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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延安叫肤施。
黄土高原深处的肤施，是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这片土地上，秦、汉设置高奴、定阳，南北朝设置广武、临真，隋改为肤施。肤施，来源于清凉山万佛洞中刻画的尸毗王割肤饲虎鹰的佛教故事，肤施就是“施肤”。宋、金、明、清数朝，这里均属延安府。
1936年夏，中共中央率领红军落脚陕北保安。而在肤施地盘上，则驻扎着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对象。早在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東北军全体将士书》;同年5月5日，又发出《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号召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中共中央建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设安塞、延安两个工委，采取多种方式，对东北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展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对西安发动进攻，收缩东北军、西北军的兵力，集中于西安周边。他们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红军接防肤施。按照红军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东北军在12月15日前撤离肤施，肤施交给红军接管。
1936年12月18日，红军接管肤施
12月15日，天寒地冻，东北军撤离肤施。
这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要求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黄春圃（江华）立即带领队伍接管肤施，争取和平解放，如果不行，再武力解决。
黄春圃接到命令，带领红一团和军委手枪连的部分战士，于15日中午赶到肤施。他们来到肤施城北门，得知城内还驻扎着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县府保安队。为避免冲突，红军没有直接进城，暂时驻扎在城外。
黄春圃等一面与肤施县长高锦尚谈判，一面派人进城做瓦解民团的工作，并布置红军形成对肤施城的军事包围。
红一团团长黄罗斌、政委钟玉山（钟辉）带领部队占领了肤施古城周围的清凉山、宝塔山和西山等制高点。游击队、赤卫军也陆续占领周围的各个山头，白天挖工事，晚上点烟火，制造声势，威慑城中的武装力量。
16日这天，周恩来来到肤施，他要从这里乘飞机去西安，处理西安事变。高锦尚县长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送走周恩来之后，高县长邀请黄春圃进城晚餐。席间，有人悄悄给黄春圃送信，说国民党反共分子绥德专员带着一百多人也在城里。黄春圃一听，怕反共分子捣乱生事，立即找个借口从饭局脱身，返回城外，连夜研究接收肤施的方案。
方案决定：如果城内的民团明天不撤退，红军即武力进驻肤施。
同时，黄春圃司令员写给高县长一封信，连夜送了过去：“共同设法，恢复交通，维持治安，一切行政组织，毫不变动。”
这些天来，“西安事变”的消息影影绰绰地传来，城内的民团和县府人员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得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又看见西安来飞机接走了共产党的周恩来，更加惶恐。16日晚，延安民团团长李翰华带着自己的人马离开肤施，那个绥德专员也连夜潜回绥德。
17日凌晨两点左右，红军解放安塞县时逃到肤施的安塞民团团长唐海燕和肤施民团队长曹清俊率部起义。
天一亮，黄春圃率领红一团等部队进城，收缴了民团的武器，接管了县府、县党部各机关和所有的军械、物资仓库。
红军一进城，立即宣传西安事变的消息。红军战士对老百姓说：“不要怕，不要慌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一致抗日。”
城里的老百姓这时才知道：出大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了。
一位叫角麟的青年教师从外地到肤施任教，无意间走进这一段历史。他在《速写陕北九十九》（1937年2月）记载了红军进入肤施前后的经过——
“我是12月11日到了此地的，12日平静无事，13日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了。驻在此地的军队，12日夜里，向南撤退了。有了什么事故呢？谁也不知道。……人心是非常惊慌了。”
17日中午，“红军的代表进城了”“进城来的红军，衣服褴褛，实在不成样子。他们把住的地方安置好了，就好像没有纪律的一样，到处乱跑。看到可以走（进）的人家，他就走进去。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些，一进门，他笑嘻嘻的说：‘你们还怕吗？现在不要怕了！’看他的样子，好像叫花子一样，但他一谈起话来，世界的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中国的抗日阵线与亲日阵线，他清楚得很。”
——“好像没有纪律一样，到处乱跑”是他的观感。他不知道，这是红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黄春圃率领红军进城后，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以王观澜、黄春圃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王观澜任书记，具体负责接管中的各项工作。根据军委命令，成立城防委员会，白志文任司令员，黄春圃任政治委员，在白志文尚未到任的情况下，黄春圃代理城防司令，负责肤施的军事工作。
工作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行使地方行政权力，颁布法令政策，释放政治犯，发放粮食救济贫民，建立延安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各种群众组织。
肤施城内有三千左右的居民。许多漂亮的房屋和院落已经空无一人，它的主人是大地主或国民党官员，早已闻风而逃。同时，肤施四乡的一些土豪劣绅和有钱人家从乡村躲进肤施城内。周围的农民已经建立红色政权，老百姓听说肤施已经解放，纷纷涌进城内，捉拿本乡本土的土豪劣绅。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发布规定：进城抓土豪劣绅的，必须经城防司令部批准，不能随便抓人，不准没收商店作坊，以保持秩序的安定。
不久，党中央和中央机关将要从保安迁到肤施的消息传来，全城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延安抗日救国会及各街道分会广泛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学生们练唱抗日歌曲，商会筹集给党中央和红军的礼品、慰劳品，各方面都在准备迎接党中央的到来。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
进驻延安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从保安动身，前往肤施。
离开保安这天，毛泽东抱着她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高兴地说：“我的娇娃，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 1月10日，毛泽东一行翻山越岭，途经张家渠、阳条、井沟岔、背沟村，行程46华里，傍晚时分到达志丹县侯市乡寺儿台村。
1月11日晨，毛泽东一行从寺儿台出发，经侯坡、王南沟、樊庄、冯庄、白庄、李家沟、小桥沟村，行走60华里，到达安塞县王窑乡高沟口村。毛泽东住在老乡高丕信家里。高丕信82岁的时候还记得毛泽东住在他家时的情景。他说：毛主席来的那年我才10岁，毛主席来了后，家里给他腾出窑洞。第二天，毛泽东离开的时候，高丕信看见毛主席骑着白马，还有个女人坐在架窝子里给一小女孩喂奶。
1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高沟口，经白渠、白坪、招安、枣湾、茶坊、云坪、侯沟门、黄崖根村，行程60华里，到达安塞县沿河湾乡碟子沟村。
1月13日，毛泽东一行从安塞碟子沟出发，经沿河湾、河庄坪进入肤施地界。
一路上翻山越岭，不是高高的山，就是深深的沟，树木的叶子都落光了，许多小鸟在树林里飞来飞去。途经关隘之处，可以看到山顶上的碉堡，不过里面都是空的，这里已经成为红军、游击队控制的地区。除了远远地看见几只狼，一路上安全顺利。红军军事顾问李德说：“以前我们从瓦窑堡向保安是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并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而这次转移到延安，是在大白天进行的，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防备措施，周围还充满了胜利的气氛。”
为了保证中共中央安全进驻肤施，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部队精心做好警卫工作。
1月13日一大早，黄霖和肤施抗日救国会正副主任曹化山、马生有带领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陕北的1月，正是数九寒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各界群众踏着积雪拥向北门外，迎接中共中央的到来。欢迎人群中，有城乡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和游击队战士，还有从四乡赶来的群众代表。他们从北门一直排到数里外的大砭沟沟口。大家高举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进驻肤施”“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北川，沿杨家湾、兰家坪、杨家岭小路，又说又笑地走了过来。各界代表立即跑向前去迎接。
黄春圃、黄霖等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了各界的代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同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好！
一位同志牵来一头披红挂彩、脖颈上吊着铜铃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乘骑。
毛泽东衣着简朴，头戴一顶红星八角帽，身着一套棉军服和一件很旧的灰色大衣，脚上穿的是双布棉鞋。他看一眼骡子，并没有骑乘，而是和代表们肩并肩，边走路边交谈。
当中央领导走到大砭沟沟口时，沿路两旁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群众点头挥手。人群中响起了欢呼声、口号声和歌唱声。
警卫团团长黄霖紧跟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警惕地注视着欢迎的人群。经过延安城门，黄霖一抬头，吓了一跳。原来，在城门墙垛上，架着一条条黑亮的枪，枪后面站着一伙看热闹的府衙门官兵。黄霖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眼睛不眨地盯着城墙垛上的那几个枪口，手里紧抠着驳壳枪的枪机，随时准备出手……
中央领导在群众簇拥下走进北门，经过钟鼓楼，一直到达延安抗日救国会的院内。
到肤施的第一天，毛泽东住在二道街抗日救国会驻地罗廷祯家院的东厢房里。
1月14日，抗日救国会在城东门内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中共中央进驻肤施。会后，在仙园饭店设宴，为中央领导同志洗尘。
从长征走过来的革命者，真的是一身尘土。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走一路打，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接着，东征西征，几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一身风尘的革命者，来到延安，终于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
1月20日，毛泽东移居到凤凰山下中医郎中李建堂的院子里。
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肤施工作问题。毛泽东讲话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个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來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肤施府衙门，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演讲的地方。从毛泽东住的窑洞到府衙门，要步行两华里。毛泽东留着长头发，头戴八角军帽，身着普通的红军军服，脸颊清瘦却神采奕奕。毛泽东走上讲台，先笑着向人们挥了下手，掌声过后，他说：“同志们，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个地方，延安。是为了么事呀？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振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为了解放我们的四万万同胞！我们要力争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实行国共合作，团结一致，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讲演，毛泽东着重讲了国共合作的好处，为什么要合作，只有民族大团结，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讲得既深刻又生动，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7年2月，中共中央改肤施
为延安
进驻肤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控制的地区，一下子扩大了好多，居民也增加了很多。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
1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迁至肤施。
1月29日，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在肤施出版。 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称新华社。
2月，中共中央决定：改肤施为延安。
延安，长治久安之意。尽管延安也是这片古老土地的曾用名，革命之际将“肤施”改称“延安”，明显地区别于国民党统治时的称谓。名字一新，政权一新，气象一新。
历史选择了延安。革命选择了延安。
延安古城位于三山两河交接处，建有三座城门：东胜门，俗称东门，临延河支流南川河，正对着嘉陵山;南顺阳门，俗称南门，沿南川河而立，视野开阔;北安定门，俗称北门，临延河，正对着清凉山。城西是凤凰山，天然屏障，未设城门，只在西北角留一个巷式拱洞，称小西门，与西沟相通。
在保护完整的延安古城里，老百姓过着贫瘠的生活。李德说：“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我们看到这种已经不习惯的热闹的民间生活，感到趣味盎然，但或多或少总有局外人之感，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衣食住行一向由地方苏维埃的主管部门以及军队后勤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以后几年也没有改变。”
那个叫角麟的教师记载：“过去，红军到了什么地方，就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劣绅分财产，弄得非常厉害。现在，到了延安，不这样做了。他们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土豪做不成土豪，劣绅做不成劣绅，资本家也做不成资本家，大家都同样是做亡国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抗日。日本帝國主义，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大家当前最大的任务，是要救中国。’但是，许多豪绅心里还是怀疑，而且还是恐怖。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先甜后辣’，现在;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将来辣的时候，要给你下不了台。”
当时，许多人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蛊惑宣传，一些有女儿的人家怕家里有个闺女被“共妻”去，都张罗着给女儿找个人家，早一点结婚，一时间，“办喜事”的人家格外地多。不久，大家的疑虑就消失了。
角麟说：“我起初到这里的时候，冷清清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一个多月，变成热烘烘的了。街上，挤满了行人，卖杂货的小摊子，出现了三百多个。饭馆也有了五六家。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当地的商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成立了许多妇女会。开民众大会的时候，也就有了妇女来出席。而‘反对童养媳制度’‘妇女要参加社会工作’等等标语，也出现在街道上了。”
延安处于军事包围
与经济封锁之中……
红军没有费一枪一弹，进入延安城。东北军、西北军虽然全部撤走了，但国民党派来了新县长，延安府衙门警察和宪兵专署等机构的人员还都在位，他们手上还有武器。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着安全问题，这让负责安全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内心非常不安。
黄霖一想到那天进城时城门上面那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心里就更不踏实。他想，要是把国民党残留人员全部撵走就好了。然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协议上只讲了东北军两个师撤离，没有说不准许人家地方政府机构的存在;第二，“西安事变”后，中共贯彻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也不允许无端地赶走人家。怎么办呢？黄霖一直也想不出来办法。
一天，黄霖给总参谋长刘伯承汇报工作，说到如何解决延安城内那些国民党残留人员问题。刘伯承说：为了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必须加强防范工作，在保安团通向我们总部机关的地方，放些战斗力量强的连队;在中央首长的住处，要增岗加哨。至于撵人家，还不能这样做。现在抗日时期，要团结一致对付日寇。如果他们捣乱，破坏抗战，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根据刘总参谋长的指示，警卫团在宝塔山、清凉山两个制高点上布置了战斗力较强的步兵一、二连。对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以及相连接的城墙，也都部署哨位，加强警卫工作。
驻扎在延安城里的国民党人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活动，却是经常在暗地里进行捣乱。警卫团发现，为中央领导布设的电话线经常被割断。当时物资奇缺，电线来之不易，一条线路上只有一根单线，一旦切断，就把中央机关同各部队的联系切断了。黄霖下决心抓到偷割电线的小偷。
一天深夜，黄霖带着两个通讯员巡逻到大砭沟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黄霖叫通讯员就地卧倒，他猫着腰，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借着微弱的月光，只见城隍庙旁有两个人正在割通讯营布设的电话线。黄霖向两个通讯员一挥手，准备上前抓个现行，谁知脚下踩着瓦片，“咔嘣”一声，惊动了那两个破坏电线的人，他们撒腿就跑。黄霖举枪射击，撂倒一个，另一个家伙没命地窜出山沟。黄霖带着两个战士穷追不舍，只见那家伙一溜烟钻进了县衙门。原来，破坏电线的是国民党延安府衙人员。黄霖想起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话来，决定用好这个机会。
黄霖一边大声喊“站住”，一边往衙门里冲。
府衙的卫兵把黄霖拦住，吆喝道：“不准进，干什么的？”
黄霖一把把卫兵扒拉开，吼了一声：“我是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抓坏人的。”
那个破坏电话线的人一看黄霖要闯进来，准备溜掉。黄霖看得清楚，抬手一枪。这一枪，打在那个家伙的腿上，他倒在地上哼哼唧唧叫唤起来。这一枪，把门卫吓得直哆嗦，不敢强力阻拦黄霖。这一枪，也把府衙内休息的马县长给惊动了。
马县长颤颤抖抖地问：“怎么回事？”
黄霖吼道：“你们这里有坏人！”
黄霖拉起马县长，来到破坏电话线的现场。人证物证俱在，马县长哑口无言。
黄霖说：“你们这是破坏抗战，只有汉奸特务才会这样干。县长大人你好好看看吧，这家伙是我当场抓住的，你必须严办，保证今后绝不再发生这类破坏事件。不然，我可不客气啦。”
马县长第二天召开了一个会议，当众宣布枪毙那个破坏电话线的保安大队的士兵。县政府在延安城里混不下去，搬到城南门外七里铺去了。 这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一天，黄霖查哨路过毛泽东的驻地，毛泽东说：“黄团长啊，这事办得不坏嘛！所谓军事接管，本身就是权力啊，也不排除使用军事嘛。他们好好在这里，共同抗日救国，我们欢迎;他不抗日救国，安静玩乐，我们也不欺负他;他要捣乱破坏，这就不允许了嘛！叫他们离开点，也好。不坏不坏呀！”
2月份，有情报传来，国民党驻扎在西安——宜川的42师、驻扎在榆林的86师和驻扎在在米脂、绥德的84师，准备进攻延安。中央军委迅速制定应对措施。中央机关人员、延安驻军和城内外的老百姓一起，在延安城周围挖战壕，修工事。
毛泽东问警卫团长黄霖：“警卫团长，你说说，如果敌人一个步兵团进攻清凉山，你打算怎么守？”
黄霖回答：“控制高地，阻敌前进！”
毛泽东又问：“能守多久？”
“一个步兵连可守三天三夜没问题！”
毛泽东再问：“两个团来了呢？”
黄霖想了想说：“至少可以守两天两夜。要是86师那些土匪烟鬼们来，我还可守它一个星期！”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笑起来。因为延安军民做了充分准备，加上国民党几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这次进攻延安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
延安处于敌人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封锁之中。进入延安的中共中央及红军有5000余人，而延安只有居民3000人左右。物资供应非常紧张，食品短缺的问题困扰着革命者。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保安搬迁到延安时，携带了一些黑豆、高粱、荞麦，这成为革命者的主食，随着逐日消耗，主食的定量一减再减，以应付长期战斗的需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只能天天吃黑豆，以致幾十年后医生说毛泽东牙齿有毛病，毛泽东幽默地说：“牙齿太黑是不是？那是在延安吃黑豆吃的。”
“肚子不等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毛主席专门几次找过供应部的同志开会研究粮食问题，采取对应措施。他说：“吃饭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大问题。这事，我看还是用我们的老法子，发动群众，自己出主意、想办法。”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说：“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的关系最危险的问题。”
革命者将延安城内的公粮征集起来，以解燃眉之急，没有现金支付的，可以先打欠条;各机关分头到筹粮地区征粮，征来的粮食归各单位所有;各单位的骡马毛驴包括领导人的坐骑，全部集中起来，到农村运粮。还有就是节约主食，采集野菜……
青年教师角麟观察到：共产党人和红军“没有薪俸，任何人都没有薪俸。除非是在外面青睐的专门技术人才，如医生、无线电教师等，才有点薪俸，但数目也很少。吃饭，到粮食部去领粮食。小菜，每天每人发三分钱，什么人都一样，就是有些受特别优待的人，每天也只五分钱。三分钱在此地值十二个铜板，连油盐在内，究竟买得到些什么？”一个旁观者，为共产党和红军面对如此艰苦生活而能够对待坦然，心中难免困惑。“但是，在他们说起来：‘现在，有房子住，有小米，有萝卜白菜，差不多等于天堂了。’‘以前过草地过雪山，我们吃草的时候，几百里路无人烟，有三十几种草可以吃。有些有毒的草，吃下去就痛病。那种困苦，是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全国进步青年涌进来了，学校办起来了，报刊创刊了，大生产运动后来也开展起来了……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毛泽东说，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在延安，共产党人以坚贞之志节，艰苦之作风，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革命事业……。在野者对家国未来的想象在延安有生有色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在边区开花结果。
延安的黄金岁月开始了！
天下人心归延安。
1937年5月至9月，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以斯诺夫人的身份来到延安采访，继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察和报道。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延安是个古城，……四周是逝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片荒芜残寂，但是意料不到，延安确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风景如画的小城。群山似冠，它是冠顶的一粒明珠，各处山头则布满了设计工事和瞭望塔。”“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这里的生活则简单到无法再简单。个人的私产几乎不存在，物质需要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人们整年都在亲密友好的精神下吃着家常饭。”
作家何其芳来到延安，他在《我歌唱延安》（1938年）中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这简短的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包括着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一个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
作家陈学昭出身江南书香门第，来延安之前，她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8月，她以重庆《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她在《延安访问记》中说：“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罢。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情事情，你尽讲，大声地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延安的街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乞丐。……这个城市，它是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你就会起种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觉。它虽依然满挤着行人，堆积着牛粪、马粪……还有那些诱人的小食摊，可是墙头有了新的壁报，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俘虏多少……标语、街头诗，还有边中附小的宣传队的唱歌……”
中共中央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成为革命者心目中的圣地。若干年后，毛泽东说：“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在江西只住了7年，在延安、陕北住了13年。……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
延安，一支崇高的名曲，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黄土高原深处的肤施，是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这片土地上，秦、汉设置高奴、定阳，南北朝设置广武、临真，隋改为肤施。肤施，来源于清凉山万佛洞中刻画的尸毗王割肤饲虎鹰的佛教故事，肤施就是“施肤”。宋、金、明、清数朝，这里均属延安府。
1936年夏，中共中央率领红军落脚陕北保安。而在肤施地盘上，则驻扎着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对象。早在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東北军全体将士书》;同年5月5日，又发出《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号召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中共中央建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设安塞、延安两个工委，采取多种方式，对东北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展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对西安发动进攻，收缩东北军、西北军的兵力，集中于西安周边。他们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红军接防肤施。按照红军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东北军在12月15日前撤离肤施，肤施交给红军接管。
1936年12月18日，红军接管肤施
12月15日，天寒地冻，东北军撤离肤施。
这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要求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黄春圃（江华）立即带领队伍接管肤施，争取和平解放，如果不行，再武力解决。
黄春圃接到命令，带领红一团和军委手枪连的部分战士，于15日中午赶到肤施。他们来到肤施城北门，得知城内还驻扎着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县府保安队。为避免冲突，红军没有直接进城，暂时驻扎在城外。
黄春圃等一面与肤施县长高锦尚谈判，一面派人进城做瓦解民团的工作，并布置红军形成对肤施城的军事包围。
红一团团长黄罗斌、政委钟玉山（钟辉）带领部队占领了肤施古城周围的清凉山、宝塔山和西山等制高点。游击队、赤卫军也陆续占领周围的各个山头，白天挖工事，晚上点烟火，制造声势，威慑城中的武装力量。
16日这天，周恩来来到肤施，他要从这里乘飞机去西安，处理西安事变。高锦尚县长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送走周恩来之后，高县长邀请黄春圃进城晚餐。席间，有人悄悄给黄春圃送信，说国民党反共分子绥德专员带着一百多人也在城里。黄春圃一听，怕反共分子捣乱生事，立即找个借口从饭局脱身，返回城外，连夜研究接收肤施的方案。
方案决定：如果城内的民团明天不撤退，红军即武力进驻肤施。
同时，黄春圃司令员写给高县长一封信，连夜送了过去：“共同设法，恢复交通，维持治安，一切行政组织，毫不变动。”
这些天来，“西安事变”的消息影影绰绰地传来，城内的民团和县府人员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得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又看见西安来飞机接走了共产党的周恩来，更加惶恐。16日晚，延安民团团长李翰华带着自己的人马离开肤施，那个绥德专员也连夜潜回绥德。
17日凌晨两点左右，红军解放安塞县时逃到肤施的安塞民团团长唐海燕和肤施民团队长曹清俊率部起义。
天一亮，黄春圃率领红一团等部队进城，收缴了民团的武器，接管了县府、县党部各机关和所有的军械、物资仓库。
红军一进城，立即宣传西安事变的消息。红军战士对老百姓说：“不要怕，不要慌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一致抗日。”
城里的老百姓这时才知道：出大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了。
一位叫角麟的青年教师从外地到肤施任教，无意间走进这一段历史。他在《速写陕北九十九》（1937年2月）记载了红军进入肤施前后的经过——
“我是12月11日到了此地的，12日平静无事，13日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了。驻在此地的军队，12日夜里，向南撤退了。有了什么事故呢？谁也不知道。……人心是非常惊慌了。”
17日中午，“红军的代表进城了”“进城来的红军，衣服褴褛，实在不成样子。他们把住的地方安置好了，就好像没有纪律的一样，到处乱跑。看到可以走（进）的人家，他就走进去。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些，一进门，他笑嘻嘻的说：‘你们还怕吗？现在不要怕了！’看他的样子，好像叫花子一样，但他一谈起话来，世界的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中国的抗日阵线与亲日阵线，他清楚得很。”
——“好像没有纪律一样，到处乱跑”是他的观感。他不知道，这是红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黄春圃率领红军进城后，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以王观澜、黄春圃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王观澜任书记，具体负责接管中的各项工作。根据军委命令，成立城防委员会，白志文任司令员，黄春圃任政治委员，在白志文尚未到任的情况下，黄春圃代理城防司令，负责肤施的军事工作。
工作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行使地方行政权力，颁布法令政策，释放政治犯，发放粮食救济贫民，建立延安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各种群众组织。
肤施城内有三千左右的居民。许多漂亮的房屋和院落已经空无一人，它的主人是大地主或国民党官员，早已闻风而逃。同时，肤施四乡的一些土豪劣绅和有钱人家从乡村躲进肤施城内。周围的农民已经建立红色政权，老百姓听说肤施已经解放，纷纷涌进城内，捉拿本乡本土的土豪劣绅。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发布规定：进城抓土豪劣绅的，必须经城防司令部批准，不能随便抓人，不准没收商店作坊，以保持秩序的安定。
不久，党中央和中央机关将要从保安迁到肤施的消息传来，全城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延安抗日救国会及各街道分会广泛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学生们练唱抗日歌曲，商会筹集给党中央和红军的礼品、慰劳品，各方面都在准备迎接党中央的到来。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
进驻延安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从保安动身，前往肤施。
离开保安这天，毛泽东抱着她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高兴地说：“我的娇娃，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 1月10日，毛泽东一行翻山越岭，途经张家渠、阳条、井沟岔、背沟村，行程46华里，傍晚时分到达志丹县侯市乡寺儿台村。
1月11日晨，毛泽东一行从寺儿台出发，经侯坡、王南沟、樊庄、冯庄、白庄、李家沟、小桥沟村，行走60华里，到达安塞县王窑乡高沟口村。毛泽东住在老乡高丕信家里。高丕信82岁的时候还记得毛泽东住在他家时的情景。他说：毛主席来的那年我才10岁，毛主席来了后，家里给他腾出窑洞。第二天，毛泽东离开的时候，高丕信看见毛主席骑着白马，还有个女人坐在架窝子里给一小女孩喂奶。
1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高沟口，经白渠、白坪、招安、枣湾、茶坊、云坪、侯沟门、黄崖根村，行程60华里，到达安塞县沿河湾乡碟子沟村。
1月13日，毛泽东一行从安塞碟子沟出发，经沿河湾、河庄坪进入肤施地界。
一路上翻山越岭，不是高高的山，就是深深的沟，树木的叶子都落光了，许多小鸟在树林里飞来飞去。途经关隘之处，可以看到山顶上的碉堡，不过里面都是空的，这里已经成为红军、游击队控制的地区。除了远远地看见几只狼，一路上安全顺利。红军军事顾问李德说：“以前我们从瓦窑堡向保安是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并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而这次转移到延安，是在大白天进行的，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防备措施，周围还充满了胜利的气氛。”
为了保证中共中央安全进驻肤施，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部队精心做好警卫工作。
1月13日一大早，黄霖和肤施抗日救国会正副主任曹化山、马生有带领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陕北的1月，正是数九寒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各界群众踏着积雪拥向北门外，迎接中共中央的到来。欢迎人群中，有城乡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和游击队战士，还有从四乡赶来的群众代表。他们从北门一直排到数里外的大砭沟沟口。大家高举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进驻肤施”“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北川，沿杨家湾、兰家坪、杨家岭小路，又说又笑地走了过来。各界代表立即跑向前去迎接。
黄春圃、黄霖等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了各界的代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同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好！
一位同志牵来一头披红挂彩、脖颈上吊着铜铃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乘骑。
毛泽东衣着简朴，头戴一顶红星八角帽，身着一套棉军服和一件很旧的灰色大衣，脚上穿的是双布棉鞋。他看一眼骡子，并没有骑乘，而是和代表们肩并肩，边走路边交谈。
当中央领导走到大砭沟沟口时，沿路两旁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群众点头挥手。人群中响起了欢呼声、口号声和歌唱声。
警卫团团长黄霖紧跟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警惕地注视着欢迎的人群。经过延安城门，黄霖一抬头，吓了一跳。原来，在城门墙垛上，架着一条条黑亮的枪，枪后面站着一伙看热闹的府衙门官兵。黄霖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眼睛不眨地盯着城墙垛上的那几个枪口，手里紧抠着驳壳枪的枪机，随时准备出手……
中央领导在群众簇拥下走进北门，经过钟鼓楼，一直到达延安抗日救国会的院内。
到肤施的第一天，毛泽东住在二道街抗日救国会驻地罗廷祯家院的东厢房里。
1月14日，抗日救国会在城东门内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中共中央进驻肤施。会后，在仙园饭店设宴，为中央领导同志洗尘。
从长征走过来的革命者，真的是一身尘土。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走一路打，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接着，东征西征，几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一身风尘的革命者，来到延安，终于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
1月20日，毛泽东移居到凤凰山下中医郎中李建堂的院子里。
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肤施工作问题。毛泽东讲话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个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來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肤施府衙门，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演讲的地方。从毛泽东住的窑洞到府衙门，要步行两华里。毛泽东留着长头发，头戴八角军帽，身着普通的红军军服，脸颊清瘦却神采奕奕。毛泽东走上讲台，先笑着向人们挥了下手，掌声过后，他说：“同志们，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个地方，延安。是为了么事呀？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振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为了解放我们的四万万同胞！我们要力争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实行国共合作，团结一致，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讲演，毛泽东着重讲了国共合作的好处，为什么要合作，只有民族大团结，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讲得既深刻又生动，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7年2月，中共中央改肤施
为延安
进驻肤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控制的地区，一下子扩大了好多，居民也增加了很多。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
1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迁至肤施。
1月29日，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在肤施出版。 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称新华社。
2月，中共中央决定：改肤施为延安。
延安，长治久安之意。尽管延安也是这片古老土地的曾用名，革命之际将“肤施”改称“延安”，明显地区别于国民党统治时的称谓。名字一新，政权一新，气象一新。
历史选择了延安。革命选择了延安。
延安古城位于三山两河交接处，建有三座城门：东胜门，俗称东门，临延河支流南川河，正对着嘉陵山;南顺阳门，俗称南门，沿南川河而立，视野开阔;北安定门，俗称北门，临延河，正对着清凉山。城西是凤凰山，天然屏障，未设城门，只在西北角留一个巷式拱洞，称小西门，与西沟相通。
在保护完整的延安古城里，老百姓过着贫瘠的生活。李德说：“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我们看到这种已经不习惯的热闹的民间生活，感到趣味盎然，但或多或少总有局外人之感，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衣食住行一向由地方苏维埃的主管部门以及军队后勤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以后几年也没有改变。”
那个叫角麟的教师记载：“过去，红军到了什么地方，就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劣绅分财产，弄得非常厉害。现在，到了延安，不这样做了。他们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土豪做不成土豪，劣绅做不成劣绅，资本家也做不成资本家，大家都同样是做亡国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抗日。日本帝國主义，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大家当前最大的任务，是要救中国。’但是，许多豪绅心里还是怀疑，而且还是恐怖。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先甜后辣’，现在;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将来辣的时候，要给你下不了台。”
当时，许多人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蛊惑宣传，一些有女儿的人家怕家里有个闺女被“共妻”去，都张罗着给女儿找个人家，早一点结婚，一时间，“办喜事”的人家格外地多。不久，大家的疑虑就消失了。
角麟说：“我起初到这里的时候，冷清清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一个多月，变成热烘烘的了。街上，挤满了行人，卖杂货的小摊子，出现了三百多个。饭馆也有了五六家。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当地的商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成立了许多妇女会。开民众大会的时候，也就有了妇女来出席。而‘反对童养媳制度’‘妇女要参加社会工作’等等标语，也出现在街道上了。”
延安处于军事包围
与经济封锁之中……
红军没有费一枪一弹，进入延安城。东北军、西北军虽然全部撤走了，但国民党派来了新县长，延安府衙门警察和宪兵专署等机构的人员还都在位，他们手上还有武器。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着安全问题，这让负责安全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内心非常不安。
黄霖一想到那天进城时城门上面那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心里就更不踏实。他想，要是把国民党残留人员全部撵走就好了。然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协议上只讲了东北军两个师撤离，没有说不准许人家地方政府机构的存在;第二，“西安事变”后，中共贯彻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也不允许无端地赶走人家。怎么办呢？黄霖一直也想不出来办法。
一天，黄霖给总参谋长刘伯承汇报工作，说到如何解决延安城内那些国民党残留人员问题。刘伯承说：为了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必须加强防范工作，在保安团通向我们总部机关的地方，放些战斗力量强的连队;在中央首长的住处，要增岗加哨。至于撵人家，还不能这样做。现在抗日时期，要团结一致对付日寇。如果他们捣乱，破坏抗战，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根据刘总参谋长的指示，警卫团在宝塔山、清凉山两个制高点上布置了战斗力较强的步兵一、二连。对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以及相连接的城墙，也都部署哨位，加强警卫工作。
驻扎在延安城里的国民党人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活动，却是经常在暗地里进行捣乱。警卫团发现，为中央领导布设的电话线经常被割断。当时物资奇缺，电线来之不易，一条线路上只有一根单线，一旦切断，就把中央机关同各部队的联系切断了。黄霖下决心抓到偷割电线的小偷。
一天深夜，黄霖带着两个通讯员巡逻到大砭沟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黄霖叫通讯员就地卧倒，他猫着腰，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借着微弱的月光，只见城隍庙旁有两个人正在割通讯营布设的电话线。黄霖向两个通讯员一挥手，准备上前抓个现行，谁知脚下踩着瓦片，“咔嘣”一声，惊动了那两个破坏电线的人，他们撒腿就跑。黄霖举枪射击，撂倒一个，另一个家伙没命地窜出山沟。黄霖带着两个战士穷追不舍，只见那家伙一溜烟钻进了县衙门。原来，破坏电线的是国民党延安府衙人员。黄霖想起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话来，决定用好这个机会。
黄霖一边大声喊“站住”，一边往衙门里冲。
府衙的卫兵把黄霖拦住，吆喝道：“不准进，干什么的？”
黄霖一把把卫兵扒拉开，吼了一声：“我是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抓坏人的。”
那个破坏电话线的人一看黄霖要闯进来，准备溜掉。黄霖看得清楚，抬手一枪。这一枪，打在那个家伙的腿上，他倒在地上哼哼唧唧叫唤起来。这一枪，把门卫吓得直哆嗦，不敢强力阻拦黄霖。这一枪，也把府衙内休息的马县长给惊动了。
马县长颤颤抖抖地问：“怎么回事？”
黄霖吼道：“你们这里有坏人！”
黄霖拉起马县长，来到破坏电话线的现场。人证物证俱在，马县长哑口无言。
黄霖说：“你们这是破坏抗战，只有汉奸特务才会这样干。县长大人你好好看看吧，这家伙是我当场抓住的，你必须严办，保证今后绝不再发生这类破坏事件。不然，我可不客气啦。”
马县长第二天召开了一个会议，当众宣布枪毙那个破坏电话线的保安大队的士兵。县政府在延安城里混不下去，搬到城南门外七里铺去了。 这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一天，黄霖查哨路过毛泽东的驻地，毛泽东说：“黄团长啊，这事办得不坏嘛！所谓军事接管，本身就是权力啊，也不排除使用军事嘛。他们好好在这里，共同抗日救国，我们欢迎;他不抗日救国，安静玩乐，我们也不欺负他;他要捣乱破坏，这就不允许了嘛！叫他们离开点，也好。不坏不坏呀！”
2月份，有情报传来，国民党驻扎在西安——宜川的42师、驻扎在榆林的86师和驻扎在在米脂、绥德的84师，准备进攻延安。中央军委迅速制定应对措施。中央机关人员、延安驻军和城内外的老百姓一起，在延安城周围挖战壕，修工事。
毛泽东问警卫团长黄霖：“警卫团长，你说说，如果敌人一个步兵团进攻清凉山，你打算怎么守？”
黄霖回答：“控制高地，阻敌前进！”
毛泽东又问：“能守多久？”
“一个步兵连可守三天三夜没问题！”
毛泽东再问：“两个团来了呢？”
黄霖想了想说：“至少可以守两天两夜。要是86师那些土匪烟鬼们来，我还可守它一个星期！”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笑起来。因为延安军民做了充分准备，加上国民党几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这次进攻延安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
延安处于敌人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封锁之中。进入延安的中共中央及红军有5000余人，而延安只有居民3000人左右。物资供应非常紧张，食品短缺的问题困扰着革命者。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保安搬迁到延安时，携带了一些黑豆、高粱、荞麦，这成为革命者的主食，随着逐日消耗，主食的定量一减再减，以应付长期战斗的需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只能天天吃黑豆，以致幾十年后医生说毛泽东牙齿有毛病，毛泽东幽默地说：“牙齿太黑是不是？那是在延安吃黑豆吃的。”
“肚子不等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毛主席专门几次找过供应部的同志开会研究粮食问题，采取对应措施。他说：“吃饭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大问题。这事，我看还是用我们的老法子，发动群众，自己出主意、想办法。”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说：“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的关系最危险的问题。”
革命者将延安城内的公粮征集起来，以解燃眉之急，没有现金支付的，可以先打欠条;各机关分头到筹粮地区征粮，征来的粮食归各单位所有;各单位的骡马毛驴包括领导人的坐骑，全部集中起来，到农村运粮。还有就是节约主食，采集野菜……
青年教师角麟观察到：共产党人和红军“没有薪俸，任何人都没有薪俸。除非是在外面青睐的专门技术人才，如医生、无线电教师等，才有点薪俸，但数目也很少。吃饭，到粮食部去领粮食。小菜，每天每人发三分钱，什么人都一样，就是有些受特别优待的人，每天也只五分钱。三分钱在此地值十二个铜板，连油盐在内，究竟买得到些什么？”一个旁观者，为共产党和红军面对如此艰苦生活而能够对待坦然，心中难免困惑。“但是，在他们说起来：‘现在，有房子住，有小米，有萝卜白菜，差不多等于天堂了。’‘以前过草地过雪山，我们吃草的时候，几百里路无人烟，有三十几种草可以吃。有些有毒的草，吃下去就痛病。那种困苦，是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全国进步青年涌进来了，学校办起来了，报刊创刊了，大生产运动后来也开展起来了……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毛泽东说，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在延安，共产党人以坚贞之志节，艰苦之作风，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革命事业……。在野者对家国未来的想象在延安有生有色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在边区开花结果。
延安的黄金岁月开始了！
天下人心归延安。
1937年5月至9月，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以斯诺夫人的身份来到延安采访，继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察和报道。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延安是个古城，……四周是逝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片荒芜残寂，但是意料不到，延安确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风景如画的小城。群山似冠，它是冠顶的一粒明珠，各处山头则布满了设计工事和瞭望塔。”“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这里的生活则简单到无法再简单。个人的私产几乎不存在，物质需要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人们整年都在亲密友好的精神下吃着家常饭。”
作家何其芳来到延安，他在《我歌唱延安》（1938年）中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这简短的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包括着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一个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
作家陈学昭出身江南书香门第，来延安之前，她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8月，她以重庆《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她在《延安访问记》中说：“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罢。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情事情，你尽讲，大声地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延安的街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乞丐。……这个城市，它是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你就会起种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觉。它虽依然满挤着行人，堆积着牛粪、马粪……还有那些诱人的小食摊，可是墙头有了新的壁报，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俘虏多少……标语、街头诗，还有边中附小的宣传队的唱歌……”
中共中央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成为革命者心目中的圣地。若干年后，毛泽东说：“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在江西只住了7年，在延安、陕北住了13年。……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
延安，一支崇高的名曲，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