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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所谓殡葬，“殡”是指对逝者的哀悼活动，而“葬”则是对逝者遗体的处理。殡葬在民间俗指白事，因地域和民族各有其独特的习俗，构成了人生礼仪的最后一环。殡葬文化是围绕死亡事件和死亡活动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且受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民间的殡葬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变，到明、清两代已形成一套繁琐的、重殓厚葬的殡葬礼仪。“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一些落后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殡葬习俗已渐渐为人们所摒弃。新中国成立后，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积极推行殡葬改革。
本文特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生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死后丧事从简，归于自然，所留下的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毛泽东提议实行火葬
历史记录了这样一个镜头：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怀仁堂内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休会时，秘书将一份题为《倡议实行火葬》的呈文交到他的手中。他认真地看了起来：“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置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置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以后，连声称“好”，拿起毛笔在倡议书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大字，稍倾，又写上年月日。之后，他笑着问围拢过来的诸位：“你们谁来呀？”没等他的话音落地，朱德元帅就飞笔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随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彭真等136人也于当天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时隔5个月后，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一些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领导人也主动要求在倡议书上签了名。一些当时不在北京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听到消息，纷纷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表示，愿意死后实行火葬。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1959年2月10日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封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实行火葬，那一次我没有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1956年的这个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火葬大签名，加快了我国殡葬改革的进行。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而选定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友人、革命先烈等安息之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此建起了骨灰堂，公墓内的坟穴共535座。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同人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情。据1953年至1974年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有一天，毛泽东与她谈话时讲“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认真地对她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接着，毛泽东告诉她：“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确定保护遗体15天，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但不到一天，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以保“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墓地”选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与天安门城楼相媲美的毛主席纪念堂，成为人们瞻仰的圣地。
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时就此询问：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呢，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不久后要拆掉？邓小平回答：“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但是，纪念堂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周恩来：只有火化后
不保留骨灰， 才是彻底的改革
周恩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他认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彻底的改革。
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时，与妻子邓颖超相约，身后不保留骨灰。他曾这样说道：“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做一点贡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8岁。噩耗传出，亿万人民悲痛欲绝。邓颖超当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情。“邓大姐口述电文让我发电报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她还交代我说：等她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是一件已经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12日上午9时，邓大姐把张树迎、高振普和我三个人叫到一起，她郑重地向我们交代任务让我们去寻找适合撒掉骨灰的地点。”“请你们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时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选好，不要被人发现，一旦发现将来又是纪念的地方，反而违背了死者的心愿。你们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总之不能留下痕迹……”
当时，由于天寒地冻的缘故，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在去了邓颖超说的那些地点后，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地方。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汪）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放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流水。他们商定改用安-2型飞机撒在江河土地上。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比较撒在某一固定地方好，拟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
最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同意，在周恩来追悼会后撒放骨灰。15日20时许，车队到达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正等在那里。周恩来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受邓颖超的委托，同治丧委员会成员、长期在周总理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罗青长，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一道负责撒骨灰的任务。夜里12点，负责撒骨灰的4个人顺利完成任务，按照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北京。
周恩来的骨灰被分别撒在了4个地点：长城——他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密云水库——他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员一起劳动的地方；天津海河——他少年读书、起步革命的地方。最后是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他从这里融入大海，走向世界……
邓颖超：旗帜鲜明地
表示支持安乐死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生于广西南宁。因为没有直系亲属，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问题。1978年7月1日，邓大姐写完了她的遗嘱初稿。几年后，她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看，然后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强调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等。
在立下了可供公布的遗嘱之后，邓大姐又写下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高振普、张佐良（保健医生）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等6人。
1985年9月，邓大姐主动申请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在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离职休养。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宽阔，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她在晚年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丧事应从简，要改革，去除旧习，包括告别仪式放的乐曲，也要改一改，不要总是那么悲伤。”她还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1988年1月的一天，邓大姐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节目组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表示赞成。
当“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大姐的这封信播出后，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身体力行。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特意让秘书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听了邓大姐的请求，李鹏即给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后来，江泽民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她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身穿一套黑色西装。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是她生前选好的，是一套旧西服，16年前，她就是穿着这套衣服给周恩来送行的，总理走后，她就不再穿这套衣服了，让人保管了起来。
遵照邓大姐生前遗嘱，她的骨灰被全部撒在了天津的海河，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河水，融入了渤海。天津，被邓大姐称为是第二故乡，是她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地方，也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在这里，她结识了周恩来，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当人们得知，邓大姐用的骨灰盒，曾经盛放过周总理的骨灰时，莫不感慨万分。
原来，周总理当年逝世后，邓大姐让工作人员到八宝山代她选购骨灰盒，她特别嘱咐道：不要买太贵的，不要超过之前逝世的几位部委领导的标准。她认为：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当时，八宝山的同志听说是来选购周总理骨灰盒的，一下子搬出了好多种类、几十个骨灰盒。工作人员一致选中了其中一只楠木深雕、松鹤图案、较为朴素大方的骨灰盒，价格也属中上等150元。经过仔细审看，发现这只骨灰盒上有个地方的花纹雕刻得不好，花纹掉了一小块，就请他们再找一只这一类的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随即又找出一只来。这只虽比前一只好，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把盖子盖上后打开很困难。但因为这种骨灰盒就只有这两只了，工作人员只好选了后一只。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定做的。工作人员回来向邓颖超报告后，她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当时，秘书赵炜听了不解地说：“大姐，骨灰盒才多少钱？公家给买一个嘛？”她说：“不行，节约。公家买，公家掏钱；就是你拿我的工资买，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的钱，不要重买，就用这个骨灰盒。”后来，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邓颖超总要把这个骨灰盒拿出来，亲手擦一擦，晾一晾，以寄托对周恩来的思念。当她得知中国革命博物馆把周恩来的骨灰盒作为文物收为馆藏时，表示说：“我死后还要用这个骨灰盒。”这样，工作人员就将那个骨灰盒从博物馆给要了回来。 如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共同用过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供人们瞻仰。
将骨灰融入祖国江河大地者众
在周恩来总理之后，众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以他为榜样，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丧事从简，死后自愿将骨灰融入祖国的江海大地。
共和国开国大将粟裕戎马一生，先后6次负伤。他在生前曾经立下遗嘱：“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人们从他头颅骨灰中，发现了3块弹片。按照他的遗嘱要求，他的骨灰被撒在了江西、福建等东部八省市的20个烈士陵园或战斗遗址。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央写信，要求按照刘伯承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向他长期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中央批准了汪荣华的要求。刘伯承的骨灰被撒向了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家乡四川省开县赵家场。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夫人黄杰和儿女落实了他的遗嘱：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等这些他当年浴血拼杀的战场。最后，人们将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山西省五台县烈士陵园。
聂荣臻是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中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时间为1992年5月14日。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一棵柏树下，另一部分被安葬在了他生前亲自选定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沙漠特有的胡杨。
1983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临终前他说：“我最后再要求国家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在李先念遗体火化时，人们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这一遗物，也成了他留给子女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993年3月12日，共和国原副主席王震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放在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山脉。当年，王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动请缨进军新疆，获得批准。
邓小平：捐献遗体、
奉献科学的第一人
世纪伟人邓小平是第一位捐献遗体、奉献科学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在和战友们共同倡导的殡葬改革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邓小平的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对于身后之事，他也有自己的考虑。他生前不止一次说：很多人想挤进八宝山，高高在上，却无形中与群众拉开了距离。1989年9月4日，退休前的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晚年的邓小平曾经多次向他的家人交代后事。他的女儿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爸爸离去是自然规律，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爸爸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关于生死，他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爸爸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邓小平最终选择了大海，融入了地球上最广袤无垠的世界。
1997年2月15日，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子女致信江泽民并党中央：
“近来小平同志病重，他对生死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他对我们多有交代。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二、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上方悬挂体现小平同志精神的彩色照片。
三、家中不设灵堂。
四、捐献眼角膜，解剖遗体供医院研究。
五、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的遗愿，把骨灰撒入大海。
小平同志毫不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希望，我们为小平同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既能体现小平同志的精神本质，又能以最朴素和最庄严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
4天后，即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3岁。
3月2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离开北京西郊机场，在首都上空低低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穿过云层，飞向祖国的辽阔大海……机舱内安放着邓小平的骨灰，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等亲属一起，以最朴素、最庄严的方式实现邓小平生前的遗愿。11时50分，专机盘旋着向大海告别。透过舷窗望去，水天一色，波翻浪涌。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震撼过无数人心灵的声音：“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所谓殡葬，“殡”是指对逝者的哀悼活动，而“葬”则是对逝者遗体的处理。殡葬在民间俗指白事，因地域和民族各有其独特的习俗，构成了人生礼仪的最后一环。殡葬文化是围绕死亡事件和死亡活动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且受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民间的殡葬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变，到明、清两代已形成一套繁琐的、重殓厚葬的殡葬礼仪。“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一些落后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殡葬习俗已渐渐为人们所摒弃。新中国成立后，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积极推行殡葬改革。
本文特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生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死后丧事从简，归于自然，所留下的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毛泽东提议实行火葬
历史记录了这样一个镜头：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怀仁堂内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休会时，秘书将一份题为《倡议实行火葬》的呈文交到他的手中。他认真地看了起来：“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置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置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以后，连声称“好”，拿起毛笔在倡议书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大字，稍倾，又写上年月日。之后，他笑着问围拢过来的诸位：“你们谁来呀？”没等他的话音落地，朱德元帅就飞笔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随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彭真等136人也于当天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时隔5个月后，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一些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领导人也主动要求在倡议书上签了名。一些当时不在北京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听到消息，纷纷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表示，愿意死后实行火葬。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1959年2月10日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封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实行火葬，那一次我没有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1956年的这个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火葬大签名，加快了我国殡葬改革的进行。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而选定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友人、革命先烈等安息之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此建起了骨灰堂，公墓内的坟穴共535座。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同人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情。据1953年至1974年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有一天，毛泽东与她谈话时讲“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认真地对她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接着，毛泽东告诉她：“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确定保护遗体15天，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但不到一天，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以保“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墓地”选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与天安门城楼相媲美的毛主席纪念堂，成为人们瞻仰的圣地。
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时就此询问：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呢，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不久后要拆掉？邓小平回答：“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但是，纪念堂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周恩来：只有火化后
不保留骨灰， 才是彻底的改革
周恩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他认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彻底的改革。
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时，与妻子邓颖超相约，身后不保留骨灰。他曾这样说道：“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做一点贡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8岁。噩耗传出，亿万人民悲痛欲绝。邓颖超当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情。“邓大姐口述电文让我发电报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她还交代我说：等她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是一件已经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12日上午9时，邓大姐把张树迎、高振普和我三个人叫到一起，她郑重地向我们交代任务让我们去寻找适合撒掉骨灰的地点。”“请你们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时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选好，不要被人发现，一旦发现将来又是纪念的地方，反而违背了死者的心愿。你们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总之不能留下痕迹……”
当时，由于天寒地冻的缘故，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在去了邓颖超说的那些地点后，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地方。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汪）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放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流水。他们商定改用安-2型飞机撒在江河土地上。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比较撒在某一固定地方好，拟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
最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同意，在周恩来追悼会后撒放骨灰。15日20时许，车队到达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正等在那里。周恩来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受邓颖超的委托，同治丧委员会成员、长期在周总理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罗青长，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一道负责撒骨灰的任务。夜里12点，负责撒骨灰的4个人顺利完成任务，按照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北京。
周恩来的骨灰被分别撒在了4个地点：长城——他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密云水库——他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员一起劳动的地方；天津海河——他少年读书、起步革命的地方。最后是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他从这里融入大海，走向世界……
邓颖超：旗帜鲜明地
表示支持安乐死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生于广西南宁。因为没有直系亲属，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问题。1978年7月1日，邓大姐写完了她的遗嘱初稿。几年后，她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看，然后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强调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等。
在立下了可供公布的遗嘱之后，邓大姐又写下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高振普、张佐良（保健医生）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等6人。
1985年9月，邓大姐主动申请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在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离职休养。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宽阔，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她在晚年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丧事应从简，要改革，去除旧习，包括告别仪式放的乐曲，也要改一改，不要总是那么悲伤。”她还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1988年1月的一天，邓大姐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节目组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表示赞成。
当“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大姐的这封信播出后，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身体力行。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特意让秘书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听了邓大姐的请求，李鹏即给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后来，江泽民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她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身穿一套黑色西装。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是她生前选好的，是一套旧西服，16年前，她就是穿着这套衣服给周恩来送行的，总理走后，她就不再穿这套衣服了，让人保管了起来。
遵照邓大姐生前遗嘱，她的骨灰被全部撒在了天津的海河，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河水，融入了渤海。天津，被邓大姐称为是第二故乡，是她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地方，也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在这里，她结识了周恩来，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当人们得知，邓大姐用的骨灰盒，曾经盛放过周总理的骨灰时，莫不感慨万分。
原来，周总理当年逝世后，邓大姐让工作人员到八宝山代她选购骨灰盒，她特别嘱咐道：不要买太贵的，不要超过之前逝世的几位部委领导的标准。她认为：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当时，八宝山的同志听说是来选购周总理骨灰盒的，一下子搬出了好多种类、几十个骨灰盒。工作人员一致选中了其中一只楠木深雕、松鹤图案、较为朴素大方的骨灰盒，价格也属中上等150元。经过仔细审看，发现这只骨灰盒上有个地方的花纹雕刻得不好，花纹掉了一小块，就请他们再找一只这一类的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随即又找出一只来。这只虽比前一只好，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把盖子盖上后打开很困难。但因为这种骨灰盒就只有这两只了，工作人员只好选了后一只。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定做的。工作人员回来向邓颖超报告后，她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当时，秘书赵炜听了不解地说：“大姐，骨灰盒才多少钱？公家给买一个嘛？”她说：“不行，节约。公家买，公家掏钱；就是你拿我的工资买，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的钱，不要重买，就用这个骨灰盒。”后来，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邓颖超总要把这个骨灰盒拿出来，亲手擦一擦，晾一晾，以寄托对周恩来的思念。当她得知中国革命博物馆把周恩来的骨灰盒作为文物收为馆藏时，表示说：“我死后还要用这个骨灰盒。”这样，工作人员就将那个骨灰盒从博物馆给要了回来。 如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共同用过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供人们瞻仰。
将骨灰融入祖国江河大地者众
在周恩来总理之后，众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以他为榜样，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丧事从简，死后自愿将骨灰融入祖国的江海大地。
共和国开国大将粟裕戎马一生，先后6次负伤。他在生前曾经立下遗嘱：“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人们从他头颅骨灰中，发现了3块弹片。按照他的遗嘱要求，他的骨灰被撒在了江西、福建等东部八省市的20个烈士陵园或战斗遗址。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央写信，要求按照刘伯承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向他长期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中央批准了汪荣华的要求。刘伯承的骨灰被撒向了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家乡四川省开县赵家场。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夫人黄杰和儿女落实了他的遗嘱：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等这些他当年浴血拼杀的战场。最后，人们将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山西省五台县烈士陵园。
聂荣臻是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中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时间为1992年5月14日。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一棵柏树下，另一部分被安葬在了他生前亲自选定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沙漠特有的胡杨。
1983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临终前他说：“我最后再要求国家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在李先念遗体火化时，人们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这一遗物，也成了他留给子女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993年3月12日，共和国原副主席王震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放在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山脉。当年，王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动请缨进军新疆，获得批准。
邓小平：捐献遗体、
奉献科学的第一人
世纪伟人邓小平是第一位捐献遗体、奉献科学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在和战友们共同倡导的殡葬改革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邓小平的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对于身后之事，他也有自己的考虑。他生前不止一次说：很多人想挤进八宝山，高高在上，却无形中与群众拉开了距离。1989年9月4日，退休前的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晚年的邓小平曾经多次向他的家人交代后事。他的女儿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爸爸离去是自然规律，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爸爸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关于生死，他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爸爸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邓小平最终选择了大海，融入了地球上最广袤无垠的世界。
1997年2月15日，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子女致信江泽民并党中央：
“近来小平同志病重，他对生死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他对我们多有交代。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二、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上方悬挂体现小平同志精神的彩色照片。
三、家中不设灵堂。
四、捐献眼角膜，解剖遗体供医院研究。
五、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的遗愿，把骨灰撒入大海。
小平同志毫不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希望，我们为小平同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既能体现小平同志的精神本质，又能以最朴素和最庄严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
4天后，即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3岁。
3月2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离开北京西郊机场，在首都上空低低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穿过云层，飞向祖国的辽阔大海……机舱内安放着邓小平的骨灰，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等亲属一起，以最朴素、最庄严的方式实现邓小平生前的遗愿。11时50分，专机盘旋着向大海告别。透过舷窗望去，水天一色，波翻浪涌。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震撼过无数人心灵的声音：“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