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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评介美国杰弗里•巴洛从事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代表著、观点、方法及影响,旨在提供壮族研究的他者视野和西方观点,也望打破中西学者各说各话的独白场面,促进国内同行参与国际对话。
【关键词】他者;壮族;杰弗里•巴洛
【作者】金丽,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95-005
“The other” Who Studies The Zhuang And The Zhuang as “the other” to be
Studied: Review of Jeffrey Barlow’s scholarship on the Zhuang Cusick
Jin Li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merican historian Jeffrey Barlow’s study on the Zhuang, its representative works, perspectives, discipline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It attempts to bring western scholarship on the Zhuang into China, promoting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Zhuang studies.
Key Words: the Other, the Zhuang, Jeffrey Barlow
一、杰弗里•巴洛其著
美国史学家杰弗里•巴洛所著《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一书,英语名:The Zhua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直译为“壮族:他们历史与他们文化的长时段研究”。书名表明,作者是把壮族作为“他者”来研究;反之亦然,作者是作为“他者”在研究壮族。
把壮族作为“他者”来研究,就是说:壮族相对于巴洛而言是异族。即使他广泛读过有关壮族的文献,亲历过壮族地区的生活,接触过壮族人包括壮族学者;即使像他在为中译本写的前言中提到,有些壮族人把他视为“同人”;即使他怀着研究壮族的巨大真诚和努力,但一个无法跨越的文化事实是,壮族在巴洛这个“老外”眼里终竟还是外人、他者。
作为“他者”来研究壮族,其意指:巴洛是一个异国异族人,旧称“洋人”;他以壮族历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做出的学问是一种“洋学问”,其研究的文化血统、知识结构、学术取向、问题意识都烙着西方印记。巴洛研究壮族,多少有些像是用西洋镜看壮族,有些地方不仅看不清,还会出现误读、误解。
倘若我们由此看待“他者”问题,难免会认为巴洛的著述偏执一端,与我无关,会对巴洛的研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真有这么简单么?否则,巴洛这种跨文化、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的“他者”研究有啥意义?我们把它译回中文又有何用?
中国有句老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一个“老外”看壮族,自有不受“此山中”之局限的优势。同理,按照我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了解借鉴他人的研究,将有益于自我的治学。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原理看,置身本土的“自我”研究与立足异域的“他者”研究在学术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者眼光、异域视角,常常会有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可以与本土的自我的研究构成互识互补。
可惜,具体到壮族研究——尤其是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西方的学术成果一直没有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早在八年前就“反思”提出:“虽然国外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壮族研究,偶尔也与国内学术界合作,但多是‘各自表述’,‘对话’几乎不存在,因为我们所习惯的一整套理论、方法、概念早已为国外学术界所抛弃或质疑。因此,‘壮学’基本上是‘独白’,而无‘对话’”。① 我们苦心译出这本“他者”“洋书”,乃是希望对国内壮族研究长期处于自给自说自解的学术生态有所触动。
这本首次在我国公开出版的西方学者研究壮族的专著,旨在为国内同行提供观察壮族的另一种眼光、讲述壮族的另一种声音。中国壮族研究当然需要中国人、壮族人自己的努力,但我们也须了解“他者”的方法和观点,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的角度来反观壮族及其研究,把“他者”著述作为我们本土一份必要的学术资源,从而更好地识得真面目、磨成我家玉。
二、杰弗里•巴洛其人其绩
杰弗里•巴洛,1942年8月31日出生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州一个小镇的油田工人家庭。他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64年毕业于南伊利诺斯大学,继而获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3年毕业于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太平洋大学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曾任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太平洋海岸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现任柏莱德中心远程教育主任,美国历史及计算机协会学刊责任主编。杰弗里•巴洛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民国史、中越边境史、中越边境的壮族、计算机科学和网络教育,发表近百篇论文和十几本专著及合著。
他对中国人民怀着特别友好的感情,对中国南方历史文化、尤其是中越边境的广西壮族历史文化抱有浓厚兴趣。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初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巴洛成为最早访问广西的美国人之一。从1979年到1991年他先后带了三批美国学生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交流学习,还促成广西英语教师去美国进修,对推动广西开展高等教育非官方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广西高校与美国高校间的沟通理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03年以来,他每年赴温州医学院从事为期六周的客座教授工作。2006年获温州市政府为在温州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奖 “雁荡友谊奖”,2007年获浙江省政府为在浙江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西湖友谊奖”。 倘若二十年前广西区政府就有表彰在桂外国专家的“金绣球奖”,巴洛或许应该有望荣获。
杰弗里•巴洛早期研究孙中山,他的历史学博士论文《越南和中国的辛亥革命》,197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又著有《1900-1908,孙中山与法国人》,1979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该书被选译成中文,收录在《辛亥革命丛刊》第六辑。这些著作重点分析孙中山以越南为基地,组织指挥“两广”及云南的革命起义活动,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中越边界的壮族,为后来专门从事壮族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在广西工作期间,通过贺祥麟、范宏贵等专家、老师的帮助,开始专注于壮族研究。他从广西实地考察获得一手民间文献和田野资料,广泛阅读收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越南、法国、美国的历史材料和科研论著,撰写了十多篇壮族研究论文,包括《宋代中越边境的壮族》、《中越边境:文化、民族身份及早期武器体制》、《性别与民族性:中国壮族个案研究》,《妇女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壮族妇女》,《壮族、汉族、客家族:民族性与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明代的壮族:少数民族文化与帝国统治的体制》、《明至清中叶的壮族文人》等。这些论文在《东南亚研究期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并多次在相关国际会议宣读。巴洛的壮族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新中国时期西方壮族研究第一人的地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巴洛把前期研究成果整理汇集起来,写成长达三卷本的专著,全名为“壮族:他们历史与他们文化的长时段研究”。“长时段研究”一词,出自当代著名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其主要观点是,历史上的长时段现象乃是历史的深层结构,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只要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巴洛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冠以书名,说明长时段历史观正是他研究壮族的基点。不过,巴洛的用心不止于此。实际上,“长时段研究”的术语是写给西方学者看的,是针对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而言的。
在巴洛之前,西方对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壮族研究还是一块未开耕的荒地。仅有北美两位学者提及壮族,而且他们只是把壮族作为某个附带话题、某段补充资料或某个举证例子来对待,都未对壮族进行纵深的历史透视和综合的文化考察,这使他们的观察多有偏差,结论更是谬误连篇。②由于他们的研究属于冷战时期、冷战思维的产物,其观点在西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从态度上看,巴洛与这两位“冷战学者”不同。他并不持“他者”政治目的,“隔岸观火”地评说壮族,而是带着浓厚的“壮族趣味”,“设身处地”地赏识壮族。另外,巴洛深知,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西方壮族研究的空白和谬误固然跟“冷战”有关,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当时西方学者几乎无法走进中国、走进广西、深入壮族腹地、读到“内部资料”,因而也就无法开展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相比之下,与广西壮族学界与民间有过广泛接触的巴洛可谓兼得天时地利人和,他有条件有雄心对壮族历史文化进行纵深度强、覆盖面广的通观研究,以此填补西方壮族研究的大空白。
巴洛的书是西方壮族研究第一本重要专著。它一扫西方学界之陈见,打破冷战思维对壮族研究的蒙蔽扭曲,不以对中共的民族政策研究代替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理有据地揭示了壮族源远流长的血脉纽带和生生不息的共同特性。可惜的是,书稿完成时,正值西方的民族研究方法顺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而发生重大转向,美国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开始流行工具论,轻视原生论。在这个形势下,巴洛的篇幅巨大的书稿被视为采用了过时的“原生论”研究法,遭到出版社拒绝。后来巴洛创办了《历史与计算机学会》电子期刊,这是美国第一个历史研究的电子期刊,也是第一个关于亚洲研究的电子刊物。巴洛对书稿进一步补充修改,于2001年全文发表在该电子期刊。一部被认为是落伍的不够后现代的著述,就这样以先进的后现代的方式面世了!巴洛的“长时段”研究凭借网络的“长时段”效应产生了出乎意外的巨大影响。凡以英语从事有关壮族研究的人无不读到他的电子书稿。③其研究在越南学者中引起激烈讨论,现在已有越南语译本,中国也有公开发表的中文“摘译”。西方世界要来广西旅游的、教书的、传教的、领养小孩的,都纷纷向巴洛写信咨询,把他当成广西的导游,壮族的代言人。
在《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一书中,巴洛采用传统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来考察壮族的历史根源及其变迁。全书以20章的篇幅,从远古历史到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直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论述了壮族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发展及其各个时段的特点。鉴于其研究立场和著述方式遭致“原生论”的指责,巴洛在原文序言和最后一章“壮族的源生形成(ethnogenesis)”为自己辩护:
我并未如后现代主义所责难的那样,采取了“原生主义”分析法,就是说,我没有简单地把语言、宗教、种族、族属和领土等“原生”因素作为讨论壮族和研究他们历史文化的基础。然而,我确信,在壮族的源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一股源源不断的主流,它发端于新石器时代,一直流延至今,孕育出了壮人之间互相联系的原生纽带及其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当然,壮族支系繁多。在其悠久历史长河中,许多干流、支流、溪流在彼此的交汇冲撞中耗竭了,抑或被汉族涌入壮族地区的大潮冲蚀了。但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些干枯的河床、龟裂的渠底,就说壮族早被汉化,壮族已不存在,就说今天的壮族只是新中国政府出于某种政治策略而创造出来的,那就应了中国一句古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大致看,这样的研究立场与我国同行差不多。但悉心读书则不难发现,这位出自西方背景的美国历史学家自有其特点。巴洛是一个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历史学家,他借鉴法国“历史年鉴派”的理论方法,把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以总体观、大历史观来研究壮族,通过长时段的书写,全面梳理壮族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力图达到对壮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把握。在著述中广泛采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战争学、移民理论、女性主义的观点,不仅广泛论及壮族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重大事件,更深入探讨壮族的族谱、宗族、庙宇、神祠、歌圩、民歌、文人等个案实例。这样,他所写的壮族历史与文化,有系统性和总体观,也有草根的生气和民间的实感。
巴洛的壮族研究引入跨民族、跨国家的文化比较法。除了在内容上扩大研究的对象外,还从地域上延伸研究范围,将壮族置于古老百越文化、汉族中原文化、越南泰国等边境邻国文化的广大时空背景之上进行比较。既注意到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更重视边远的壮族社会的回应和对策;既讨论壮族的主观归属意识的历史状况,也分析其族群认同在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他重点分析了壮族与汉族的互动关系,把地处边疆、文化边缘的壮族与中央政权、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的互渗同化作为认识壮族的关键,借以分析壮族在不同时代的变化脉络,挖掘壮族的本质特征。在原序中作者这样写到:
壮族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们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身份是在与中国汉族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形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汉族,壮族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汉族统治的促进作用,“百越”至今也许还只是一些杂处松散的族群。但如果说,是汉族促使壮族走上了一条新的历史发展之路,那么,同样也是汉族决定了壮族要朝着少数民族的方向来发展。
巴洛在壮族的源生形成、文化特点、侬智高起义、中越边境的壮、侬、岱等少数民族“同根生”的族群关系、壮族之所以长存至今的原因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把军事与女性两个要素,视为壮族历史文化长流不息自成体系的关键。用他在原序的话说:
壮族历史大部分是军事战争史,他们曾为汉族和越南军队的雇佣兵,服役了两千多年。壮族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族群延续生存下来,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他们的这种军事战争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强有力地抵制了汉族的同化,而这也正是许多其他民族没能做到的。
壮族社会最全面和最有影响力的特点在其性别制度。壮族文化一直受其性别制度的支撑。在这种性别制度中,性别的作用,特别是女性的作用与汉族的迥然不同。它跟壮族其他某些文化元素一样,是经由对歌等艺术巩固下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壮族文化乃是以歌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当然,巴洛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言,他对壮族各种问题的见解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行内专家来细查明辨。这里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巴洛的认知和表述跟西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一样,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的成见、曲解和误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知道中国历史书写传统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即以文化主流和人口多数的汉族为中心来写中国史,很少呈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除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的成就,很少示出中国泱泱五千年丰富文化构成里除汉族之外其他各民族的独特传统。即使少数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也是按汉文化尺度和标准而被写的对象,是作为汉族眼里的“他者”,或者被丑化、矮化,或者被歌舞化、浪漫化。他也理解,中国的壮族研究者大都追求政治正确而忽略民族自觉,他们持着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与汉中心文化观却浑然不觉。他们宁可把壮族放在汉族中心的边缘地位,他们着意强调汉族统一岭南壮族成为中国大家庭一员后如何从汉族受益如何积极拥戴汉族,他们努力表现少数民族服从多数民族的一面,壮族与中原主流政治文化相通融合的一面,尽量避免少数民族政治历史文化中不同的、相抗的因素。
在这个背景下,巴洛和西方学者一样,特别关注“异端份子”及其言论,他的视线自然地落在了黄现教授身上。他对这位敢于傲视官方意识形态、敢于棒喝大汉族主义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壮族史学老前辈深怀敬意。巴洛对侬智高的研究,多处摘引黄现的观点,显然受到黄现的启发。不仅如此,巴洛还更进一步,提出侬智高是旨在建立壮族独立王国的英雄:“侬智高有志于建立一个国家,”“这位侬氏首领渴求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获得王权和完全的独立。”“假如侬王在对汉人和越南人的几次大战中获胜,他的臣民今天也许称为侬人,他们也许拥有自己的王国,其面积包括中国南部的若干地区和越南的北部。”“但是中国和越南都不会允许在其边境地区出现第三个独立国家。”“侬智高在昆仑关失败了,这意味着壮族最终被分成中国的壮族和越南的侬、岱等少数民族。”
关于侬智高的昆仑关之战,巴洛是这样评价的:
侬智高与狄青之间的昆仑关之战,堪称兵书上传诵千古的精彩战役。可惜西方历史学家太自大、太偏狭,他们对该战之重要性就像对东方诸多重大战役如1600年日本战国史上爆发的最大决战——关原之战一样茫然无知。就后果看,发生在今广西邕宁县与宾阳县交界处的昆仑关之战可与十二年后的黑斯廷斯之战相比。……一如黑斯廷斯之战产生了今天的英国人,昆仑关之战也产生了今天的壮族人。侬智高在昆仑关的战败使壮族文化大门敞开,从此壮族文化被侵略、被占有、被整体改变。
在第八章“侬智高起义”最后,巴洛对侬智高予以浓笔重彩、饱含悲情的赞叹:“侬智高‘侬王’谱写了壮族历史最辉煌的篇章,标志着壮族至高无上的荣耀。”
也许有人会说,巴洛如此高调地大写侬智高实在有些离谱。但我们更须注意和理解的是,即使这里发生了变调,这样一种变调未见得是出于浅薄,其实它反映了西方学者的针对性和思维逻辑。这样解释并不是否认巴洛有意无意也带有西方中心观,把壮族粗糙地塞进西方认知框架中去分析论述,分不清民族、民族性与“地方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等问题。然而,真正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要求我们突破那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与西方学者的“较真”,而更应注重从跨文化和比较文化的角度具体分析他们的研究。巴洛在壮族研究中如果出现了限隔、缺漏和偏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契机,借此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学者在观察分析壮族乃至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时候容易出现的规律性问题,了解他们的知识体系、学术传统、理论方法、运思特点等。而从这些方面深入解剖,将不仅可以触及到西方人认知的根基,更有益于知己知彼,在壮族研究上有效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中西对话。
最后须提醒的是,巴洛撰写这部壮族研究书稿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中国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多,巴洛所能接触的壮族资料非常有限,各种调研报告、资料文献多被定为“内部资料”,不向“老外”开放。搞历史研究却遭遇资料文献的限制,岂不是瞎子走路,难免要磕磕碰碰的。考虑到这些,我们更加感佩巴洛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壮族研究“冷土地”上的拓荒耕耘。由此我不禁想起胡适在1916年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权且化用过来为本文作结:西人之治壮学者,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未必宏伟。然其人多不为吾国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杀也。④
注释:
① 徐杰舜、李富强. 一个人类学学者对‘壮学’研究的反思[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32.
②这两位学者,一是美国史学家乔治•莫斯里。他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巩固中国南疆》,1973年由加里弗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产党为巩固广西云南两省而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同时讨论了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另一位是加拿大史学家黛安娜•莱瑞,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她曾发表文章《共产主义与少数民族起义:关于1921年至1931年广西壮族农民运动的一些思考》,后纳入其专著《地区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该书于197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视为广西民国时期南疆历史研究之力作,因其“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受到颇高评价。
③本人正是在2004年“中标”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专项课题,撰写英文版《壮族历史文化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出版),研读了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网站上的巴洛书稿。
④胡适著、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51.
〔责任编辑:覃彩銮〕
【关键词】他者;壮族;杰弗里•巴洛
【作者】金丽,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95-005
“The other” Who Studies The Zhuang And The Zhuang as “the other” to be
Studied: Review of Jeffrey Barlow’s scholarship on the Zhuang Cusick
Jin Li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merican historian Jeffrey Barlow’s study on the Zhuang, its representative works, perspectives, discipline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It attempts to bring western scholarship on the Zhuang into China, promoting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Zhuang studies.
Key Words: the Other, the Zhuang, Jeffrey Barlow
一、杰弗里•巴洛其著
美国史学家杰弗里•巴洛所著《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一书,英语名:The Zhua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直译为“壮族:他们历史与他们文化的长时段研究”。书名表明,作者是把壮族作为“他者”来研究;反之亦然,作者是作为“他者”在研究壮族。
把壮族作为“他者”来研究,就是说:壮族相对于巴洛而言是异族。即使他广泛读过有关壮族的文献,亲历过壮族地区的生活,接触过壮族人包括壮族学者;即使像他在为中译本写的前言中提到,有些壮族人把他视为“同人”;即使他怀着研究壮族的巨大真诚和努力,但一个无法跨越的文化事实是,壮族在巴洛这个“老外”眼里终竟还是外人、他者。
作为“他者”来研究壮族,其意指:巴洛是一个异国异族人,旧称“洋人”;他以壮族历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做出的学问是一种“洋学问”,其研究的文化血统、知识结构、学术取向、问题意识都烙着西方印记。巴洛研究壮族,多少有些像是用西洋镜看壮族,有些地方不仅看不清,还会出现误读、误解。
倘若我们由此看待“他者”问题,难免会认为巴洛的著述偏执一端,与我无关,会对巴洛的研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真有这么简单么?否则,巴洛这种跨文化、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的“他者”研究有啥意义?我们把它译回中文又有何用?
中国有句老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一个“老外”看壮族,自有不受“此山中”之局限的优势。同理,按照我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了解借鉴他人的研究,将有益于自我的治学。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原理看,置身本土的“自我”研究与立足异域的“他者”研究在学术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者眼光、异域视角,常常会有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可以与本土的自我的研究构成互识互补。
可惜,具体到壮族研究——尤其是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西方的学术成果一直没有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早在八年前就“反思”提出:“虽然国外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壮族研究,偶尔也与国内学术界合作,但多是‘各自表述’,‘对话’几乎不存在,因为我们所习惯的一整套理论、方法、概念早已为国外学术界所抛弃或质疑。因此,‘壮学’基本上是‘独白’,而无‘对话’”。① 我们苦心译出这本“他者”“洋书”,乃是希望对国内壮族研究长期处于自给自说自解的学术生态有所触动。
这本首次在我国公开出版的西方学者研究壮族的专著,旨在为国内同行提供观察壮族的另一种眼光、讲述壮族的另一种声音。中国壮族研究当然需要中国人、壮族人自己的努力,但我们也须了解“他者”的方法和观点,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的角度来反观壮族及其研究,把“他者”著述作为我们本土一份必要的学术资源,从而更好地识得真面目、磨成我家玉。
二、杰弗里•巴洛其人其绩
杰弗里•巴洛,1942年8月31日出生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州一个小镇的油田工人家庭。他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64年毕业于南伊利诺斯大学,继而获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3年毕业于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太平洋大学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曾任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太平洋海岸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现任柏莱德中心远程教育主任,美国历史及计算机协会学刊责任主编。杰弗里•巴洛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民国史、中越边境史、中越边境的壮族、计算机科学和网络教育,发表近百篇论文和十几本专著及合著。
他对中国人民怀着特别友好的感情,对中国南方历史文化、尤其是中越边境的广西壮族历史文化抱有浓厚兴趣。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初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巴洛成为最早访问广西的美国人之一。从1979年到1991年他先后带了三批美国学生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交流学习,还促成广西英语教师去美国进修,对推动广西开展高等教育非官方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广西高校与美国高校间的沟通理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03年以来,他每年赴温州医学院从事为期六周的客座教授工作。2006年获温州市政府为在温州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奖 “雁荡友谊奖”,2007年获浙江省政府为在浙江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西湖友谊奖”。 倘若二十年前广西区政府就有表彰在桂外国专家的“金绣球奖”,巴洛或许应该有望荣获。
杰弗里•巴洛早期研究孙中山,他的历史学博士论文《越南和中国的辛亥革命》,197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又著有《1900-1908,孙中山与法国人》,1979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该书被选译成中文,收录在《辛亥革命丛刊》第六辑。这些著作重点分析孙中山以越南为基地,组织指挥“两广”及云南的革命起义活动,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中越边界的壮族,为后来专门从事壮族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在广西工作期间,通过贺祥麟、范宏贵等专家、老师的帮助,开始专注于壮族研究。他从广西实地考察获得一手民间文献和田野资料,广泛阅读收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越南、法国、美国的历史材料和科研论著,撰写了十多篇壮族研究论文,包括《宋代中越边境的壮族》、《中越边境:文化、民族身份及早期武器体制》、《性别与民族性:中国壮族个案研究》,《妇女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壮族妇女》,《壮族、汉族、客家族:民族性与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明代的壮族:少数民族文化与帝国统治的体制》、《明至清中叶的壮族文人》等。这些论文在《东南亚研究期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并多次在相关国际会议宣读。巴洛的壮族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新中国时期西方壮族研究第一人的地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巴洛把前期研究成果整理汇集起来,写成长达三卷本的专著,全名为“壮族:他们历史与他们文化的长时段研究”。“长时段研究”一词,出自当代著名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其主要观点是,历史上的长时段现象乃是历史的深层结构,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只要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巴洛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冠以书名,说明长时段历史观正是他研究壮族的基点。不过,巴洛的用心不止于此。实际上,“长时段研究”的术语是写给西方学者看的,是针对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而言的。
在巴洛之前,西方对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壮族研究还是一块未开耕的荒地。仅有北美两位学者提及壮族,而且他们只是把壮族作为某个附带话题、某段补充资料或某个举证例子来对待,都未对壮族进行纵深的历史透视和综合的文化考察,这使他们的观察多有偏差,结论更是谬误连篇。②由于他们的研究属于冷战时期、冷战思维的产物,其观点在西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从态度上看,巴洛与这两位“冷战学者”不同。他并不持“他者”政治目的,“隔岸观火”地评说壮族,而是带着浓厚的“壮族趣味”,“设身处地”地赏识壮族。另外,巴洛深知,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西方壮族研究的空白和谬误固然跟“冷战”有关,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当时西方学者几乎无法走进中国、走进广西、深入壮族腹地、读到“内部资料”,因而也就无法开展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相比之下,与广西壮族学界与民间有过广泛接触的巴洛可谓兼得天时地利人和,他有条件有雄心对壮族历史文化进行纵深度强、覆盖面广的通观研究,以此填补西方壮族研究的大空白。
巴洛的书是西方壮族研究第一本重要专著。它一扫西方学界之陈见,打破冷战思维对壮族研究的蒙蔽扭曲,不以对中共的民族政策研究代替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理有据地揭示了壮族源远流长的血脉纽带和生生不息的共同特性。可惜的是,书稿完成时,正值西方的民族研究方法顺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而发生重大转向,美国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开始流行工具论,轻视原生论。在这个形势下,巴洛的篇幅巨大的书稿被视为采用了过时的“原生论”研究法,遭到出版社拒绝。后来巴洛创办了《历史与计算机学会》电子期刊,这是美国第一个历史研究的电子期刊,也是第一个关于亚洲研究的电子刊物。巴洛对书稿进一步补充修改,于2001年全文发表在该电子期刊。一部被认为是落伍的不够后现代的著述,就这样以先进的后现代的方式面世了!巴洛的“长时段”研究凭借网络的“长时段”效应产生了出乎意外的巨大影响。凡以英语从事有关壮族研究的人无不读到他的电子书稿。③其研究在越南学者中引起激烈讨论,现在已有越南语译本,中国也有公开发表的中文“摘译”。西方世界要来广西旅游的、教书的、传教的、领养小孩的,都纷纷向巴洛写信咨询,把他当成广西的导游,壮族的代言人。
在《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一书中,巴洛采用传统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来考察壮族的历史根源及其变迁。全书以20章的篇幅,从远古历史到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直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论述了壮族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发展及其各个时段的特点。鉴于其研究立场和著述方式遭致“原生论”的指责,巴洛在原文序言和最后一章“壮族的源生形成(ethnogenesis)”为自己辩护:
我并未如后现代主义所责难的那样,采取了“原生主义”分析法,就是说,我没有简单地把语言、宗教、种族、族属和领土等“原生”因素作为讨论壮族和研究他们历史文化的基础。然而,我确信,在壮族的源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一股源源不断的主流,它发端于新石器时代,一直流延至今,孕育出了壮人之间互相联系的原生纽带及其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当然,壮族支系繁多。在其悠久历史长河中,许多干流、支流、溪流在彼此的交汇冲撞中耗竭了,抑或被汉族涌入壮族地区的大潮冲蚀了。但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些干枯的河床、龟裂的渠底,就说壮族早被汉化,壮族已不存在,就说今天的壮族只是新中国政府出于某种政治策略而创造出来的,那就应了中国一句古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大致看,这样的研究立场与我国同行差不多。但悉心读书则不难发现,这位出自西方背景的美国历史学家自有其特点。巴洛是一个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历史学家,他借鉴法国“历史年鉴派”的理论方法,把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以总体观、大历史观来研究壮族,通过长时段的书写,全面梳理壮族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力图达到对壮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把握。在著述中广泛采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战争学、移民理论、女性主义的观点,不仅广泛论及壮族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重大事件,更深入探讨壮族的族谱、宗族、庙宇、神祠、歌圩、民歌、文人等个案实例。这样,他所写的壮族历史与文化,有系统性和总体观,也有草根的生气和民间的实感。
巴洛的壮族研究引入跨民族、跨国家的文化比较法。除了在内容上扩大研究的对象外,还从地域上延伸研究范围,将壮族置于古老百越文化、汉族中原文化、越南泰国等边境邻国文化的广大时空背景之上进行比较。既注意到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更重视边远的壮族社会的回应和对策;既讨论壮族的主观归属意识的历史状况,也分析其族群认同在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他重点分析了壮族与汉族的互动关系,把地处边疆、文化边缘的壮族与中央政权、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的互渗同化作为认识壮族的关键,借以分析壮族在不同时代的变化脉络,挖掘壮族的本质特征。在原序中作者这样写到:
壮族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们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身份是在与中国汉族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形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汉族,壮族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汉族统治的促进作用,“百越”至今也许还只是一些杂处松散的族群。但如果说,是汉族促使壮族走上了一条新的历史发展之路,那么,同样也是汉族决定了壮族要朝着少数民族的方向来发展。
巴洛在壮族的源生形成、文化特点、侬智高起义、中越边境的壮、侬、岱等少数民族“同根生”的族群关系、壮族之所以长存至今的原因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把军事与女性两个要素,视为壮族历史文化长流不息自成体系的关键。用他在原序的话说:
壮族历史大部分是军事战争史,他们曾为汉族和越南军队的雇佣兵,服役了两千多年。壮族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族群延续生存下来,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他们的这种军事战争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强有力地抵制了汉族的同化,而这也正是许多其他民族没能做到的。
壮族社会最全面和最有影响力的特点在其性别制度。壮族文化一直受其性别制度的支撑。在这种性别制度中,性别的作用,特别是女性的作用与汉族的迥然不同。它跟壮族其他某些文化元素一样,是经由对歌等艺术巩固下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壮族文化乃是以歌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当然,巴洛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言,他对壮族各种问题的见解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行内专家来细查明辨。这里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巴洛的认知和表述跟西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一样,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的成见、曲解和误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知道中国历史书写传统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即以文化主流和人口多数的汉族为中心来写中国史,很少呈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除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的成就,很少示出中国泱泱五千年丰富文化构成里除汉族之外其他各民族的独特传统。即使少数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也是按汉文化尺度和标准而被写的对象,是作为汉族眼里的“他者”,或者被丑化、矮化,或者被歌舞化、浪漫化。他也理解,中国的壮族研究者大都追求政治正确而忽略民族自觉,他们持着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与汉中心文化观却浑然不觉。他们宁可把壮族放在汉族中心的边缘地位,他们着意强调汉族统一岭南壮族成为中国大家庭一员后如何从汉族受益如何积极拥戴汉族,他们努力表现少数民族服从多数民族的一面,壮族与中原主流政治文化相通融合的一面,尽量避免少数民族政治历史文化中不同的、相抗的因素。
在这个背景下,巴洛和西方学者一样,特别关注“异端份子”及其言论,他的视线自然地落在了黄现教授身上。他对这位敢于傲视官方意识形态、敢于棒喝大汉族主义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壮族史学老前辈深怀敬意。巴洛对侬智高的研究,多处摘引黄现的观点,显然受到黄现的启发。不仅如此,巴洛还更进一步,提出侬智高是旨在建立壮族独立王国的英雄:“侬智高有志于建立一个国家,”“这位侬氏首领渴求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获得王权和完全的独立。”“假如侬王在对汉人和越南人的几次大战中获胜,他的臣民今天也许称为侬人,他们也许拥有自己的王国,其面积包括中国南部的若干地区和越南的北部。”“但是中国和越南都不会允许在其边境地区出现第三个独立国家。”“侬智高在昆仑关失败了,这意味着壮族最终被分成中国的壮族和越南的侬、岱等少数民族。”
关于侬智高的昆仑关之战,巴洛是这样评价的:
侬智高与狄青之间的昆仑关之战,堪称兵书上传诵千古的精彩战役。可惜西方历史学家太自大、太偏狭,他们对该战之重要性就像对东方诸多重大战役如1600年日本战国史上爆发的最大决战——关原之战一样茫然无知。就后果看,发生在今广西邕宁县与宾阳县交界处的昆仑关之战可与十二年后的黑斯廷斯之战相比。……一如黑斯廷斯之战产生了今天的英国人,昆仑关之战也产生了今天的壮族人。侬智高在昆仑关的战败使壮族文化大门敞开,从此壮族文化被侵略、被占有、被整体改变。
在第八章“侬智高起义”最后,巴洛对侬智高予以浓笔重彩、饱含悲情的赞叹:“侬智高‘侬王’谱写了壮族历史最辉煌的篇章,标志着壮族至高无上的荣耀。”
也许有人会说,巴洛如此高调地大写侬智高实在有些离谱。但我们更须注意和理解的是,即使这里发生了变调,这样一种变调未见得是出于浅薄,其实它反映了西方学者的针对性和思维逻辑。这样解释并不是否认巴洛有意无意也带有西方中心观,把壮族粗糙地塞进西方认知框架中去分析论述,分不清民族、民族性与“地方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等问题。然而,真正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要求我们突破那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与西方学者的“较真”,而更应注重从跨文化和比较文化的角度具体分析他们的研究。巴洛在壮族研究中如果出现了限隔、缺漏和偏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契机,借此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学者在观察分析壮族乃至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时候容易出现的规律性问题,了解他们的知识体系、学术传统、理论方法、运思特点等。而从这些方面深入解剖,将不仅可以触及到西方人认知的根基,更有益于知己知彼,在壮族研究上有效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中西对话。
最后须提醒的是,巴洛撰写这部壮族研究书稿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中国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多,巴洛所能接触的壮族资料非常有限,各种调研报告、资料文献多被定为“内部资料”,不向“老外”开放。搞历史研究却遭遇资料文献的限制,岂不是瞎子走路,难免要磕磕碰碰的。考虑到这些,我们更加感佩巴洛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壮族研究“冷土地”上的拓荒耕耘。由此我不禁想起胡适在1916年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权且化用过来为本文作结:西人之治壮学者,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未必宏伟。然其人多不为吾国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杀也。④
注释:
① 徐杰舜、李富强. 一个人类学学者对‘壮学’研究的反思[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32.
②这两位学者,一是美国史学家乔治•莫斯里。他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巩固中国南疆》,1973年由加里弗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产党为巩固广西云南两省而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同时讨论了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另一位是加拿大史学家黛安娜•莱瑞,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她曾发表文章《共产主义与少数民族起义:关于1921年至1931年广西壮族农民运动的一些思考》,后纳入其专著《地区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该书于197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视为广西民国时期南疆历史研究之力作,因其“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受到颇高评价。
③本人正是在2004年“中标”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专项课题,撰写英文版《壮族历史文化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出版),研读了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网站上的巴洛书稿。
④胡适著、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51.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