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以2013年以前国际传播学界关于社会化媒体的研究为研究对象，着重回顾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化媒体的研究重点，认为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传播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跨学科研究构成当前研究的主流。随着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未来的研究应在深度和广度上加以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社会化媒体传播学研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论文极少，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亟待提高在国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跨学科；现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040-03
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一词是由Antony Mayfield在2007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等六大特征，基本形式包括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2008年，他在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式中增加了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群，社会化媒体已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但对社会化媒体传播学研究现状的总结分析较少。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下的SCI-EXPANDED、SSCI、A&HCI数据库为来源，时间跨度为1997年（这一年出现博客和社交网站）到2012年，共检索到社会化媒体传播学研究论文783篇。
一、蓬勃向上的研究势头
某一领域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变化能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受研究者关注的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0年至2004年为第一阶段，互联网行业从泡沫中走出，社会化媒体处于缓慢发展期，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主题相对分散，研究者重点探讨了在线论坛在社会支持、公共空间和学习等领域发挥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博客一直是社会化媒体研究的重点，相关论文也成为博客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
2005年至2009年为第二阶段，社会化媒体研究初具规模，重点的研究对象为博客、优兔和社交网络。博客成为关注重点，相关研究关键词[1]包括公共舆论、危机传播、公共关系、社区、协同行动、公民新闻、政治、可信度和话语等。优兔和社交网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边缘，与优兔有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新媒体和民主，与社交网络有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特定网络（ad hoc networks）和网络2.0。其他重要的研究关键词还包括信息、新闻、性别、自我、参与和竞选。自2008年起，社会化媒体的概念被研究者采用。
2010年至2012年为第三阶段，社会化媒体研究蓬勃发展，广受研究者关注。博客依然是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关键词包括新闻、权力和新媒体。脸书和推特是新兴的研究热点，与脸书相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青少年、朋友、社交网站，与推特相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公共关系、社会网络、生活（life）。优兔也是研究热点，研究关键词包括政治和用户生产内容。其他重要的研究关键词包括信息、新闻、参与、身份、性别、民主、公共领域、举止。2012年新出现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用户生产内容、信息通信技术（ICTs）、动员、数字媒体和数字鸿沟。
二、跨学科研究成为主流
图1 文献研究方向分布
社会化媒体研究不仅受到传播学界的关注，也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检索文献过程中，为保证文献全部与传播学相关，本文设定文献的研究方向为Communication（传播）。由于Web of Science为文献标记的研究方向不止一个，可以根据这些研究方向判定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涉及哪些学科。通过对原始文献研究方向的统计，得出具有多个标签的文献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这些文献共有481篇，占总文献数量的61.4%，跨学科研究是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流。图中前五位分别是商业经济学、图书馆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广播电视学，这些学科对社会化媒体的关注程度较高。其中，商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讨论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关系、广告和管理上的运用；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主要分析社会化媒体上信息的呈现、可信度等。
三、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是论文主题最凝练的表述，高频次的关键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研究的热点。对原始数据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到出现次数大于25次的关键词（已剔除检索主题词social media）如表2所示。这些词描述了社会化媒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博客、脸书、推特、优兔）、特点（因特网、传播、媒体、在线、计算机媒介传播、网络、网络2.0）及影响领域（信息、身份、新闻、参与、社区、性别、公共领域、民主、政治、举止、认知）。
博客研究重点讨论了博客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对新闻业的影响。Thurman认为博客新闻与维基新闻促使传统媒体对其作出回应，改变了传统媒体与新闻消费者关系[2]。Messner等人通过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2059篇报道以及120个博客的内容分析，发现博客越来越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合法来源且比例不断增长。同时，博客在信息来源上也严重依赖传统媒体。Messner等人认为在传统媒体和博客之间存在新闻源循环，信息在媒体间来回穿梭，相互影响议程设置[3]。Carpenter比较美国博客新闻与当地传统媒体网络版后发现，博客在主题、外部信息源、多媒体与互动性呈现的多样性更加明显，为受众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4]。
社交网站研究的重点是社会资本。Donath和boyd认为社交网站能促进弱联系的形成与保持，因为技术使得维持这种联系变得更简单而又便宜[5]。Ellison等人验证了这一假说，并提出“维持社会资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概念，认为在线网络工具可以在物理隔绝的情况下维持原先获得的社会资本[6]。Chu等人对中美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的连接性社会资本高于中国大学生，但在黏合性社会资本上无明显差异[7]。Choi等人发现美韩两国大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情况体现出文化差异。美国大学生拥有更大更松散的社会网络，其中大部分属于连接性社会资本；韩国大学生拥有更小更紧密的社会网络，连接性社会资本与黏合性社会资本大致相当[8]。 推特研究的重点为公共关系。Kent等人认为，组织可以利用网络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沟通，并为此确立了五条原则，即界面易用、留住访客、吸引访客回流、提供有效的讯息和维持对话回路[9]。Rybalko认为推特上的对话沟通只包含后四条原则，他们通过对93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推特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推特上对话沟通最大的特点是对话回路，其沟通对象主要是一般听众。他们还根据回复次数将企业分为对话导向型与非对话导向型，研究发现对话导向型企业更常使用“留住访客”原则，而非对话导向型企业则更常使用“吸引访客回流”原则[10]。Lovejoy等人分析美国100家非营利组织的推特使用后发现，推特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更新信息、建立社区和行动三方面[11]。Linvill等人发现，大学将推特当成面向学生的机构新闻信息源，没有发挥其对话功能[12]。
优兔研究集中在公共领域。Antony和Thomas考察人们对奥斯卡·格兰特被枪击视频的评论后，认为人们对事件各个方面的讨论符合公共领域的定义。同时，人们对事件的反应和讨论主题的多样性挑战了充满着理想主义和理性色彩的公共领域的定义。Antony等人认为，考虑到新媒体条件下参与网络对话的便利性，公共领域需要理性而系统的再定义（reconceptualization）[13]。Chu认为不应当混淆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两个概念，后者并不必然促进民主讨论，并通过分析优兔上“公交叔叔”系列视频及评论验证了这一点[14]。
四、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
超过一半的论文来自美国，美国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次为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中国和加拿大，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均多于20篇。除荷兰、中国外，其余国家均为英语国家。
虽然有24篇文献的作者来自中国，但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研究机构的只有3篇。
1篇发表在《新媒体与文化》，作者周翔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陈良宇被免职一事在网易博客上的呈现，发现博主们并不被动接受信息，相反他们迅速撰写博客回应，积极参与事件的讨论，对事件及政府发表不同的观点[15]。
1篇发表于《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作者为陈先红和丁桂兰，文章名为《新媒体即关系》，属于特别评论。作者认为新媒体传播属于关系传播范畴，具有电子对话（telelog，即the electronic dialogue）的特点，新媒体传播的本质不是技术信息传播而是对话关系传播，对新媒体的研究须从消息传播转向关系传播、从以网站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16]。
1篇发表于《公众（JAVNOST-THE PUBLIC）》，作者吴畅畅，文章由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改写自中文。文章从微博文本出发，分析7·23事故发生后，以记者、律师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如何构建与塑造阶级意识与主体性。作者认为，在微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幼稚的自由主义与反中央集权口号最终遮蔽和阻碍了中产阶级讨论、推动中国国有体制和政治民主化具体进程的可能性[17]。
五、结论及讨论
1.研究主题有很强的现实关照。研究主题来源于现实情境，对现实进行解释和思考，用理论关照现实。以博客为例，民众对传统媒体既不信任又不喜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新闻博客的兴盛。特别是在9·11事件后，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媒体报道过于同情阿拉伯国家，于是一大批新闻博客在网络上出现。针对此种现象，学者们开始研究新闻博客的特点、新闻博客对新闻业务的影响、新闻博客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以及新闻博客能否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补充并提供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报道，进而讨论博客对民主社会的作用。
2.研究内容更趋具体、细致。研究者们开始就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进行研究，而不是笼络地进行研究。以社交网站研究为例，研究者开始选用社交网站的某一特性进行研究，社交网站的账号申请、用户头像、用户档案、隐私设置、留言墙、群组功能等特性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社交网站使用被限定为社交网站某一功能的使用，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具体的、针对性强的研究能使研究者避免得出大而失当的结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3.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特点，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访谈、实验、个案研究、话语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人种志研究等方法。其中，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访谈、实验和个案研究是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部分研究者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具体使用上，不少学者借鉴了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各类量表（如生活满意度量表、信赖他人量表、自尊量表），在此基础上设计问卷并获得数据。然而，多数学者研究数据的获取方式为单次获得，得出的结论能说明相关性，但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历时性（longitudinal）的研究还比较少，在探讨社会化媒体使用的影响上仍存在缺陷。
4.国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中，来自中国大陆研究机构的论文极少，这与中国大陆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状况和研究实力并不相称。在783篇文章中，只有3篇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除特别评论及由他人翻译的文章，属于研究性质的英文文章只有1篇。然而，在这783篇文章中，摘要中含中国或中国人的文章却有30篇。这一反差说明，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需要大力提高在国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中的话语权。
5.未来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应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心理、使用习惯、影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社会化媒体与其他领域的结合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研究，如社会化媒体与健康领域、知识管理等。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化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社会化媒体研究须紧跟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 本研究选择的关键词对应Web of Science的DE（Author Keywords，作者关键词）和ID（Keywords Plus，关键词扩展）.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论文并没有提供关键词. [2] Thurman， N. J.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10（1）.
[3] Messner， M.， & Distaso， M. W. （2008）. The source cycle. Journalism Studies，9（3）.
[4] Carpenter， S. （2010）. A study of content diversity in online citizen journalism and online newspaper articles. New Media & Society， 12（7）.
[5] Donath， J.， & boyd， d. （2004）. Public displays of connection. BT Technology Journal ， 22 （4）.
[6]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7] Chu， S. C.， & Choi， S. M.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young gener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
[8] Choi， S. M.， Kim， Y.， Sung， Y.， & Sohn， D. （2011）. Bridging or Bonding？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1）.
[9] Kent， M. L.， & Taylor， M. （1998）. 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4（3）.
[10] Rybalko， S.， & Seltzer， T. （2010）. Dialogic communication in 140 characters or less： How Fortune 500 companies engage stakeholders using Twitter.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4）.
[11] Lovejoy， K.， & Saxton， G. D. （2012）.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Action：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se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3）， 337-353.
[12] Linvill， D. L.， McGee， S. E.， & Hicks， L. K. （201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of Twitter： A content analy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4）.
[13] Antony， M. G.， & Thomas， R. J. （2010）. ‘This is citizen journalism at its finest’： YouTub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Oscar Grant shooting incident. New Media & Society， 12（8）.
[14] Chu， Donna （2009）. Collective behavior in YouTube： a case study of ‘Bus Uncle’online video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3）.
[15] Zhou， X. （2009）. The political blogosphere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blogs regarding the dismissal of Shanghai leader Chen Liangyu. New Media & Society， 11（6）.
[16] Chen， X.， & Ding， G. （2009）. New media a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7] Wu， C. （2012）. Micro-blog and the Speech Act of China’s Middle Class： The 7.23 Train Accident Case. Javnost-The Public， 19（2）.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跨学科；现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040-03
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一词是由Antony Mayfield在2007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等六大特征，基本形式包括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2008年，他在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式中增加了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群，社会化媒体已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但对社会化媒体传播学研究现状的总结分析较少。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下的SCI-EXPANDED、SSCI、A&HCI数据库为来源，时间跨度为1997年（这一年出现博客和社交网站）到2012年，共检索到社会化媒体传播学研究论文783篇。
一、蓬勃向上的研究势头
某一领域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变化能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受研究者关注的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0年至2004年为第一阶段，互联网行业从泡沫中走出，社会化媒体处于缓慢发展期，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主题相对分散，研究者重点探讨了在线论坛在社会支持、公共空间和学习等领域发挥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博客一直是社会化媒体研究的重点，相关论文也成为博客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
2005年至2009年为第二阶段，社会化媒体研究初具规模，重点的研究对象为博客、优兔和社交网络。博客成为关注重点，相关研究关键词[1]包括公共舆论、危机传播、公共关系、社区、协同行动、公民新闻、政治、可信度和话语等。优兔和社交网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边缘，与优兔有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新媒体和民主，与社交网络有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特定网络（ad hoc networks）和网络2.0。其他重要的研究关键词还包括信息、新闻、性别、自我、参与和竞选。自2008年起，社会化媒体的概念被研究者采用。
2010年至2012年为第三阶段，社会化媒体研究蓬勃发展，广受研究者关注。博客依然是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关键词包括新闻、权力和新媒体。脸书和推特是新兴的研究热点，与脸书相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青少年、朋友、社交网站，与推特相关的研究关键词包括公共关系、社会网络、生活（life）。优兔也是研究热点，研究关键词包括政治和用户生产内容。其他重要的研究关键词包括信息、新闻、参与、身份、性别、民主、公共领域、举止。2012年新出现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用户生产内容、信息通信技术（ICTs）、动员、数字媒体和数字鸿沟。
二、跨学科研究成为主流
图1 文献研究方向分布
社会化媒体研究不仅受到传播学界的关注，也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检索文献过程中，为保证文献全部与传播学相关，本文设定文献的研究方向为Communication（传播）。由于Web of Science为文献标记的研究方向不止一个，可以根据这些研究方向判定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涉及哪些学科。通过对原始文献研究方向的统计，得出具有多个标签的文献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这些文献共有481篇，占总文献数量的61.4%，跨学科研究是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流。图中前五位分别是商业经济学、图书馆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广播电视学，这些学科对社会化媒体的关注程度较高。其中，商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讨论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关系、广告和管理上的运用；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主要分析社会化媒体上信息的呈现、可信度等。
三、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是论文主题最凝练的表述，高频次的关键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研究的热点。对原始数据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到出现次数大于25次的关键词（已剔除检索主题词social media）如表2所示。这些词描述了社会化媒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博客、脸书、推特、优兔）、特点（因特网、传播、媒体、在线、计算机媒介传播、网络、网络2.0）及影响领域（信息、身份、新闻、参与、社区、性别、公共领域、民主、政治、举止、认知）。
博客研究重点讨论了博客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对新闻业的影响。Thurman认为博客新闻与维基新闻促使传统媒体对其作出回应，改变了传统媒体与新闻消费者关系[2]。Messner等人通过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2059篇报道以及120个博客的内容分析，发现博客越来越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合法来源且比例不断增长。同时，博客在信息来源上也严重依赖传统媒体。Messner等人认为在传统媒体和博客之间存在新闻源循环，信息在媒体间来回穿梭，相互影响议程设置[3]。Carpenter比较美国博客新闻与当地传统媒体网络版后发现，博客在主题、外部信息源、多媒体与互动性呈现的多样性更加明显，为受众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4]。
社交网站研究的重点是社会资本。Donath和boyd认为社交网站能促进弱联系的形成与保持，因为技术使得维持这种联系变得更简单而又便宜[5]。Ellison等人验证了这一假说，并提出“维持社会资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概念，认为在线网络工具可以在物理隔绝的情况下维持原先获得的社会资本[6]。Chu等人对中美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的连接性社会资本高于中国大学生，但在黏合性社会资本上无明显差异[7]。Choi等人发现美韩两国大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情况体现出文化差异。美国大学生拥有更大更松散的社会网络，其中大部分属于连接性社会资本；韩国大学生拥有更小更紧密的社会网络，连接性社会资本与黏合性社会资本大致相当[8]。 推特研究的重点为公共关系。Kent等人认为，组织可以利用网络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沟通，并为此确立了五条原则，即界面易用、留住访客、吸引访客回流、提供有效的讯息和维持对话回路[9]。Rybalko认为推特上的对话沟通只包含后四条原则，他们通过对93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推特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推特上对话沟通最大的特点是对话回路，其沟通对象主要是一般听众。他们还根据回复次数将企业分为对话导向型与非对话导向型，研究发现对话导向型企业更常使用“留住访客”原则，而非对话导向型企业则更常使用“吸引访客回流”原则[10]。Lovejoy等人分析美国100家非营利组织的推特使用后发现，推特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更新信息、建立社区和行动三方面[11]。Linvill等人发现，大学将推特当成面向学生的机构新闻信息源，没有发挥其对话功能[12]。
优兔研究集中在公共领域。Antony和Thomas考察人们对奥斯卡·格兰特被枪击视频的评论后，认为人们对事件各个方面的讨论符合公共领域的定义。同时，人们对事件的反应和讨论主题的多样性挑战了充满着理想主义和理性色彩的公共领域的定义。Antony等人认为，考虑到新媒体条件下参与网络对话的便利性，公共领域需要理性而系统的再定义（reconceptualization）[13]。Chu认为不应当混淆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两个概念，后者并不必然促进民主讨论，并通过分析优兔上“公交叔叔”系列视频及评论验证了这一点[14]。
四、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
超过一半的论文来自美国，美国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次为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中国和加拿大，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均多于20篇。除荷兰、中国外，其余国家均为英语国家。
虽然有24篇文献的作者来自中国，但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研究机构的只有3篇。
1篇发表在《新媒体与文化》，作者周翔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陈良宇被免职一事在网易博客上的呈现，发现博主们并不被动接受信息，相反他们迅速撰写博客回应，积极参与事件的讨论，对事件及政府发表不同的观点[15]。
1篇发表于《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作者为陈先红和丁桂兰，文章名为《新媒体即关系》，属于特别评论。作者认为新媒体传播属于关系传播范畴，具有电子对话（telelog，即the electronic dialogue）的特点，新媒体传播的本质不是技术信息传播而是对话关系传播，对新媒体的研究须从消息传播转向关系传播、从以网站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16]。
1篇发表于《公众（JAVNOST-THE PUBLIC）》，作者吴畅畅，文章由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改写自中文。文章从微博文本出发，分析7·23事故发生后，以记者、律师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如何构建与塑造阶级意识与主体性。作者认为，在微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幼稚的自由主义与反中央集权口号最终遮蔽和阻碍了中产阶级讨论、推动中国国有体制和政治民主化具体进程的可能性[17]。
五、结论及讨论
1.研究主题有很强的现实关照。研究主题来源于现实情境，对现实进行解释和思考，用理论关照现实。以博客为例，民众对传统媒体既不信任又不喜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新闻博客的兴盛。特别是在9·11事件后，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媒体报道过于同情阿拉伯国家，于是一大批新闻博客在网络上出现。针对此种现象，学者们开始研究新闻博客的特点、新闻博客对新闻业务的影响、新闻博客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以及新闻博客能否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补充并提供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报道，进而讨论博客对民主社会的作用。
2.研究内容更趋具体、细致。研究者们开始就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进行研究，而不是笼络地进行研究。以社交网站研究为例，研究者开始选用社交网站的某一特性进行研究，社交网站的账号申请、用户头像、用户档案、隐私设置、留言墙、群组功能等特性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社交网站使用被限定为社交网站某一功能的使用，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具体的、针对性强的研究能使研究者避免得出大而失当的结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3.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特点，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访谈、实验、个案研究、话语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人种志研究等方法。其中，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访谈、实验和个案研究是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部分研究者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具体使用上，不少学者借鉴了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各类量表（如生活满意度量表、信赖他人量表、自尊量表），在此基础上设计问卷并获得数据。然而，多数学者研究数据的获取方式为单次获得，得出的结论能说明相关性，但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历时性（longitudinal）的研究还比较少，在探讨社会化媒体使用的影响上仍存在缺陷。
4.国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中，来自中国大陆研究机构的论文极少，这与中国大陆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状况和研究实力并不相称。在783篇文章中，只有3篇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除特别评论及由他人翻译的文章，属于研究性质的英文文章只有1篇。然而，在这783篇文章中，摘要中含中国或中国人的文章却有30篇。这一反差说明，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需要大力提高在国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中的话语权。
5.未来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应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心理、使用习惯、影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社会化媒体与其他领域的结合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研究，如社会化媒体与健康领域、知识管理等。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化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社会化媒体研究须紧跟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 本研究选择的关键词对应Web of Science的DE（Author Keywords，作者关键词）和ID（Keywords Plus，关键词扩展）.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论文并没有提供关键词. [2] Thurman， N. J.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10（1）.
[3] Messner， M.， & Distaso， M. W. （2008）. The source cycle. Journalism Studies，9（3）.
[4] Carpenter， S. （2010）. A study of content diversity in online citizen journalism and online newspaper articles. New Media & Society， 12（7）.
[5] Donath， J.， & boyd， d. （2004）. Public displays of connection. BT Technology Journal ， 22 （4）.
[6]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7] Chu， S. C.， & Choi， S. M.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young gener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
[8] Choi， S. M.， Kim， Y.， Sung， Y.， & Sohn， D. （2011）. Bridging or Bonding？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1）.
[9] Kent， M. L.， & Taylor， M. （1998）. 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4（3）.
[10] Rybalko， S.， & Seltzer， T. （2010）. Dialogic communication in 140 characters or less： How Fortune 500 companies engage stakeholders using Twitter.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4）.
[11] Lovejoy， K.， & Saxton， G. D. （2012）.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Action：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se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3）， 337-353.
[12] Linvill， D. L.， McGee， S. E.， & Hicks， L. K. （201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of Twitter： A content analy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4）.
[13] Antony， M. G.， & Thomas， R. J. （2010）. ‘This is citizen journalism at its finest’： YouTub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Oscar Grant shooting incident. New Media & Society， 12（8）.
[14] Chu， Donna （2009）. Collective behavior in YouTube： a case study of ‘Bus Uncle’online video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3）.
[15] Zhou， X. （2009）. The political blogosphere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blogs regarding the dismissal of Shanghai leader Chen Liangyu. New Media & Society， 11（6）.
[16] Chen， X.， & Ding， G. （2009）. New media a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7] Wu， C. （2012）. Micro-blog and the Speech Act of China’s Middle Class： The 7.23 Train Accident Case. Javnost-The Public，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