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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看待西辽花钱
首先，要进行一下科普。西辽（1124-1218）是古代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创立者耶律大石，原系辽朝贵族，因与天祚帝政见不合，遂于辽朝灭亡前夕的1124年率部西走，1130年到达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在这里修筑城池。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改元延庆。建立了西辽王朝。随后耶律大石西征东伐，相继征服东、西喀喇汗王朝和中亚诸国，不久又臣服高昌回鹘，其疆域東起蒙古高原的土拉河，西至中亚花刺子模海（今咸海），南到昆仑山，北达巴尔喀什湖以北。西辽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它将中原汉文化传播至中亚地区，西辽王朝创建者耶律大石本身就是一位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契丹贵族，史称其“通辽、汉字”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因此，有学者称，西辽时期是继汉、唐之后汉文化向中亚传播的又一高峰。
但学术界一直对西辽的研究有所欠缺，而这一王朝的钱币更是模糊不清。从现存实物与资料来看，西王母人物生肖花钱，是业内公认的辽代花钱。存世量并不多。而带挂孔应该是此类钱币的完整原始形态。也不排除存在带挂与不带挂两种形态。光从钱币部分看，直径5.5厘米，是辽代器具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尺寸，不止在辽代花钱中常见此尺寸，在辽代官印中也存在5.5厘米现象。这一尺寸有何具体含义与用意依旧成迷，而一些带有中亚元素西王母人物生肖花钱能否被定为西辽花钱，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现存一枚西王母生肖人物花钱（ 图1） 来看，中间是一个主尊，左侧有一个供养人持下跪姿态，右边有一个类似树叶或狐狸尾巴的物件。穿左右，各自布列三个供养人，穿下三人，左右协侍，中间为尊者，但体格比穿上主尊略小，可见整体而言，穿上主尊为整个画面的最尊贵者。
同类花钱多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赤峰一代，属于辽钱范畴。还有一类带有“胡腾舞”图案的花钱（图2、图3），学者刘春声认为，它们非但属于辽代范畴，也属于西辽钱范畴，原因是它的出土地点在西北地区，第二个是“胡腾舞”花钱背后的十二生肖的形象和西王母人物花钱背面十二生肖的图像十分神似。
不过，同类型花钱在多地出现与收藏中转手流动是有关的。花钱收藏家尹宁认为，假设一类花钱，如果中亚出现，东北也出现，则应该不是西辽，很可能是蒙元的。如果确切出土地就是中亚，其他地方不出，则西辽的可能性上升，但也需要排除是蒙元早期的。蒙元早期蒙古草原上早已汉化到一定程度了。西辽之前中亚的主人是塞尔柱帝国，属于伊斯兰文化，这些花钱和伊斯兰文化不搭界，可排除掉。西辽被乃蛮部所灭，过了没几年乃蛮被蒙古所灭。如果东北也出现的话，则可以断定不是西辽的，东北不在西辽的版图内。
也有观点认为，钱币的制作地与钱币的流通地应该辩证看待，即制作地未必一定是流通地，可能是辽代制作，带去西辽使用，也可能最初的时候，西辽还在使用原来辽代的模具，但是逐渐被当地的文化转变了风格。这都是可能的，有些花钱一看就是中亚风格，很可能是西辽。但是像一些中亚风格不明显的钱币比如西王母钱，也不能排除随着辽代残部往西去的过程当中，途经遗留也是可能的，西辽钱一是西辽铸造，一是西辽使用，这要分开。至于铸造中是否因袭，还是创造，可以再研究。
西辽花钱判断依据
那么，真正在西辽统治范围内，生产的花钱到底有多少品种，持有多少特色风格，都是收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有一种西辽花钱从图案上来看，一面是龙（有别于我们常见的辽代龙），另一面可能是野猪与棕熊（图4）。此外，由于西辽当时有自己的“行用钱”，“胡腾舞”“胡旋舞”（图5）这种题材在中亚地区也是很常见的。这些结合中原与中亚元素的花钱都体现出西辽在文化上的融合，也成为西辽花钱的重要判断依据。
此外，近年拍卖会也拍卖过一些出自中亚的西辽钱（图6、图7、图8），花钱收藏家胡坚对其与宋辽钱做了检测，发现宋辽钱总体上看成分比较单一，常见的是铅、锡、铜三种元素。而对西辽钱的检测来看，里面普遍含有锌元素。因此，某些独特成分确能指示年代、地域等特征。比如，锌的含量，应该是一个可参考的指标，同期辽钱以及金、元铸币中锌含量极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自明始，锌含量才逐渐上升并趋稳，到清代成为铸币成分中的一个主要配比
古代有一种珍贵的矿石叫“鍮石”，是一种铜锌合金，从西域进贡过来的，在明朝做宣德炉也有用到，是暹罗从泰国进口的。唐代有记载，当时很多佛像是用“鍮石”做的，包括宋元时期的一些高档的金属制品也是。因此，从成分来看也表明这类钱应不是中原。
辽代西王母花钱应为道教题材
西辽花钱的另一争论点，在于上文所述的西王母图案到底为佛教还是道家题材。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此钱应该并非佛教范畴，它虽然采用了佛的双手合十的姿势，也不一定就是“佛”，道教也有这种姿势。其属性确定还要进行图像学的分析，这个图像中上侧人物明显是头上有某种装饰，应是一个女性。佛教图像中主尊不太会有女性的，菩萨不会当主尊，而且它上下各有一个神，是典型的配偶神，应该是西王母和东王公，上面是西王母，下面是东王公。
每一种周围有七个供养人，是我们常说的“五男二女”（图9），尤其中央明显是一男一女，女性头上戴头饰，男性是光头，可以确定是孩童。其背后图像—十二生肖也有道教的属性，十二生肖在宋辽时期的民间信仰中也是道教题材。道教和佛教在早期相互排斥，后来为了发展，道教在形式上受到佛教的影响，比如双手合十的手印也是一种例子。
西王母图案花钱是佛或道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定每一个人物的性质，究竟是东王公、西王母，还是佛像。如果是佛的话，是什么佛？是如来佛、弥勒佛？还是菩萨之类的，这个比较重要。另外，常说的婴戏题材其实就是“五男二女”的来源，在北魏时期就很多，如“永安五男”。北魏时期鲜卑人建立的“东胡”，辽，也就是契丹，民族源于东胡的鲜卑部落，所以这种题材是鲜卑传统，同时又有儒家的色彩，儒家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总体上来说应是儒家和道家融合的结果。
学者刘春声曾经撰文专题探讨过钱币上出现“胜”的符号（大泉五十、五铢钱等）或者西王母形象，他指出，如果我们确定这枚钱上面是西王母，下面是东王公，那么它就是道教或者是中国早期神话崇拜的人物，那其他的几个人物就不能考虑是佛教中的了，应该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如果从西辽政权来看，它偏安一隅，从北边跑到西边在那里割据，地位岌岌可危。从这个生存的角度讲，是五男二女的话也是说得过去，西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希望人丁兴旺、多子多福。
收藏家尹宁从本钱风格中提出了与唐代艺术的继承关系，他指出九子母钱是公认的辽代花钱，那么像胡腾舞花钱这样“ 有辽风”，出自中亚西辽疆域，就离西辽近了。辽代艺术风格直接继承自唐代，或者说和唐代是一脉相承的。十二生肖在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已经大行其道了，而且道教肯定也辐射到了契丹，所以辽代花钱出现道教人物也不奇怪。而辽代是晚唐东北区域文化的自然延续和自由发展。故其艺术相较宋代保存了更多的唐风。艺术史中有边疆文化延迟说，西王母在边疆也正常。
上述几点仅为根据当前实物资料对西辽花钱作出的初步探讨，其背后仍有许多谜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随着学术界对西辽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西辽花钱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也将不断被解读出来。
首先，要进行一下科普。西辽（1124-1218）是古代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创立者耶律大石，原系辽朝贵族，因与天祚帝政见不合，遂于辽朝灭亡前夕的1124年率部西走，1130年到达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在这里修筑城池。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改元延庆。建立了西辽王朝。随后耶律大石西征东伐，相继征服东、西喀喇汗王朝和中亚诸国，不久又臣服高昌回鹘，其疆域東起蒙古高原的土拉河，西至中亚花刺子模海（今咸海），南到昆仑山，北达巴尔喀什湖以北。西辽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它将中原汉文化传播至中亚地区，西辽王朝创建者耶律大石本身就是一位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契丹贵族，史称其“通辽、汉字”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因此，有学者称，西辽时期是继汉、唐之后汉文化向中亚传播的又一高峰。
但学术界一直对西辽的研究有所欠缺，而这一王朝的钱币更是模糊不清。从现存实物与资料来看，西王母人物生肖花钱，是业内公认的辽代花钱。存世量并不多。而带挂孔应该是此类钱币的完整原始形态。也不排除存在带挂与不带挂两种形态。光从钱币部分看，直径5.5厘米，是辽代器具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尺寸，不止在辽代花钱中常见此尺寸，在辽代官印中也存在5.5厘米现象。这一尺寸有何具体含义与用意依旧成迷，而一些带有中亚元素西王母人物生肖花钱能否被定为西辽花钱，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现存一枚西王母生肖人物花钱（ 图1） 来看，中间是一个主尊，左侧有一个供养人持下跪姿态，右边有一个类似树叶或狐狸尾巴的物件。穿左右，各自布列三个供养人，穿下三人，左右协侍，中间为尊者，但体格比穿上主尊略小，可见整体而言，穿上主尊为整个画面的最尊贵者。
同类花钱多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赤峰一代，属于辽钱范畴。还有一类带有“胡腾舞”图案的花钱（图2、图3），学者刘春声认为，它们非但属于辽代范畴，也属于西辽钱范畴，原因是它的出土地点在西北地区，第二个是“胡腾舞”花钱背后的十二生肖的形象和西王母人物花钱背面十二生肖的图像十分神似。
不过，同类型花钱在多地出现与收藏中转手流动是有关的。花钱收藏家尹宁认为，假设一类花钱，如果中亚出现，东北也出现，则应该不是西辽，很可能是蒙元的。如果确切出土地就是中亚，其他地方不出，则西辽的可能性上升，但也需要排除是蒙元早期的。蒙元早期蒙古草原上早已汉化到一定程度了。西辽之前中亚的主人是塞尔柱帝国，属于伊斯兰文化，这些花钱和伊斯兰文化不搭界，可排除掉。西辽被乃蛮部所灭，过了没几年乃蛮被蒙古所灭。如果东北也出现的话，则可以断定不是西辽的，东北不在西辽的版图内。
也有观点认为，钱币的制作地与钱币的流通地应该辩证看待，即制作地未必一定是流通地，可能是辽代制作，带去西辽使用，也可能最初的时候，西辽还在使用原来辽代的模具，但是逐渐被当地的文化转变了风格。这都是可能的，有些花钱一看就是中亚风格，很可能是西辽。但是像一些中亚风格不明显的钱币比如西王母钱，也不能排除随着辽代残部往西去的过程当中，途经遗留也是可能的，西辽钱一是西辽铸造，一是西辽使用，这要分开。至于铸造中是否因袭，还是创造，可以再研究。
西辽花钱判断依据
那么，真正在西辽统治范围内，生产的花钱到底有多少品种，持有多少特色风格，都是收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有一种西辽花钱从图案上来看，一面是龙（有别于我们常见的辽代龙），另一面可能是野猪与棕熊（图4）。此外，由于西辽当时有自己的“行用钱”，“胡腾舞”“胡旋舞”（图5）这种题材在中亚地区也是很常见的。这些结合中原与中亚元素的花钱都体现出西辽在文化上的融合，也成为西辽花钱的重要判断依据。
此外，近年拍卖会也拍卖过一些出自中亚的西辽钱（图6、图7、图8），花钱收藏家胡坚对其与宋辽钱做了检测，发现宋辽钱总体上看成分比较单一，常见的是铅、锡、铜三种元素。而对西辽钱的检测来看，里面普遍含有锌元素。因此，某些独特成分确能指示年代、地域等特征。比如，锌的含量，应该是一个可参考的指标，同期辽钱以及金、元铸币中锌含量极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自明始，锌含量才逐渐上升并趋稳，到清代成为铸币成分中的一个主要配比
古代有一种珍贵的矿石叫“鍮石”，是一种铜锌合金，从西域进贡过来的，在明朝做宣德炉也有用到，是暹罗从泰国进口的。唐代有记载，当时很多佛像是用“鍮石”做的，包括宋元时期的一些高档的金属制品也是。因此，从成分来看也表明这类钱应不是中原。
辽代西王母花钱应为道教题材
西辽花钱的另一争论点，在于上文所述的西王母图案到底为佛教还是道家题材。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此钱应该并非佛教范畴，它虽然采用了佛的双手合十的姿势，也不一定就是“佛”，道教也有这种姿势。其属性确定还要进行图像学的分析，这个图像中上侧人物明显是头上有某种装饰，应是一个女性。佛教图像中主尊不太会有女性的，菩萨不会当主尊，而且它上下各有一个神，是典型的配偶神，应该是西王母和东王公，上面是西王母，下面是东王公。
每一种周围有七个供养人，是我们常说的“五男二女”（图9），尤其中央明显是一男一女，女性头上戴头饰，男性是光头，可以确定是孩童。其背后图像—十二生肖也有道教的属性，十二生肖在宋辽时期的民间信仰中也是道教题材。道教和佛教在早期相互排斥，后来为了发展，道教在形式上受到佛教的影响，比如双手合十的手印也是一种例子。
西王母图案花钱是佛或道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定每一个人物的性质，究竟是东王公、西王母，还是佛像。如果是佛的话，是什么佛？是如来佛、弥勒佛？还是菩萨之类的，这个比较重要。另外，常说的婴戏题材其实就是“五男二女”的来源，在北魏时期就很多，如“永安五男”。北魏时期鲜卑人建立的“东胡”，辽，也就是契丹，民族源于东胡的鲜卑部落，所以这种题材是鲜卑传统，同时又有儒家的色彩，儒家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总体上来说应是儒家和道家融合的结果。
学者刘春声曾经撰文专题探讨过钱币上出现“胜”的符号（大泉五十、五铢钱等）或者西王母形象，他指出，如果我们确定这枚钱上面是西王母，下面是东王公，那么它就是道教或者是中国早期神话崇拜的人物，那其他的几个人物就不能考虑是佛教中的了，应该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如果从西辽政权来看，它偏安一隅，从北边跑到西边在那里割据，地位岌岌可危。从这个生存的角度讲，是五男二女的话也是说得过去，西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希望人丁兴旺、多子多福。
收藏家尹宁从本钱风格中提出了与唐代艺术的继承关系，他指出九子母钱是公认的辽代花钱，那么像胡腾舞花钱这样“ 有辽风”，出自中亚西辽疆域，就离西辽近了。辽代艺术风格直接继承自唐代，或者说和唐代是一脉相承的。十二生肖在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已经大行其道了，而且道教肯定也辐射到了契丹，所以辽代花钱出现道教人物也不奇怪。而辽代是晚唐东北区域文化的自然延续和自由发展。故其艺术相较宋代保存了更多的唐风。艺术史中有边疆文化延迟说，西王母在边疆也正常。
上述几点仅为根据当前实物资料对西辽花钱作出的初步探讨，其背后仍有许多谜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随着学术界对西辽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西辽花钱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也将不断被解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