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黄敏兰女士《珍珠港事件中的日本元素》一文，偶有所感。随后又承她赐寄约翰·托兰的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借我参考。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二战史仿佛又那么诡谲地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以前，日本政体还维持着政党竞选的议会政治传统。军方虽已干政，但未能完全掌握政局。九一八事件却为日本政局的大翻盘，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契机。九一八事件时，张学良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大概也是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之外的。过去曾流传这一种说法，说张是奉蒋介石之命采取了“不抵抗”的。不过此说至今尚未能有材料证实。无论如何，这就给张学良加上了一顶无法摘掉的帽子：“不抵抗将军”。其实，即使是蒋介石有此命令，张学良仍然可以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理直气壮地抗击日军，因为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守土有责乃是天经地义，何况也必然会受到举国拥戴。随后的“一·二八”和几年之后的“八一三”两度淞沪抗战都受到举国一致的热烈拥戴即是明证。日本军方如此之轻而易举地不费一枪一弹就一举鲸吞了沃野千里，这就毫无疑问会激发其贪得无厌的野心。随后，日军就长驱直入热河省，汤玉麟部不战即望风而逃，一夜之间全境即沦入敌手。以至于当时媒体曾嘲讽其逃遁速度之快，已经打破了奥运会长跑的世界纪录。不久之后，日本特工和浪人带领几个汉奸和流氓闯入北京东郊的通县县政府，插上一面“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招牌，转瞬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冀东２２县改变了颜色。随后，1937年夏，卢沟桥事件爆发，宋哲元还一心梦想着在夹缝中继续做他的土皇帝，大谈什么“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却不意日本竟然毫不客气地兵临城下直取北平和天津。随之便爆发了全民抗日战争，宋哲元仓皇逃遁，平津冀北遂沦于敌手。继而爆发了“八一三”的淞沪抗战。当时对比中国，日本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中国方面既无海军，空军也与对方不成比例，陆军尚未机械化，装备和训练也远逊于敌方。上海地临出海口，一敞平原，无险可守，所以中国方面实际是在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炮火。这种得不偿失的作战方式，从军事上说实在是划不来的，但是从政治上说，当时却需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向全世界展示、也向我们自己肯定我们民族的决心和士气。尤其是从战略全局而言，日本的大战略是沿今天的京广线由北而南把中国隔绝为东西两部分，日本占领东部富庶区，中国仅占有西部的贫困区。现在则主战场转至华东，日本进攻只能由东向西，而东部广大地区在整个抗战八年中有很大部分始终未被敌人占领，始终和后方保持联系（钱钟书《围城》写的那部分上海知识分子就是从陆路通向大后方的）。仅从战局着眼，淞沪之战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从大战略的全局着眼，则是日本始终未能成功地制造成第二（华北）、第三（华中）、第四（华南）个满洲国。相反的，即使在不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时候，日本也不得不长期出兵上百万来维持自黑龙江到海南岛的辽阔地带的统治，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二期的一个特点：日本并没有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广大的中国东部。
　　1938年欧洲的政治局势已经极为紧张。英国首相张伯伦带着他那“我们一代的和平”的美梦移樽就教，亲赴德国和希特勒签订了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以为它换来了“我们一代的和平”。却不料转瞬之间不过半年，希特勒就悍然出兵捷克的苏德台区，接着就占领了捷克的全境。同年秋，希特勒又悍然出兵进攻波兰，不消半个月就占领了西半个波兰。同时，苏联红军乘机出动，占领了波兰东半部。中欧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捷克和波兰便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此时的张伯伦已无可奈何，只好拉上法国一起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正式揭幕。
　　在东方，广州和武汉的沦陷，标志着抗日战争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这一战局的规模之大与地域之广也是出乎当时日本军方当局的意料之外的。而且看来中国显然是不会投降的，战争还得继续打下去。这也是日本方面当初始料不及的。这就给日本方面出了个难题。——在此之前，日本只需几个土肥原之类的流氓冒险家带着几个汉奸一声呼啸、挂上一面旗子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占领沃野千里，而如今却需要几十万大军真刀真枪地厮杀，才能维持其统治。何况不仅有中国全民的反抗，其他列强也不可能安然坐视日本独占中国这片广大的沃土，尤其是，北面陆上的苏联和南面海上的英美，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绵延万里，不要说进行武装作战，即使只是进行有效的统治和控制，也非得有上百万全副武装的日军不可。这一点乃是当时冒险家土肥原之流的军阀所从来不曾认真估计到的。而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却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何况，即使是占领了全中国，也还得要具备充分的力量来对付未来南北两方的对手。所以，日本已绝无可能再继续把力量都消磨在中国战场上。早在武汉会战之前，我国现代军事学权威蒋百里先生就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名文，结论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当时日本就是急于讲和，以便从中国脱身。最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其中就提到当时日方多次秘密地和中国联系进行和谈。
　　当时日本法西斯当局也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个难题，所以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就不再以主力全面地继续武装进攻。1938年至1939年，日方曾两次在苏蒙边境张高峰和诺门坎尝试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藉此试探苏联方面的反应。苏方当局的反应是极为明智的，就是简单地以硬碰硬。日方两次挑起边境冲突，都是损失惨重，铩羽而归。从此，日本再不敢小视苏联。这或许是日本的目光转而向南进的原因，也或许是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方却没有（或不敢）同时东西夹击的原因。1940年德国以机械化的大军团展开闪击战，一举击溃法军主力，占领了巴黎。法国投降，随之成立了维希政权。只有戴高乐将军（当时只是国防部副部长）逃往英国组织了自由法国（后改称战斗法国）运动，继续作战。同年秋，德国以每天三千余架飞机轰炸英伦，即有名的“大不列颠之战”。英伦岛国似乎危在旦夕，当时只是凭仅有的800架先进的喷火式与旋风式的战机应战（即丘吉尔所称赞的“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这么少的人那里得到这么多”）。美国当时尚未参战，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则是优先支援英国。法国一投降，日本马上就进军占领了当时的法属越南，封锁了当时中国的对外通道，中国东部沿海港口由此全部由日本占领。英国亦于同时屈从于日本的要求，封锁了滇缅公路。中国遂成为一个真正被封闭的国家。同年不久，英国重开滇缅路，中国才重新拥有了一条国际通道。
　　日本占领越南后，日本空军就得以从越南起飞，几乎天天来轰炸这条硕果仅存的国际通道。当时我们在西南联大读书，连上课的时间都随之改变了。由于日本飞机每天中午左右来轰炸，所为我们就改为上午10时以前和下午３时以后上课。中间的时间就是跑警报的时间。日本飞机几乎是天天中午来轰炸。
　　当时日本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南北两方面的对手。究竟日本要选择向南进攻击英美，还是向北进攻击苏联？这是当时大家都在猜测的问题。有一次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据该文说：最近日机轰炸，每项都是采用俯冲轰炸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乃是在海上对舰艇轰击的方式而不是陆上作战的方式；由此推测，此可能是日方为准备海上作战在进行演习，所以作者推测日方是在为南进作准备的。尔后不久到了１９41年底，日方就偷袭了珍珠港，开启了日美之间的太平洋战争。当时令人不解的是：一支包括有四艘航空母舰和近三百架飞机的庞大队伍横跨了太平洋，且又是偷袭故不敢走正路而是走曲折的弯路，总需要至少十多天的功夫；当时美国的情报工作都做到哪里去了？何以居然毫不知情？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美国国内正是孤立主义盛行，不愿意参战，所以罗斯福总统扣下了这一情报有意不发。待到日本已经袭击了珍珠港，死者三千，损失惨重，美国才被迫不得不参战。
　　在同一个1941年夏初，希特勒已经突袭苏联，似乎苏联方面事前也并无所知，所以德军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苏方已经宣布了迁都至古比雪夫。这次的闪电战也是大出人们（可能也包括斯大林本人，至少按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可能是如此）的意料之外；因为就在两年前，二战爆发的前夜，德苏两国刚刚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此时的突然袭击，给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城下，但并未直下莫斯科而是南向直取斯大林格勒，据说是觊觎高加索的石油。无论如何，1942年之夏斯大林格勒以及库尔斯克的战役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最惨烈的大血战，双方都倾全力投入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有一种说法是：苏联最后是把远东防范日本的军队也全部调来投入西线战场才最终获胜的。但这当然要冒极大的风险。而且令人难解的是，德日既然订有反共同盟，何以日本竟按兵不动？一直待到德国战败，苏联红军转而对日宣战，摧枯拉朽，短短两个星期就全歼日本的关东军。是不是希特勒妄自尊大，希望自己独自就消灭苏联，不愿日本（要记得日本并不是纯种亚利安人）也分一杯羹，所以并未要求日本在东方夹击。苏联把驻远东防范日本的红军全部投入西线，当然要冒极大的风险。而日本竟然不乘机两面夹击，也令人难以索解。希特勒与东条英机是同样地令人难以索解。这应该说是东西法西斯最大的败招。否则的话，苏联很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无力反击。那样就不会有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决战，从而二战的历程也会大为改观，呈现为另一副大为不同的面貌和历程了，尽管法西斯最终的结局仍不免是全盘的覆灭，因为法西斯的本性根本上是反人道的，所以是不可能持久的。在1940年秋季的“大不列颠之战”以后，仅仅三年时间，到了1943年的战时生产最高峰时期，美国年产飞机已是12万5千架，而同年德国只生产了3万8千架。我手头没有日本的数字，但大概不会超过德国。德日两国之和，不及美国之半。1941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但仅仅次年春季，美国空军即已空袭日本本土了。为此，日本海陆军双方还互相指控。因为当时的飞机尚不能由美国本土直达日本上空，所以海军方面认为海上没有问题，一定是陆军没有能够守住太平洋上的某个岛，被美军占领，修筑了机场；而陆军方面则指责说必然是海军失职才使美国航母驶近了日本本土。
　　及至1942年秋，从太平洋到东欧和北非，盟国已开始大举反攻，德日两国节节败退，德国丧失了北非，日本开始丧失了西太平洋的制海权，苏军不但收复了本土且攻入波兰。１９４３年夏，意大利宣布投降，墨索里尼被俘，终于挺尸在米兰街头。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置于美国空军的控制之下。就在这一年，以史陶芬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官密谋一项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史陶芬堡乘一次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希特勒的脚下，却不料当时装有定时炸弹的那个皮包无意中被人移到了桌子的另一侧。而那张桌子是由特别坚厚的材料制成的，所以爆炸时没能炸透桌子，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本来是一幕预计之中的政变就此流产，参与政变的军官们也都牺牲了，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二次大战却因此延长了近两年的时间，从而交战双方的军民又继续付出了近两年的惨痛代价。关于那场事件的过程，希勒尔（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如果当时的轴心国能够配合一致东西合击，那么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的整个旧大陆就会连成一片。以当时中国的实力，恐怕还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大局。而美国要想隔着两大洋展开反攻，大概也会困难重重，而不大可能像尔后的局面展开得那么顺利。尽管法西斯终究是世界历史的逆流，是不可能永远得逞的，而人道和理性终究会战胜愚昧和奴役，但它的灭亡也许就要经历更为漫长而艰苦得多的历程了。
　　历史的形成总是那么的曲折而又诡谲。日本由“九一八”不费一兵一卒唾手而得东三省沃野千里。中国方面的不抵抗大大吊起了日本法西斯军人的胃口，继之便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占领热河、建立满洲国和冀东伪政府并制造了卢沟桥事件，企图直下冀察，组织华北五省的伪自治政权，逐步并吞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但历史的发展却又如此之诡谲，而并不像是法西斯哲学所想的那么美妙。当年“九一八”竟使日本兵不血刃唾手而得沃野千里，那么完全有理由说它却也成为诱导了日本步步走上亡国道路的契机。及至“七七”全面战争开始，日军计划主攻是沿京汉、京广方向南下把中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使中国东部富庶的国土和西部贫寡的部分被切割开来，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就要多得多。但是战争甫一开始，主战场就被引向东部沿海，使日本主力由东而西沿长江上溯，这对中国就更为有利。日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全部地区，大部分地区除了大城市和一些交通线而外，不但仍为中国所有，而且与西南大后方始终保持着联系。日本处境的尴尬在于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广袤万里需要处处设防，吊住了它数百万的大军，而它又必须保留其主力以对付未来对美、对苏不可免的战事。所以日本在此期间一方面是多方向中国诱降，一方面是建立若干傀儡政权以减轻它自己的负担。这一过分沉重的负担，或许就是日本没有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的原因。这同时也就大大有利于当时全球性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且有助于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自从1942年太平洋海战之后，日本即丧失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处境每况愈下，所谓大东亚体制的圣战已经无力维持。待到德国崩溃后不久，日本由于其大军陷在中国内地，本土遭受原子弹的袭击，以及苏联红军席卷了大陆决战的根据地——东北——而终于不得不宣告投降。
　　归根结底，正是中国最初的不抵抗喂足了日本的野心，而日本人贪得无厌的野心又终于激发了中国顽强的抗战，这就令日本泥足深陷，为尔后美、苏等盟国的反攻准备了充分有利的条件。一切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的契机。然而在种种偶然性之下却仍然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必然性终究是要通过种种偶然的契机去起作用的。史陶芬堡事件只是其间的一幕插曲，但是假如这一幕成功了的话，或许很有可能二战就提前一两年而告结束。
　　多年前我们听向达先生讲课时曾提到：当历史已成为过去的时候，它就是宿命的了。西方也有一句谚语是“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人算天定”）。多年来我深深有感于向先生的这一嘉言。今天回过头去看二战，更感觉到这一论断的真实性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