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南方人物周刊》以后，我常常两天写不出一行字来，交稿时间在焦虑中一再推后。
　　这种时候我总想起一家新华书店，而且还要归罪于它。那是小时生活的镇子里除游戏厅外惟一的文化场所，一百多平米的门店里一圈柜台，书架至少1/3是空的，其余的也稀稀拉拉，书少到不得不平放着，大部分是农业技术，红红绿绿印着猪瘟、梨树黑星病之类。
　　有一个架子是文学读物，最下面一层是《菜根谭》、《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黄色硬封皮。上面一排外国名著，有《白鲸》、《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再往上是两层中国文学，流行本省的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还有些别的，名字很艳情；顶层是毛泽东、蒋介石、林彪和淮海战役。
　　书店老板是国家的人，脑袋又方又大，像新闻联播的王宁。从马路经过，常见他站在店门口，从兜里掏出钱来，大拇指沾上口水一遍遍地数，像《小武》里的人物。在他统治下，绕过柜台翻书是禁止的。就算站在柜台外远远盯着，久了老板也要四处洒水，没了浮尘，人也赶走了。
　　刚上初中那会儿，王老板卖给我一本《怀念狼》，表情像是女儿嫁给了傻子。贾平凹在书里写商州野山的诡异故事，血光之灾、人狼大战。读到一段平淡的过渡：“我”和猎人坐在大树下，风吹过，叶子飘落下来——那一刻像活过了几万年而且还要天长地久地活下去，我第一次体验到文字的魅力。
　　这经历丝毫不稀奇，新闻报道也无法与文学类比。但对一个记者来说，那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不能对自己糟糕的文字心安理得，再也不能容忍有趣的故事在自己笔下变成乏味的絮叨，再也不能接受前晚写下的一千字总在隔天早上摔碎八百。
　　2013年9月之前，我在都市报做时政记者，日报的报道节奏迫使记者形成了新闻写作的套路，即使是三四千字的长文也可以像填空题一样快速完成。名词、动词、形容词，通通遭到驯化，再跟中国政治奇特的语言系统强强联合，文本一点都不喜闻乐见。
　　事实上，当我尝试转型，发现表达中充满了砖头一样的词汇和句式，比如“事实上”。即使生硬地摆脱了“砖头”，语言依旧陈腐，毫无魅力可言。
　　年初，我试着写《外国共产党人怎么看中国》，不仅用了第一人称，还对采访对象指指点点。编辑很宽容，说“大家讨论讨论”，结果的确不受认可，但我却像被解放了一样。后来这篇报道刊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虽然以杂志标准看十分粗糙。
　　4月份，北大卖猪肉的毕业生陆步轩回校演讲，我跟了两天，又用两天时间写了六千字。《南方人物周刊》在微博上贴出全文的时候，我正在芦山地震灾区的帐篷学校里，顺着“新华体”的路子被人拽着走。看到评论里寥寥几个“写得好”的评价，激动不已。新闻易碎、新闻速朽，但如果两个月后报道还能看的话，也不错。
　　那是我做记者一年零7个月的时候，同届进入南方报社的新人很多已经离开，包括最具理想的几个。我揣测，一定是难以忍受缺少创造力的琐碎了吧，彩票要是天天中也肯定乏味了。至于理想，少了机缘，激情和意志哪里还管用呢。
　　我感到庆幸。见到《南方人物周刊》同事一篇报道煎熬两个月，采访二十多人，近五十个小时的录音，字斟句酌、精神憔悴。我又感到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