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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成员之一。长征前夕，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随红五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途中，陈云还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
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当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些细心的人发现，陈云突然消失了，长征队伍中再也见不到陈云的身影，即便是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于是，部队里就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那么，陈云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接受神圣使命的绝密行动
原来，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的中共党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多数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但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惟一的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已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也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之后，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合适呢？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而是在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后，才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的。
为了使陈云能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的离开，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陈云本人也未告诉任何人，只是临走前委托当时作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
此时此刻，陈云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战友们分开，他确实舍不得，大家自从离开江西苏区后，患难与共，一路拼杀，血战到现在，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而今却要分别了。但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央的决定高于一切。陈云抑制住内心的情感，毅然脱下军装，换上一套老百姓的衣服，只身悄悄离开了长征队伍。
临行前，刘伯承写了两封亲笔信，托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赶赴上海。之后，陈云还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的经费，他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的瓶胆下面。
如果说长征中时刻有生命危险的话，陈云接受这一使命，其凶险程度丝毫不比长征逊色。单就离开四川来说，就是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
在四川，陈云人地生疏，又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落入敌手。
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党组织特地安排了既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他出川(席懋昭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灵关小学校长)。同时，还为他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离开长征队伍，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再奔成都、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军，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他浑身是泥，慌慌张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此人原是荥经县的一个地主，当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县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经过荥经。于是，红军便把他押往灵关村，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村后，再有意让他逃跑。见这个教育局长已赶上来，席懋昭就主动与他搭话，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便讲了自己的实情。于是他们三人“决定”结伴同行去荥经。这个教育局长与这一路上的民团很熟，因此有他同行，所到之处民团都很客气地放行。第二天，他们便顺利地到达荥经。
之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他对商人这个行当比较熟悉，满口行话，加上他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席懋昭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人又非常机智。因此，他们二人顺利地通过了雅安，几天后平安到达了成都。
当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十分惊讶，一方面佩服陈云的勇气，同时也为陈云的安全感到担忧。他告诉陈云，这里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于胡先生的难处，陈云是能理解的。当时，蒋介石惟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增加了岗哨，整个成都戒备森严，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看在成都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了成都前往重庆。
在成都停留时，陈云曾在成都的报纸上刊出一则《廖家骏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以此表示自己已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
在重庆，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并在他家住下。刘伯承的母亲问长问短，全家热情招待陈云。10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
在重庆与席懋昭分手后，陈云坐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但是，此时的上海与以前大不相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3次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因此他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还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章秋阳立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不料有一天，陈云与一位来找章秋阳的人不期而遇，这个人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员，与陈云相识。为了安全起见，陈云马上更换了住处，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之后，陈云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同时又顺利地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并通过她们很快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
安顿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被捕，形势已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当中很多是从中共投靠过去的，他们都认识陈云，而且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他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位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据陈云的子女在《陈云家风》中写道，陈云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他们对于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均感到焦灼不安。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暂时难以立足，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
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乘上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尽管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却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也于8月下旬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因此陈云的到来，使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非常兴奋。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国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
谈到第一阶段时，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这一阶段，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了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紧接着，陈云又详细介绍了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娄山关、强渡乌江与大渡河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之后，他着重指出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三个基本特点，就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在莫斯科期间，陈云还多次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博古、李德等人执行“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对遵义会议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
陈云自豪地向共产国际介绍：“当然，我们的党也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得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
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对当时很长时间没有直接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在以后同张国焘的斗争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较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陈云的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不仅如此，陈云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长征。他在上海逗留期间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巧妙地运用假托的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用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由于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陈云将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读了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只有短短的3万字，但写得通俗自然、真实可信。
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向世界宣传长征的人，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6年3月，巴黎的《全民月刊》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还早将近半年的时间。因此，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第一人。
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当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些细心的人发现，陈云突然消失了，长征队伍中再也见不到陈云的身影，即便是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于是，部队里就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那么，陈云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接受神圣使命的绝密行动
原来，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的中共党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多数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但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惟一的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已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也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之后，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合适呢？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而是在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后，才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的。
为了使陈云能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的离开，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陈云本人也未告诉任何人，只是临走前委托当时作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
此时此刻，陈云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战友们分开，他确实舍不得，大家自从离开江西苏区后，患难与共，一路拼杀，血战到现在，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而今却要分别了。但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央的决定高于一切。陈云抑制住内心的情感，毅然脱下军装，换上一套老百姓的衣服，只身悄悄离开了长征队伍。
临行前，刘伯承写了两封亲笔信，托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赶赴上海。之后，陈云还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的经费，他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的瓶胆下面。
如果说长征中时刻有生命危险的话，陈云接受这一使命，其凶险程度丝毫不比长征逊色。单就离开四川来说，就是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
在四川，陈云人地生疏，又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落入敌手。
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党组织特地安排了既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他出川(席懋昭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灵关小学校长)。同时，还为他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离开长征队伍，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再奔成都、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军，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他浑身是泥，慌慌张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此人原是荥经县的一个地主，当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县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经过荥经。于是，红军便把他押往灵关村，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村后，再有意让他逃跑。见这个教育局长已赶上来，席懋昭就主动与他搭话，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便讲了自己的实情。于是他们三人“决定”结伴同行去荥经。这个教育局长与这一路上的民团很熟，因此有他同行，所到之处民团都很客气地放行。第二天，他们便顺利地到达荥经。
之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他对商人这个行当比较熟悉，满口行话，加上他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席懋昭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人又非常机智。因此，他们二人顺利地通过了雅安，几天后平安到达了成都。
当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十分惊讶，一方面佩服陈云的勇气，同时也为陈云的安全感到担忧。他告诉陈云，这里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于胡先生的难处，陈云是能理解的。当时，蒋介石惟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增加了岗哨，整个成都戒备森严，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看在成都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了成都前往重庆。
在成都停留时，陈云曾在成都的报纸上刊出一则《廖家骏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以此表示自己已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
在重庆，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并在他家住下。刘伯承的母亲问长问短，全家热情招待陈云。10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
在重庆与席懋昭分手后，陈云坐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但是，此时的上海与以前大不相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3次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因此他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还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章秋阳立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不料有一天，陈云与一位来找章秋阳的人不期而遇，这个人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员，与陈云相识。为了安全起见，陈云马上更换了住处，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之后，陈云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同时又顺利地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并通过她们很快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
安顿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被捕，形势已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当中很多是从中共投靠过去的，他们都认识陈云，而且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他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位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据陈云的子女在《陈云家风》中写道，陈云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他们对于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均感到焦灼不安。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暂时难以立足，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
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乘上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尽管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却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也于8月下旬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因此陈云的到来，使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非常兴奋。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国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
谈到第一阶段时，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这一阶段，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了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紧接着，陈云又详细介绍了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娄山关、强渡乌江与大渡河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之后，他着重指出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三个基本特点，就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在莫斯科期间，陈云还多次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博古、李德等人执行“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对遵义会议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
陈云自豪地向共产国际介绍：“当然，我们的党也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得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
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对当时很长时间没有直接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在以后同张国焘的斗争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较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陈云的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不仅如此，陈云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长征。他在上海逗留期间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巧妙地运用假托的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用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由于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陈云将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读了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只有短短的3万字，但写得通俗自然、真实可信。
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向世界宣传长征的人，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6年3月，巴黎的《全民月刊》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还早将近半年的时间。因此，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第一人。