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毛泽东1940年于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
　　——邓小平于吴玉章雕像题词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四川荣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同盟会到中国共产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吴玉章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吴玉章不仅是出色的革命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家,吴玉章一生为革命育英才,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赠诗曰:“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辛亥革命后,吴玉章开始从事华工教育,创办留法预备学校,为留法勤工俭学输送人才。1922年,在吴玉章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成都高师变成宣扬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列主义的场所。1941年,吴玉章主办延安大学,1948年建立华北大学,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国民教育的发展,更是开创了我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建国后,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年近古稀的吴玉章又在党中央的重托下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并亲自授课,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才。
　　


　　
　　创建“人大”:为国储才,建设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纪念吴玉章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上说:“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长达17年之久,不仅为人大的诞生、成长、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主张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办学要向工农开门、办学要结合实际等等,这些真知灼见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挖掘和宣传。”
　　理论结合实践,办出中国大学特色。在吴玉章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自创办之时就坚持中央规定的“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办学思想上,不但强调系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更强调密切联系中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办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教学计划就是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下,以苏联有关各系教学计划为蓝本,同时考虑到我国现实情况以及学生和教员水平相对较低等诸多特点制订的。各科系在教学计划的修订、科学研究的审阅等方面都与中央有关部门和工矿企业相联系。在实际教学中,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生产实习,有效地贯彻了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为人大以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玉章曾经说过:“不学习理论,固不能对实际问题加以分析和说明,然而只学习理论不去研究实际问题,理论也是无法深入和学好的。”1958年之后,学校师生由于忙于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导致学校的教学秩序出现了混乱。这时候,吴玉章顶住强大的政治压力,批评道:“学校终究是学校,是我们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地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应该是教与学,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教育质量上不去,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坚持政治导向,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吴玉章要求全校师生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马列主义夜大学”,提高政治素养。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更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必须牢固树立起对国家负责的观念,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刻苦。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导下,人大为当时培养了大批学以致用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吴玉章曾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议》,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建立一个与其制度相融合的教育上层建筑,而新中国成立不久,理应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他在文中还要求全校师生必须认真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因此,吴玉章在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之初便申明“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此后的办学过程中,他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另外,吴玉章还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和亲身感受教育广大师生,万万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他提出,“马列主义是真理,但不可能把一切事物都事先具体规定出来,要从实践中得出规律,不合乎规律就要失败,而从失败中得到教训,使之合乎规律才能得到成功。”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始终强调经济学、语言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地位,力图通过政治修养和专业修养完美协调的机制,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
　　
　　“严宽”相济提倡“健康校风”
　　
　　良好的教学秩序与科学的管理制度,是一所学校健康发展的保障。吴玉章指出,“我们的教育方法应该是‘严’和‘宽’相结合,原则问题应该严,非原则问题应该宽”。因此,首先学校要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科学的管理,从严治校,对于规章制度在执行中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在总结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加以补充修改,做到尽可能的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伊始便设立了校长集体办公制、会议汇报制、学生民主管理制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对于现有的规章原则,他要求全体师生共同遵守,决不允许任何自由散漫和无组织纪律的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大学的各项工作秩序井然。同时,他还注意发挥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倡导学术自由。他建议教师应用创造性的态度钻研业务、改进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学生应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善于思维,掌握方法,在课堂上多做创造性的、有见解的讨论,注重研究问题,牢固地掌握知识,积极参加科学小组与专题作业,进一步培养自己的研究能力。吴玉章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一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广大师生开展学术讨论,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激励制度,这些都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字改革:扫除文盲,普及文化
　　
　　文字改革就是使现代书面语(文字)与人民大众的口头语相结合,以便于文化普及,消除文盲,达到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目的。文字改革是有益于广大群众、有益于广大青年、有益于革命的一项重大事业。因此,吴玉章也把倡导文字改革作为一生致力的工作。
　　在苏联期间,吴玉章就与林伯渠等一起探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积极寻求汉字改革的途径和方案,主张汉字拉丁化。作为中国字拉丁化的初步尝试,吴玉章于1930年完成了《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本》。次年,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中国新文字方案》。1932年,他又在海参崴组织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吴玉章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积极推行新文字改革,利用新文字扫除文盲,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在此期间,他创办和主编了《新文字报》、《新文字丛书》、《小字典》等书刊,出版了《新文化和新文字运动》等著作。
　　建国后,吴玉章担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对文字改革工作继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1951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样使文字改革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周恩来也提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三项任务,积极组织了中国文字改革工作。不久,在胡愈之等协助下,经过广大语文工作者的努力,《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公布实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实施,为实现文字拼音化奠定了基础。吴玉章对中国新文字改革做出的卓越贡献,正如新文字对普及文化、扫除文盲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