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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超过40年，中国商业文明的演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权力与市场的博弈。这时的权力，有好的、适度的监管，也有保守的管制。这时的市场，同样有好的创新，也有坏的投机和“双轨制”套利。总之，博弈推动着发展。
第二阶段是市场化大潮席卷神州，一大批混合所有制和民营的顶级企业、机构崛起。它们改变着行业，改变着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一大批兼具创业者和企业家身份的商业精英茁壮成长，改革开放的商业智慧沉淀在他们身上。
第三个阶段是商业精英开始从追求经济价值，转向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二者兼顾。越来越多的企业资源开始支持公益，企业与社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氛围，中国的商业文明也不断被注入新的价值。
这三个阶段，无不英雄辈出。但在中国的同一时代精英中，还几乎找不出第二位像马蔚华一样，亲历了三个阶段，代表中国商业文明演化历程的人物。
他是亲历者、引领者以及规则的塑造者。
作为金融官员，他曾在人民银行最核心的货币政策司管理货币政策，又担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着手处理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与破产清理。“广国投案”和“海发行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大的两宗地方金融风险事件，着手处理两宗事件的官员，无不都是为国为民的一等高手。
作为招商银行行长，他本质上是一位创业家，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信息化、科技化和国际化的股份制银行。他也被外媒认为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
实际上，他在招行的成就并不仅仅停留在商业成功的层面，而是具备了对商业文明进行重构的价值。比如：
招商作为混合所有制中型银行，从国有控股大行占据优势地位的银行业，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了混合所有制的优越性，以及“深圳模式”成功的必然。
在他带领下，招行成为了“零售之王”，这让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层意识到，获取金融服务乃是一种“平权”，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改变。
现在，作为中国公益界的领袖，马蔚华再次尝试着推动这个行业做出改变—就像他在银行业那样。目前，他担任壹基金理事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成员。
他还担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会长等职，继续帮助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此外，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伦敦金融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纽约市金融服务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公益领域，马蔚华一直坚信市场化是配置公益资源的最优模式，他还在壹基金等机构开展了公益机构的管理改革试验，试图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探寻一条可持续之路。
在5月30日领教工坊的新鹅湖之会上，马蔚华分享他对瘟疫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见解。之后，南风窗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南风窗：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远没有结束，虽然疫情本身不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它会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和世界。对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你认为这次疫情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冲击？
马蔚华：我从环境和疫情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疫情的冲击之一是，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固有認识将有所改变，甚至是反思。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后各种瘟疫在全球的暴发其实越来越频繁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过去80 年中，全世界已发生了20 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其中，60% 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 次发生在最近十年，包括2012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 年的埃博拉、2016 年的H7N7、2017 年的疟疾、2019 年的非洲猪瘟和现在的新冠疫情。
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暖，但气候变暖和疫情频繁发生有关联吗？当然有。我记得一个数据，大概是从1906 年到2005 年这100 年的时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74 摄氏度。还有数据显示，最近这一百年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而最近的十年又是过去一百年中最热的。
气候变暖会给生态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影响。比如，气候变暖意味着动物迁徙的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提高，而它们很可能是一些未知病毒的宿主，这就扩大了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另外，温度上升也会给一些病菌、病毒提供了更有利于其繁殖和生存的空间。
此外，全球变暖也使南极、北极的冻土温度升高，甚至解冻，一些封存了万年或更久的病毒、病菌会重见天日。这可能听起来像科幻片，但可能性的确存在。
当然，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新冠病毒，对它的产生和起源，目前科学家还在研究，尚无统一定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而瘟疫的频繁发生也是一个现实，两者之间的确可能存在联系。
和普通人相比，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企业家应该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懂得敬畏自然，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决不能走掠夺式发展的道路。
南风窗：西方很早就提出ESG，中国企业界也在学习。新鹅湖之会也倡导“美好企业”的理念，企业不但要注重经济价值，还要重视社会价值。很多人认为，经济换挡、贸易博弈以及疫情叠加，是危，更是机。美好企业在未来，将有更多胜出机会，怎么看？
马蔚华：ESG是一个投资相关的概念，分别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 Responsibility）和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它用来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履行了足够的社会责任。其实，不管是产业界，还是金融界，大家追求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从ESG开始的，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有个背景，就是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只要对股东负责，以为股东赚取利润为天职即可。芝加哥学派尊重产权，尊重企业家的价值是对的，但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被人曲解，那就更不应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声音，责任投资、道德投资和底线投资的说法开始陆续出现。
5月20日，湖南湘西，党员志愿者在清水坪镇黄连小学与留守儿童玩游戏
ESG投资理念是后来的事情，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考察企业非财务指标的系统性工具，投资者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构建自己的投资模型。现在，ESG已成为很多投资者评估待投企业的共同框架，而且很多人发现，企业的非财务表现的确对企业长期价值有着深远影响，因此ESG投资近年来愈发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认可。
到2018年年初的数据显示，在全球五个主要市场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澳洲，与ESG相关联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30.7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进步。
同时，美好企业如果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兼顾，从长期看更有胜出的可能，也正是这个道理。举个例子，这次疫情中，越是商业成功的企业，往往越是在支援疫区、履行社会责任上表现不错。他们对疫区的捐助是慷慨的，而且物资运送和分发也是极有效率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本身的企业管理就效率很高，有的还建立了专业化的公益部门，因此驰援疫区的高效率，其实是企业高水平管理的社会溢出。
这样的企业，当然是优秀的，是具有投资价值的。
南风窗：你多次引用德鲁克的观点认为，只有把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事情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确，公益也需要“可持续”，公益机构自己也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看“可持续”问题？有人认为，管理体制和法规也约束了公益机构的发展。
马蔚华：我们不妨从人才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做任何事业的基础是什么？一定是人才，一是激励，二是培养。
做公益也需要做人才，无论是壹基金，还是国际公益学院，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在其他很多公益组织，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愿意奉献。但光奉献是不够的，这对这些从事公益的人不公平，他们如果去做金融，肯定收入翻很多倍。但做公益，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一线城市舒适而昂贵的房子。
所以，公益機构既要控制成本，也要激励人才，这就要求做更多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公益不妨和金融结合，通过公益投资来增值，同时也可以分一部分用于提高薪酬。只有这样，高端人才才会不断加入公益事业，才能形成公益发展的良性循环。
至于管理体制问题，相关法规的确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其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这的确一定程度会影响到薪酬。
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有大约7000家公益基金，每一家基金的情况不一样，法律只是一种普适性的规定。我们不能在法律面前，停止实践和创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益机构也并不缺乏创新的空间。此外，法律落后于实践也是一个正常现象，把公益做好了，以实践来影响立法者，也是有可能的。
人才的第二个问题是培养。2015年11月，我们成立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是中国首家独立注册的公益学院，比尔·盖茨和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理奥也参与了捐赠。现在，学员大部分是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也有一些企业家。我们希望把学员培养为具有市场意识，并深谙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端公益人才。
在给学员们讲课时，我会强调公益组织也必须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来运营。一是对人员要有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管理者必须有风险意识，三是整个组织团队必须有拼搏的精神。要把自己当成公益市场的选手，通过竞争，推动公益资源在市场的优化配置，即让公益资源流入那些更透明、效率更高的公益组织中。
总之，宏观上要用市场原则去分配公益资源，微观上必须以现代企业管理来运营公益组织，以体制创新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这才是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南风窗：壹基金是海内外知名的公益基金。众所周知，作为理事长和一位成功的前银行家，你在壹基金推动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请谈一谈壹基金是怎么做的？相信很多公益基金也希望了解壹基金的经验。
马蔚华：一是透明。透明是赢得捐款人和公众信任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有内审、外审，在金融市场还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同样，公益组织也应该这么做。在早期，壹基金曾被别人怀疑过，甚至攻击过，但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信息披露不够，外界所产生的误解。
于是，我们将信息披露制度化，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财务数据。同时，还设立专员，就像上市银行成立投资者关系部门一样，专人专事，以制度化、专业化来不断提升基金的透明度。
二是效率。公益资源是稀缺的，宝贵的，它应该流动到那些效率最高的组织手中，才能最大限度完成公益的使命。比如，我一直对大家说，不要认为马云、马化腾是壹基金的理事，阿里和腾讯就会自动向壹基金倾斜公益资源，只有你的管理最好，效率最高，公益资源才会垂青于你。
效率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着进取的精神。那些被动的、程序性的公益组织，在西方其实也并不被看好，如果真正要投入公益，不妨具有一点“狼性精神”。
为什么要有狼性？因为，只有“狼性”公益人的崛起，才会真正推动中国公益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公益资源的配置看作一个供需市场，需求方是愿意向公益投入资源的企业家和公众，他们希望把资源捐给公益组织管理，而供给方就是公益机构，提供资源管理服务。这些年，企业家和公众的公益意识不断觉醒，需求不断成长，但供给未必能跟上，透明的、高效的公益机构依然还不够多。
因此，我要求壹基金的同事们必须有狼性，就好比要做好一家上市银行，银行的客户经理必须主动出击那样，要去争取稀缺的公益资源。以狼性精神做公益，一是可以让稀缺的公益资源被最好的公益机构管理，让其作用最大限度发挥；二是能产生鲶鱼效应，倒逼整个中国公益组织群体的管理进步。
做公益很难，但中国公益人应该有这种使命感。
第一个阶段是权力与市场的博弈。这时的权力，有好的、适度的监管，也有保守的管制。这时的市场，同样有好的创新，也有坏的投机和“双轨制”套利。总之，博弈推动着发展。
第二阶段是市场化大潮席卷神州，一大批混合所有制和民营的顶级企业、机构崛起。它们改变着行业，改变着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一大批兼具创业者和企业家身份的商业精英茁壮成长，改革开放的商业智慧沉淀在他们身上。
第三个阶段是商业精英开始从追求经济价值，转向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二者兼顾。越来越多的企业资源开始支持公益，企业与社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氛围，中国的商业文明也不断被注入新的价值。
这三个阶段，无不英雄辈出。但在中国的同一时代精英中，还几乎找不出第二位像马蔚华一样，亲历了三个阶段，代表中国商业文明演化历程的人物。
他是亲历者、引领者以及规则的塑造者。
作为金融官员，他曾在人民银行最核心的货币政策司管理货币政策，又担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着手处理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与破产清理。“广国投案”和“海发行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大的两宗地方金融风险事件，着手处理两宗事件的官员，无不都是为国为民的一等高手。
作为招商银行行长，他本质上是一位创业家，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信息化、科技化和国际化的股份制银行。他也被外媒认为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
实际上，他在招行的成就并不仅仅停留在商业成功的层面，而是具备了对商业文明进行重构的价值。比如：
招商作为混合所有制中型银行，从国有控股大行占据优势地位的银行业，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了混合所有制的优越性，以及“深圳模式”成功的必然。
在他带领下，招行成为了“零售之王”，这让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层意识到，获取金融服务乃是一种“平权”，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改变。
现在，作为中国公益界的领袖，马蔚华再次尝试着推动这个行业做出改变—就像他在银行业那样。目前，他担任壹基金理事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成员。
他还担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会长等职，继续帮助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此外，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伦敦金融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纽约市金融服务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公益领域，马蔚华一直坚信市场化是配置公益资源的最优模式，他还在壹基金等机构开展了公益机构的管理改革试验，试图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探寻一条可持续之路。
在5月30日领教工坊的新鹅湖之会上，马蔚华分享他对瘟疫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见解。之后，南风窗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瘟疫与变暖，关联不可轻视
南风窗：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远没有结束，虽然疫情本身不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它会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和世界。对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你认为这次疫情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冲击？
马蔚华：我从环境和疫情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疫情的冲击之一是，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固有認识将有所改变，甚至是反思。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后各种瘟疫在全球的暴发其实越来越频繁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过去80 年中，全世界已发生了20 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其中，60% 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 次发生在最近十年，包括2012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 年的埃博拉、2016 年的H7N7、2017 年的疟疾、2019 年的非洲猪瘟和现在的新冠疫情。
芝加哥学派尊重产权，尊重企业家的价值是对的，但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被人曲解，那就更不应该。
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暖，但气候变暖和疫情频繁发生有关联吗？当然有。我记得一个数据，大概是从1906 年到2005 年这100 年的时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74 摄氏度。还有数据显示，最近这一百年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而最近的十年又是过去一百年中最热的。
气候变暖会给生态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影响。比如，气候变暖意味着动物迁徙的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提高，而它们很可能是一些未知病毒的宿主，这就扩大了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另外，温度上升也会给一些病菌、病毒提供了更有利于其繁殖和生存的空间。
此外，全球变暖也使南极、北极的冻土温度升高，甚至解冻，一些封存了万年或更久的病毒、病菌会重见天日。这可能听起来像科幻片，但可能性的确存在。
当然，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新冠病毒，对它的产生和起源，目前科学家还在研究，尚无统一定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而瘟疫的频繁发生也是一个现实，两者之间的确可能存在联系。
和普通人相比，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企业家应该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懂得敬畏自然，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决不能走掠夺式发展的道路。
为何企业越好越有社会责任感？
南风窗：西方很早就提出ESG，中国企业界也在学习。新鹅湖之会也倡导“美好企业”的理念，企业不但要注重经济价值，还要重视社会价值。很多人认为，经济换挡、贸易博弈以及疫情叠加，是危，更是机。美好企业在未来，将有更多胜出机会，怎么看？
马蔚华：ESG是一个投资相关的概念，分别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 Responsibility）和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它用来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履行了足够的社会责任。其实，不管是产业界，还是金融界，大家追求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从ESG开始的，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有个背景，就是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只要对股东负责，以为股东赚取利润为天职即可。芝加哥学派尊重产权，尊重企业家的价值是对的，但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被人曲解，那就更不应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声音，责任投资、道德投资和底线投资的说法开始陆续出现。
ESG投资理念是后来的事情，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考察企业非财务指标的系统性工具，投资者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构建自己的投资模型。现在，ESG已成为很多投资者评估待投企业的共同框架，而且很多人发现，企业的非财务表现的确对企业长期价值有着深远影响，因此ESG投资近年来愈发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认可。
到2018年年初的数据显示，在全球五个主要市场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澳洲，与ESG相关联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30.7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进步。
同时，美好企业如果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兼顾，从长期看更有胜出的可能，也正是这个道理。举个例子，这次疫情中，越是商业成功的企业，往往越是在支援疫区、履行社会责任上表现不错。他们对疫区的捐助是慷慨的，而且物资运送和分发也是极有效率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本身的企业管理就效率很高，有的还建立了专业化的公益部门，因此驰援疫区的高效率，其实是企业高水平管理的社会溢出。
他们对疫区的捐助是慷慨的，而且物资运送和分发也是极有效率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本身的企业管理就效率很高，有的还建立了专业化的公益部门，因此驰援疫区的高效率，其实是企业高水平管理的社会溢出。
这样的企业，当然是优秀的，是具有投资价值的。
没有人才公益便不可持续
南风窗：你多次引用德鲁克的观点认为，只有把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事情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确，公益也需要“可持续”，公益机构自己也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看“可持续”问题？有人认为，管理体制和法规也约束了公益机构的发展。
马蔚华：我们不妨从人才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做任何事业的基础是什么？一定是人才，一是激励，二是培养。
做公益也需要做人才，无论是壹基金，还是国际公益学院，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在其他很多公益组织，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愿意奉献。但光奉献是不够的，这对这些从事公益的人不公平，他们如果去做金融，肯定收入翻很多倍。但做公益，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一线城市舒适而昂贵的房子。
所以，公益機构既要控制成本，也要激励人才，这就要求做更多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公益不妨和金融结合，通过公益投资来增值，同时也可以分一部分用于提高薪酬。只有这样，高端人才才会不断加入公益事业，才能形成公益发展的良性循环。
至于管理体制问题，相关法规的确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其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这的确一定程度会影响到薪酬。
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有大约7000家公益基金，每一家基金的情况不一样，法律只是一种普适性的规定。我们不能在法律面前，停止实践和创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益机构也并不缺乏创新的空间。此外，法律落后于实践也是一个正常现象，把公益做好了，以实践来影响立法者，也是有可能的。
人才的第二个问题是培养。2015年11月，我们成立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是中国首家独立注册的公益学院，比尔·盖茨和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理奥也参与了捐赠。现在，学员大部分是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也有一些企业家。我们希望把学员培养为具有市场意识，并深谙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端公益人才。
在给学员们讲课时，我会强调公益组织也必须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来运营。一是对人员要有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管理者必须有风险意识，三是整个组织团队必须有拼搏的精神。要把自己当成公益市场的选手，通过竞争，推动公益资源在市场的优化配置，即让公益资源流入那些更透明、效率更高的公益组织中。
总之，宏观上要用市场原则去分配公益资源，微观上必须以现代企业管理来运营公益组织，以体制创新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这才是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公益人为何必须有“狼性”？
南风窗：壹基金是海内外知名的公益基金。众所周知，作为理事长和一位成功的前银行家，你在壹基金推动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请谈一谈壹基金是怎么做的？相信很多公益基金也希望了解壹基金的经验。
马蔚华：一是透明。透明是赢得捐款人和公众信任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有内审、外审，在金融市场还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同样，公益组织也应该这么做。在早期，壹基金曾被别人怀疑过，甚至攻击过，但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信息披露不够，外界所产生的误解。
宏观上要用市场原则去分配公益资源，微观上必须以现代企业管理来运营公益组织，以体制创新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这才是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于是，我们将信息披露制度化，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财务数据。同时，还设立专员，就像上市银行成立投资者关系部门一样，专人专事，以制度化、专业化来不断提升基金的透明度。
二是效率。公益资源是稀缺的，宝贵的，它应该流动到那些效率最高的组织手中，才能最大限度完成公益的使命。比如，我一直对大家说，不要认为马云、马化腾是壹基金的理事，阿里和腾讯就会自动向壹基金倾斜公益资源，只有你的管理最好，效率最高，公益资源才会垂青于你。
效率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着进取的精神。那些被动的、程序性的公益组织，在西方其实也并不被看好，如果真正要投入公益，不妨具有一点“狼性精神”。
为什么要有狼性？因为，只有“狼性”公益人的崛起，才会真正推动中国公益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公益资源的配置看作一个供需市场，需求方是愿意向公益投入资源的企业家和公众，他们希望把资源捐给公益组织管理，而供给方就是公益机构，提供资源管理服务。这些年，企业家和公众的公益意识不断觉醒，需求不断成长，但供给未必能跟上，透明的、高效的公益机构依然还不够多。
因此，我要求壹基金的同事们必须有狼性，就好比要做好一家上市银行，银行的客户经理必须主动出击那样，要去争取稀缺的公益资源。以狼性精神做公益，一是可以让稀缺的公益资源被最好的公益机构管理，让其作用最大限度发挥；二是能产生鲶鱼效应，倒逼整个中国公益组织群体的管理进步。
做公益很难，但中国公益人应该有这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