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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王小波的长篇小说往往因了独特的性描写而惹人误读，本文力图另辟蹊径，通过探寻规训和激情的张力关系考察其长篇中性话语的功用。比如，利用性话语探勘规训中的悖谬：道德逻辑的谬误，以及意识形态的偏执；不仅如此，他同时也探讨了性作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生态意义及其可能弊端。需要注意的是，性话语在小说中也有成为一种去蔽过程中的新型权力话语倾向。
关键词 王小波 性话语 规训 悖谬 激情
作为“文坛外的文学高手”，王小波(1952－1997)生前身后所引发的热浪以及现象无疑耐人寻味，比如其不断经典化和过分“象征化”(判断的不正确性和意指范围的无限广阔)的过程。①尤其是，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丰富奇诡的想象力，幽默洒脱的笔触以及惊世骇俗的性书写等等而引起热烈的讨论。
王小波曾经颇有体会的指陈国人批评文学的道德倾向，“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是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②而面对王小波小说中屡屡可见的貌似粗俗的性描写，这种皮相的道德评价似乎更顺理成章，甚至一再引起误读。而实际上，据王小波自己所言，写性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③，他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④
目前有关王小波性描写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比如1探讨生的三重意义：性与爱关系的再解释，性对专制和压抑的反抗，性作为人之存在⑤；2强调要从性差异的角度解读性和权力的复杂关系⑥以及性的颠覆意义⑦；3强调要回归性本身⑧，或借“性”研究人存在的寓言⑨等等。
上述研究多能新人耳目，增益我们对王小波性主题实践意义的认知。当然，也存在可拓展的论述空间，比如，如何系统地考察王小波小说中性话语(sexual discourse)被形塑的过程及其悖论，以及压制中可能的权力过度反弹等等论题。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王小波如何通过性话语来探寻规训与激情的张力关系。更具体一点，他如何利用性话语探勘规训中的悖谬：道德逻辑的谬误，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如此，他同时也探讨了性作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生态意义及其可能弊端——性话语是否又成为一种去蔽过程中的新型权力话语?
一、性话语谱系：戏谑中的原生态连缀
王小波对性话语的功用其实有着深刻的认知，在《革命时期的爱情·序》中他就指出，“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我要说的是，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①或许是基于对性爱形塑／推拉的质疑与相关话语的深刻体认，王小波在性话语呈现谱系上也有其独特的位次与姿态。
(一)谱系中的“这一个”。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书写中，性描写充当了一面鉴照世事变迁的镜子，其中错综复杂、姿态万千、五味杂陈的性表征无疑引人注目：或者是被妖魔化，乃至剔除的他者(如样板戏)；或者是被高度纯洁化的过滤物(如“十七年文学”中的实践)；或者是苦难的拯救(如1980年代初期的某些书写，张贤亮等)；或者是到了90年代以来的汪洋恣肆(个人隐私细描、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作为90年代的异军突起者，王小波性描写呈现出别致的话语实践。有论者指出，“在王小波全部小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性爱元素，也对其黑色幽默有重要影响，撇开人物之间的虐恋关系不说，故事主人公在磨难中遭遇性爱本身就成为主人公对灭绝人性的黑暗时代的嘲笑，给原应是悲剧的社会冲突涂上了厚厚的喜剧油彩。”②
1．黑色幽默。王小波自言，“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③从整体风格／基调上看，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语可视为一种黑色幽默。与王朔的表面正统实则一点正经也没有的反讽／解构风格相比，王小波的反讽背后有着坚实的意义支撑，如，批评色厉内荏的伪善道德、稀释意识形态的浓度等等。但王小波的性话语自有其勃勃生机，它是轻松的、戏谑的，甚至有时夹带有别致的抒情和诗意。如《黄金时代》中那首短诗“走在天上／走在寂静里，而阴茎倒挂下来”就耐人寻味。④
但同时，王小波机器和无所不在、刻板伦理道德的束缚等等，所以王小波往往既是务实的，又是蹈虚的，他将现实中不合理的实践逻辑放在性(人性)的检测仪上考察，以解放了的物质(性)去抵抗精神的压制以及具体事件的操控。引人注目的是，王小波却往往能举重若轻，既讲求小说的好读，同时也兼顾背后的智慧⑤，将这些化为荒诞和粗疏，甚至是“狂欢文体”⑥，指斥其中的悖谬与荒诞不经。
2．挥洒人性。有论者指出，“作者借‘性’人手，来反思特殊年代的人性到底是否因历史的特殊而有所改变，从而廓清是时代历史影响着人的命运，还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影响着人的命运(在这里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整体)。”⑦逻辑悖谬的背后，人性的复杂性也由此可见一斑。在我看来，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语最终指向了人性的张扬和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本身包含了正反两方面。一个层面是，王小波以性话语为中心，直面其中诸种规训的悖谬，比如戳穿道德逻辑谬误，从性压抑反衬出人性的扭曲和变态，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老鲁和王二之间怪诞的逃避与追捕关系，彰显出集体病态政治热情之下个体的被异化，自己性本身的压抑导致了对他人隐私的窥探和自由的干涉。所以，王小波“以其独特的狂欢式叙述凸现了高贵的人性的力量，并对罪恶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讽。”①同时，他也不断稀释乃至消解规训，从而反衬出强势意识形态内在的偏执。
而另一个层面，则体现了王小波对性的正面的树立。如李银河所言，“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②性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凝结，或者是本能，或者是人性的某种或许丑陋的原生态；而其次，它也是一种精神需要和成长的必然，在“性”和“爱”之间隐隐然有一种内在转换，尽管先后次序有别。比如《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之间的关系就呈现了一种复杂的缠绕：莫须有的“破鞋”罪名使得性被扭曲和妖魔化，它慢慢得以成为一种试验、交流，或者是治病的工具，或者是习惯，到了最后，在陈 清扬那里，在交代材料中，她将被贬低的物质的性化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不难看出，王小波的性话语书写其实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人性的一种原生态，尽管这种原生态的建立往往需要克服内外对它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制。王小波以一种貌似粗俗的表面的内在优雅、深刻的想象确立了他在该谱系上不可替代的位次。
(二)性话语谱系与指向贯穿。李银河在评价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时指出其中隐含的时间逻辑顺序，“这个逻辑顺序就是：《黄金时代》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白银时代》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青铜时代》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③以此作为引导解读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固然是提纲挈领，令人眼前一亮，但若以此来检视其中的性话语，则需要更认真的考量。而实际上，其中的性话语指向有相当的集束性和主线贯穿——性与各种强加搏斗的过程。换言之，“他所书写和戏仿的并非一段特定的历史，他所拒绝和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本身。”④ 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语是体现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性史》中核心精神的绝佳中文范例：比如性取向如何从多元走向相对单一，权力等因素如何渗透其间等等。⑤
大致说来，《黄金时代》中更多呈现出性与爱在道德监控下的变异，王小波通过重新诠释性与爱的关系来彰显性的可能美好。如《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以性击溃了破鞋说，以爱击败了偷窥狂和材料政治；《革命时期的爱情》中，x海鹰却违背了自己的“强奸”理论而性交；同样，《我的阴阳两界》中，性却可以治疗阳痿。
《白银时代》⑥中更多是以奥维尔(GeorgeOrwell，1903－1950)《一九八四》的方式预设了未来时代中性的被钳制以及操控。比如《白银时代》中，在貌似有多种性爱可能的社会，性却被异化；《未来时代》下篇《我自己》中，“我”和监控女人之间的“性”其实也是一种“战争”，等到“我”恢复以前的地位和物质时，自由而危险的性也没有了；而在《二·一五》中，正是在对小舅奇异艺术才能的压制过程中，小舅的画却凸现出其迷人的性魅力。
《青铜时代》作为故事新编体小说⑦，表面上看，只是重写老故事，而实际上，性却是其中最蓬勃和迷人的原动力。作者恰恰是通过书写“鸡巴的历史”重新还原可能本真的性爱，而王小波要解构的是“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红拂夜奔》，《青铜时代》第273页)。所以《万寿寺》中，他更突出了英雄的欲望如何化为鸡巴的欲望，老营妓和小营妓也是主角；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富有体力和活力，也是床上英雄——他有一杆“大枪”。所以，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王小波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态度，他毋宁更强调艺术真实。“对于王小波来说，历史是否真实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透过历史的雾霭去探查艺术的真实。”①
《黑铁时代》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也不乏对性爱的精彩洞见，如《2010》中，王二阳具的特异之处，说服阳具的“同志，你振作起来!”立正、稍息等口令都可让它做出不同反应。这无疑折射出王小波对植入了性的时代政治的幽默影射和批判。尤其是小说《似水柔情》更是开辟了书写领域，通过警察小史和同性恋阿兰的关系变迁(比如施虐和受虐之间的关系流动)来说明同性恋因素的潜伏及其可能，而小史恰恰曾经是同性恋最坚定的反对者。
不难看出，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性话语的指向其实大致是一以贯之的，而其中在批判精神与弘扬人性上更是相通的。整体而言，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中相对集中的展现了性话语及其发生场域，故本文下面的例证也主要以此两书为中心。
二、直面规训：戳穿道德的逻辑谬误
规训的面孔总是多种多样的，道德，政治，意识形态，暴力，权力网络等等互相连缀又各不相同。而王小波对规训的态度同样也是分层的，他曾经不无嘲讽意味的指出，“在二十一世纪，最具危险性的是信息。做爱这件事，除了纯生物的成分，就是交流些信息。爱抚之类全是堕落的信息，带有危险性。中外格言则是些好的信息，但对勃发没有助益。”(《黑铁时代》，页394)毋庸讳言，他对道德给性爱的监控错位持有趣意见。
(一)“破鞋”及其他道德逻辑的谬误。当以性直面道德的时候，王小波的对策不仅是嘲讽，他更进一步，努力揭穿其逻辑悖谬。我们不妨以《黄金时代》为中心加以阐发。王小波对革命时期的性爱有着精彩评价，比如，“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革命的性爱，起源于革命青春战斗友谊；有不革命的性爱，那就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阶级敌人的引诱，干出苟且的事来。”(页344)比如小说中的x海鹰在和帮教分子做爱时仍然穿着红内裤以示童贞，其中的道德悖论(既排斥又得进入)可谓溢于言表。
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破鞋”说。“破鞋”在《黄金时代》小说中出现过两次，却彰显出迥异的指涉。在《我的阴阳两界》中，提及淫荡的大嫂“一贯搞破鞋”：年轻的时候和苏联专家有不正当关系；和大崔结婚又给后者戴绿帽子；又和李先生幽会。所以，这里的破鞋指的是和“公共汽车”类似的性隐喻。或许略为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大嫂却经常是情真意切的，甚至是屡屡甘愿牺牲性命的爱上谁，结果却依然健康长寿。
而在同名作《黄金时代》中，“破鞋”显然远比一般意义复杂，它不仅仅成为贯穿情节的一个典型意象，也凝结了规训层面之道德的某种逻辑。这其中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规训道德层面，另一个是陈清扬／王二层面。
在规训层面中，年轻貌美的陈清扬被视为破鞋，她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却不能；后有传言她和王二搞破鞋，然后，他们真正的发生了性关系，王二成了她的野汉子后，却没人再称她为破鞋。所以。仔细考量“破鞋”话语，它更是非常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想象/意淫，貌美而不同的尤物肯定是破鞋，而当她明火执仗跟人性爱频频时，这种想象在现实面前却无影无踪了。所以，陈清扬也说，“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页22)所以，其中的道德逻辑不只是悖谬，而是颠倒黑白。
而到后来，农忙时候的出“斗争差”活动——斗破鞋，又认定了陈清扬的破鞋身份，因为她白，而且漂亮，可以更好的娱乐大众。当然他们也被要求她和王二不断写交代材料，缕述做爱细节，从而来满足道德维护者的窥淫欲。小说结尾提及他们逃脱了不断交代命运的原因，其中也悖论重重——有一次在被王二架在肩上打了两下屁股的陈却爱上了王二，在交代材料中她坦陈她做爱是因为喜欢，而不只是做过。由性而爱，再由爱而承认道德层面界定的“性”，这种坦率让卫道 者无计可施。
而陈清扬／王二层面的逻辑显然不同，以破鞋为切入点，他们最初将性爱视为研究彼此生理结构，敦伟大友谊的操作，相当简单、纯粹，而此时权力往往是被拒斥的，甚至，性爱也成为在寒冷的山上取暖治病(治疗感冒及其他)的方式。对他们而言，性爱渐渐成为人性常规中的插曲，有娱乐性，也富含情感，甚至成为一种爱。而在此中，也是意味深长，沉醉于性爱中的陈一开始并无罪恶感，因为她无知，不懂得罪恶；当她真正爱上王二时，她却承认了卫道者认为的一切“罪孽”，因为她懂得了爱。这种在寒湿的环境中相互依偎回归自我的性爱，颇有些“性爱乌托邦”①的意味。
不难看出，这两个层面的逻辑在交集上往往是背反的，在道德规训和性爱的朴素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张力。当然，王小波也非常巧妙的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陈清扬的形象，她相对简单纯粹，所以让这种张力结构显得合情合理。整体而言，“王小波从毫无诗意的世界中找出诗意，从荒诞性世界中挖掘出合理性，他找到了生命与存在的独特意义。”②
(二)成长的激情与悖论再现。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对性爱有相当精辟的看法，“既然人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到了一定岁数就想性交，上了会场就要发呆，同属万般无奈；所以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黄金时代》，页244)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尽管描述的是非常独特的革命时期，王小波仍然展现出成长的激情以及再现道德逻辑的悖谬。
比如，小说描写男性发育中的梦遗现象——“湿被套”，往往被卫道者赋予“脏”的指示，而却成为主人公悲观主义的起源(页266)；而在发育中的男主人公在不得不面对自己思想的监控者x海鹰，同时又缺乏其他异性的情况下，这种激情在得不到合理引导和释放的过程中难免会被扭曲，所以他往往想象自己强奸x海鹰(页275)，甚至在梦中也有类似场景(页288)。同样，年幼的他在文革中和参加武斗的颜色女大学生却也未能性交，虽然有身体亲密行为和机会。悖论的是，帮教者和被帮教者却终于发生了关系；而被帮教者发现，具有充分合法性的帮教者x海鹰却不是一个处女(页350)，然而她却用种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童贞”(穿红色内裤)和革命性(想象被人强奸)。但正常的成长激情终于击碎了道德的面具，同样也戳穿了伪善的革命逻辑。
饶有意味的是，王小波在这篇小说中，还通过书写不同的性交反证出性爱作为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必然和可能原本的美好。比如，“我”和x海鹰突破帮教关系之后性交时的热火朝天和经久不衰。而更有深刻意味的则是写他和老婆的性爱，比如，在美国时期的随性而性，高速路上的“坏坏”(页326-327)，甚至在英国的乡间树林里也不忘“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页287)，当然其中不乏刺激和惊险。恰恰通过这种方式，王小波强调了性爱的自然、和谐与美好，而这无疑又痛击了道德逻辑对人生激情的扭曲与异化。如人所论，“王小波笔下的性，是寻常性，是无师自通、不学有术，既不可阙如又自然自限的性。”③
三、稀释规训：反衬意识形态的偏执
毋庸讳言，革命与性爱往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如影相随的组合体，而在革命和性爱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神似的内在关联和丰富悖论①，比如欲望乌托邦、刺激性、神秘性等等。泛言之，作为规训另一层面的意识形态显然也是王小波的清理对象。比较而言，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更务实的采用隐晦的反衬方式加以稀释。
革命与性爱的结合往往会产生一种可能的暴力倾向，不必说，意识形态也会形成一种独特压制或对性的有效监控。当然，出于强势监控的需要，这种暴力有时也会指向自己和历史。而王小波恰恰通过性话语反衬出意识形态的偏执及其机制，“王小波以超出常人的智慧，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包围，对性进行去蔽还原，解开覆盖于历史之上的文化代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王小波看来，性爱关系、性爱场景实际上便是一个微缩的权力格局，一种有效的权力实践。”②
(一)自我强暴式的性话语。性话语的诞生往往伴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因此打上了烙印，甚至这种无所不在的暴力也指向了自我。《革命时期的爱情》则非常雄辩的例证了这一点。
1．“强奸”视野中的被强暴式牺牲。饶有意味的是，帮教与被帮教者之间在性爱关系上因了性别和理念的不同而显得遽然复杂起来。在女团支书x海鹰那里，一切性关系都是强奸，男人都是强奸犯。所以和她发生关系的男主人公就成了“不自愿的强奸犯”，而“她是一个自愿被强奸的女人”。
在这种视野下，作为革命者／政治代表的她就巧妙的将自己的“思淫欲”化为一种革命牺牲，她被坏分子强奸了，就好像仇恨导致的势不两立的双方一样，恰恰是通过大力状写对方的残暴才可以显现自己的充分合法性。显然，这种假公济私的性爱被帮教难免有一丝伪善。 2．意识形态强暴／造假。如人所论，“刑罚和性是权力到达躯体的两个中介，权力通过对躯体的惩治、虐打、戕害和对躯体最隐秘部位性的征服来达到对个体的‘自我’思想的征服，躯体的形象在酷烈的刑罚中得以强烈凸现。”③
在海鹰被形塑的过程中，性话语同样也可成为麻痹自我的工具。某教导员的“忆苦”报告由于要加深人们对凶恶敌人的印象，所有的性爱关系都被命名为强奸，而非“性交”，甚至为了政治需要，他还要添油加醋绘声绘色描绘自己的女性亲戚如何被日本鬼子残忍奸杀，甚至连细节都栩栩如生。这其中的自我强暴倾向显而易见。为了让自己赢得荣耀，而不惜借贬低自己的亲戚来夸大日寇的凶残，从而获取更大的自我荣光。性话语如此被复杂制造可谓发人深省。
或许，小说中还存有更复杂的表现，从机修师傅被抓做日军伙夫往日本侵略军的饭里射精不惜肾亏抗日，到作为美国高校研究生对老板的性符号反抗，将文件名编为caonimal(考你妈1)，王小波以其惯有的幽默并举却又神离了事件，同时借此消解了宏大意识形态的一本正经。当然，和坏分子去公园抓野鸳鸯的遭遇也可反映出性爱与政治的另类纠缠：毛主席逝世后一对男女哀恸过度，只好借性爱来疏解压力，王小波指出，“在革命时期，总有人在戏弄人，有人在遭人戏弄。”(页238)其中的操控关系可谓一言难尽。
(二)强势权力的异化性。王小波通过不同时代，甚至是世代性爱的位次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势与偏执，它甚至带有相当的异化性。而在《白银时代》中，这种特征相当明显。
1．被强行收编的私密。《白银时代》中，身在写作公司谋事的他在回忆他和女老师的感情故事时却相当别致，我们当然可以将作者多次含糊其辞过程不一的性书写视为虚构的策略，但可能 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恰恰是在这种现象中，人们才可能获得某种有关性爱的丰富与原初的体验，认知。
而在其公司内部，成年力量间的交媾却被异化成统一规定的生活。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做爱≠夫妻生活。前者是主动的，而后者则是被迫的。所以当公司领导信口雌黄“要会工作，也要会生活!今天晚上回家，成了家的都要过夫妻生活……”(页43)以后，成年人因此被迫过生活，而更荒诞不经的是，作为未成家的男主人公也需要打电话去考勤。当有无性描写，写不写，写多少都是一种规定(页46)，当原本的闺阁秘事成为公式化的规定，而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也就将政治任务触角无限伸展。显然，王小波借此强烈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异化性。
2．经济政治绑架性爱。王小波在《未来世界》自序中指出，“至于说到知识分子，我以为它们应该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见解与常人是不同的。”(《白银时代》，页64)而在小说《下篇我自己》中，由于“我”犯了“直露”和“影射”错误而被吊销所有执照，而且被逼为单位随意安置，随意搭配。而小说还指出，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在于性“自由”的错误，不难看出，公司对性的严格监控。
同样被监控的还有男人的性爱，比如公司派女人F来陪伴其实是检查男主人公。耐人寻味的是男主人公在性爱方面的变迁。被安置初期，因为想不开而没有性欲，渐渐地和F疯狂做爱；尤其知道她不是鸡后，对她尤其“性欲勃发”。中间他在出版署工作的师妹因为遭他牵连也被安置，临走前，他和她做了爱，因为她要去的地方连男人都没有。
而渐渐的，他已经逐步改邪归正了，能够适应公司的安置和提升，最后得回了自己失去的东西——优越的物质生活，甚至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很可能已经‘比’掉了。”(“比”是指性欲减退，或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倾向)从这个可以预见的结局中，王小波批评了政治对性爱等精神自由的控制与捆绑。
当然，其中的公司也可隐喻为政府，而合同、规定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化控制工具，而王小波恰恰借此打人规训内部及其外在表现与悖论，同时加以稀释并借此反衬其偏执。
当然，政治的强势操控未必全部奏效，《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转化成兴奋剂。比如，每次出斗争差回来，作为“破鞋”的她都性欲高涨(页44)。这当然是对政治的调侃和反讽。
结语：王小波以性爱来挥洒人性，批判道德以及意识形态规训的逻辑谬误和强势异化，的确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他对性话语形塑的方式进行考古，披露其中的人为性和权力因素，政治、经济、道德、意识形态等等，的确发人深省。
有论者看到王小波小说中性的功用：1性话语解释了“文革”期间的社会权力关系；2性是弱势群体抗争霸权的有力武器。①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王小波性话语被强调过程中的暴力倾向，也即，在批判和揭露其他规训对性的暴力时，王小波也顺带强化了这种暴力；同时，性也可能因此被过分强调，而有些时候，单纯借性并不足以实现解构规训的合法建构，这种倾向在《青铜时代》中体现更明显：无论是《万寿寺》，还是《红拂夜奔》，虽然王小波的重写方式令人觉得有趣、新颖，但结构和意义的重设上似乎因此而显得单薄，有些时候也显得牵强。
而通读王小波的小说，其叙事套路，甚至某些情节的设置也有渐渐进入俗套之嫌，在短篇小说集合后来的长篇书写中，有些情节在细节上都不乏重复之处。我们可以说，成熟期的王小波在想象力上并没有真正突破自我。
但不管怎样，王小波毕竟是90年代文坛上的异数，哪怕缩小范围，将其置于知青文学的潮流中，他仍是独特的，因为他呈现了“真正的穿越历史的具有生存本体论意义的反思。”②他的性话语尤其可以显现出其长篇独特的叙事野心、机心、童心和智慧。
关键词 王小波 性话语 规训 悖谬 激情
作为“文坛外的文学高手”，王小波(1952－1997)生前身后所引发的热浪以及现象无疑耐人寻味，比如其不断经典化和过分“象征化”(判断的不正确性和意指范围的无限广阔)的过程。①尤其是，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丰富奇诡的想象力，幽默洒脱的笔触以及惊世骇俗的性书写等等而引起热烈的讨论。
王小波曾经颇有体会的指陈国人批评文学的道德倾向，“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是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②而面对王小波小说中屡屡可见的貌似粗俗的性描写，这种皮相的道德评价似乎更顺理成章，甚至一再引起误读。而实际上，据王小波自己所言，写性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③，他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④
目前有关王小波性描写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比如1探讨生的三重意义：性与爱关系的再解释，性对专制和压抑的反抗，性作为人之存在⑤；2强调要从性差异的角度解读性和权力的复杂关系⑥以及性的颠覆意义⑦；3强调要回归性本身⑧，或借“性”研究人存在的寓言⑨等等。
上述研究多能新人耳目，增益我们对王小波性主题实践意义的认知。当然，也存在可拓展的论述空间，比如，如何系统地考察王小波小说中性话语(sexual discourse)被形塑的过程及其悖论，以及压制中可能的权力过度反弹等等论题。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王小波如何通过性话语来探寻规训与激情的张力关系。更具体一点，他如何利用性话语探勘规训中的悖谬：道德逻辑的谬误，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如此，他同时也探讨了性作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生态意义及其可能弊端——性话语是否又成为一种去蔽过程中的新型权力话语?
一、性话语谱系：戏谑中的原生态连缀
王小波对性话语的功用其实有着深刻的认知，在《革命时期的爱情·序》中他就指出，“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我要说的是，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①或许是基于对性爱形塑／推拉的质疑与相关话语的深刻体认，王小波在性话语呈现谱系上也有其独特的位次与姿态。
(一)谱系中的“这一个”。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书写中，性描写充当了一面鉴照世事变迁的镜子，其中错综复杂、姿态万千、五味杂陈的性表征无疑引人注目：或者是被妖魔化，乃至剔除的他者(如样板戏)；或者是被高度纯洁化的过滤物(如“十七年文学”中的实践)；或者是苦难的拯救(如1980年代初期的某些书写，张贤亮等)；或者是到了90年代以来的汪洋恣肆(个人隐私细描、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作为90年代的异军突起者，王小波性描写呈现出别致的话语实践。有论者指出，“在王小波全部小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性爱元素，也对其黑色幽默有重要影响，撇开人物之间的虐恋关系不说，故事主人公在磨难中遭遇性爱本身就成为主人公对灭绝人性的黑暗时代的嘲笑，给原应是悲剧的社会冲突涂上了厚厚的喜剧油彩。”②
1．黑色幽默。王小波自言，“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③从整体风格／基调上看，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语可视为一种黑色幽默。与王朔的表面正统实则一点正经也没有的反讽／解构风格相比，王小波的反讽背后有着坚实的意义支撑，如，批评色厉内荏的伪善道德、稀释意识形态的浓度等等。但王小波的性话语自有其勃勃生机，它是轻松的、戏谑的，甚至有时夹带有别致的抒情和诗意。如《黄金时代》中那首短诗“走在天上／走在寂静里，而阴茎倒挂下来”就耐人寻味。④
但同时，王小波机器和无所不在、刻板伦理道德的束缚等等，所以王小波往往既是务实的，又是蹈虚的，他将现实中不合理的实践逻辑放在性(人性)的检测仪上考察，以解放了的物质(性)去抵抗精神的压制以及具体事件的操控。引人注目的是，王小波却往往能举重若轻，既讲求小说的好读，同时也兼顾背后的智慧⑤，将这些化为荒诞和粗疏，甚至是“狂欢文体”⑥，指斥其中的悖谬与荒诞不经。
2．挥洒人性。有论者指出，“作者借‘性’人手，来反思特殊年代的人性到底是否因历史的特殊而有所改变，从而廓清是时代历史影响着人的命运，还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影响着人的命运(在这里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整体)。”⑦逻辑悖谬的背后，人性的复杂性也由此可见一斑。在我看来，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语最终指向了人性的张扬和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本身包含了正反两方面。一个层面是，王小波以性话语为中心，直面其中诸种规训的悖谬，比如戳穿道德逻辑谬误，从性压抑反衬出人性的扭曲和变态，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老鲁和王二之间怪诞的逃避与追捕关系，彰显出集体病态政治热情之下个体的被异化，自己性本身的压抑导致了对他人隐私的窥探和自由的干涉。所以，王小波“以其独特的狂欢式叙述凸现了高贵的人性的力量，并对罪恶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讽。”①同时，他也不断稀释乃至消解规训，从而反衬出强势意识形态内在的偏执。
而另一个层面，则体现了王小波对性的正面的树立。如李银河所言，“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②性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凝结，或者是本能，或者是人性的某种或许丑陋的原生态；而其次，它也是一种精神需要和成长的必然，在“性”和“爱”之间隐隐然有一种内在转换，尽管先后次序有别。比如《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之间的关系就呈现了一种复杂的缠绕：莫须有的“破鞋”罪名使得性被扭曲和妖魔化，它慢慢得以成为一种试验、交流，或者是治病的工具，或者是习惯，到了最后，在陈 清扬那里，在交代材料中，她将被贬低的物质的性化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不难看出，王小波的性话语书写其实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人性的一种原生态，尽管这种原生态的建立往往需要克服内外对它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制。王小波以一种貌似粗俗的表面的内在优雅、深刻的想象确立了他在该谱系上不可替代的位次。
(二)性话语谱系与指向贯穿。李银河在评价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时指出其中隐含的时间逻辑顺序，“这个逻辑顺序就是：《黄金时代》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白银时代》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青铜时代》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③以此作为引导解读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固然是提纲挈领，令人眼前一亮，但若以此来检视其中的性话语，则需要更认真的考量。而实际上，其中的性话语指向有相当的集束性和主线贯穿——性与各种强加搏斗的过程。换言之，“他所书写和戏仿的并非一段特定的历史，他所拒绝和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本身。”④ 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语是体现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性史》中核心精神的绝佳中文范例：比如性取向如何从多元走向相对单一，权力等因素如何渗透其间等等。⑤
大致说来，《黄金时代》中更多呈现出性与爱在道德监控下的变异，王小波通过重新诠释性与爱的关系来彰显性的可能美好。如《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以性击溃了破鞋说，以爱击败了偷窥狂和材料政治；《革命时期的爱情》中，x海鹰却违背了自己的“强奸”理论而性交；同样，《我的阴阳两界》中，性却可以治疗阳痿。
《白银时代》⑥中更多是以奥维尔(GeorgeOrwell，1903－1950)《一九八四》的方式预设了未来时代中性的被钳制以及操控。比如《白银时代》中，在貌似有多种性爱可能的社会，性却被异化；《未来时代》下篇《我自己》中，“我”和监控女人之间的“性”其实也是一种“战争”，等到“我”恢复以前的地位和物质时，自由而危险的性也没有了；而在《二·一五》中，正是在对小舅奇异艺术才能的压制过程中，小舅的画却凸现出其迷人的性魅力。
《青铜时代》作为故事新编体小说⑦，表面上看，只是重写老故事，而实际上，性却是其中最蓬勃和迷人的原动力。作者恰恰是通过书写“鸡巴的历史”重新还原可能本真的性爱，而王小波要解构的是“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红拂夜奔》，《青铜时代》第273页)。所以《万寿寺》中，他更突出了英雄的欲望如何化为鸡巴的欲望，老营妓和小营妓也是主角；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富有体力和活力，也是床上英雄——他有一杆“大枪”。所以，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王小波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态度，他毋宁更强调艺术真实。“对于王小波来说，历史是否真实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透过历史的雾霭去探查艺术的真实。”①
《黑铁时代》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也不乏对性爱的精彩洞见，如《2010》中，王二阳具的特异之处，说服阳具的“同志，你振作起来!”立正、稍息等口令都可让它做出不同反应。这无疑折射出王小波对植入了性的时代政治的幽默影射和批判。尤其是小说《似水柔情》更是开辟了书写领域，通过警察小史和同性恋阿兰的关系变迁(比如施虐和受虐之间的关系流动)来说明同性恋因素的潜伏及其可能，而小史恰恰曾经是同性恋最坚定的反对者。
不难看出，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性话语的指向其实大致是一以贯之的，而其中在批判精神与弘扬人性上更是相通的。整体而言，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中相对集中的展现了性话语及其发生场域，故本文下面的例证也主要以此两书为中心。
二、直面规训：戳穿道德的逻辑谬误
规训的面孔总是多种多样的，道德，政治，意识形态，暴力，权力网络等等互相连缀又各不相同。而王小波对规训的态度同样也是分层的，他曾经不无嘲讽意味的指出，“在二十一世纪，最具危险性的是信息。做爱这件事，除了纯生物的成分，就是交流些信息。爱抚之类全是堕落的信息，带有危险性。中外格言则是些好的信息，但对勃发没有助益。”(《黑铁时代》，页394)毋庸讳言，他对道德给性爱的监控错位持有趣意见。
(一)“破鞋”及其他道德逻辑的谬误。当以性直面道德的时候，王小波的对策不仅是嘲讽，他更进一步，努力揭穿其逻辑悖谬。我们不妨以《黄金时代》为中心加以阐发。王小波对革命时期的性爱有着精彩评价，比如，“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革命的性爱，起源于革命青春战斗友谊；有不革命的性爱，那就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阶级敌人的引诱，干出苟且的事来。”(页344)比如小说中的x海鹰在和帮教分子做爱时仍然穿着红内裤以示童贞，其中的道德悖论(既排斥又得进入)可谓溢于言表。
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破鞋”说。“破鞋”在《黄金时代》小说中出现过两次，却彰显出迥异的指涉。在《我的阴阳两界》中，提及淫荡的大嫂“一贯搞破鞋”：年轻的时候和苏联专家有不正当关系；和大崔结婚又给后者戴绿帽子；又和李先生幽会。所以，这里的破鞋指的是和“公共汽车”类似的性隐喻。或许略为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大嫂却经常是情真意切的，甚至是屡屡甘愿牺牲性命的爱上谁，结果却依然健康长寿。
而在同名作《黄金时代》中，“破鞋”显然远比一般意义复杂，它不仅仅成为贯穿情节的一个典型意象，也凝结了规训层面之道德的某种逻辑。这其中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规训道德层面，另一个是陈清扬／王二层面。
在规训层面中，年轻貌美的陈清扬被视为破鞋，她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却不能；后有传言她和王二搞破鞋，然后，他们真正的发生了性关系，王二成了她的野汉子后，却没人再称她为破鞋。所以。仔细考量“破鞋”话语，它更是非常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想象/意淫，貌美而不同的尤物肯定是破鞋，而当她明火执仗跟人性爱频频时，这种想象在现实面前却无影无踪了。所以，陈清扬也说，“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页22)所以，其中的道德逻辑不只是悖谬，而是颠倒黑白。
而到后来，农忙时候的出“斗争差”活动——斗破鞋，又认定了陈清扬的破鞋身份，因为她白，而且漂亮，可以更好的娱乐大众。当然他们也被要求她和王二不断写交代材料，缕述做爱细节，从而来满足道德维护者的窥淫欲。小说结尾提及他们逃脱了不断交代命运的原因，其中也悖论重重——有一次在被王二架在肩上打了两下屁股的陈却爱上了王二，在交代材料中她坦陈她做爱是因为喜欢，而不只是做过。由性而爱，再由爱而承认道德层面界定的“性”，这种坦率让卫道 者无计可施。
而陈清扬／王二层面的逻辑显然不同，以破鞋为切入点，他们最初将性爱视为研究彼此生理结构，敦伟大友谊的操作，相当简单、纯粹，而此时权力往往是被拒斥的，甚至，性爱也成为在寒冷的山上取暖治病(治疗感冒及其他)的方式。对他们而言，性爱渐渐成为人性常规中的插曲，有娱乐性，也富含情感，甚至成为一种爱。而在此中，也是意味深长，沉醉于性爱中的陈一开始并无罪恶感，因为她无知，不懂得罪恶；当她真正爱上王二时，她却承认了卫道者认为的一切“罪孽”，因为她懂得了爱。这种在寒湿的环境中相互依偎回归自我的性爱，颇有些“性爱乌托邦”①的意味。
不难看出，这两个层面的逻辑在交集上往往是背反的，在道德规训和性爱的朴素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张力。当然，王小波也非常巧妙的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陈清扬的形象，她相对简单纯粹，所以让这种张力结构显得合情合理。整体而言，“王小波从毫无诗意的世界中找出诗意，从荒诞性世界中挖掘出合理性，他找到了生命与存在的独特意义。”②
(二)成长的激情与悖论再现。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对性爱有相当精辟的看法，“既然人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到了一定岁数就想性交，上了会场就要发呆，同属万般无奈；所以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黄金时代》，页244)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尽管描述的是非常独特的革命时期，王小波仍然展现出成长的激情以及再现道德逻辑的悖谬。
比如，小说描写男性发育中的梦遗现象——“湿被套”，往往被卫道者赋予“脏”的指示，而却成为主人公悲观主义的起源(页266)；而在发育中的男主人公在不得不面对自己思想的监控者x海鹰，同时又缺乏其他异性的情况下，这种激情在得不到合理引导和释放的过程中难免会被扭曲，所以他往往想象自己强奸x海鹰(页275)，甚至在梦中也有类似场景(页288)。同样，年幼的他在文革中和参加武斗的颜色女大学生却也未能性交，虽然有身体亲密行为和机会。悖论的是，帮教者和被帮教者却终于发生了关系；而被帮教者发现，具有充分合法性的帮教者x海鹰却不是一个处女(页350)，然而她却用种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童贞”(穿红色内裤)和革命性(想象被人强奸)。但正常的成长激情终于击碎了道德的面具，同样也戳穿了伪善的革命逻辑。
饶有意味的是，王小波在这篇小说中，还通过书写不同的性交反证出性爱作为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必然和可能原本的美好。比如，“我”和x海鹰突破帮教关系之后性交时的热火朝天和经久不衰。而更有深刻意味的则是写他和老婆的性爱，比如，在美国时期的随性而性，高速路上的“坏坏”(页326-327)，甚至在英国的乡间树林里也不忘“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页287)，当然其中不乏刺激和惊险。恰恰通过这种方式，王小波强调了性爱的自然、和谐与美好，而这无疑又痛击了道德逻辑对人生激情的扭曲与异化。如人所论，“王小波笔下的性，是寻常性，是无师自通、不学有术，既不可阙如又自然自限的性。”③
三、稀释规训：反衬意识形态的偏执
毋庸讳言，革命与性爱往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如影相随的组合体，而在革命和性爱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神似的内在关联和丰富悖论①，比如欲望乌托邦、刺激性、神秘性等等。泛言之，作为规训另一层面的意识形态显然也是王小波的清理对象。比较而言，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更务实的采用隐晦的反衬方式加以稀释。
革命与性爱的结合往往会产生一种可能的暴力倾向，不必说，意识形态也会形成一种独特压制或对性的有效监控。当然，出于强势监控的需要，这种暴力有时也会指向自己和历史。而王小波恰恰通过性话语反衬出意识形态的偏执及其机制，“王小波以超出常人的智慧，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包围，对性进行去蔽还原，解开覆盖于历史之上的文化代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王小波看来，性爱关系、性爱场景实际上便是一个微缩的权力格局，一种有效的权力实践。”②
(一)自我强暴式的性话语。性话语的诞生往往伴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因此打上了烙印，甚至这种无所不在的暴力也指向了自我。《革命时期的爱情》则非常雄辩的例证了这一点。
1．“强奸”视野中的被强暴式牺牲。饶有意味的是，帮教与被帮教者之间在性爱关系上因了性别和理念的不同而显得遽然复杂起来。在女团支书x海鹰那里，一切性关系都是强奸，男人都是强奸犯。所以和她发生关系的男主人公就成了“不自愿的强奸犯”，而“她是一个自愿被强奸的女人”。
在这种视野下，作为革命者／政治代表的她就巧妙的将自己的“思淫欲”化为一种革命牺牲，她被坏分子强奸了，就好像仇恨导致的势不两立的双方一样，恰恰是通过大力状写对方的残暴才可以显现自己的充分合法性。显然，这种假公济私的性爱被帮教难免有一丝伪善。 2．意识形态强暴／造假。如人所论，“刑罚和性是权力到达躯体的两个中介，权力通过对躯体的惩治、虐打、戕害和对躯体最隐秘部位性的征服来达到对个体的‘自我’思想的征服，躯体的形象在酷烈的刑罚中得以强烈凸现。”③
在海鹰被形塑的过程中，性话语同样也可成为麻痹自我的工具。某教导员的“忆苦”报告由于要加深人们对凶恶敌人的印象，所有的性爱关系都被命名为强奸，而非“性交”，甚至为了政治需要，他还要添油加醋绘声绘色描绘自己的女性亲戚如何被日本鬼子残忍奸杀，甚至连细节都栩栩如生。这其中的自我强暴倾向显而易见。为了让自己赢得荣耀，而不惜借贬低自己的亲戚来夸大日寇的凶残，从而获取更大的自我荣光。性话语如此被复杂制造可谓发人深省。
或许，小说中还存有更复杂的表现，从机修师傅被抓做日军伙夫往日本侵略军的饭里射精不惜肾亏抗日，到作为美国高校研究生对老板的性符号反抗，将文件名编为caonimal(考你妈1)，王小波以其惯有的幽默并举却又神离了事件，同时借此消解了宏大意识形态的一本正经。当然，和坏分子去公园抓野鸳鸯的遭遇也可反映出性爱与政治的另类纠缠：毛主席逝世后一对男女哀恸过度，只好借性爱来疏解压力，王小波指出，“在革命时期，总有人在戏弄人，有人在遭人戏弄。”(页238)其中的操控关系可谓一言难尽。
(二)强势权力的异化性。王小波通过不同时代，甚至是世代性爱的位次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势与偏执，它甚至带有相当的异化性。而在《白银时代》中，这种特征相当明显。
1．被强行收编的私密。《白银时代》中，身在写作公司谋事的他在回忆他和女老师的感情故事时却相当别致，我们当然可以将作者多次含糊其辞过程不一的性书写视为虚构的策略，但可能 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恰恰是在这种现象中，人们才可能获得某种有关性爱的丰富与原初的体验，认知。
而在其公司内部，成年力量间的交媾却被异化成统一规定的生活。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做爱≠夫妻生活。前者是主动的，而后者则是被迫的。所以当公司领导信口雌黄“要会工作，也要会生活!今天晚上回家，成了家的都要过夫妻生活……”(页43)以后，成年人因此被迫过生活，而更荒诞不经的是，作为未成家的男主人公也需要打电话去考勤。当有无性描写，写不写，写多少都是一种规定(页46)，当原本的闺阁秘事成为公式化的规定，而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也就将政治任务触角无限伸展。显然，王小波借此强烈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异化性。
2．经济政治绑架性爱。王小波在《未来世界》自序中指出，“至于说到知识分子，我以为它们应该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见解与常人是不同的。”(《白银时代》，页64)而在小说《下篇我自己》中，由于“我”犯了“直露”和“影射”错误而被吊销所有执照，而且被逼为单位随意安置，随意搭配。而小说还指出，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在于性“自由”的错误，不难看出，公司对性的严格监控。
同样被监控的还有男人的性爱，比如公司派女人F来陪伴其实是检查男主人公。耐人寻味的是男主人公在性爱方面的变迁。被安置初期，因为想不开而没有性欲，渐渐地和F疯狂做爱；尤其知道她不是鸡后，对她尤其“性欲勃发”。中间他在出版署工作的师妹因为遭他牵连也被安置，临走前，他和她做了爱，因为她要去的地方连男人都没有。
而渐渐的，他已经逐步改邪归正了，能够适应公司的安置和提升，最后得回了自己失去的东西——优越的物质生活，甚至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很可能已经‘比’掉了。”(“比”是指性欲减退，或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倾向)从这个可以预见的结局中，王小波批评了政治对性爱等精神自由的控制与捆绑。
当然，其中的公司也可隐喻为政府，而合同、规定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化控制工具，而王小波恰恰借此打人规训内部及其外在表现与悖论，同时加以稀释并借此反衬其偏执。
当然，政治的强势操控未必全部奏效，《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转化成兴奋剂。比如，每次出斗争差回来，作为“破鞋”的她都性欲高涨(页44)。这当然是对政治的调侃和反讽。
结语：王小波以性爱来挥洒人性，批判道德以及意识形态规训的逻辑谬误和强势异化，的确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他对性话语形塑的方式进行考古，披露其中的人为性和权力因素，政治、经济、道德、意识形态等等，的确发人深省。
有论者看到王小波小说中性的功用：1性话语解释了“文革”期间的社会权力关系；2性是弱势群体抗争霸权的有力武器。①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王小波性话语被强调过程中的暴力倾向，也即，在批判和揭露其他规训对性的暴力时，王小波也顺带强化了这种暴力；同时，性也可能因此被过分强调，而有些时候，单纯借性并不足以实现解构规训的合法建构，这种倾向在《青铜时代》中体现更明显：无论是《万寿寺》，还是《红拂夜奔》，虽然王小波的重写方式令人觉得有趣、新颖，但结构和意义的重设上似乎因此而显得单薄，有些时候也显得牵强。
而通读王小波的小说，其叙事套路，甚至某些情节的设置也有渐渐进入俗套之嫌，在短篇小说集合后来的长篇书写中，有些情节在细节上都不乏重复之处。我们可以说，成熟期的王小波在想象力上并没有真正突破自我。
但不管怎样，王小波毕竟是90年代文坛上的异数，哪怕缩小范围，将其置于知青文学的潮流中，他仍是独特的，因为他呈现了“真正的穿越历史的具有生存本体论意义的反思。”②他的性话语尤其可以显现出其长篇独特的叙事野心、机心、童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