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四期的《大东方》，容止先生以崭新的视角“为袁世凯辩护”，令我肃然起敬。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是一个“就事论事者”，不赞成简单地定性好人、坏人，一句话判终生;而是主张分阶段、分事件、分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功就是功，过就是过。
　　袁世凯是清朝末代官僚中颇有眼光的开明派，为推动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许多贡献。然而，袁也有许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其中，毁了袁一生业绩的，无疑就是“称帝”一事。
　　容止先生认为，当年“内忧外患”，而“泊来品民主共和并没有成为随处可抹的万金油”，因而推想，袁的称帝“会不会是因为他有一种有关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袁确实有“独特理解”。他说过，在被迫退隐的三年之间，他考查了中国的情形，国民中有十分之七八，仍是守旧分子，愿意拥戴皇室，“深惧民主国之不能稳固及溃裂瓜分之祸”。如果我们也因为民主共和是泊来品，就附和袁的“独特理解”，觉得恢复帝制为好，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有民主共和，中国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何况，当年的“内忧”，并非因为多了民主共和，恰恰因为官僚阶层习惯于封建制度下的独断专行。
　　容止先生进而肯定“袁不是一个有做皇帝梦的人”，相信袁的表白“未必不是实话”。我对此不敢苟同。评说政治家，不能轻信其言论——因为人言可“伪”，重要的是看他做什么、怎样做、做成什么结果。不想做皇帝的话，袁对很多人说过很多次，直到临终，还表白他“不欲以帝位自居”，是民意“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他还宣称:“我只想成为华盛顿，不想成为拿破仑。”但我以为，袁做皇帝梦，有一个萌芽、膨胀、成形到付诸实施的过程;袁说面子话，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由真到假的过程:野心尚未萌动，是明智的思考;八字还没有一撇，是内心犹豫的反映和留有余地的谋略;好梦即将成真，是掩饰权欲的作秀;临终前的表白，则是诿过于人的伎俩。当年的《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推其心，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正如容止先生所言，事隔九十年后的人们，“很容易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问题”。反之，身处当年环境中的人，对于袁的用心，大概比今天的我们看得更透彻罢！我们能信其言而忘其行，还他一个“清白”吗？
　　袁早年主张立宪，但他那时为臣，想用宪法束缚清朝皇帝;一旦为君，他会“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出现一个“洪宪盛世”，“成为随处可抹的万金油”吗？依我看，极不可能。袁克齐回忆:他父亲认为，要民国就要有议会，而议员又事事掣肘，实在不胜其苦，倒不如干脆自己独断一切。当年，袁忍受不了“临时约法”而断言:“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临时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他断然废弃《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选举法》，为终身执政和传子传孙开辟了通道。“二次革命”后，袁下令解散国民党，使所剩议员不足法定的过半数而无法开会，又改组府院系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正是袁扼杀了孙中山开辟的民主进程，破除了许多人对他的幻想和企盼。
　　容止先生称道袁的政治手腕“高超”。依我看，当袁行事合理时，手腕的确高超;当袁行事荒谬时，手腕就很拙劣。当临时大总统不过瘾，就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施压:“不选出我们中意的（正式）大总统，不许选举人走出会场一步”;要制造民意，就凑合人力车夫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理由都是“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欲控制舆论，就压制反对帝制或有疑问的报刊;想体现“民所好恶”，就密电各地军政首脑:“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对袁主导的这一整套政治表演——假造“民意”谎称天意，依靠“请愿”剥夺民权，借助“民主”成为君主，通过“选举”实现专制——梁启超惟妙惟肖地描述为:“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如此利令智昏的手腕，正好自曝丑恶、自丧人气，实在当不得“高超”二字。
　　发动护国首义的云南，是个政治舞台上少有作为的穷省，为什么登高一呼，全国响应？紧跟袁的进步党，为什么转而反对帝制？袁的干将冯国璋，为什么与云南代表商定保持中立，不与护国军为敌？道理很简单，因为当年的主流民意厌弃封建帝制、向往民主共和。不能因为后来民主共和搞得不好，就颠倒当时的是非。
　　复辟活动正值高潮之际，袁的弟弟世彤、妹妹张氏公开声明:“将来帝制告成，功名富贵概不与我二人相干。”张伯驹与袁的儿子谈论袁世凯可以比作历史上什么人时，袁克端说:“可比(王)莽、(曹)操。”袁克权说:“可比桓温。”连至亲骨肉也这样表态和类比，值得我们深思。
　　容止先生批评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开创了“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恶劣先河”。其实，“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早有先例，孙中山所发动的历次起义直到武昌起义是这样;再往前说，陈胜、吴广是这样;武王伐纣也是这样。外国也有先例，法国大革命是这样;美国南北战争是这样;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思起义也是这样。在宪法确立、法制完备，政党轮替有章可循的国家，“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绝对非法，而在专制制度下，有时就得使用武力，故不宜一概斥之为“恶劣”。
　　说到筹安会“六君子”，先得承认人人会变，李燮和当初指责袁“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何等激昂慷慨！杨度晚年大彻大悟，卖掉私宅营救李大钊，又秘密加入共产党……“他们都不是小人”，但就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来说，也很难用“贤人君子”简单地盖棺论定。
　　容止先生认为，六君子“为国家所做的事情不应该受到指责，走的路不一样”。依我看，“为国家”做事情，也有个是非;“走的路不一样”，也有个正误，不论好歹，都“不应该受到指责”的说法恐怕不妥。容止先生不顾六君子政治抉择的失误，依然赞赏他们“通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这就更难令人信服了。评判政治过失，既不能用往昔的光芒来掩饰，也不能以日后的辉煌来抵偿，更不能拿学术成就来代替，瑕不掩瑜，瑜不饰瑕嘛。
　　对袁的称帝作出理性的探讨与客观的诠释，是有益的、必要的，但不必着力于谅解、开脱。不知容止先生以为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