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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 服 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重要人物，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对于他的报刊活动，学术界都有较为深人的研究。与办报关联最为密切的是办出版，梁启超也将“书局日多”和“报馆日多”作为20世纪初最见光明的三大社会现象中的两项，梁本人投人于这两项中的精力也多，他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应有一席地位。但对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方面的作为，研究成果则还不多见。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出版有多种关联。作为作家与出版家，在梁启超的编辑出版劳动里，往往含有作者劳动在内，这是新出版建立之初的一个特点，如1897年辑《西政丛书》共32种（慎记书庄石印）。这种著述与编辑出版重叠的间接性的出版工作，这里特研究梁启超所从事的直接的出版活动。
一、变法时期的译书局，近代中国为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与这种变局相适应，推行变法维新。梁启超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在变法之前与期间，梁启超曾经有过办报办书局的一番经历。我们还可以说，创立译书局办出版就是这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1895年，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活动之一就是集资“拟即为译书刻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故当时强学会也称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半年不到强学会被禁，至戊戌之岁，又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还，改为官书局，后官书局改为大学校，即京师大学堂。图书出版成为维新活动的起点之一。
1897年梁启超等诸同人集资五六千元，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创办这家译书局的宗旨是着重在译书，梁氏亲拟《大同译书叙例》：“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消，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乐闻也。”“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育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将译书出版的轻重缓急先后安排都考虑清楚。梁并托其友人韩云台赴日本采购应译之书。当年出书有10余种，大部头书有《经世文新编》，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便是这年冬天刻印的。其他还有《俄皇大彼得变政考》，都是为变法制造舆论。康梁在时务报馆创办不缠足会，后改由大同译书局兼办会务。从梁启超最初的出版活动看，梁氏出版活动的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一个特点，将译书局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将出版与政治宣传结合在一起，以出版为变法服务。1898年大同译书局奉谕改为官书局，未成而政变发生。知识分子们所期待的变法开始了。
1898年7月3日，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由光绪帝委任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对这个译书局光绪帝可谓厚爱有加。对于梁的开办奏折，光绪帝认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梁的奏折要求拨给开办费银1万两，长年用费（流动资金）每月银1千两，光绪帝的批示却是开办费加银1万两，长年用费每月加银2千两。这是一家官书局，以可以说是皇家书局。梁启超奉旨办出版，政治高于其他，宣传和贯彻好皇帝维新旨意是首要的任务。8月16日，译书局成立。10天后，光绪帝准梁启超所奏，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所编译之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变法维新只百日而告失败，梁启超这次专办官书局的历史也就不长。在酝酿与宣传变法运动的实践中，梁启超深化了对出版的认识。
1895年他谈到：“此间又欲辑《经世文新编》，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他在这里比较了报纸与图书的优势，认为图书自有其厚重的优势在。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戊戌政变记》中指出：“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弊，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泽书与出版是相连的，因此出版在梁启超眼里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保皇会与初期广智书局维新失败了，但社会毕竟是要前行的。
1902年10月，梁启超看到，在社会混浊前途黑暗之际，“其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也。前此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从西方引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重要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的出版业是要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的。这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此后，梁启超不只一次地阐述这个思想。为争取自由，只有自己去创造自由，也就是为自由而奋斗。梁启超果然是力行笃信。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相继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三种杂志，并集股创办译书局于横滨。他又和康有为一道用“保皇会”的名义，用人股的形式，向北美、澳洲华侨和港澳的华人集资，1902年初在上海开设了广智书局。这个时期是梁启超的报章体文章大放异彩的时期。黄遵宪称梁在《新民丛报》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报与书是两个轮子，宣传与经营又是两个轮子。梁启超现在既是在办报办出版宣传保皇派的思想，同时也是在办企业搞经营。这个新成立的广智书局，便成为康梁派事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清议报》创办一样，康梁请冯镜如列名为名义上的注册人，而梁启超实际主持其事，何擎一等任编辑具体操作。梁自云对于广智书局的经营“无日不念”，对于盈利偏少时也“实不满意”，所以有人将之称为“梁启超的广智书局”。梁启超创办的几种杂志《新民丛报》、《新小说》由广智书局出版发行（总经销），而且梁也是广智书局主要的股东。主持者宣称其出版方针是，“出版各书皆务以输进文明为宗旨”，“不敢草率从事，至于译笔精畅，订价从廉，非徒为图利可同日而语”气广智书局开头几年，出版了一些民众感兴趣的书，如有关介绍与评述社会主义的译作，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著作（如《饮冰室文集》，此乃梁本人的首次著作结集），“通俗时局鉴丛书” 及一部分科举读物，一度也很红火。梁启超是这家出版机构的受益者，这个意思不仅是说他的著作由广智书局出版发行，而且也指他本人投身于出版之后从出版业得到了实惠，他编辑的报刊有很好的市场，他作为书局的股东也得益。他既是广智书局的股东，便从广智书局不仅得到稿酬，也分得股息。毕竟因为梁启超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又长期在日本等地奔走活动，办出版的内部经营还得假借于人，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经营混乱的问题。1905年下半年起，营业颇不振，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连康有为的书在广智书局也被搁之二年，康有点怨言了：“吾欲刻一书尚不能，何须广智乎？”。曾经有人在康有为那里告状，反映广智书局问题和梁乱花股东的钱。梁写信反驳说，他的书在广智书局出版，“应分回利息与弟者亦数千金”，“所用虽如此其多，然尚可勉强敷衍过去，未尝亏空局中款项也”。保皇会内部因为意见的隔阂而致姐龋，曾有人借在香港开办商会与译书局在经费上难以两全而主张撤译书局，梁坚持“实亦不能撤局”。他希望自己所著（中国史》一书能尽快脱稿以救窘局，但是因为事冗难能如愿。虽然梁启超“决意欲易人者已久”，但接手之人难求，书局也只能维持。到了1906年广智书局因赔累过甚，不仅派不出红利，连日常的开支也成了问题。梁只好采取变通的办法，向股东派股不派息。这就是将股份的利息变成新的股权。对于经营得好的企业，这是股东求之不得的，但对于经营令受挫的企业则不是好事。本来对于广智书局就有烦言，因此停息之事在保皇立宪党内部几成风波。梁启超承认广智书局是他主要经手的一个事业，“其有办理不当之处”，“不能卸其责”。他特写一长函向海外同志报告广智书局经营状况和艰难，并向股东解释派不出股息的原因，除财务用人不当之外，还有经营旧式教科书失误造成积压，盗版也使其深受蒙害：“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察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成本，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同函称他个人绝对不曾濫用公款一分一文，并请查账。广智不振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梁启超此时认识不到的，这就是形势的发展革命渐成时代主题，康梁及其所经营的书报刊事业都有日渐落伍之虞。不过眼下幸好，康有为帮助梁启超稳住了一时局面。在广智书局及保皇派的许多经济事务活动中，康有为深感“天下无人才，万不能作一事”，而商才“尤为吾党所缺”。由于梁在书局中占有的股份以及各种出版收人，所以有人说梁如果继续从事报刊与出版的话，会增加一个出版资本家的新头衔。。但是文人经商，很难成功。梁此时办报办出版，以政治为职志，而不是以出版为职志，故而政治和理想的成份偏多，商业的灵活性偏少，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梁启超办出蔽之初，政治小说一出现便风行起来，缺少商业灵活性的广智死守住政治类读物（包括政治小说）和科举读物不变，不注意调整结构。当商务印书馆面向市场为读者提供所需，并向新式教科书转向时，梁与广智书局丝毫没有反映，便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商场上败下阵来。相比之下，此时的商务是由夏瑞芳这样精明的生意人主持，以张元济这样以出版为职志的职业文化出版人襄助，很快地适应了时代与社会的一种转型，从而崛起于出版之林。尽管梁办出版着眼的是政治，但办刊办出版成了梁此时生活的必要来源。当书局出现危机，梁便陷于告贷的困境，出版市场就是这样地无情。没有更多地记载可以说明梁启超后来直接参与了广智书局的运作，但是萧规曹随，由梁启超开出拓的出版走向，后来者也只能依样划葫芦。广智书局在出版政治法律类、历史类图书方面是强项，都是梁启超初期思路的扩大。广智书局在20年代中期歇业，由世界书局盘人。总体来看，广智书局是近代一家重要的和有一定影响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是今人对它的研究还不那么充分。自办书店与印刷所向来是出版的两个重要环节，梁启超也很重视。在旧时，书店与出版机构并无十分严格的区分，取名上也常常是混一的，如开明书店主要是一家出版机构。这里所说的是没有出版职任的书店。还在1896年，梁启超就与人谈到，“顷有同志数人，欲在粤集股开一书店，专卖西书及中国有用之书，其事已成”。并具体谈到图书寄售的办法，“沈子林处之书，即贱其价，一时亦不能速销，拟即寄在此书坊随时沽之，（价即照来函）何如？”。梁启超在天津也办有一家书店。梁晚年定居天津，京津两地的书商常请梁鉴定名贵书籍。梁启超发现一位来送书的叫王连雨的书店伙计颇有经营能力，便鼓励他独立开一家书店，梁还自掏开办经费300（）元和不少书籍作为底货，交王姓伙计经营。书店取名藻玉堂，建成后经营良好，并进人天津的商业中心劝业场又立一号，东家还是梁启超⑩。梁启超与张君助等一起，组织新学术团体新学社与共学社。他们在欧洲游历时曾商归国后办的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办月报与印刷所。“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据张函：“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这大约是张梁两人共同的意思，也大概吸取了以前广智书局财务上与保皇会关联太紧密的教训。1923年梁启超又与友人商办印刷局：“印局似此情形自以在京为宜。合资办法极好，弟处可筹三四千元，意欲向商家款凑若干，余则同人共凑。书籍以外之印刷品，以公及霖生策之，颇有把握否？书籍部分则弟任之。惟此部分最麻烦之事业在发行，必须下一番苦功始能打开局面，未知霖生一人精力能兼顾否？”。这段话不仅表明梁启超在考虑办印刷，还表明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他认为最困难的是发行。由上来看，缺少资金，往往是民间办报刊、办出版、办书店、办印刷的一个通病，只能靠集资资股的办法来凑合，梁启超办出版别无他法也只能照此办理。 三、与大出版机构的合作梁启超晚年主要精力在于治学，于政治活动既较少涉足，纯粹的出版活动也告一段落。
与大出版机构的合作，成为他晚年从事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合作与作者提供稿件这种方式有所不同，而是一种共同策划共同介人式的合作。1915年初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中华》杂志，请梁启超担任总撰述。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遗在《大中华》杂志第1号发表的宣言书中称：“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我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字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我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刚好接受中华聘请之际，梁于上年末辞去了在政府中的币制.04U6总裁的任职，几成了中华书局的专任编辑。《大中华》这个刊物是中华书局历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梁在创刊号上发表数千字的长文《发刊词》，阐述发刊宗旨与职志，是要为国人从事个人事业与社会事业提供帮助。这个总撰述是什么？在当时实带有总编辑与总写作人的双重角色。在第8期上，梁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成为当时著名的讨袁（世凯）檄文。据传此文未发表前，袁氏曾出20万元高价收买不要发表，为梁启超所拒绝。是年他与中华书局发起“时局小丛书”的计划，并自任主编。中华书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很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燎然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为维新同党，自有不浅交谊，对商务多有支持也自在份内，如辛亥前后为商务编辑《国民常识丛书》。商务曾以馆外编辑之待遇给梁提供津贴、旅费与经济上的帮助。1920年，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达成新的合作。张元济在致梁启超的书信中写道：“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①梦旦即高梦旦，有商务参谋长之称，时任编译所长。所谓“辑译新书”就是共学社丛书。共学社是梁启超与蒋百里等组织的，任务就是编译新书，并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为。梁启超并与张元济商定，创办讲学社并作计划邀请外国名人如罗素等来华讲学，每年由商务提供资助5000元，讲演稿则由商务出版。梁启超曾称自己报馆生涯几十年，确实梁启超不愧是近代报刊巨子。其实他办出版也时断时续地贯穿于一生的事业当中。梁启超在报刊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对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报刊与图书出版实有相通之处，故也可以借用来论述其出版思想。这样的探讨可成另文。且说到了1927年中，病中的梁启超提出一个大的设想即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委托梁启超主持编纂，并成立编纂处，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从庚款中发给每年5000元津贴。梁启超督率门人先就本人藏书进行分类，编成《饮冰室藏书目录》，工作进行一年也编写出了若干册，梁启超“颇感斯业之有益，兴未引而弥长”，并在致胡适的信中认为这项工作，对“承學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魔，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1径可得窥也”。张元济也表示“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卸责也”。。但终因身体不济，梁启超不得不提出辞去此项工作，所成部分书稿及卡片数万张全部赠送给北图，并执意分年退还所领一年津贴。尽管北图一再坚请其完成此举，但终因不数月即翌年1月梁病逝而未果。这是梁启超在中国出版史上最后的绝唱，同时也给中国出版业留下一个数十年未竟的遗憾。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重要人物，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对于他的报刊活动，学术界都有较为深人的研究。与办报关联最为密切的是办出版，梁启超也将“书局日多”和“报馆日多”作为20世纪初最见光明的三大社会现象中的两项，梁本人投人于这两项中的精力也多，他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应有一席地位。但对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方面的作为，研究成果则还不多见。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出版有多种关联。作为作家与出版家，在梁启超的编辑出版劳动里，往往含有作者劳动在内，这是新出版建立之初的一个特点，如1897年辑《西政丛书》共32种（慎记书庄石印）。这种著述与编辑出版重叠的间接性的出版工作，这里特研究梁启超所从事的直接的出版活动。
一、变法时期的译书局，近代中国为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与这种变局相适应，推行变法维新。梁启超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在变法之前与期间，梁启超曾经有过办报办书局的一番经历。我们还可以说，创立译书局办出版就是这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1895年，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活动之一就是集资“拟即为译书刻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故当时强学会也称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半年不到强学会被禁，至戊戌之岁，又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还，改为官书局，后官书局改为大学校，即京师大学堂。图书出版成为维新活动的起点之一。
1897年梁启超等诸同人集资五六千元，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创办这家译书局的宗旨是着重在译书，梁氏亲拟《大同译书叙例》：“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消，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乐闻也。”“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育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将译书出版的轻重缓急先后安排都考虑清楚。梁并托其友人韩云台赴日本采购应译之书。当年出书有10余种，大部头书有《经世文新编》，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便是这年冬天刻印的。其他还有《俄皇大彼得变政考》，都是为变法制造舆论。康梁在时务报馆创办不缠足会，后改由大同译书局兼办会务。从梁启超最初的出版活动看，梁氏出版活动的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一个特点，将译书局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将出版与政治宣传结合在一起，以出版为变法服务。1898年大同译书局奉谕改为官书局，未成而政变发生。知识分子们所期待的变法开始了。
1898年7月3日，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由光绪帝委任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对这个译书局光绪帝可谓厚爱有加。对于梁的开办奏折，光绪帝认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梁的奏折要求拨给开办费银1万两，长年用费（流动资金）每月银1千两，光绪帝的批示却是开办费加银1万两，长年用费每月加银2千两。这是一家官书局，以可以说是皇家书局。梁启超奉旨办出版，政治高于其他，宣传和贯彻好皇帝维新旨意是首要的任务。8月16日，译书局成立。10天后，光绪帝准梁启超所奏，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所编译之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变法维新只百日而告失败，梁启超这次专办官书局的历史也就不长。在酝酿与宣传变法运动的实践中，梁启超深化了对出版的认识。
1895年他谈到：“此间又欲辑《经世文新编》，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他在这里比较了报纸与图书的优势，认为图书自有其厚重的优势在。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戊戌政变记》中指出：“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弊，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泽书与出版是相连的，因此出版在梁启超眼里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保皇会与初期广智书局维新失败了，但社会毕竟是要前行的。
1902年10月，梁启超看到，在社会混浊前途黑暗之际，“其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也。前此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从西方引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重要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的出版业是要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的。这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此后，梁启超不只一次地阐述这个思想。为争取自由，只有自己去创造自由，也就是为自由而奋斗。梁启超果然是力行笃信。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相继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三种杂志，并集股创办译书局于横滨。他又和康有为一道用“保皇会”的名义，用人股的形式，向北美、澳洲华侨和港澳的华人集资，1902年初在上海开设了广智书局。这个时期是梁启超的报章体文章大放异彩的时期。黄遵宪称梁在《新民丛报》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报与书是两个轮子，宣传与经营又是两个轮子。梁启超现在既是在办报办出版宣传保皇派的思想，同时也是在办企业搞经营。这个新成立的广智书局，便成为康梁派事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清议报》创办一样，康梁请冯镜如列名为名义上的注册人，而梁启超实际主持其事，何擎一等任编辑具体操作。梁自云对于广智书局的经营“无日不念”，对于盈利偏少时也“实不满意”，所以有人将之称为“梁启超的广智书局”。梁启超创办的几种杂志《新民丛报》、《新小说》由广智书局出版发行（总经销），而且梁也是广智书局主要的股东。主持者宣称其出版方针是，“出版各书皆务以输进文明为宗旨”，“不敢草率从事，至于译笔精畅，订价从廉，非徒为图利可同日而语”气广智书局开头几年，出版了一些民众感兴趣的书，如有关介绍与评述社会主义的译作，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著作（如《饮冰室文集》，此乃梁本人的首次著作结集），“通俗时局鉴丛书” 及一部分科举读物，一度也很红火。梁启超是这家出版机构的受益者，这个意思不仅是说他的著作由广智书局出版发行，而且也指他本人投身于出版之后从出版业得到了实惠，他编辑的报刊有很好的市场，他作为书局的股东也得益。他既是广智书局的股东，便从广智书局不仅得到稿酬，也分得股息。毕竟因为梁启超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又长期在日本等地奔走活动，办出版的内部经营还得假借于人，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经营混乱的问题。1905年下半年起，营业颇不振，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连康有为的书在广智书局也被搁之二年，康有点怨言了：“吾欲刻一书尚不能，何须广智乎？”。曾经有人在康有为那里告状，反映广智书局问题和梁乱花股东的钱。梁写信反驳说，他的书在广智书局出版，“应分回利息与弟者亦数千金”，“所用虽如此其多，然尚可勉强敷衍过去，未尝亏空局中款项也”。保皇会内部因为意见的隔阂而致姐龋，曾有人借在香港开办商会与译书局在经费上难以两全而主张撤译书局，梁坚持“实亦不能撤局”。他希望自己所著（中国史》一书能尽快脱稿以救窘局，但是因为事冗难能如愿。虽然梁启超“决意欲易人者已久”，但接手之人难求，书局也只能维持。到了1906年广智书局因赔累过甚，不仅派不出红利，连日常的开支也成了问题。梁只好采取变通的办法，向股东派股不派息。这就是将股份的利息变成新的股权。对于经营得好的企业，这是股东求之不得的，但对于经营令受挫的企业则不是好事。本来对于广智书局就有烦言，因此停息之事在保皇立宪党内部几成风波。梁启超承认广智书局是他主要经手的一个事业，“其有办理不当之处”，“不能卸其责”。他特写一长函向海外同志报告广智书局经营状况和艰难，并向股东解释派不出股息的原因，除财务用人不当之外，还有经营旧式教科书失误造成积压，盗版也使其深受蒙害：“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察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成本，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同函称他个人绝对不曾濫用公款一分一文，并请查账。广智不振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梁启超此时认识不到的，这就是形势的发展革命渐成时代主题，康梁及其所经营的书报刊事业都有日渐落伍之虞。不过眼下幸好，康有为帮助梁启超稳住了一时局面。在广智书局及保皇派的许多经济事务活动中，康有为深感“天下无人才，万不能作一事”，而商才“尤为吾党所缺”。由于梁在书局中占有的股份以及各种出版收人，所以有人说梁如果继续从事报刊与出版的话，会增加一个出版资本家的新头衔。。但是文人经商，很难成功。梁此时办报办出版，以政治为职志，而不是以出版为职志，故而政治和理想的成份偏多，商业的灵活性偏少，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梁启超办出蔽之初，政治小说一出现便风行起来，缺少商业灵活性的广智死守住政治类读物（包括政治小说）和科举读物不变，不注意调整结构。当商务印书馆面向市场为读者提供所需，并向新式教科书转向时，梁与广智书局丝毫没有反映，便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商场上败下阵来。相比之下，此时的商务是由夏瑞芳这样精明的生意人主持，以张元济这样以出版为职志的职业文化出版人襄助，很快地适应了时代与社会的一种转型，从而崛起于出版之林。尽管梁办出版着眼的是政治，但办刊办出版成了梁此时生活的必要来源。当书局出现危机，梁便陷于告贷的困境，出版市场就是这样地无情。没有更多地记载可以说明梁启超后来直接参与了广智书局的运作，但是萧规曹随，由梁启超开出拓的出版走向，后来者也只能依样划葫芦。广智书局在出版政治法律类、历史类图书方面是强项，都是梁启超初期思路的扩大。广智书局在20年代中期歇业，由世界书局盘人。总体来看，广智书局是近代一家重要的和有一定影响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是今人对它的研究还不那么充分。自办书店与印刷所向来是出版的两个重要环节，梁启超也很重视。在旧时，书店与出版机构并无十分严格的区分，取名上也常常是混一的，如开明书店主要是一家出版机构。这里所说的是没有出版职任的书店。还在1896年，梁启超就与人谈到，“顷有同志数人，欲在粤集股开一书店，专卖西书及中国有用之书，其事已成”。并具体谈到图书寄售的办法，“沈子林处之书，即贱其价，一时亦不能速销，拟即寄在此书坊随时沽之，（价即照来函）何如？”。梁启超在天津也办有一家书店。梁晚年定居天津，京津两地的书商常请梁鉴定名贵书籍。梁启超发现一位来送书的叫王连雨的书店伙计颇有经营能力，便鼓励他独立开一家书店，梁还自掏开办经费300（）元和不少书籍作为底货，交王姓伙计经营。书店取名藻玉堂，建成后经营良好，并进人天津的商业中心劝业场又立一号，东家还是梁启超⑩。梁启超与张君助等一起，组织新学术团体新学社与共学社。他们在欧洲游历时曾商归国后办的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办月报与印刷所。“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据张函：“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这大约是张梁两人共同的意思，也大概吸取了以前广智书局财务上与保皇会关联太紧密的教训。1923年梁启超又与友人商办印刷局：“印局似此情形自以在京为宜。合资办法极好，弟处可筹三四千元，意欲向商家款凑若干，余则同人共凑。书籍以外之印刷品，以公及霖生策之，颇有把握否？书籍部分则弟任之。惟此部分最麻烦之事业在发行，必须下一番苦功始能打开局面，未知霖生一人精力能兼顾否？”。这段话不仅表明梁启超在考虑办印刷，还表明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他认为最困难的是发行。由上来看，缺少资金，往往是民间办报刊、办出版、办书店、办印刷的一个通病，只能靠集资资股的办法来凑合，梁启超办出版别无他法也只能照此办理。 三、与大出版机构的合作梁启超晚年主要精力在于治学，于政治活动既较少涉足，纯粹的出版活动也告一段落。
与大出版机构的合作，成为他晚年从事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合作与作者提供稿件这种方式有所不同，而是一种共同策划共同介人式的合作。1915年初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中华》杂志，请梁启超担任总撰述。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遗在《大中华》杂志第1号发表的宣言书中称：“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我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字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我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刚好接受中华聘请之际，梁于上年末辞去了在政府中的币制.04U6总裁的任职，几成了中华书局的专任编辑。《大中华》这个刊物是中华书局历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梁在创刊号上发表数千字的长文《发刊词》，阐述发刊宗旨与职志，是要为国人从事个人事业与社会事业提供帮助。这个总撰述是什么？在当时实带有总编辑与总写作人的双重角色。在第8期上，梁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成为当时著名的讨袁（世凯）檄文。据传此文未发表前，袁氏曾出20万元高价收买不要发表，为梁启超所拒绝。是年他与中华书局发起“时局小丛书”的计划，并自任主编。中华书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很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燎然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为维新同党，自有不浅交谊，对商务多有支持也自在份内，如辛亥前后为商务编辑《国民常识丛书》。商务曾以馆外编辑之待遇给梁提供津贴、旅费与经济上的帮助。1920年，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达成新的合作。张元济在致梁启超的书信中写道：“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①梦旦即高梦旦，有商务参谋长之称，时任编译所长。所谓“辑译新书”就是共学社丛书。共学社是梁启超与蒋百里等组织的，任务就是编译新书，并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为。梁启超并与张元济商定，创办讲学社并作计划邀请外国名人如罗素等来华讲学，每年由商务提供资助5000元，讲演稿则由商务出版。梁启超曾称自己报馆生涯几十年，确实梁启超不愧是近代报刊巨子。其实他办出版也时断时续地贯穿于一生的事业当中。梁启超在报刊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对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报刊与图书出版实有相通之处，故也可以借用来论述其出版思想。这样的探讨可成另文。且说到了1927年中，病中的梁启超提出一个大的设想即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委托梁启超主持编纂，并成立编纂处，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从庚款中发给每年5000元津贴。梁启超督率门人先就本人藏书进行分类，编成《饮冰室藏书目录》，工作进行一年也编写出了若干册，梁启超“颇感斯业之有益，兴未引而弥长”，并在致胡适的信中认为这项工作，对“承學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魔，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1径可得窥也”。张元济也表示“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卸责也”。。但终因身体不济，梁启超不得不提出辞去此项工作，所成部分书稿及卡片数万张全部赠送给北图，并执意分年退还所领一年津贴。尽管北图一再坚请其完成此举，但终因不数月即翌年1月梁病逝而未果。这是梁启超在中国出版史上最后的绝唱，同时也给中国出版业留下一个数十年未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