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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地》是屠格涅夫（1818—1883）于1877年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俄国文学史》（布罗茨基主编，蒋路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中说：“这部小说的失败使屠格涅夫感到很难过。”我国普遍接受了该书中《处女地》是失败之作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漱泉等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说：“作者错误地否定暴力革命，继续宣扬渐进论。”在我国自己编写的专著中，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很有代表性。书中明确指出，屠格涅夫在《处女地》中“歪曲了民粹派革命者的形象”，“将改良主义者、渐进论者索洛明理想化了”。200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简史》，在介绍屠格涅夫的生平与创作道路时，仅用一句话说：“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在随后分析作家的长篇小说专章中，根本未再提及这部作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发现俄国文学史中的许多事件是应该被重新认识的，其中就包括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
其实，自《处女地》发表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一直未断。屠格涅夫对自己这个“晚生子”曾寄予厚望。1876年他写道：“不写完我的长篇巨作，我是不会甘心离开人世的。我总觉得，这部小说将能澄清许多误会，也能把我本人恰如其分地置于我应得到的位置上去。”他对萨尔蒂科夫
谢德林说：“请等着读我的长篇小说吧。谁知道呢，说不定我注定还能点燃起人们的心来。”然而，事与愿违。小说甫一发表，立刻招致各方面的攻讦。作者无奈地说：“从前人家打我用棍子，如今改用木頭桩子来打了。”革命者怒斥作者否定民粹派革命家。甚至有人说，屠格涅夫已经才思枯竭;这部小说枯燥乏味，虚假，不真实。而反动分子则认为他美化革命者，讽刺自由主义分子。总之，“左”派骂他右，右派骂他“左”。面对八方责难，屠格涅夫心力交瘁。他曾经无可奈何地宣布，这部长篇小说彻底失败了。并探究原因，认为这是自己长期生活在国外，脱离祖国的苦果。
然而，两年过后，情况又有了变化。1879年8月他在巴黎完成，于次年公之于世的《1880年版〈长篇小说集〉》序言中说：“至于说到《处女地》，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我的这最后一部写得如此吃力的作品遇到的齐声责难再说什么了。……开头他们力图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说我由于几乎常年居住在国外，对俄国生活和俄罗斯人已经完全不了解了;说我写书的动力是一种浅薄的自尊心和哗众取宠的爱好;一个新闻记者急忙宣称，每一个正派的人都应该对我的书啐口唾沫，并当场踩它几脚。后来，事变的进程证实了大部分被称为我的臆想的事以后，我的法官们便开始有另一种说法，说我本人几乎参加了那些居心不良的行动计划，而且当然是了解这些计划的，要不怎么能事先预见到和说出来呢？！等等，等等。”
的确，《处女地》甫一发表，屠格涅夫便遭到了两个阵营的猛烈攻击。反动分子的攻击在意料之中，但先进人士的否定则大出作者意外。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意见。他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些愚蠢而无远见的人，整个作品都是虚伪的。很多进步人士都不愿意承认屠格涅夫笔下的索洛明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成了不争的事实，作家的罪过似可有所减轻，但围绕着索洛明这一形象的争议却一直延续至今，成了一桩跨世纪的公案。它还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作用的问题。
在《处女地》中，故事情节开始在民粹主义者涅日丹诺夫与可爱的俄罗斯姑娘玛丽安娜的恋情上展开。某公爵的私生子涅日丹诺夫为了给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募集资金，应邀到官僚西皮亚金家去做家庭教师。他与寄居在这个家庭的姑娘，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互生爱慕之情。西皮亚金夫妇打算让玛丽安娜嫁给他们的朋友，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僚地主卡尔洛梅伊采夫;而西皮亚金的内弟，地主兼誓死为民粹主义理想献身的马尔克洛夫则真诚地向玛丽安娜求婚。渴望过有意义生活的姑娘玛丽安娜选择跟随涅日丹诺夫走一条为革命献身的人生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末民粹派初步展开“到民间去”运动的大背景下，这场传统的多角婚恋纠葛被赋予了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意义。结果是，玛丽安娜跟随涅日丹诺夫逃离西皮亚金家，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事业;而涅日丹诺夫脱离社会实际，不理解农民，因遭遇失败而丧失信念，很快自杀身亡。马尔克洛夫贸然鼓动农民造反、革命，被农民捆绑起来交给了当局。身处险境的玛丽安娜不改初衷，最后选择跟随索洛明投身于革命斗争。
那么，索洛明是什么人呢？这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巴金先生重译的《处女地》时，在“内容提要”中写道：“但作者看得比民粹派更可贵的人物，却是‘自下而上’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平民知识分子索洛明，他认为只有用索洛明的办法，才能把俄国这一大片荒芜而又肥沃的‘处女地’开垦成为良田，这就充分表现了渐进论者屠格涅夫本人的阶级局限性。”这个内容提要准确阐述了小说题目“处女地”的深刻内涵，而对索洛明这一形象的分析却令人深思。站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来看，这个观点是有重大瑕疵的。它明确表达的是外国文学界的传统观点。译林出版社2001年推出了陆肇明先生的新译本，在译序中陆先生提及索洛明时，点明他的行为是“冷静的偏离”。这是个进步，但显然还是不够的。“偏离”是个中性词，其寓意或褒或贬，再加上略带褒义的修饰语“冷静”，综合起来似乎是肯定，但其内涵也过于模糊不清。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索洛明这个人物呢？其实，屠格涅夫在书中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
小说中做了如此的介绍（2001年版陆译本）：“索洛明是一个教堂执事的独生子，他有五个姐妹，全都嫁给了教士或助祭，而他……却放弃了宗教学校不读，改学数学，并对力学特别偏爱。后来进了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工厂做事，那位英国人爱他如子，出钱送他去曼彻斯特深造，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学会了英语。”——这是他的出身及所受的教育。他来这家莫斯科商人开设的工厂担当主管不久，“由于他在英国耳濡目染了那边的规章制度，所以对下属要求很严，尽管如此，却依然深受他们爱戴，下属说：他是自己人！”——这是他的社会地位。“索洛明并不相信俄国即将爆发革命，但他不想把这种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妨碍他人去尝试，他只是观察他们——然而并不远离他们，而是站在他们旁边。他非常熟悉彼得堡的那些革命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他们，因为他自己就来自民间。可是他明白没有老百姓‘你什么也干不了’，而当前恰恰是百姓们被动地不肯参与，对他们应该进行长期的教育，不过不能采用那些人的方式和对象，这个年轻人不想白白地毁掉自己并毁掉他人。”——这是索洛明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这是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坚定而又充满理性的一位革命者。他来自民间，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受过理工专业的教育与训练。可以说，在当时的俄国他独具慧眼，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人才。在民粹派同志中间进行讨论时，索洛明明确表示，有两种等待方式：一种是毫无作为地等待，另一种是边等待边推动事业向前发展。有人说，我们不需要渐进派。索洛明反驳道：“渐进派以前走的路是自上而下，而我们将试着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的渐进改革，是索洛明的政治主张。他坦率承认，他与马尔克洛夫等人的目标一致，但“走的路不同”。按现在的术语来讲，就是目标一致，但路线不同。那么，马尔克洛夫的目标是什么呢？大概是受制于出版审查，小说中介绍得相当简约而隐晦：“马尔克洛夫读书不多，多半读一些与正事有关的书：特别是赫尔岑的著作。……他是个平庸的庄主：脑子里盘旋着种种社会主义的规划。”“他真诚、耿直、天性热情……他可以牺牲自己，毫不犹豫，义无反顾。”显然，马尔克洛夫的目标是发动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索洛明与他“目标一致”，不过索洛明认为，发动农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告诫玛丽安娜，凡是干这种事业，第一批人总会遭到毁灭，哪怕他们很出色。而涅日丹诺夫着手做的事，不仅第一批和第二批人会毁灭，而且还有第十批，甚至第二十批……她所想的那种成功——永远等不到。现在要做的是依靠工人群众，办好工厂，积蓄力量。在他掌管的工厂里，他维护工人的福利事业，还开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小医院。在尾声中作家借他人之口提到，索洛明有了自己的工厂。他在工厂里实行一种叫作劳动组合的原则。由此看来，索洛明的主张是优先发展生产力，发动工人群众，改善生产管理，教育农民。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权。
玛丽安娜最终选择了索洛明。在屠格涅夫笔下，这是历史的必然。这基本上展现出了屠格涅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主张解放农奴，大力改善农民生活。但是，他也十分了解俄国农民的落后面。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相信天命，目光短淺。靠农民与村社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屠格涅夫自幼熟悉欧洲文化。1838年到1841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法、德、英、意大利等国，结交了众多进步的欧洲作家，特别是许多法国作家朋友，如梅里美、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都德和左拉等。这些作家对屠格涅夫认识俄国国内的问题发挥了积极影响。
在西欧，屠格涅夫和流亡在那里的俄国革命者建立了紧密的朋友关系，其中包括赫尔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特别是，还有一些年轻的民粹派革命家。有材料证明，屠格涅夫定期捐款给民粹派领袖人物。如1 861年屠格涅夫承担起了“每年资助巴枯宁1500法郎的义务”。1873年，拉夫罗夫筹办《前进！》杂志，屠格涅夫表示愿意为出版该杂志每年资助500法郎。他还帮助俄国侨民在巴黎建立了一所图书馆。格·亚·洛帕金是一位著名的民粹派革命家，1873年他逃亡国外，很快就成了马克思的好朋友。他是《资本论》的第一位俄译者。屠格涅夫与洛帕金也成了朋友。屠格涅夫称他为“绝顶聪明的人”，“是聪明人和好汉”，是“不可摧毁的年轻人”。他说过，在这样的人物面前，他这个老年人要脱帽致敬，因为他在他们身上真切地感觉出了力量、天才和智慧。这种经历自然对长篇小说《处女地》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与素材。拉夫罗夫后来回忆道：“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谈到了俄国的现状，谈到了对政府已无可指望，谈到了对反动势力的增长和他那帮自由主义朋友们的无力和怯懦。他对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动摇俄国社会这一点并未表示出希望，相反，他当时也像后来一样，认为我们不可能接近人民，不可能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不过，在他的一切言论中都表现出对政府的仇恨和对反对它的任何企图的同情。”（《屠格涅夫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页）
看来，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帮助屠格涅夫对俄国局势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民粹派是一股较为进步的力量，他乐见其迅猛发展，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他不相信民粹派能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成功，不相信它会获得农民的有力支持，更不相信它能推翻俄国政府;相反，他认为贸然举行暴动有可能给革命者与无辜群众造成牺牲或伤害。相比之下，他更赞成渐进的改革，发展生产力，自下而上地推进民主进步事业。索洛明在书中的活动就体现了屠格涅夫的立场与观点。俄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屠格涅夫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索洛明作为一个先驱者的文学形象应该被给予充分的肯定。
对于《处女地》，俄国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着争议。持肯定观点的评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联早期著名国务活动家、科学院院士、文艺理论家、戏剧家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在1917—1929年间，他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文化部长。面对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文学界“左”的激进思潮的泛滥，卢那察尔斯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虽然他也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但却时常表现出有别于社会潮流的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六十年代文学》一文是他1924至1925年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稿（见苏联《文学批评》1936年第2期）。卢氏在这个速记稿中重点评论了《处女地》，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这是一部艺术性极高、能够引人人胜的小说。”“即使是今天的读者阅读屠格涅夫的几部长篇小说，他也会最喜欢《处女地》的。”“有人说它证明屠格涅夫已经才思枯竭，这部小说枯燥乏味，虚假失真。这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显然，他认为《处女地》是屠格涅夫创作的顶峰。
卢氏强调，屠格涅夫“是第一个着手描写七十年代革命者生活的人”。他塑造的涅日丹诺夫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他依然是一位多余的人。当时的读者都期待着屠格涅夫在新的长篇小说中塑造出一个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可是，“这位革命者却是个怨天尤人、事事都不如意的人，他感觉不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确性，因为他一事无成，毫无结果”。然而，当时“像涅日丹诺夫之类的人物到处可见。……屠格涅夫并不一定（非）要写出个别的杰出人物才行。他想写的只是七十年代末期的民粹派的典型”。
卢氏高度评价玛丽安娜这个人物形象，说：“这个女性形象本身塑造得十分成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玛丽安娜曾是最优秀的妇女典型，曾是整个俄罗斯文学天宇的一颗最璀璨明亮的星”。
卢氏另一个重点是评价索洛明这个人物。他说：“最有趣的是，整个知识界一开始起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理解索洛明的性格。……显然，这是未来的资产者的一种原型，是一个稳健严谨的公民。”“索洛明并非空想主义者。他与民粹派的区别还在于他奢望不大。他只做他力所能及之事，但是期望有更大的作为。他的面前展现着广阔的前景。”他认为：“索洛明这种类型的人也可能沦为孟什维克。……不过，他也可能把清醒的理智同随着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而产生的强大精力集中于一身，从而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是，“不管如何，在我们从屠格涅夫的作品中知道的所有的当时新人典型之中，索洛明具有实践精神，勇敢而干练，无疑是最有内在力量、最有意义的人物”。 卢氏认为，“《处女地》狠狠地打击了旧世界，同时也无情地、忧心忡忡地谴责了民粹派”。玛丽安娜这位“几乎被屠格涅夫视为俄国化身”的姑娘寻求英雄配偶，“她一定能如愿以偿”，她是《前夜》中叶琳娜形象的继续与发展。她首先接触到涅日丹諾夫，在他的影响下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她拒绝舅母的安排，远离年轻的地主官僚卡尔洛梅伊采夫，也拒绝了民粹派革命者马尔克洛夫的追求。她真诚地爱上了涅日丹诺夫，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活动。涅日丹诺夫自杀后，她最终选择了索洛明。卢氏说，屠格涅夫在用整个心灵预言：“俄国有一批清醒的实干家，他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道路，这是俄国必须走的近似于西欧的道路。”
卢氏的结论是，屠格涅夫是最明智的俄国人之一。作家“试图在索洛明身上表现出比一般民粹派革命者更为高些的形象来。他没有写出七十年代人的正面典型，却越过它跳向未来，径直到了八十年代。……屠格涅夫否定了仅仅寄希望于农民的主张，肯定俄国要走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西欧文化的道路”，从而否定了民粹派的神话。“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他，而不是民粹派。”的确，在屠格涅夫笔下，索洛明显然是俄国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当之无愧的代表。
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到50年代至20世纪头二十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而它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一方面，这是由于民粹主义的激进派——民意党人的个人恐怖策略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而在革命民粹派和革命青年中，出现了新的思想动向，涌动着新的社会思潮，发生了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屠格涅夫在19世纪70年代就敏感地捕捉到了八九十年代才成为社会大潮的先兆，并及时地用天才的文学之笔予以超前的表现。这是屠格涅夫的功绩，但也造成了他的悲剧，因为曲高和寡，因为察见渊鱼者不祥，作家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他本人在许多情况下也产生了痛彻骨髓的失败感。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主流社会似乎只允许无产阶级革命家批评民粹派，却容不得其他阶级、阶层批评民粹派。在文学上，即便是对屠格涅夫这样公认的经典作家，也不容许他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反映民粹派的失败过程。从斯大林时代起，这种观点在文学上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还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对民粹派的态度。
俄国民粹主义植根于俄国社会历史的深处，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其本质是空想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的最主要思想特征是不顾历史条件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力求从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民粹主义在俄国解放运动的不同阶段，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上曾经发挥过不同程度的有益作用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秉承民粹主义的信仰，则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失误。列宁晚年已经开始意识到民粹主义的巨大危害。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明确表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福。”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逝世不久的1924—1925年，借助于对长篇小说《处女地》的肯定，来批判民粹主义，是有其深意的。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不可能将这一思想斗争持续进行下去。这也导致迟至今天，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评论与教学中，我们还在继续谴责屠格涅夫“否定民粹派革命者”。
全面准确地评价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是一个不该绕开的话题。
2020年3月23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发现俄国文学史中的许多事件是应该被重新认识的，其中就包括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
其实，自《处女地》发表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一直未断。屠格涅夫对自己这个“晚生子”曾寄予厚望。1876年他写道：“不写完我的长篇巨作，我是不会甘心离开人世的。我总觉得，这部小说将能澄清许多误会，也能把我本人恰如其分地置于我应得到的位置上去。”他对萨尔蒂科夫
谢德林说：“请等着读我的长篇小说吧。谁知道呢，说不定我注定还能点燃起人们的心来。”然而，事与愿违。小说甫一发表，立刻招致各方面的攻讦。作者无奈地说：“从前人家打我用棍子，如今改用木頭桩子来打了。”革命者怒斥作者否定民粹派革命家。甚至有人说，屠格涅夫已经才思枯竭;这部小说枯燥乏味，虚假，不真实。而反动分子则认为他美化革命者，讽刺自由主义分子。总之，“左”派骂他右，右派骂他“左”。面对八方责难，屠格涅夫心力交瘁。他曾经无可奈何地宣布，这部长篇小说彻底失败了。并探究原因，认为这是自己长期生活在国外，脱离祖国的苦果。
然而，两年过后，情况又有了变化。1879年8月他在巴黎完成，于次年公之于世的《1880年版〈长篇小说集〉》序言中说：“至于说到《处女地》，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我的这最后一部写得如此吃力的作品遇到的齐声责难再说什么了。……开头他们力图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说我由于几乎常年居住在国外，对俄国生活和俄罗斯人已经完全不了解了;说我写书的动力是一种浅薄的自尊心和哗众取宠的爱好;一个新闻记者急忙宣称，每一个正派的人都应该对我的书啐口唾沫，并当场踩它几脚。后来，事变的进程证实了大部分被称为我的臆想的事以后，我的法官们便开始有另一种说法，说我本人几乎参加了那些居心不良的行动计划，而且当然是了解这些计划的，要不怎么能事先预见到和说出来呢？！等等，等等。”
的确，《处女地》甫一发表，屠格涅夫便遭到了两个阵营的猛烈攻击。反动分子的攻击在意料之中，但先进人士的否定则大出作者意外。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意见。他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些愚蠢而无远见的人，整个作品都是虚伪的。很多进步人士都不愿意承认屠格涅夫笔下的索洛明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成了不争的事实，作家的罪过似可有所减轻，但围绕着索洛明这一形象的争议却一直延续至今，成了一桩跨世纪的公案。它还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作用的问题。
在《处女地》中，故事情节开始在民粹主义者涅日丹诺夫与可爱的俄罗斯姑娘玛丽安娜的恋情上展开。某公爵的私生子涅日丹诺夫为了给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募集资金，应邀到官僚西皮亚金家去做家庭教师。他与寄居在这个家庭的姑娘，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互生爱慕之情。西皮亚金夫妇打算让玛丽安娜嫁给他们的朋友，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僚地主卡尔洛梅伊采夫;而西皮亚金的内弟，地主兼誓死为民粹主义理想献身的马尔克洛夫则真诚地向玛丽安娜求婚。渴望过有意义生活的姑娘玛丽安娜选择跟随涅日丹诺夫走一条为革命献身的人生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末民粹派初步展开“到民间去”运动的大背景下，这场传统的多角婚恋纠葛被赋予了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意义。结果是，玛丽安娜跟随涅日丹诺夫逃离西皮亚金家，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事业;而涅日丹诺夫脱离社会实际，不理解农民，因遭遇失败而丧失信念，很快自杀身亡。马尔克洛夫贸然鼓动农民造反、革命，被农民捆绑起来交给了当局。身处险境的玛丽安娜不改初衷，最后选择跟随索洛明投身于革命斗争。
那么，索洛明是什么人呢？这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巴金先生重译的《处女地》时，在“内容提要”中写道：“但作者看得比民粹派更可贵的人物，却是‘自下而上’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平民知识分子索洛明，他认为只有用索洛明的办法，才能把俄国这一大片荒芜而又肥沃的‘处女地’开垦成为良田，这就充分表现了渐进论者屠格涅夫本人的阶级局限性。”这个内容提要准确阐述了小说题目“处女地”的深刻内涵，而对索洛明这一形象的分析却令人深思。站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来看，这个观点是有重大瑕疵的。它明确表达的是外国文学界的传统观点。译林出版社2001年推出了陆肇明先生的新译本，在译序中陆先生提及索洛明时，点明他的行为是“冷静的偏离”。这是个进步，但显然还是不够的。“偏离”是个中性词，其寓意或褒或贬，再加上略带褒义的修饰语“冷静”，综合起来似乎是肯定，但其内涵也过于模糊不清。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索洛明这个人物呢？其实，屠格涅夫在书中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
小说中做了如此的介绍（2001年版陆译本）：“索洛明是一个教堂执事的独生子，他有五个姐妹，全都嫁给了教士或助祭，而他……却放弃了宗教学校不读，改学数学，并对力学特别偏爱。后来进了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工厂做事，那位英国人爱他如子，出钱送他去曼彻斯特深造，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学会了英语。”——这是他的出身及所受的教育。他来这家莫斯科商人开设的工厂担当主管不久，“由于他在英国耳濡目染了那边的规章制度，所以对下属要求很严，尽管如此，却依然深受他们爱戴，下属说：他是自己人！”——这是他的社会地位。“索洛明并不相信俄国即将爆发革命，但他不想把这种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妨碍他人去尝试，他只是观察他们——然而并不远离他们，而是站在他们旁边。他非常熟悉彼得堡的那些革命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他们，因为他自己就来自民间。可是他明白没有老百姓‘你什么也干不了’，而当前恰恰是百姓们被动地不肯参与，对他们应该进行长期的教育，不过不能采用那些人的方式和对象，这个年轻人不想白白地毁掉自己并毁掉他人。”——这是索洛明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这是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坚定而又充满理性的一位革命者。他来自民间，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受过理工专业的教育与训练。可以说，在当时的俄国他独具慧眼，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人才。在民粹派同志中间进行讨论时，索洛明明确表示，有两种等待方式：一种是毫无作为地等待，另一种是边等待边推动事业向前发展。有人说，我们不需要渐进派。索洛明反驳道：“渐进派以前走的路是自上而下，而我们将试着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的渐进改革，是索洛明的政治主张。他坦率承认，他与马尔克洛夫等人的目标一致，但“走的路不同”。按现在的术语来讲，就是目标一致，但路线不同。那么，马尔克洛夫的目标是什么呢？大概是受制于出版审查，小说中介绍得相当简约而隐晦：“马尔克洛夫读书不多，多半读一些与正事有关的书：特别是赫尔岑的著作。……他是个平庸的庄主：脑子里盘旋着种种社会主义的规划。”“他真诚、耿直、天性热情……他可以牺牲自己，毫不犹豫，义无反顾。”显然，马尔克洛夫的目标是发动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索洛明与他“目标一致”，不过索洛明认为，发动农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告诫玛丽安娜，凡是干这种事业，第一批人总会遭到毁灭，哪怕他们很出色。而涅日丹诺夫着手做的事，不仅第一批和第二批人会毁灭，而且还有第十批，甚至第二十批……她所想的那种成功——永远等不到。现在要做的是依靠工人群众，办好工厂，积蓄力量。在他掌管的工厂里，他维护工人的福利事业，还开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小医院。在尾声中作家借他人之口提到，索洛明有了自己的工厂。他在工厂里实行一种叫作劳动组合的原则。由此看来，索洛明的主张是优先发展生产力，发动工人群众，改善生产管理，教育农民。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权。
玛丽安娜最终选择了索洛明。在屠格涅夫笔下，这是历史的必然。这基本上展现出了屠格涅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主张解放农奴，大力改善农民生活。但是，他也十分了解俄国农民的落后面。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相信天命，目光短淺。靠农民与村社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屠格涅夫自幼熟悉欧洲文化。1838年到1841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法、德、英、意大利等国，结交了众多进步的欧洲作家，特别是许多法国作家朋友，如梅里美、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都德和左拉等。这些作家对屠格涅夫认识俄国国内的问题发挥了积极影响。
在西欧，屠格涅夫和流亡在那里的俄国革命者建立了紧密的朋友关系，其中包括赫尔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特别是，还有一些年轻的民粹派革命家。有材料证明，屠格涅夫定期捐款给民粹派领袖人物。如1 861年屠格涅夫承担起了“每年资助巴枯宁1500法郎的义务”。1873年，拉夫罗夫筹办《前进！》杂志，屠格涅夫表示愿意为出版该杂志每年资助500法郎。他还帮助俄国侨民在巴黎建立了一所图书馆。格·亚·洛帕金是一位著名的民粹派革命家，1873年他逃亡国外，很快就成了马克思的好朋友。他是《资本论》的第一位俄译者。屠格涅夫与洛帕金也成了朋友。屠格涅夫称他为“绝顶聪明的人”，“是聪明人和好汉”，是“不可摧毁的年轻人”。他说过，在这样的人物面前，他这个老年人要脱帽致敬，因为他在他们身上真切地感觉出了力量、天才和智慧。这种经历自然对长篇小说《处女地》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与素材。拉夫罗夫后来回忆道：“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谈到了俄国的现状，谈到了对政府已无可指望，谈到了对反动势力的增长和他那帮自由主义朋友们的无力和怯懦。他对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动摇俄国社会这一点并未表示出希望，相反，他当时也像后来一样，认为我们不可能接近人民，不可能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不过，在他的一切言论中都表现出对政府的仇恨和对反对它的任何企图的同情。”（《屠格涅夫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页）
看来，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帮助屠格涅夫对俄国局势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民粹派是一股较为进步的力量，他乐见其迅猛发展，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他不相信民粹派能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成功，不相信它会获得农民的有力支持，更不相信它能推翻俄国政府;相反，他认为贸然举行暴动有可能给革命者与无辜群众造成牺牲或伤害。相比之下，他更赞成渐进的改革，发展生产力，自下而上地推进民主进步事业。索洛明在书中的活动就体现了屠格涅夫的立场与观点。俄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屠格涅夫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索洛明作为一个先驱者的文学形象应该被给予充分的肯定。
对于《处女地》，俄国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着争议。持肯定观点的评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联早期著名国务活动家、科学院院士、文艺理论家、戏剧家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在1917—1929年间，他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文化部长。面对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文学界“左”的激进思潮的泛滥，卢那察尔斯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虽然他也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但却时常表现出有别于社会潮流的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六十年代文学》一文是他1924至1925年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稿（见苏联《文学批评》1936年第2期）。卢氏在这个速记稿中重点评论了《处女地》，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这是一部艺术性极高、能够引人人胜的小说。”“即使是今天的读者阅读屠格涅夫的几部长篇小说，他也会最喜欢《处女地》的。”“有人说它证明屠格涅夫已经才思枯竭，这部小说枯燥乏味，虚假失真。这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显然，他认为《处女地》是屠格涅夫创作的顶峰。
卢氏强调，屠格涅夫“是第一个着手描写七十年代革命者生活的人”。他塑造的涅日丹诺夫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他依然是一位多余的人。当时的读者都期待着屠格涅夫在新的长篇小说中塑造出一个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可是，“这位革命者却是个怨天尤人、事事都不如意的人，他感觉不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确性，因为他一事无成，毫无结果”。然而，当时“像涅日丹诺夫之类的人物到处可见。……屠格涅夫并不一定（非）要写出个别的杰出人物才行。他想写的只是七十年代末期的民粹派的典型”。
卢氏高度评价玛丽安娜这个人物形象，说：“这个女性形象本身塑造得十分成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玛丽安娜曾是最优秀的妇女典型，曾是整个俄罗斯文学天宇的一颗最璀璨明亮的星”。
卢氏另一个重点是评价索洛明这个人物。他说：“最有趣的是，整个知识界一开始起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理解索洛明的性格。……显然，这是未来的资产者的一种原型，是一个稳健严谨的公民。”“索洛明并非空想主义者。他与民粹派的区别还在于他奢望不大。他只做他力所能及之事，但是期望有更大的作为。他的面前展现着广阔的前景。”他认为：“索洛明这种类型的人也可能沦为孟什维克。……不过，他也可能把清醒的理智同随着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而产生的强大精力集中于一身，从而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是，“不管如何，在我们从屠格涅夫的作品中知道的所有的当时新人典型之中，索洛明具有实践精神，勇敢而干练，无疑是最有内在力量、最有意义的人物”。 卢氏认为，“《处女地》狠狠地打击了旧世界，同时也无情地、忧心忡忡地谴责了民粹派”。玛丽安娜这位“几乎被屠格涅夫视为俄国化身”的姑娘寻求英雄配偶，“她一定能如愿以偿”，她是《前夜》中叶琳娜形象的继续与发展。她首先接触到涅日丹諾夫，在他的影响下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她拒绝舅母的安排，远离年轻的地主官僚卡尔洛梅伊采夫，也拒绝了民粹派革命者马尔克洛夫的追求。她真诚地爱上了涅日丹诺夫，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活动。涅日丹诺夫自杀后，她最终选择了索洛明。卢氏说，屠格涅夫在用整个心灵预言：“俄国有一批清醒的实干家，他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道路，这是俄国必须走的近似于西欧的道路。”
卢氏的结论是，屠格涅夫是最明智的俄国人之一。作家“试图在索洛明身上表现出比一般民粹派革命者更为高些的形象来。他没有写出七十年代人的正面典型，却越过它跳向未来，径直到了八十年代。……屠格涅夫否定了仅仅寄希望于农民的主张，肯定俄国要走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西欧文化的道路”，从而否定了民粹派的神话。“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他，而不是民粹派。”的确，在屠格涅夫笔下，索洛明显然是俄国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当之无愧的代表。
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到50年代至20世纪头二十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而它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一方面，这是由于民粹主义的激进派——民意党人的个人恐怖策略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而在革命民粹派和革命青年中，出现了新的思想动向，涌动着新的社会思潮，发生了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屠格涅夫在19世纪70年代就敏感地捕捉到了八九十年代才成为社会大潮的先兆，并及时地用天才的文学之笔予以超前的表现。这是屠格涅夫的功绩，但也造成了他的悲剧，因为曲高和寡，因为察见渊鱼者不祥，作家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他本人在许多情况下也产生了痛彻骨髓的失败感。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主流社会似乎只允许无产阶级革命家批评民粹派，却容不得其他阶级、阶层批评民粹派。在文学上，即便是对屠格涅夫这样公认的经典作家，也不容许他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反映民粹派的失败过程。从斯大林时代起，这种观点在文学上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还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对民粹派的态度。
俄国民粹主义植根于俄国社会历史的深处，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其本质是空想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的最主要思想特征是不顾历史条件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力求从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民粹主义在俄国解放运动的不同阶段，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上曾经发挥过不同程度的有益作用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秉承民粹主义的信仰，则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失误。列宁晚年已经开始意识到民粹主义的巨大危害。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明确表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福。”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逝世不久的1924—1925年，借助于对长篇小说《处女地》的肯定，来批判民粹主义，是有其深意的。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不可能将这一思想斗争持续进行下去。这也导致迟至今天，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评论与教学中，我们还在继续谴责屠格涅夫“否定民粹派革命者”。
全面准确地评价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是一个不该绕开的话题。
202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