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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文化身份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文化失衡的背景下，相对弱势的文化在翻译策略通常上面临一种困局：在译者（或来自强势文化、或来自弱势文化）或“归化”或“异化”的抉择中，弱势文化被改写甚至歪曲；而强势文化的地位却被不切实际地拔高。这反过来又加剧文化失衡的局面。本文从弱势文化（尤其是来自弱势文化的译者）角度出发，讨论这一困局相应的对策。
一、困局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其中也存在着一种隐忧。虽然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不同文化间确有强弱之分。强势文化借助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正在加强对弱势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翻译活动一直以促进文化交流的正面形象示人，但是翻译在文化失衡局面的加剧中确实扮演了一种尴尬角色。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信息流量上看，总是强势文化占据主动：强势文化被译介到弱势文化的信息量远超由“弱”到“强”的信息量。而从翻译策略上看，弱势文化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中时，其原有文化意象常被过多改写甚至歪曲，即被强势文化“归化”，以适应强势文化读者的“口味”。而在“弱势”一方，人们越来越重视弱势文化遇到的生存挑战，重视保存自己的文化意（形）象。另外，译者主体性理论日渐流行。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使得翻译界不得不更审慎考虑对“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抉择。总之，弱势文化不仅在翻译信息的流量问题上，更在翻译策略的抉择上面临一种“困局”。本文从弱势文化的角度出发，简要分析这一局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翻译策略·绘画中的写实写意
對翻译活动中“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Venuti （1995:20）是如此定义的：前者“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而后者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一种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进外国情境”。两种策略和文化意象的选择密切相关。
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的抉择实与另一种人类行为大有共通之处，这就是绘画。翻译的实质是什么？让我们化繁为简。许渊冲先生著有《翻译的艺术》一书，书的题目也许能带来某种启发。如果要用某种艺术形式来概括翻译，个人认为：翻译如同绘画。在比喻修辞中，翻译的一个常见的喻体是“桥梁”——不同文化之间实现沟通的媒介。但是，“桥梁”的比喻仅概括“方向性”，即某种意义在不同文化间的转换过程。而翻译比简单的一来一去要复杂，“桥”这个喻体不能完全概括翻译的方方面面。翻译又被称为一种文化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再现。“再现”多少带有视觉方面的意义。如此，我们不妨将翻译比作绘画。在此比喻中，被描绘的对象相当于原文，绘画作品相当于译文；画家相当于译者，而作品的观众则相当于译文的读者。画品总体质量最终取决于画家的画技，这一点在翻译中对应的是译者的翻译水平；画家动笔前对所画的对象的观察十分重要，这好比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而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则分别相当于绘画中的写意和写实手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画家”的主观因素。这种策略性的选择是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一种体现；然而，这种主观因素的形成不排除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有的观众喜欢写意风格的作品，因此，某画家投其所好，热衷写意风格，此则“艺术之市场化倾向”。而西方译者翻译东方文化作品时，往往迎合西方读者口味，多取“归化”策略，如Venuti所说：“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这种迎合与画家对绘画手法的“市场化”选择确有相通之处。
三、对“写意”与“写实”的选择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
在翻译的历史上，强势文化背景下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作品时，通常恣意改写“他者”的文化意象。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nd）就曾纵情“写意”了一番：
“庞德翻译的普罗旺斯语诗歌被认为是异化翻译的典范之一，但它更为有名的翻译……（即）中国古诗歌的翻译，其翻译策略无疑是归化的；而且更有甚者，尽管他的《神州集》全部译自中国古诗，但大多数评论家们却一致视之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李白《古风第十八首》中的‘七十紫鸳鸯’在庞德笔下变成了七十对共舞的男女，尽管那时中国的士大夫不大可能会跳现在的交际舞。”（韩子满，2000）
虽然在此例中，庞德对归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可能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同时某种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缺失(例如“鸳鸯”)也是原因之一。但“庞德现象”在强势文化中不是特例，多数极具非西方文化色彩的文化意象被西方译者改写。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强势文化存在一种固有的保守性，较难接受弱势文化中有异于己的文化或价值观念。如此，“写意”的手法便在强势文化翻译活动中流行开来。这种流行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它能带来极深的政治影响，使得弱势文化仍然无从阐释自己，从而进一步被误读。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文化的失衡再度加剧。
而弱势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则较为复杂。总体来说，两种策略之间的抉择都体现了一种政治因素的作用，或者说体现了弱势文化自身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我们举埃及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为例（当然，“同化”的主体是埃及本土文化）：它经历了“归化”（半独立时期）—“异化”（殖民时期）—“异化”（独立初期）这样一个选择过程（费小平，2005：301~8）。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政治独立以后在翻译策略上仍然采取“异化”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策略的选择是由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决定的。历史上，一种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影响或压迫下，不得不开始学习和引进强势文化的内容，以求进步。于是，翻译活动兴起。但在初始阶段，弱势文化仍保留独立的地位。因此，来自弱势文化的译者采取的策略总体上是“异”“归”皆有，“归化”为主；而弱势文化的独立地位进一步被削弱甚至完全失去时候，策略的选择就取决于强势文化的控制力和弱势文化自身的底蕴了。比如，在中国翻译史上，无论外国文化的影响多么强烈，“异化”策略从不曾占据主流地位。鲁迅主张翻译“宁信勿顺”，其译文有强烈的“异化”色彩。虽然鲁迅等人的动机是积极的，但可惜“鲁迅现象”只是昙花一现（韩子满，2000）。从客观上看，这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国文化冲击的“免疫力”。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而强势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与中国相似，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但是因为曾经完全沦为殖民地，受到殖民者的文化控制，故而翻译史上曾出现高度“异化”的时期。而埃及独立后，本应随政治独立而转向的翻译策略却总体上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在文化上，英、法等原殖民宗主国仍对埃及有深刻影响。这说明，虽然殖民主义者已从政治舞台上败退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势文化永远失去影响力。或者可以说，弱势文化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如不能正确地应对强势文化的冲击，弱势文化就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发展。对于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民族来说形势尤其严峻。
总之，弱势文化在翻译策略上总面临一种困局。从外部环境上说，强势文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弱势文化存有漠视心理，使得强势文化极少注意来自弱势文化的声音，导致弱势文化的文化意象被过度改写，即在翻译策略上被“强者”“归化”。面对强势文化惊人的影响力，面对鱼龙混杂的文化价值观的涌入，“弱者”自身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发展？一内一外两种矛盾正是困局所在。
当然，这种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困局只在特定状况下才较为明显。例如在科技翻译中，尤其在科技落后地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时，可供译者选择的策略几乎只有一个——“异化”，也就是高度保留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的信息(Baker et al, 1998:244)。
四、結语：“宁信勿顺”——保留原文本中文化意象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通过翻译活动展示各种外来文化的本质和特色，是潮流所在。因此，鲁迅在翻译工作中提出的“宁信勿顺”原则在今天仍有实用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译入外来文化时，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强势文化蕴含在文本中的文化意象，不应进行过多改写。翻译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行为；而文化问题又和经济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只有把翻译活动中产生的某些难题放到更广阔的环境中去分析，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翻译策略上的问题更是如此。讨论这一问题的应对方法必须避免只在翻译范畴寻找答案，就事论事。从弱势文化的立场上看，翻译策略上面临的这一困局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弱势文化地位的提升。而强势文化的魅力正在于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相对发达。崇敬强者，向强者学习、“靠拢”的思想从不过时。因此，个人认为，使用“归化”手法“去糟粕、存精华”的说法不宜提倡。在翻译活动中，已有太多的文化意象因为不被译入语国家人民熟悉而沦为“糟粕”，遭到改写。另外，何为真正的“糟粕”，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而，“归化”手法在本质上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而本着翻译中“信”的准则，即使外国作品中有明显的所谓“糟粕”，也不妨原汁原味地引进。译者应相信译作读者的鉴别能力，将价值判断的事留给读者，做到不越俎代庖。另外，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不应强调，避免译者头脑中的文化意象“反客为主”。
讨论了由“强”到“弱”方向的翻译策略选择之后，我们不应忘记另一问题：如何在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的翻译活动中保持原有的文化意象，提升自己的阐释权利？鉴于“庞德现象”的普遍性，将希望过多地寄托在来自强势文化的译者身上是不实际的。来自弱势文化的译者应积极为自己的文化寻求阐释权利，积极从事译介本族文化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还是本着“信”的原则，译者应强调自身文化意象的完整性，不应为了迎合强势文化而在翻译策略上向目标语文化“归化”。而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不排斥外来文化，因此，在由“弱”到“强”方向的译介活动，“异化”的总是风格有着无穷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Baker, M. et al,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3]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韩子满.文化失衡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2000（2）.
（作者单位: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一、困局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其中也存在着一种隐忧。虽然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不同文化间确有强弱之分。强势文化借助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正在加强对弱势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翻译活动一直以促进文化交流的正面形象示人，但是翻译在文化失衡局面的加剧中确实扮演了一种尴尬角色。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信息流量上看，总是强势文化占据主动：强势文化被译介到弱势文化的信息量远超由“弱”到“强”的信息量。而从翻译策略上看，弱势文化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中时，其原有文化意象常被过多改写甚至歪曲，即被强势文化“归化”，以适应强势文化读者的“口味”。而在“弱势”一方，人们越来越重视弱势文化遇到的生存挑战，重视保存自己的文化意（形）象。另外，译者主体性理论日渐流行。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使得翻译界不得不更审慎考虑对“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抉择。总之，弱势文化不仅在翻译信息的流量问题上，更在翻译策略的抉择上面临一种“困局”。本文从弱势文化的角度出发，简要分析这一局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翻译策略·绘画中的写实写意
對翻译活动中“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Venuti （1995:20）是如此定义的：前者“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而后者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一种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进外国情境”。两种策略和文化意象的选择密切相关。
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的抉择实与另一种人类行为大有共通之处，这就是绘画。翻译的实质是什么？让我们化繁为简。许渊冲先生著有《翻译的艺术》一书，书的题目也许能带来某种启发。如果要用某种艺术形式来概括翻译，个人认为：翻译如同绘画。在比喻修辞中，翻译的一个常见的喻体是“桥梁”——不同文化之间实现沟通的媒介。但是，“桥梁”的比喻仅概括“方向性”，即某种意义在不同文化间的转换过程。而翻译比简单的一来一去要复杂，“桥”这个喻体不能完全概括翻译的方方面面。翻译又被称为一种文化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再现。“再现”多少带有视觉方面的意义。如此，我们不妨将翻译比作绘画。在此比喻中，被描绘的对象相当于原文，绘画作品相当于译文；画家相当于译者，而作品的观众则相当于译文的读者。画品总体质量最终取决于画家的画技，这一点在翻译中对应的是译者的翻译水平；画家动笔前对所画的对象的观察十分重要，这好比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而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则分别相当于绘画中的写意和写实手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画家”的主观因素。这种策略性的选择是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一种体现；然而，这种主观因素的形成不排除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有的观众喜欢写意风格的作品，因此，某画家投其所好，热衷写意风格，此则“艺术之市场化倾向”。而西方译者翻译东方文化作品时，往往迎合西方读者口味，多取“归化”策略，如Venuti所说：“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这种迎合与画家对绘画手法的“市场化”选择确有相通之处。
三、对“写意”与“写实”的选择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
在翻译的历史上，强势文化背景下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作品时，通常恣意改写“他者”的文化意象。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nd）就曾纵情“写意”了一番：
“庞德翻译的普罗旺斯语诗歌被认为是异化翻译的典范之一，但它更为有名的翻译……（即）中国古诗歌的翻译，其翻译策略无疑是归化的；而且更有甚者，尽管他的《神州集》全部译自中国古诗，但大多数评论家们却一致视之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李白《古风第十八首》中的‘七十紫鸳鸯’在庞德笔下变成了七十对共舞的男女，尽管那时中国的士大夫不大可能会跳现在的交际舞。”（韩子满，2000）
虽然在此例中，庞德对归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可能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同时某种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缺失(例如“鸳鸯”)也是原因之一。但“庞德现象”在强势文化中不是特例，多数极具非西方文化色彩的文化意象被西方译者改写。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强势文化存在一种固有的保守性，较难接受弱势文化中有异于己的文化或价值观念。如此，“写意”的手法便在强势文化翻译活动中流行开来。这种流行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它能带来极深的政治影响，使得弱势文化仍然无从阐释自己，从而进一步被误读。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文化的失衡再度加剧。
而弱势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则较为复杂。总体来说，两种策略之间的抉择都体现了一种政治因素的作用，或者说体现了弱势文化自身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我们举埃及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为例（当然，“同化”的主体是埃及本土文化）：它经历了“归化”（半独立时期）—“异化”（殖民时期）—“异化”（独立初期）这样一个选择过程（费小平，2005：301~8）。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政治独立以后在翻译策略上仍然采取“异化”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策略的选择是由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决定的。历史上，一种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影响或压迫下，不得不开始学习和引进强势文化的内容，以求进步。于是，翻译活动兴起。但在初始阶段，弱势文化仍保留独立的地位。因此，来自弱势文化的译者采取的策略总体上是“异”“归”皆有，“归化”为主；而弱势文化的独立地位进一步被削弱甚至完全失去时候，策略的选择就取决于强势文化的控制力和弱势文化自身的底蕴了。比如，在中国翻译史上，无论外国文化的影响多么强烈，“异化”策略从不曾占据主流地位。鲁迅主张翻译“宁信勿顺”，其译文有强烈的“异化”色彩。虽然鲁迅等人的动机是积极的，但可惜“鲁迅现象”只是昙花一现（韩子满，2000）。从客观上看，这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国文化冲击的“免疫力”。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而强势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与中国相似，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但是因为曾经完全沦为殖民地，受到殖民者的文化控制，故而翻译史上曾出现高度“异化”的时期。而埃及独立后，本应随政治独立而转向的翻译策略却总体上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在文化上，英、法等原殖民宗主国仍对埃及有深刻影响。这说明，虽然殖民主义者已从政治舞台上败退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势文化永远失去影响力。或者可以说，弱势文化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如不能正确地应对强势文化的冲击，弱势文化就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发展。对于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民族来说形势尤其严峻。
总之，弱势文化在翻译策略上总面临一种困局。从外部环境上说，强势文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弱势文化存有漠视心理，使得强势文化极少注意来自弱势文化的声音，导致弱势文化的文化意象被过度改写，即在翻译策略上被“强者”“归化”。面对强势文化惊人的影响力，面对鱼龙混杂的文化价值观的涌入，“弱者”自身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发展？一内一外两种矛盾正是困局所在。
当然，这种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困局只在特定状况下才较为明显。例如在科技翻译中，尤其在科技落后地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时，可供译者选择的策略几乎只有一个——“异化”，也就是高度保留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的信息(Baker et al, 1998:244)。
四、結语：“宁信勿顺”——保留原文本中文化意象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通过翻译活动展示各种外来文化的本质和特色，是潮流所在。因此，鲁迅在翻译工作中提出的“宁信勿顺”原则在今天仍有实用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译入外来文化时，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强势文化蕴含在文本中的文化意象，不应进行过多改写。翻译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行为；而文化问题又和经济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只有把翻译活动中产生的某些难题放到更广阔的环境中去分析，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翻译策略上的问题更是如此。讨论这一问题的应对方法必须避免只在翻译范畴寻找答案，就事论事。从弱势文化的立场上看，翻译策略上面临的这一困局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弱势文化地位的提升。而强势文化的魅力正在于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相对发达。崇敬强者，向强者学习、“靠拢”的思想从不过时。因此，个人认为，使用“归化”手法“去糟粕、存精华”的说法不宜提倡。在翻译活动中，已有太多的文化意象因为不被译入语国家人民熟悉而沦为“糟粕”，遭到改写。另外，何为真正的“糟粕”，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而，“归化”手法在本质上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而本着翻译中“信”的准则，即使外国作品中有明显的所谓“糟粕”，也不妨原汁原味地引进。译者应相信译作读者的鉴别能力，将价值判断的事留给读者，做到不越俎代庖。另外，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不应强调，避免译者头脑中的文化意象“反客为主”。
讨论了由“强”到“弱”方向的翻译策略选择之后，我们不应忘记另一问题：如何在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的翻译活动中保持原有的文化意象，提升自己的阐释权利？鉴于“庞德现象”的普遍性，将希望过多地寄托在来自强势文化的译者身上是不实际的。来自弱势文化的译者应积极为自己的文化寻求阐释权利，积极从事译介本族文化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还是本着“信”的原则，译者应强调自身文化意象的完整性，不应为了迎合强势文化而在翻译策略上向目标语文化“归化”。而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不排斥外来文化，因此，在由“弱”到“强”方向的译介活动，“异化”的总是风格有着无穷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Baker, M. et al,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3]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韩子满.文化失衡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2000（2）.
（作者单位: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