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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的生意人林明柯的个人信息，以一种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贩卖，历经十个环节，从新盾源公司到各个信息贩子，再到公安内鬼，层层转卖，所涉甚广。2020年8月底，荔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被编为“1·19专案”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巍伙同同案人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悉，“1·19特大隐私贩卖专案”有近40人落网，但这并非这条隐私产业链的全部人数。根据莆田检方的指控，光是第一下家孙奇经手的数据就有28万条之多，至于还有多少暗线没有曝光，目前不得而知。
3号机的特殊存在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福华一街有一家公司——新盾源安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盾源），比邻繁华的闹市，看起来并不显眼。公司的门口竖立着巨大的标示牌，显示它是一家正常的安防公司，主要销售安防设备、电子产品等。公司规模不是很大，有20多人。
该公司卖的产品，如充电宝、充电头、插座、手表、眼镜等，看起来都很平常。但事实上，这些外表看似普通的产品，都经过了改装，内置了监控、监听、定位等电子模块，有的改装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许可，有的则没有。
据公司内部员工透露，平时，公司售卖这些产品的订单量并不大，有时候一天就几单。创收较高的是3号机，它主要负责新盾源的另一项特殊业务，可以帮人查开房记录、车辆轨迹、户籍信息、手机号码机主信息、个人名下的房产和公司、婚姻信息，甚至能通过模糊查询，找到个人的户籍信息。
经查，新盾源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但他只是一名经理，没有占股份，真正的老板叫叶省。3号机的所有订单请求会进入到李金昌的微信号，由他转至上家——一个叫“叮当”的微信好友。据庭审现场李金昌的说法，“叮当”是老板叶省帮他找来的上家，真名叫覃素月。
2017年下半年的某天，覃素月在深圳一家餐饮店等人间隙，点开了微信的附近功能，在一位陌生人公开的朋友圈里，看到了查开房记录的广告。彼时她生意失败，正想找点儿项目来做，觉得买卖个人信息这一行有利可图，想加入其中。
就这样，她加了那个陌生人的微信，得知他开了一个名叫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公众号，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业务推广，前景可观。
覃素月就成了“大月亮”的下家。不久，她的客户逐渐多起来，其中一名叫小二的客户，正是新盾源公司的李金昌。
信息贩子一边买卖，一边造假
经查，覃素月的上家名叫黄海亮。
从2017年3月开始，黄海亮便混迹于各种信息贩卖的QQ群、微信群。他还注册了公众号——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成了他招徕客户的主要渠道。很多人搜索私家侦探，就直接找到了他。
黄海亮的门道显然比覃素月更广，能查到的信息也更多。客户提供身份证号码，他能查询个人户籍信息、同户人员、联系方式、开房记录、同住人员、出行轨迹、车辆档案;客户提供一个手机号码，他就能查机主信息、收货地址、物流信息，还有定位、通话详单等。
黄海亮自己测试过，手机定位的误差只在500米左右。他说，查手机定位和查人的出行轨迹、车的轨迹，门道各不相同。有的上家能查开房记录，有的上家却只能查询手机机主信息。查手机机主信息的上家，往往也只是一名中间商。
黄海亮也遇到过头疼的事，有些上家反馈过来的信息，半真半假。不过他也学聪明了，有些信息查不了，要么自己造假，要么委托上家幫忙造假。
造假也是信息贩子的常见手段。有些信息空白，他们自己编造一下，查不到的定位图，就手动P（用图像处理软件将图片美化、变更、修复、拼接等）上去。
这条产业链不断横向扩展开来，黄海亮的下家越来越多，上家也增加了不少。在黄海亮众多上家中，目前仅一人落网，名叫林姗。林姗的信息贩卖网络就更复杂了。
根据林姗在庭审现场交代，她的上家有7人，下家有4人，其中一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警察成了隐私贩卖的帮手
2018年1月19日，经过几次转手，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的生意人林明柯的身份证号，来到了黄海亮、林姗手里。
林明柯是在一次无意中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看新闻时，某条新闻的评论区里一条广告闯进眼帘，大意是：“快速查询开房记录、家庭住址，加我微信。”混迹生意场多年的他有些心动，万一以后跟谁有生意纠纷，可以查他的个人信息。林明柯随后加了微信好友——“新盾源：小平”。
林明柯暂时还没有查别人的需求，先把自己的身份证号报了过去。对方承诺，48小时内会把结果发给他。于是，小平通过黄海亮、林姗等人最终将林明柯的身份证号转到一个名为“R·研”的微信好友手里。
“R·研”的真名叫孙奇，1981年出生，湖北黄冈人，是信息贩卖的老手。2017年底的某天，孙奇点开一个名为“私家侦探调查群”的QQ群，一个昵称叫杨武的男子颇为活跃，孙奇得知杨武资源多、有门道，便向他咨询信息查询的事。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
与此同时，孙奇还叫来自己的弟弟孙超、老乡丰波一起干，并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下家。同时，孙奇也成为黄海亮的又一个上家。孙超、丰波各交了5000元的入群费，开始活跃于各大隐私贩卖群，发布广告、招徕客户。
而“杨武”是一个假名，该账户背后是由两个人轮流操控——藏大伟和吕亮亮，他们来自湖北省咸宁市。藏大伟此前在当地银行催收部门工作过。2017年5月，他跟一个名叫余咸晋的男子合伙开了一家催收公司，并聘请好友吕亮亮担任催收员，专门帮银行处理不良资产，从中赚取手续费。
催收经常遇到一个难题——找不到人。找警察帮忙，是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余咸晋曾在咸宁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工作，与该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赵巍是熟人。赵巍事后回忆，余咸晋找到他，是以工作的名义请他帮忙，说要帮法院查欠钱不还的老赖，赵巍答应了。 但催收的生意并没有延续下去。事情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起来。几个人转而做起了隐私贩卖的生意。2017年8月中下旬起，赵巍开始登陆公安内网，查一些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信息。据赵巍事后供述，2017年10月，余咸晋托人送来两万元好处费，之后，要他查的数据便多了起来。
近40人落网，却并非隐私产业链的全部人数
周林是新疆莎车县公安局的民警，2017年前后，他被借调到公安部工作，同期一起借调过去的还有赵巍。
根据周林的陈述，赵巍从2017年8月开始找他借用PKI——一个可以登陆公安内网的密钥。赵巍说，他要帮咸宁公安机关建信息数据库，他的PKI因升级出了问题，暂时无法登陆。
PKI被借用时，周林觉得，大家做情报的，查信息属于正常，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些信息导出后，会被赵巍存入优盘，并直接连接手机。此时吕亮亮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次性的微信号，赵巍登录后，就立刻转发过去。
事实上，隐私数据的来源只有两个渠道——黑客、内鬼。来自商业平台的隐私数据，相对单一、封闭，大多都流向诈骗行业，售价也相对低廉，一个手机号码，几毛钱就可以买到。但公安内网的数据却是全面且丰富的，几乎可以还原一个人完整的生活轨迹。自然，售价也是所有隐私信息中最高的。
根据孙奇给下家的报价倒推，他从吕亮亮那里拿到的信息，单条差不多是260元左右——当数据来到终端客户时，价格会翻3至4倍。
不过，这场“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林明柯报了案。2018年1月21日，订单完成，林明柯收到了一张截图，是自己家的详细地址，他心中一阵恐惧，赶紧去报案。经查，林明柯的个人信息，以一种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贩卖，历经十个环节，从新盾源公司到各个信息贩子，再到公安内鬼，层层转卖，所涉甚广。
2018年3月22日，赵巍手机响起，余咸晋在电话那头说：“出事了……”第二天，新盾源公司以及覃素月、黄海亮、林姗、孙奇、孙超等人被连锅端起。
莆田的民警赶到咸宁找到了余咸晋。赵巍见势，走进了他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室。
2020年8月底，荔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被编为“1·19专案”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巍伙同同案人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403406.82元，赵巍个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727805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19特大隐私贩卖专案”有近40人落网，但这并非这条隐私产业链的全部人数。事后，赵巍供述，他查询的信息有3000至4000条。而根据莆田检方的指控，光是孙奇经手的數据，就有28万条之多，至于还有多少暗线没有曝光，目前还不得而知。（林明柯、周林为化名）
（《南风窗》 何承波/文）
3号机的特殊存在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福华一街有一家公司——新盾源安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盾源），比邻繁华的闹市，看起来并不显眼。公司的门口竖立着巨大的标示牌，显示它是一家正常的安防公司，主要销售安防设备、电子产品等。公司规模不是很大，有20多人。
该公司卖的产品，如充电宝、充电头、插座、手表、眼镜等，看起来都很平常。但事实上，这些外表看似普通的产品，都经过了改装，内置了监控、监听、定位等电子模块，有的改装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许可，有的则没有。
据公司内部员工透露，平时，公司售卖这些产品的订单量并不大，有时候一天就几单。创收较高的是3号机，它主要负责新盾源的另一项特殊业务，可以帮人查开房记录、车辆轨迹、户籍信息、手机号码机主信息、个人名下的房产和公司、婚姻信息，甚至能通过模糊查询，找到个人的户籍信息。
经查，新盾源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但他只是一名经理，没有占股份，真正的老板叫叶省。3号机的所有订单请求会进入到李金昌的微信号，由他转至上家——一个叫“叮当”的微信好友。据庭审现场李金昌的说法，“叮当”是老板叶省帮他找来的上家，真名叫覃素月。
2017年下半年的某天，覃素月在深圳一家餐饮店等人间隙，点开了微信的附近功能，在一位陌生人公开的朋友圈里，看到了查开房记录的广告。彼时她生意失败，正想找点儿项目来做，觉得买卖个人信息这一行有利可图，想加入其中。
就这样，她加了那个陌生人的微信，得知他开了一个名叫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公众号，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业务推广，前景可观。
覃素月就成了“大月亮”的下家。不久，她的客户逐渐多起来，其中一名叫小二的客户，正是新盾源公司的李金昌。
信息贩子一边买卖，一边造假
经查，覃素月的上家名叫黄海亮。
从2017年3月开始，黄海亮便混迹于各种信息贩卖的QQ群、微信群。他还注册了公众号——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成了他招徕客户的主要渠道。很多人搜索私家侦探，就直接找到了他。
黄海亮的门道显然比覃素月更广，能查到的信息也更多。客户提供身份证号码，他能查询个人户籍信息、同户人员、联系方式、开房记录、同住人员、出行轨迹、车辆档案;客户提供一个手机号码，他就能查机主信息、收货地址、物流信息，还有定位、通话详单等。
黄海亮自己测试过，手机定位的误差只在500米左右。他说，查手机定位和查人的出行轨迹、车的轨迹，门道各不相同。有的上家能查开房记录，有的上家却只能查询手机机主信息。查手机机主信息的上家，往往也只是一名中间商。
黄海亮也遇到过头疼的事，有些上家反馈过来的信息，半真半假。不过他也学聪明了，有些信息查不了，要么自己造假，要么委托上家幫忙造假。
造假也是信息贩子的常见手段。有些信息空白，他们自己编造一下，查不到的定位图，就手动P（用图像处理软件将图片美化、变更、修复、拼接等）上去。
这条产业链不断横向扩展开来，黄海亮的下家越来越多，上家也增加了不少。在黄海亮众多上家中，目前仅一人落网，名叫林姗。林姗的信息贩卖网络就更复杂了。
根据林姗在庭审现场交代，她的上家有7人，下家有4人，其中一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警察成了隐私贩卖的帮手
2018年1月19日，经过几次转手，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的生意人林明柯的身份证号，来到了黄海亮、林姗手里。
林明柯是在一次无意中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看新闻时，某条新闻的评论区里一条广告闯进眼帘，大意是：“快速查询开房记录、家庭住址，加我微信。”混迹生意场多年的他有些心动，万一以后跟谁有生意纠纷，可以查他的个人信息。林明柯随后加了微信好友——“新盾源：小平”。
林明柯暂时还没有查别人的需求，先把自己的身份证号报了过去。对方承诺，48小时内会把结果发给他。于是，小平通过黄海亮、林姗等人最终将林明柯的身份证号转到一个名为“R·研”的微信好友手里。
“R·研”的真名叫孙奇，1981年出生，湖北黄冈人，是信息贩卖的老手。2017年底的某天，孙奇点开一个名为“私家侦探调查群”的QQ群，一个昵称叫杨武的男子颇为活跃，孙奇得知杨武资源多、有门道，便向他咨询信息查询的事。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
与此同时，孙奇还叫来自己的弟弟孙超、老乡丰波一起干，并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下家。同时，孙奇也成为黄海亮的又一个上家。孙超、丰波各交了5000元的入群费，开始活跃于各大隐私贩卖群，发布广告、招徕客户。
而“杨武”是一个假名，该账户背后是由两个人轮流操控——藏大伟和吕亮亮，他们来自湖北省咸宁市。藏大伟此前在当地银行催收部门工作过。2017年5月，他跟一个名叫余咸晋的男子合伙开了一家催收公司，并聘请好友吕亮亮担任催收员，专门帮银行处理不良资产，从中赚取手续费。
催收经常遇到一个难题——找不到人。找警察帮忙，是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余咸晋曾在咸宁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工作，与该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赵巍是熟人。赵巍事后回忆，余咸晋找到他，是以工作的名义请他帮忙，说要帮法院查欠钱不还的老赖，赵巍答应了。 但催收的生意并没有延续下去。事情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起来。几个人转而做起了隐私贩卖的生意。2017年8月中下旬起，赵巍开始登陆公安内网，查一些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信息。据赵巍事后供述，2017年10月，余咸晋托人送来两万元好处费，之后，要他查的数据便多了起来。
近40人落网，却并非隐私产业链的全部人数
周林是新疆莎车县公安局的民警，2017年前后，他被借调到公安部工作，同期一起借调过去的还有赵巍。
根据周林的陈述，赵巍从2017年8月开始找他借用PKI——一个可以登陆公安内网的密钥。赵巍说，他要帮咸宁公安机关建信息数据库，他的PKI因升级出了问题，暂时无法登陆。
PKI被借用时，周林觉得，大家做情报的，查信息属于正常，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些信息导出后，会被赵巍存入优盘，并直接连接手机。此时吕亮亮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次性的微信号，赵巍登录后，就立刻转发过去。
事实上，隐私数据的来源只有两个渠道——黑客、内鬼。来自商业平台的隐私数据，相对单一、封闭，大多都流向诈骗行业，售价也相对低廉，一个手机号码，几毛钱就可以买到。但公安内网的数据却是全面且丰富的，几乎可以还原一个人完整的生活轨迹。自然，售价也是所有隐私信息中最高的。
根据孙奇给下家的报价倒推，他从吕亮亮那里拿到的信息，单条差不多是260元左右——当数据来到终端客户时，价格会翻3至4倍。
不过，这场“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林明柯报了案。2018年1月21日，订单完成，林明柯收到了一张截图，是自己家的详细地址，他心中一阵恐惧，赶紧去报案。经查，林明柯的个人信息，以一种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贩卖，历经十个环节，从新盾源公司到各个信息贩子，再到公安内鬼，层层转卖，所涉甚广。
2018年3月22日，赵巍手机响起，余咸晋在电话那头说：“出事了……”第二天，新盾源公司以及覃素月、黄海亮、林姗、孙奇、孙超等人被连锅端起。
莆田的民警赶到咸宁找到了余咸晋。赵巍见势，走进了他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室。
2020年8月底，荔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被编为“1·19专案”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巍伙同同案人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403406.82元，赵巍个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727805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19特大隐私贩卖专案”有近40人落网，但这并非这条隐私产业链的全部人数。事后，赵巍供述，他查询的信息有3000至4000条。而根据莆田检方的指控，光是孙奇经手的數据，就有28万条之多，至于还有多少暗线没有曝光，目前还不得而知。（林明柯、周林为化名）
（《南风窗》 何承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