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就读者而言,冠英镇的农夫不会关心安阳殷墟发掘史,佤邦难民也不会关心西班牙马兰诺史。读者只关心以他自己的兴趣、阅历、知识与想象力“定制”的历史,就像每个人只凝视他自己的回忆。就作者而言,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谓历史研究,只是一种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住在个人当中,因此,一切历史某种程度上都是个人史。
　　譬如,唐代府兵制的衰亡,钱穆认为是诸卫将军人选的堕落疲软,从旧时“勋德信臣”到武后之世的“外戚降虏”,而非制度本身不当。唐长孺认为“府兵之坏,正坐用兵之繁,征镇之役,非人民所能负荷”,却是抨击其制度本身。陈寅恪则从太宗时就否定府兵的效率,以为到玄宗全部废止乃是大势所趋。英雄所见略不同,真相究竟如何?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唐代府兵制的真相关我鸟事?若是一个府兵的奥德赛,告别丰腴村姑,离开青绿故乡,辗转千里沟壑,终赴绝塞边关,在那里种田、聚赌、搞营妓,偶尔出去打猎,将獐头鹿耳装满口袋,或者越过大漠,与蛮夷游骑干上几架。这才有点儿乐子,因为美妙的叙述就在其中。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人主观——尤其是兴趣与想象力之上。治史需要兴趣,治史需要想象力。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归根到底不过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其所叙述或分析的只是他自己所看到的历史轮廓或细节,而非历史实在本身。
　　实际上,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早承认甚至推崇想象力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功能与地位。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就曾说: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后,我们再次眺望,船已移位。因此,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没有眺望时,船一点一点挪过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如果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高卢,我们必须想象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还因为历史学至今尚未成为一门具备范式的学科。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德之前的数学,历史学当中也从未出现过缔造统一疆域的秦始皇。正因如此,全世界的人都有资格当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布衣皆可为卿相,历史学家宁有种乎?
　　不过,承认历史学中的个人主观,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之无限放大,像罗兰•巴尔特、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做的那样。那只能导致绝对的历史相对主义,进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而如果历史纯然成为一种虚构,人类的集体回忆就将濒临灭绝或者崩溃,我们今天所踏的大地也将浮在云端。
　　托波尔斯基有句话值得一听,“承认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承认历史学家的创造性认识功能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即是说,客观历史确然存在,它就安详地躺在时间的河流,我们无法将它完全再现,只能带着时代及个人的历史前提假设,运用尽可能精当严密的史学方法,尽力使之复活。最终复活的也许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影子,但这影子,必定既有历史实在的骨骼形状,也有我们自己的血液在其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