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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基于科学理论预测的未来社会形态，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对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人的复归在此时面临着现实难题，即落后的小农生产力与人类普遍性解放的矛盾与差距。共产主义社会所实现的人的复归的核心是“劳动成为了人的第一需要”，并且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定性而存在。劳动将是而且一直是连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现实纽带。
马克思共产主义人的本质劳动根据马克思的“三形态”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基于科学理论的未来社会形态，是全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纽在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认为：“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这种异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克服”是《手稿》的两个基本主题。可见共产主义除了被解读为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的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状况外，还可以被认为是是对人的本质（或者是类本质）的复归，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对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依据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可以对后一问题进行现实性的剖析。
首先，人的本质的复归的现实难题。毛泽东作为不遗余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代表，在早期国家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现在来看是脱离当时的生产要求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施政路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就从种种所谓特殊的角度分析其思想上的原因，比如说“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导致他偏离现实”，则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实际上，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一直有着比较清醒的、科学的认识。
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毛泽东对“共产风”的批评实际上代表了他对共产主义三方面的科学认知：第一，共产主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和劳动成果由全民共享；第二，实现共产主义不能盲目消灭劳动者合法私有财产，要消灭的是剥削占有和奴役他人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个人劳动理应得到尊重，合法的劳动者私有财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基础。第三，毛泽东提到贫穷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首先要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得到解放。而且共产主义社会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不再是物与物的依赖关系的虚幻形式，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诉求以及劳动诉求。
既然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建设时期的挫折如何而来？实际上，科学本身是主客体的统一，既定客体规律也是无法质疑的，也因此问题最终还是出在人自身上。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在于弥补这段发展的空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里马克思是说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原则提升为整个世界的原则，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升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代表，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很明显，农民群体虽然作为人口大多数，但无法将自身的利益上升为普遍的利益，更无法代替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落后的小农生产力与人类普遍性解放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与差距，因而将超前共产主义模式一开始就与落后的小农生产力挂钩是欠妥的。生产中棘手的农村问题必然导致解放中的人的问题。那么人的本质的复归就还只是抽象的空论，人的解放、真实需要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核心：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法国拉法格提出了具有争议的经济决定论，但这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找到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经济关系又决定了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经济地位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决定作用时，把艺术排除在被经济所决定的对象之外。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和艺术经常与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脱节。因而，就并不是社会发展越繁荣，艺术成就越高。可以联系到到人的本质问题，很难想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提法的绝对合理性。当然，就马克思就及人的社会存在性而言，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归纳是合乎逻辑的。但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人的类本质的提法似乎更加生动。因为，人的本质不能是一种，更不能“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人的本质应是丰富的。人的类本质的提法说明人的本质是一种生命创造性活动，而“创造”一词是可以体现丰富性含义的。艺术能够不被经济所决定，告诉我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需要不会仅仅满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必须把人的精神层面考虑在内，而且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思维必须具有创造力，否则人们大可以拒绝选择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毫无精神文明成果的社会。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人需要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生存状况、没有剥削压迫和奴役、没有暴力，而更应是一种蒸蒸日上的追求。有时候，人更喜欢做一个可以有所发明的奴隶。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精神世界远比现实世界更重要。当然，马克思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的人的素质是已经提高到和这种意识相符合的地步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其实，不管原始社会也好，还是更远的某种未知社会形态也好，劳动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劳动使人成为人自身。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由全部自由人共享。但劳动仍然是必须的，人不会因为坐享其成就放弃劳动，更不会像之前迫不得已而劳动。人们在劳动中展现、直观和生成自己的本质，通过和别人的协作劳动获得更深的情感交流，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更高的审美体验，在劳动中解释世界和创造世界，此时劳动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这其实还需要个前提，就是前文所说的人们的素质也是有了极大提高。不然，人们有选择劳动的权力，也有选择懒惰的权力。而且，共产主义社会理应对不劳动的懒汉给予一定的生活保障，就像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样。这时候，公平不是现实中公平不公平，而是人们的心中没有所谓对现实不公平的私愤。当人们热切追求劳动的真谛的时候，不劳动的人反而是值得怜悯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并不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现实结果，而是它本身就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规定性，并且是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核心与关键。劳动将是而且一直是连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现实纽带。
马克思共产主义人的本质劳动根据马克思的“三形态”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基于科学理论的未来社会形态，是全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纽在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认为：“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这种异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克服”是《手稿》的两个基本主题。可见共产主义除了被解读为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的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状况外，还可以被认为是是对人的本质（或者是类本质）的复归，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对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依据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可以对后一问题进行现实性的剖析。
首先，人的本质的复归的现实难题。毛泽东作为不遗余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代表，在早期国家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现在来看是脱离当时的生产要求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施政路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就从种种所谓特殊的角度分析其思想上的原因，比如说“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导致他偏离现实”，则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实际上，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一直有着比较清醒的、科学的认识。
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毛泽东对“共产风”的批评实际上代表了他对共产主义三方面的科学认知：第一，共产主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和劳动成果由全民共享；第二，实现共产主义不能盲目消灭劳动者合法私有财产，要消灭的是剥削占有和奴役他人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个人劳动理应得到尊重，合法的劳动者私有财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基础。第三，毛泽东提到贫穷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首先要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得到解放。而且共产主义社会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不再是物与物的依赖关系的虚幻形式，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诉求以及劳动诉求。
既然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建设时期的挫折如何而来？实际上，科学本身是主客体的统一，既定客体规律也是无法质疑的，也因此问题最终还是出在人自身上。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在于弥补这段发展的空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里马克思是说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原则提升为整个世界的原则，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升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代表，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很明显，农民群体虽然作为人口大多数，但无法将自身的利益上升为普遍的利益，更无法代替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落后的小农生产力与人类普遍性解放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与差距，因而将超前共产主义模式一开始就与落后的小农生产力挂钩是欠妥的。生产中棘手的农村问题必然导致解放中的人的问题。那么人的本质的复归就还只是抽象的空论，人的解放、真实需要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核心：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法国拉法格提出了具有争议的经济决定论，但这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找到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经济关系又决定了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经济地位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决定作用时，把艺术排除在被经济所决定的对象之外。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和艺术经常与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脱节。因而，就并不是社会发展越繁荣，艺术成就越高。可以联系到到人的本质问题，很难想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提法的绝对合理性。当然，就马克思就及人的社会存在性而言，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归纳是合乎逻辑的。但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人的类本质的提法似乎更加生动。因为，人的本质不能是一种，更不能“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人的本质应是丰富的。人的类本质的提法说明人的本质是一种生命创造性活动，而“创造”一词是可以体现丰富性含义的。艺术能够不被经济所决定，告诉我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需要不会仅仅满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必须把人的精神层面考虑在内，而且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思维必须具有创造力，否则人们大可以拒绝选择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毫无精神文明成果的社会。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人需要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生存状况、没有剥削压迫和奴役、没有暴力，而更应是一种蒸蒸日上的追求。有时候，人更喜欢做一个可以有所发明的奴隶。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精神世界远比现实世界更重要。当然，马克思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的人的素质是已经提高到和这种意识相符合的地步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其实，不管原始社会也好，还是更远的某种未知社会形态也好，劳动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劳动使人成为人自身。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由全部自由人共享。但劳动仍然是必须的，人不会因为坐享其成就放弃劳动，更不会像之前迫不得已而劳动。人们在劳动中展现、直观和生成自己的本质，通过和别人的协作劳动获得更深的情感交流，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更高的审美体验，在劳动中解释世界和创造世界，此时劳动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这其实还需要个前提，就是前文所说的人们的素质也是有了极大提高。不然，人们有选择劳动的权力，也有选择懒惰的权力。而且，共产主义社会理应对不劳动的懒汉给予一定的生活保障，就像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样。这时候，公平不是现实中公平不公平，而是人们的心中没有所谓对现实不公平的私愤。当人们热切追求劳动的真谛的时候，不劳动的人反而是值得怜悯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并不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现实结果，而是它本身就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规定性，并且是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核心与关键。劳动将是而且一直是连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现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