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有能力为自己的人口生产足够的粮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目标，可严格控制的粮食价格与限制出口政策，正在让中国错失依托全球农业价值回归的大环境，和激发本国农业生产能力、维系国家粮食安全的机会。
　　
　　进入5月份，经过几大部门的调控干预之手，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黑龙江省大米价格与去年的价格相比基本没有上涨，仅停在了持平状态。
　　在已经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受到限制出口等政策约束，东北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吉林省的稻米价格不但出现了低于去年价格的情况，农民手中的稻谷还遇到了大量积压。
　　这种水稻价格平滞或者上涨受挫的现象，与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化肥灌溉等水稻种植成本大幅上升形成鲜明的矛盾。
　　吉林省最近的调查发现，该省今年的水稻种植面积比2007年下降了17％多。在另一传统的稻米产区湖南洞庭鱼米之乡，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平常。
　　种种压力之下，罕有代言者，寻找替代谋生之法，似乎是稻农可以看得见的选择：种植经济作物，或者有限地种些口粮稻再做外出打工的打算。
　　中国发展至今，粮食需求要获得充分满足并不困难，但全面通货膨胀下的成本持续上升与限制粮价的一对矛盾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引来真正的粮食短缺危机。目前政府看起来并没有系统的政策储备，来应对未来可能因生产受到压抑的稻米价格报复性上涨。
　　
　　限制出口之后
　　
　　若干年来，中国粮市已经形成了南进口北出口的贸易格局。这种格局，与中国自身的南北经济差距、国内地理运输条件以及东北亚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经济特点密切相关。
　　中国东北是传统的粮食产区，周边的日本韩国是高度工业化、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中国东北农民种植的粮食对日韩出口，具有先天的比较竞争优势。在中国南部，广东等沿海省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粮食消费已经向日本等工业化国家靠拢，多年来习惯用工业品的收入从周边盛产稻米的东南亚国家进口粮食。中国国内，从东北到广东，跨越了几个中等国家的地理距离，粮食北出南进，一南一北各得其所。
　　今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相同时间中国官方也限制了国内粮食出口，把日韩推进了与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竞争东南亚稻米的阵营里。
　　事实上，与能源储备的消耗方式大不相同，当粮食生产能力遇到适宜条件时，可以以年为时间单位迅速恢复或者增长。对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粮食种植者的信心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它有时还可以使农业水利设施多年失修的问题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
　　在当前的国际粮价上涨行情中，东北地区粮食出口原可以带给国内粮食价格一个补偿成本上升的价格调整机会，缩小多年来存在的国内自产稻米与东南亚进口稻米的价格差距，使国内稻农获得信心扩大水稻播种面积，大幅提升今年和明年的稻米产量。可是在无意或者无力革新的管制政策之下，国内粮食产区稻米市场价格受挫不扬，与国际粮价形成鲜明落差，稻米与当前中国通货膨胀中价格大幅攀升的种种资产和商品相比，成为特殊的弱势商品。
　　坚守耕地红线的理论在中国一直都有很高权威性。如果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耕地红线生效的条件是守住的耕地能够吸引农民种植粮食。现在不仅新的抛荒、耕地利用不足，在大举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农民甚至希望土地被征用，皆因粮食种植难以改善种植者的生活条件。伴随工业和城市扩张，土地或者耕地的价值一直在上升，但在粮食市场价格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土地增值这一基本事实，在中国国内却无法从粮食种植的土地利用上体现出来。
　　从全球范围看，相比较工业品的价格和利润增长，全球的农业产品价格多年处于弱势增长状态。当全球范围内更广阔的工业化对农业的排挤终于凸显了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相对稀缺性，粮价的复苏上涨就会是必然。且不论此一轮全球粮价大幅上涨会延迟多久，从根本上，是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在为粮价和农业的价值增长奠定根基。
　　让中国有能力为自己的人口生产足够的粮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目标，可严格控制的粮食价格与粮食出口，正在让中国错过依托全球农业价值回归的大环境，激发本国农业生产能力、维系国家粮食安全的机会。
　　
　　米价的政治
　　
　　追随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中国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开支在家庭总消费开支的占比已经越来越小，尤其是在南部沿海地区，米价上浮一角到几角、一个月多开支几十元米钱，对许多家庭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会因为米价困扰而降低生活水平的，主要是城市低收入者，这里面也包括在城市的外来工。
　　近来美国的部分居民因为粮食价格上涨，生活也受到了影响，美国政府适应性地调整了福利救济覆盖水平，更多的人向政府申请了福利食品或者食品补贴。公共福利直接发放到收入低的居民手中，粮食市场价格和粮食种植业都没有受到打击。
　　在中国，政府直接进入普通粮食市场进行干预、压低大米市场价格也是以保护低收入者生活、保护稳定的名义进行的。这样的政策性行动背后，是稻农利益的无处兑现。与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干预市场价格的方法相比，政府如果借用专门柜台向持福利米票的低收入者提供低价福利大米或者免费福利大米，在操作、组织上并没有更多困难。经历过多年凭票供应一切的历史的中国，对这样的工作耳熟能详。
　　而政府之所以有能力干预米价的重要原因，也在于稻米价格相对其它商品价格属于低价，做空米价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都是有限的。但是对于价格昂贵的其它资产和商品，比如另一项居民必需消费品住房，无论怎样申述要控制房价，政府都远没有能力像干预米价一样向市场抛空住房，所以面对高贵的房价，前前后后数番调控，最终都束手无策。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直接干预米价，对政府的能力要求不高，这是中国式米价政治现状的一个背景条件。在并不是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政府的市场干预政策更是中国整体政治生态在米价政治上的具体化。
　　依据寻求利益和福利最大化来解释政治的目标，可以说和米价利益关联最大的稻农群体的福利考虑并不在中国的米价政治中。政府希望有说辞来获取民众的政治信任，粮价问题则是最显而易见的场地。在去年以来国内各种资产、商品接连涨价的全面通货膨胀下，粮价成了最后的政府绩效牌。但事实上，民众敏感粮价的根本原因是整体资产和物价高涨、大多数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比不上通胀的速度，去年以来生活质量整体上在走回头路。粮价的上涨冲动，本质也是在大的通货膨胀背景下成本拉动的结果。同时，因为粮价相对其它商品的价格上不去，种植粮食的农民在此一轮通货膨胀中受害最深。
　　米价不是通货膨胀、民众情绪等问题的关键环节，但米价政治依然按照旧日的模式上演。究其深，则是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与公共决策体系中，若干阶层群体只能游走在边沿，找不到代言和利益彰显的路径，如同米价中的稻农，在特定的时局下，成为沉默的群体，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
　　在此次国际粮价上涨前的不少年份内，许多人都习惯批评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政策，认为它导致了美国农产品的对外倾销。但在此时再审视美国的农业补贴，或许更应该思考为什么在那个国家的农业、农民、农场主可以获得如此高的公共政策倾斜，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比工业服务业都贫弱的行业，可以在国家政治中有如此高的话语势力。
　　一个社会实现最大自由与福利的道路是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自由要求。相对平衡也即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正确性。当经济的技术路线出现问题，政治正确未必会受到影响。但是当政治正确性走入歧途，经济或早或迟也会步之后尘，挫折不断。现时关注中国米价政治的正确性，也同是为实际的农业经济与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
　　根据世界粮食生产的现状，全球米价的话题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持续。面对国内外的形势，当前的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改变传统式的米价政治，集合各种政策，挽留并且推动农民种植水稻，改善灌溉水利条件，放手市场还原价格，保护稻农的应得利益。另一方面，对低收入者进行粮食直接补贴，扩大补贴对象的范围，缓解这部分人群的生活压力。而针对全面通胀的局势，只能从本币贬值、资产价格暴涨的源头治理，解决简单限价造成的价格扭曲问题。
　　米价话题之上，是当前多数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速度的大势。能否尽快提升国有企业工人工资，并以此带动其他各类企业工资薪酬和农村劳动力报酬的上涨，最终将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的稳定。
　　
　　米价不是通货膨胀、民众情绪等问题的关键环节，但米价政治依然按照旧日的模式上演。究其深，则是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与公共决策体系中，若干阶层群体只能游走在边沿，找不到代言和利益彰显的路径，如同米价中的稻农，在特定的时局下，成为沉默的群体，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