化产品表达中华文化的魅力，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新的形象，掌握文化全球化的主动权。
此外，在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要严守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必须把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的预警系统作为媒介安全和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措施和保障，同时把传播核心技术的先进性作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打破了国界，使全球共享各民族文化，并在交流和取舍中获得新的发展。任何文化产品都体现民族性，带有这个民族的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烙印”。跨文化产品“引进来”的同时，必然造成对我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站在构筑立体式大外宣的格局下，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体系建设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环节。提升体现中国文化品格的国际话语权，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框架，完善具备中国文化特性的叙事体系，展现更生动立体的中国，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时代话语，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世界表达，也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遭遇的冷战思维挑战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陈亚民.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策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06）.
[3]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02）.
[4][美]罗伯森·罗兰.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美]凯文·马尔卡希.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政策[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刘佳.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播的路径与对策[J].传媒，2021（10）.
[7]胡正荣，王润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传媒软力量建构——基于国家文化安全视角[J].国际传播，2018（03）.
[8]曹国东.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媒介逻辑[J].传媒，2019（20）.
[9]齐峰，贾中海.文化霸权解构与多元文化建构——从葛兰西到萨义德的文化霸权批判理论探究[J].北方论丛，2015（02）.
【编辑：孙航】
关键词：媒介安全 文化产品 跨文化传播 文化安全
当前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流的重要载体，成为建构国家文化传播和公共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在全球格局变动不居的时代背景下，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国家安全观视野框架内极具现实意义，进一步而言，它实质上是对媒介安全视角下东西方文化对话机制的现实思考。借助媒介技术手段，增强我国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竞争力的同时，有效预防外来思潮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确保本国的文化主体安全，是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亟需重视与采取对策的重大问题。
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
文化产品也是文化传播载体，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以影视、书籍、文化遗产等实体文化产业形态为媒介，在其他地域直接或间接传播文化元素。跨文化交际中，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传递具有公共价值的文化产品既能促进各国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借鉴、紧密联系，又能够坚定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1.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国家利益纷争是国际间冲突的始端，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了解、改善关系的粘合剂。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提出“所谓当代普世话语的第三种具体形式是文化。文化只能是民族文化。”
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媒介传播以最快时效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互联互通、文明互鉴。过去的跨文化交流大多采用传统文化传播产品，由于经济等原因，限制了不发达国家的跨文化交流。互联网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加速推动了各国的文化数字化转型，文化交流“去空间化”的特征凸显，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实现了跨文化交流的传播创新。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非常规”的文化产品发展，期间产生的线上音乐会、线上电影节、虚拟博物馆等，这些“网物”的适配性缩短了文化传播距离，给各国尤其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说一场疫情刺激了全球的文化反思，通过互联网作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借鉴，共建了文化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2.促进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任何民族文化都无法回避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结果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认为，差异的身份视角构成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因素。这种对身份的集体认同意识带领我们跨越历史、跨越时间，用共享共通的文化经验形塑“我們”。
多元文化的表征是一种动态流动，媒介拓展了文化的流动方式和文化存在场所，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丰富了传播介质，形成一种复数的文化，促使各国民众对民族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审视和横向比较，在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中拓展视野和提升文化鉴赏能力，在对抗、冲突和交融中，增强自我选择能力。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促使民众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他国文化对本国民众政治信仰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从而辩证地认识本民族文化，在对优异文化元素的吸收与重组中努力使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常保活力，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
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
纵观当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文化格局，站在媒介安全的角度，弱势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低效能的主要表现，是在把跨文化产品“引进来”的同时，造成了对自身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隐患。
1.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解构。陈亚明认为“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需求成为媒介场域的重要消费主体。就年轻世代而言，代际差使文化谱系连接贯通出现困难，地域层级差异又使得同辈人之间的文化吸收产生差距。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众传播环境下从生产机制、内容选择和利益导向上完成了媒介信息的输送，即通过“符号化”文化产品向目标受众传播社会价值观、行为模式、身份认同，最终巩固西方软实力的优势地位。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深受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强权文化的外交影响，在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下，一些人的文化意识也产生了转变。
比如，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大多宣扬美式英雄主义，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永远是美国人；迪士尼动画真人电影《花木兰》，影片更像是一部由美国团队制作的魔幻剧情故事，展现的不是中华传统孝道文化而是“实现自我”的美式价值；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尚气》，被认为是一部没有“华人”优势的以华人为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改编时就因漫画原著反派角色“满大人”而备受争议，如今又是相似的好莱坞亚裔选角审美，相似的美式英雄故事内核。利用电影、媒体、娱乐等文化产品的“精神食粮”，使青少年的文化价值重心向美国文化偏移，“西化”深入人心，一些人出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价值观就不足为奇了。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利用了更猎奇、更博新、更原子化的个人精神图景推动了一种裂变的审美价值观，使之具有双重文化认知的同时，造成了对自身传统文化认知能力薄弱、对外来文化缺乏辨识的困局。
社会异质性使不同的群体对文化的感受不同，常年习得西方价值语境造成群体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分化。无意识受众如果长期浸透在传统文化缺席和错位的媒介环境下，纠偏过程将会艰难而漫长。
2.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在媒介文化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产业等多方面实力，使得我国在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方面存在一定的“文化赤字”，涉及语言文字、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关联的传媒内容产品，如图书、影视、音乐艺术品、演出剧、动漫、游戏运营、展览等实体文化领域存在逆差，这也是境外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的主体渠道。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体现在以文化数据信息为重点的虚拟文化领域。全球互联网社交媒体巨头所掌握的庞大的核心用户数据，也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隐患。美国等国家通过社交软件用户覆盖作为文化入侵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媒介场域受到政治场域的渗透，新媒体平台通过技术下沉实现的差异化社会阶层的广泛参与，影响“网民”的政治取向、“三观”、甚至民族认知感。
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后，在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内政方面的无理干预和恶意诋毁十分频繁，媒介传播内容上体现得较为集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爆发后，西方主流媒体掌控的话语构建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舆论宣传起到了相当程度的阻碍。这种绝对霸道的反华逆潮单方面输出，是中国在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势必会经历的困境，也构成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建设的多维挑战。
三、保障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安全的对策
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打破了国界，使全球共享各民族文化，并在交流和取舍中获得新的发展。面对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多重挑战，我们要在培养文化自觉性的基础上，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合作，健全文化政策繁荣产业，采取积极保障措施，确保本国文化安全。
1.培养文化自觉性，发挥文化主体性。西方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文化产品贸易交流以及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传播经验优势上。在国际舆论话语权版图内，这种优势本质上突出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聚焦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体系内。要让“中国声音”具有世界价值，重点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思维结构和行为准则，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找到国际话语权的内在生成规律和逻辑，提升综合实力。
筑就文化堡垒的根基在于坚固文化自觉性和文化主体意识。费孝通先生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文化”，继而才能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融合出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文化和平共处的共同守则。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品格的文化精神内核，才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成长条件。
2.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合作。罗伯森·罗兰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全球化本身强化了全球文化的日益趋同，同时又在过程中强化了地域性文化族群的自我认同，出现了一个同时展开的双向过程：“文明”在碰撞中冲突融合，“文化”则依然保有其多样性。种种现实境况表明，确保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文明间的对话，冲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他们既互相反对、否定和限制，又体现出对立面之间内在的相互贯通和依存。面对当下的全球危机，只有增进文化交流，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忧患。
而今，国际秩序已经面临迭代的加速整合和重塑，文化结构与社会变革交互影响，无论是东西方政体的竞争还是意识形态的对比都是如此。西方过分推崇、执念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优越性在解决全球性灾难面前已经受到了“无情的现实”的惩罚和教训。身处其中的我们更应寻找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正面审视跨文化交流中自身的文化和价值。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做好舆情的正确引導、传播机制的合理应用、媒介形式的创新延展工作，最大程度发挥媒介传播作为社会“暸望塔”的作用，在经济纵横中，让不同民族、政治主体深刻感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3.健全文化政策，繁荣文化产业。凯文·马尔卡希在《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政策》中强调，“文化政策意味着一批核心的共同的文化惯习、信念风俗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要彰显”。文化立法是在国家战略层面确保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保证。在文化政策里，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强调和重述文化价值，目的就是提醒国民的身份认同和个人价值，换言之，要营造自身特色，而不是被别人界定为“他者”，要具备将“我者”与“他者”或者说“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对立性的主体间意识，这是文化建国的过程，更是文化强国的根本要求。
制定国家文化产业长远的发展战略，是与国家总体发展观整合一体的重要政治问题，扶持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为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时出现的文化折扣现象做重要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要结合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去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已有的成熟经验，运用中国优秀文化要素，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精品，通过文化产品表达中华文化的魅力，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新的形象，掌握文化全球化的主动权。
此外，在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要严守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必须把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的预警系统作为媒介安全和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措施和保障，同时把传播核心技术的先进性作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打破了国界，使全球共享各民族文化，并在交流和取舍中获得新的发展。任何文化产品都体现民族性，带有这个民族的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烙印”。跨文化产品“引进来”的同时，必然造成对我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站在构筑立体式大外宣的格局下，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体系建设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环节。提升体现中国文化品格的国际话语权，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框架，完善具备中国文化特性的叙事体系，展现更生动立体的中国，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时代话语，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世界表达，也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遭遇的冷战思维挑战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陈亚民.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策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06）.
[3]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02）.
[4][美]罗伯森·罗兰.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美]凯文·马尔卡希.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政策[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刘佳.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播的路径与对策[J].传媒，2021（10）.
[7]胡正荣，王润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传媒软力量建构——基于国家文化安全视角[J].国际传播，2018（03）.
[8]曹国东.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媒介逻辑[J].传媒，2019（20）.
[9]齐峰，贾中海.文化霸权解构与多元文化建构——从葛兰西到萨义德的文化霸权批判理论探究[J].北方论丛，2015（02）.
【编辑：孙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